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总005：关注道德——6.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释见岸

　　在律典中，有二个例子值得一提。第一例是在《摩诃僧祇律》卷四载：
佛住毗舍离，时毗舍离有一病比丘，婴患经久不治不时差，看病比丘心生疲厌，便语病比丘言：“长老，我看病久不得奉侍和上阿阇梨，亦不得受经诵经思维行道，长老疾病既久治不可差，我亦疲苦。”病比丘言：“当奈之何，我亦患厌苦痛难忍，汝若能杀我者善。”是比丘即便杀之。
此例中，病比丘因难耐病痛之苦，要求照顾他的比丘杀他，佛陀并未对这位病比丘做任何明确告诫，而是对看病比丘严厉呵责，责其有违修行人之身口意行慈，如此做不能长养善法，非法非律，非佛所教。并因此而制戒：若比丘亲手断他人性命，此比丘犯波罗夷不共住（重罪不可悔）。后来又因数例，佛陀再增制戒：亲自手断他人性命，或持刀（或任何方法）帮助自杀者，乃至教唆自杀、赞叹自杀等，这些行为皆犯波罗夷，不应共住。
第二例是《五分律》卷二所记载：
因诸比丘修习不净观故，深入厌恶耻愧此身，其中或有自杀，辗转相害，后索刀绳，或服毒药。佛陀得知，种种呵责：“汝等愚痴，所做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而今云何不忆此法。”呵已，告诸比丘：“若自杀身，得偷兰遮罪。”并以十利为诸比丘结戒。
上例是因病苦，此例则是因为修习不净观法，对色身生厌离心，不耐久活，而有自杀之事。
从此二例中可知，自己结束生命者，为佛不许，而以种种方法协助他人自杀者，更是不可以。以病人而言，虽对自己生命有自主权，但依佛陀的教示，所谓生命的自主，并非决定是否结束这一期生命，而是能决定如何透过作为与不作为，使生命的内涵变得更真、更善、更圆满。结束生命并不会使生命的内涵更圆满，也不可能从此终结一切。况且自己结束生命，依缘起论而言，已经不是“自己”的问题而已。
佛教的生命观，包含了生命的流转与超越。老死只是一期生命的终止，也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生命像是一条锁链，使有情不得不顺着它在无限生命流中流转。唯有解除无明与贪爱的系缚，才能超越生命的锁链，不为所拘。所以，解决生老病苦的方法，是内心烦恼的止息与净化，而非色身的结束。再说，当自杀的行为造作之后，又在自己生命中添加了“伤害生命”的恶业逆缘，减少了超越生命的善业顺缘。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有情界中，因着业力辗转相依的关系，以及三世时间的迁流，自他之间并非毫无关系。《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自己与他人在今世或生生世世的生命圈中，是互为父母的。准此而言，决定用安乐死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结束了他人父母的生命，不仅无法解决自己的痛苦，反而会增加他人的痛苦，严重违背了“慈忍护念众生”的精神。
若是病苦逼身，不能忍受，应当如何呢？《善见律毗婆沙》卷十一有说：
是故有智慧比丘，往看病比丘慎勿赞死，正可说言：“长老持戒具足，莫恋着住处及诸衣物、知识朋友，但存念三宝及念身不净，三界中慎莫懈怠，随寿命长短。”若此病比丘，因语而死，如是因说法死无罪。
由经文中可知，佛陀教法的目的，在于人可以透过精进修持，解除痛苦烦恼，超越生命藩篱。因此，疾病缠身时，在色身上当可不利用高科技的维生设备，延续无意识或濒死的生命；在心灵上不要恋着世间的物质或人事，而内心存念三宝及色身不净，依着平日修持的法门，精进用功。在所余的生命里精勤修持，这才是自主的意义。
反之，如果能超越生死轮回，心中不存任何烦恼，此生命和其他有情将无任何纠缠，换言之，此生命并不构成另一生命的因缘，此时，结束生命并无大过。这在《杂阿含经》卷四十七中有记载：
若有舍此身，余身相续者，我说彼等则有大过；若有舍此身已，余身不相续者，不说彼有大过也。
但是，在所有佛之教法及弟子修持中，这种情形毕竟是极微之数。
值得思考的另一问题是：病人的意愿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就是当末期病患觉得苦痛难堪时，觉得“生不如死”时，如果一旦外在的人事、环境让他感觉温暖与光明时，他会不会觉得生存的可贵？而反认为“死不如生”呢？每个人的想法时时刻刻都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改变，所以即使是赞成安乐死的人，也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例如，澳洲北领地议员Marshall Perron（最初提出安乐死法案的人）认为要有安全措施加以确定病人的意愿，于是规定：要有二位以上的医生及专家评估、书面及口头的申请、三个月的冷静期等，如此即可防范短暂、沮丧或被强迫之情形。美国Oregon州的“尊严死亡法案”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
1、病人要年满18岁；
2、必须是无法治愈的、经合理医疗之判断、六个月内会死亡的末期病患；
3、病人要有口头上或书面上之要求，15天后不断重复口头要求，在第二次要求后，可以撤销之；
4、书面要求必须病人签名，而且有二位不同的证人签名；
5、二位证人必须是：A、不是病人的亲属，B、不能因为病人死亡而拥有财产，C、不是病人接受照顾之机构的所有人、执行者或员工；
6、病人最后一次提出要求和实际下处方之时间至少要间隔48小时；
7、若没有得到病人有意志地授权，而更改或伪造医疗要求，或隐藏、毁灭要求的撤销，而蓄意造成病人死亡的结果，是犯了A级谋杀罪；若对病人给予不适合的影响，而使病人要求医疗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或毁灭要求的撤销，也会被定为A级重罪。
这种种条件，不论是年龄、疾病的认定，病人表达意愿的方式及时间，会诊医生及证人的意见，都是想要明确肯定病人的意愿是坚定的、自主的、正常的、不是受到其他因素所影响的。然而人类有三种特胜——忆念胜、梵行胜、勤勇胜，是超越其他众生的。当病人明了生命的相依相存性，知道每个生命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每个心念、行为都会对自他构成某种程度的影响，有了这个信念后，在内心的那股自觉的道德意识——梵行胜，以及想要突破生命限制的意念难保不会升起，进而引发坚毅的堪忍勇气——勤勇胜，以至于改变了原本想要死亡的意愿。这种转变岂是短短48小时或15天所能评断的。
人既已生，必有老病死之苦。如何解除不能免的病苦，的确是一大挑战。若能够承受苦痛，而且从中显发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生命环环相扣的世间，引发良性循环，这是对自他生命的慈悲。有因有缘才有生命，所以生命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且是互为因缘的。如果对每个接近终点的生命，给予对刚踏入生命之旅的新生命同样的爱与关怀，那么才是对自他生命的平等。所以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未必能符合缘起的意义和慈悲平等的精神。笔者认为，病苦既不能免，死亡也必然会来临，如何减轻病人身体上的疼痛、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以及在心灵上找到一个依靠，使内心升起安详与喜悦，令生死两无憾，这才是病人与家属应该认真、主动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