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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幢佛学研究所·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

发布日期: 2016-11-21 浏览量: 1,820 次浏览

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净因法师

在国外求学多年，偶尔也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会议，时常有充当翻译的机会。国外友人经常以某某教授、博士、研究员、硕士及讲师等头衔作自我介绍，相比较而然，不管有多少中国出家人在埸，他们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以‘某某法师’作自我介绍。诚然在中国的古代，欲获得‘某某法师’这一荣誉并不容易，然而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教育体系如此发达的今天，在大型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上，我们的出家人别无选择，而只能以‘某某法师’来作自我介绍，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历史的悲哀，应引起人们的沉思！

俗话说，冰冷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今天中国佛教的现状也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佛教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只能用多灾多难来描述；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思潮逐步兴起，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佛教也不例外；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发展，以文化大革命为其顶峰，传统文化遭到彻底的否定，佛教因此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九八零年，鉴真大和尚像得以顺利地回国探亲，这一活动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全面恢复。二十年来，中国佛教顺利地走过了落实政策、修复寺院、解决寺院管理和加强寺院管理等四个过程。一九九二年一月，在上海招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及时提出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兴办佛教教育、提高四众素质的策略，抓住这攸关佛教命运的关键而力图予以解决。在赵朴初会长之再三强调培养人才为佛教头等大事的呼吁下，全国佛教界纷纷集中人力和物力兴办教育。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四十多所佛教院校，培育了数以千计的佛教人才，初步解决了佛教界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为绍隆佛种、弘法利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佛教教育的现状，xc法师总结为一少二小三低：少，佛教院校培养出来的学僧数量少，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小，是院校规模小，学院校投入小；低，是生源素质普遍比较低，教学素质低，教学质量低。总而言之，佛教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无法与社会大学教育接轨，更谈不上与国际佛学研究接轨了。因此以“某某法师”作自我介绍本身或多或少反映了目前中国佛教的弱点－佛教教育体制尚待完善，佛学研究水平尚未达到国际水准。

综观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近百年来，佛教研究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先后成立了十所佛教大学。后起之秀的台湾地区甚至己拥有五所自己的佛教大学。此外韩国、泰国、斯里兰卡和缅甸都有自己的佛教大学，并授予相应的学位。西方人研究佛教的历史并不悠久，只有短短的一百年，然而发展速度之惊人，其研究成果之丰富，不得不令东方学者刮目相看。相比较而言，自古以来号称佛教大国的中国，本有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可今天连系统的佛教教育体系尚待建立，更谈不上办佛教大学了。长此以往，跟不上时代发展之潮流是小事，中国佛教在国际性佛教舞台上的影响力及生存空间也许会越来越小，这无疑对继承和发扬国际友好交流这一佛教的优良传统是一大挑战，更不利于正法久住。

时值新世纪之始，为了贯彻赵会长“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的指示，在目前创办中国佛教大学因缘尚不具足的情况，西园戒幢律寺创办的“戒幢佛学研究”，是提升当今佛教教育水准切实可行的步骤。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新成立的“戒幢佛学研究所”。换而言之，创办一个研究所固然不易，但要办好它却很难。正因为如此，才有今天诸上善人，俱会一处，共同探讨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出路。把佛教教育与佛教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可见人们对佛教教育重视在程度。

很显然，现有的佛教院校的办学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借鉴。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对佛教化世导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按照目前佛学院的现行教育体制，就显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有识之士纷纷从佛教的教育思想、教制、教材、教学方法以及师资上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佛教教育质量，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想法，对当今佛教教育确实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实情况来，各个佛学院现状之改观并不大，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明显，目前各佛教院校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原因出在哪儿呢？我个人以为，这不仅仅是办学的技术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办学的指导思想。本文在对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进行反思的同时，就如何打破旧框框，突破旧格局，采用新思维和新构思，创办一所不仅能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而且能提高四众素质的研究所进行探讨。

一、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

长期以来，佛教界内部办教育一直被如下两个保守陈旧的办学指导思想所困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人为的制造佛学研究与信仰的对立；
2、以八宗为纲的办学模式严重地制约了佛教教育的现代化。
现在到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1—1、佛学研究是学佛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得读佛学院时，利用假期外出参学，偶尔也会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件。比如，听说是读佛学院的学僧，有极少数寺便不给挂单，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读佛学院的学僧大多不好好修行。到国外读后，有时也会有人问，“你们算是从事佛学研究了，还虽要修行吗？”学佛的人研究佛学是否有点不务正业？这些问题产生的根原是没有处理好佛学研究与学佛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一方面，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强调修行的出家人士认为“学佛”与“佛学”有本质的区别。学佛是效佛所行、修佛所证的行为。他们多讨厌知解，轻视学术研究，视之为形式化，认为只是在佛教的名相上做游戏。另一方面，不少学术研究人员又轻视信仰，把佛教当成纯哲学、纯知识来研究，强调所谓研究的客观公正性。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对佛学与学佛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正确认识与处理好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办要好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前提之一。

诚然，研究佛学并不等于学佛，但佛学研究与学佛之间确有其互动关系。首先，佛学研究是学佛的一个组成部分。佛陀把学佛归纳为闻思修三个步骤，佛学研究应为前两个步骤－闻与思，这是每个出家人都必须实践的。换而言之，学佛以闻思为开端，以修为行动，以悟领正真的佛法为目的。

其次，佛学研究是进入佛门的方便之一。因众生的根机不同决定了学佛的切入点也有千差万别。总的说来，引导众生进入佛门的方便有二，其一由信而入，然便是解、行和证；另一类众生则由研究佛学，由闻、思而理解起信修行。由信入佛法大海故然直截了当，固然是好，但易迷、易退。换句话话，由信而入，入门容易持久难；由理而入，入门难，但一但进入，不迷、不退、能持久。正因为如此，佛陀特强调解理，而非肓信。中国古人常说的肓修瞎练，其意就在于此。

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不同的人，研究佛学的要求和方法也不尽相同。有人运用一般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佛法，偏重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佛教名相、历史、考据等方面，弄清其来龙去脉；有人把研究佛法作为终极目标。以上的方法与目的虽不究竟或彻底，但通过这样的佛学研究，能帮助学佛之人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自有其功用与值价，因此其努力理应得到肯定与认同。更重畏的是无论是教界还是学术界，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佛教的各种现象，就能帮励人们了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种形式的佛教盛衰之因，通过对各种文言经文的研究，也许会帮助学佛者透过某些名相，穷达其佛法之真实义，依之而修证，这才是研究佛法的最终目标。

从这种意义上讲，身为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学员，我以为，不仅要虚心向所有学有专长的佛教者和专家学习请教，而且应该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树立严谨的佛学研究学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佛法之真谛。这是学佛者应有的心胸与情怀！

1—2、突破八宗为纲的办学老套路
五年前，我在斯里兰卡的学习暂告一段落，回到北京。当时中国佛学院正缺少老师，白光法师打算请我到佛学院去讲课，但很快就被否绝了，其理由很简单，“他懂什幺呢？他能教什幺呢？”当时我心中真有点悲凉－在斯里兰卡呆了八年，也算一直接受正规大学的训练，学位也算拿了几个，最后没有人问我这幺多年学了什幺，能贡献点什幺，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否定一切。如果要给这种思维模式加注的话，那就是：八宗之外没有佛法。这种八宗为纲的佛教教育模式起源于唐代，经过历史的弘扬，已根深柢固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在中古时期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八大宗派的出现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是佛教的一种表现形态。

二、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办学新思维

要办好戒幢佛学研究所，所先必须处理好继续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我们应理突破八宗为纲的教学模式，以适合当今实际情况的课题研究来带动研究所的办学。
2－1、处理好继续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继承“要求我们深入经藏，对古德们的学修心得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与整理，找出适合当今现实世界的佛法精神之所在；所谓”发展“，即是把这种佛法的精神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今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模式，协助政府提升社会伦理道德，维护社会安定。继承与改革，好比一个鸟儿的两个趐膀，或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若无对传统的继承，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只谈继承，而无发展，便无法面对现实，适应当代的需要。如果它的发展不符合历史的发展，佛法就会受到威胁，如自十一、二世纪开始，由于印度佛教发展为左道密教、印度教之逐渐复兴，及回教侵入印度，而使佛教消灭殆尽，仅孟加拉一带，仍保有些许佛教存在。十五世纪马来半岛爪哇佛教覆亡、南洋之佛教圈、西域佛教之消失，外教入侵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佛教的表现形式，即教化民众的方法是否也有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之处？

我们要继承什幺？我以为有两方面值得我们去继承：1、佛陀菩提树下悟的法；2、佛教的优良传统。

（1）佛陀菩提树下悟的法
一般人认为，所谓佛法，从广义而言，包含一切法、宇宙万有；从狭义而言，多指佛陀所说之教法，包括各种教理及教义等。

然而从严格义意上讲，这种说法还有值得商讨之处。问题的关键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悟’的法与此后四十五年所‘说’的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佛陀一生说法四十五年，讲经三百余会，收集在大正藏中的就有万余卷经律论典籍，并非佛法本，《圆觉经》称之为标月指，”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金刚经》称之为筏，是引导芸芸众生领悟佛陀所悟证之法，而非佛陀菩提树下所悟之心法本身。佛教通常把佛陀引导众生领悟佛法之方法形容为”法门“，共有八万四千种（即八万四千法门）。

真正的佛法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佛陀在《金刚经》中就明确告诉我们，”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因为真正的佛法必须是通过直觉而悟来，而非用语言来描述。它的传承只能是以心印心。因此释尊于灵鹫山登座，当其拈华默然之际，大众俱不解其意，唯独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世尊乃当众宣言：“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佛教通常把佛陀以心印心传给摩诃迦叶之法称之为真如、如如、如实、法界、法性、实际、实相、如来藏、法身、佛性、自性清净身、一心、不思议界。太虚大师称之为宇宙万法之实实相，是常住真理（太虚大师语）。印顺导师说，”法性、法住、法界‘，就是有本然性、安定性，普遍性的正法。这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时，遍一切法的正法。大而器界，小而微尘，内而身心，一切的一切’都契合于正法，不出于正法，“
总而言之，真正的佛法是不受时、空的限制；超乎国界、种族、地域、文化、历史之种种时空差别相；无外来与与本土之分别，其特点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见《心经》），因此不存在什幺发展。它微妙难明，言语道断，”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因此根本无法从理论上来进行研究或定量分析，只能通过直觉去领悟它。

正因为如此，佛陀深知他所悟之无上胜深之妙法，很难令愚痴、贪爱嗜欲的众生起信修行。因此佛陀悟道后，意欲默然，不为世间说法。在梵天帝释的再三请求下，佛陀根据众生的根性，开始用语言这一功具，权巧方便，”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佛陀将教法授予弟子，弟子们辗转传至后世，所结集之经、律、论三藏内容，教导众生如何剖释宇宙现象、人生真相，示导如何解脱以达究竟安乐之法门。这是”佛教“一词的本意。

根据众生的根性、地域的分割、化文背景的差异等，两千五百多年来，佛陀和弟子们引导众生领悟佛法的方法却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变化。

如果把佛法比譬成水，那幺盛水的容器便如同根机的众生。如果我们把无形无相的水放在不同的容器中，水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容器形状，称之为一怀水、一碗水、一瓶热水、一壶水等；同样，众生的根机如同容器，大小形状不一，在对机施教、契理契机的教化原则下，佛陀和弟子们引导众生领悟佛法的方法亦有种种不同，诸如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五位百法等八万四千法门。所有这一切都是佛法的具体表现形式，而非佛法本身。

当水在不同的气温之下会呈现出气体的水蒸汽、液体水、固体的冰等；同样随着时间的变化，佛教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诸如：佛灭后约五百年内（佛灭后一百年起至公元一世纪），原始佛教分裂为二十部，部派佛教因此而得名。在以后的六百年中（到了公元一世纪至七世纪），大乘佛教急遽发展，大乘分中观、瑜伽二大学派。在最后的六百年中（至十三世纪），印度密教由成立而兴盛。佛教在同一个国家，随着时间的转换而呈现出多采多姿的变化。

当水中溶入红、绿、蓝、黄等不同的颜色时，水也随之呈相应的颜色，被分别称之为红水、绿水、蓝水、黄水等。同样，当佛法遇到不同的文化时，经过相互吸收与融合后，便呈现出带有不同文化色彩的佛教，因而在中国，佛教有十三宗、八宗之别；在日本，佛教的表现形式又与中国不同，最具日本特色的佛教表现形式有平安初期真言宗、鐮仓时期之后的净土真宗、日莲宗以及新创立的阿含宗等；在朝鲜半岛，佛教于佛教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传入后，与当地习俗相融合后，便渐渐脱离中国佛教表现形式，树立朝鲜佛教独特之表现形式，如禅门九山无不源于中国曹溪六祖慧能，然与中国禅宗五派并无关连；在西藏，印度密教由寂护、莲华生、阿提沙等相继传入西藏后，结合西藏的文化，而表现为宁玛派、甘丹派、迦尔居派、萨迦派等。
水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或不同的环境之下被称之为井水、泉水、池水、塘水、溪水、河水、湖水、江水、海洋之水等；同样，佛教在不同的地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南传、北传与藏传佛教，还有西域佛教、西方佛教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尽管水的表现形式因容器、气温、颜色、地理位置等而有千变万化，水的本质相同，从无任何变化。同样，两千五百年来，因众生的根机、时空的变化、文化风习的差异，佛法的表现形式可谓千变万化，纷繁复杂、高深莫测，然而其目的只有一个，正如《妙法莲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开佛知见...示众生佛之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换而言之，无论表现佛法的形式千变万化，但目的只有一个，令众生闻法后，“究竟皆得一切种智。”《妙法莲华经》称之为‘一佛乘’，这种法是永恒的真理，它是无法通过研究或学习而获得，只能通过领悟去体验它。换句话说，在对机施教的原理之下，同样一个法，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千变万化、多采多姿的。如“有漏皆苦＂是三法印之一，但如何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让众生了解这个”法＂，就必须因人因事而有不同的解释。如劳病、伤寒等疾病对古人来讲是至命的，可今天由于科技的发达，这些病已不再那幺可怕了，然而今天的癌症、爱滋病、疯牛病等病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洪水、大火在古代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今天比洪水、大火更可怕的有核辐射、温室效应等；生意清淡会让古人烦闷，而今天股票的下跌会让无数股民寝食不安，痛苦万分。因此，要想使今人了解生命的痛苦，如果仍照本宣科，只讲三苦、八苦、无量诸苦等名相，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必须选用当今现实生活中人们熟悉的事例来讲生命的痛苦，才能引起人们的认同。尽管表现形式不一，内容不同，但目的或效果是同一个，唤起人们了知“有漏皆苦＂这一法印。

同样未来佛学研究的方向，我以为，通过对某种形态的佛教进行研究，找出形式背后所要表达的精神来，然后研究这一佛是否对今天的社会有益，如何才能把这一佛法灵活地运用到当代人的生活中法，这也应该是我们佛学研究所将来研究的任务与指导方针。

三、如何发展

在认真研究之后，我们必须清楚志白明，因受时空的限制，古德在理解一经、一论或某一教意时或多式少带有时代烙印，因此对各家不同的意见应持有严格的批判精神，采用分析、归纳，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其本意。这是佛学研究的第二步。

最后一步是发展，即是把这种佛法的精神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今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模式，协助政府提升社会伦理道德，维护社会安定。继承与发展，好比一个鸟儿的两个趐膀，或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若无对传统的继承，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只谈继承，而无发展，便无法面对现实，适应当代的需要。

如偷盗一戒，偷盗戒是依据当时摩揭陀的法律而制定的，五马砂加，杀头；今天必须依今天的刑法...

3—1、以课题研究带动办学
古代的佛陀、孔子、柏拉图黑格尔等都有一批人围绕某个专题进行持久的研究后，就一定能出成果。

近百年来，本世纪初的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开研究之先河，前者由欧阳竟无所创，其重点是唯识学，其门下有丘虚明、王恩洋、吕澄等人；后者为太虚大师所创，门下有印顺、法尊等人，虽强调八宗平等，但其重点仍在般若。以纯哲学纯思想对佛教进行研究的有熊十力（唯识学），东方美、唐君毅（华严）、牟宗三（天台），胡适以史学来研究禅宗史。以上学者但因缺乏文献学的基础，其研究成果很难在国际上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为国际学者所重视的中国佛教学者有林藜光（以文献学研究的《正法念处经）》）、巴宙（W。Pacho，精通于梵文与巴利文）和法尊（精通藏文）。总的来讲，中国杰出的佛教学者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其学术研究达到国际水平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佛学研究不但不能贬低，而是应受到重视。学术研究的价值应该受到肯定，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吸取日本和西方学者佛学研究的成果。目前佛学研究有成就者大多为两大体系，南京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这说明创办佛教大学或研究所是推动佛学研究极其重要的步骤，它可以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与气氛，使学术研究更有系统与延续性。

今天，学界佛学研究很活跃，有海派、京派、科派北大派等等；而教界研究佛学太少，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要使戒幢佛学研究所有所成，必须走课题研究之路.

a、编写佛教图书目录，建立最具权威性的佛教图书馆
成功之要素：（1）人材，（2）关系－中佛协，（3）专家指导，学科带头人，（4）技术（5）社会需求，（6）成效－培养了人，服务社会，有利于学者，推动佛教弘法等。

b、寺院管理

1、整理古今寺院管理制度的史资，并进行定量分析。

2、找出适合当代的寺院管理经验

采取”三分离＂的原则，即决策权、行政管理权和监控权分离；在组织上实现“四化＂，即民主化、学修一体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等特色．

（1）民主化

僧团制度由佛陀亲手制定，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集会议事制度。在寺院中实行方丈责任制，恢复古老而具有生命力的羯磨﹑布萨制度，增强每位僧众的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民主管理寺院。

（2）学修一体化

”海南僧团“本身既是一个教团，也是一个学院，寺院生活学院化，学院生活丛林化。真正做到学修一体化。

（3）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