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幢佛学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僧教育构想

发布日期: 2016-01-30 浏览量: 3,887 次浏览

南京大学哲学系:圣凯法师　

内容提要：首先，我们对目前僧教育的现状进行考察，重点关注佛学院教育的利弊；其次，我们从僧格提升与人格完成、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禅修教育与理论教育、学术研究与弘法教务等几个方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僧教育提出自己的构想，希望能对僧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本文以目前僧教育的现状为基础，结合自身佛学院学习的亲身经历，重点关注二十一世纪的僧教育。

关键词：僧教育　佛学院　禅修教育　学术研究

一、前　言

佛教人才的培养，直接关系到佛教事业的盛衰。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说：“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1］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住持与弘扬，需要清净的僧伽。在印度的佛陀时代，佛陀以其自身崇高的摄受力与感召力，制定僧团的律仪，通过僧团的运作与戒律的奉行对佛弟子进行培养与教育，这是佛陀对僧教育为我们所作的典范。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佛教的高僧大德通过僧制的建设与清规的制定，以师徒关系为纽带，以僧团大众的熏修为基础，将僧团建设与僧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造就了无数的佛教人才。

19世纪末叶，由于禅宗的没落、宗教政策的不当、太平天国的摧残，清代佛教已经衰败不堪，影响式微。［2］大规模的“庙产兴学”运动，使佛教面临毁灭的危险。［3］但是，佛教的改造，在传统崩溃的同时，亦展开了新的开创事业，佛教教育由此被尖锐地而且迫切地摆上了历史层面。近代中国佛教教育的革新，首先肇端于杨仁山居士的“祇洹精舍”，然后由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先生继承而发扬光大，尤其是太虚大师在全国各地创办许多佛学院，成为近代佛教教育的核心人物。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给佛学院的生存带来巨大的困难，佛教教育由鼎盛走向衰退。尽管如此，佛教教育事业担负着为佛教革新源源不断地输送有生力量的使命，从杨仁山到太虚大师，佛教革新事业都是以近代佛教教育为支撑，以佛学院毕业的师生为骨干力量。同时，新式佛教教育还是转换传统的重要环节。［4］

解放以来，特别在改革开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得到复兴与发展，但是其发展模式与规模仍然是沿续着民国以来太虚大师的僧教育传统。但是，在赵朴老等佛教界领导人的努力下，全国佛教界正在向建立起高级、中级、初级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三大语系佛教教育体系方向努力。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纪，随着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人类对精神的需求将会逐渐增大。而佛教在世界文明中将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净化人心、环境保护、慈善救济、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担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5］社会的需求与佛教事业的发展，使我们对佛教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思想、佛教、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方面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佛教工作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虽然说佛教教育是面对四众弟子的，但是目前的主要问题应该倾向于僧教育，僧教育的成败将关系着佛教的存亡。面对新的世纪，僧教育应该走向何方？这是一切有识之士普遍关心的话题。同时，未来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目前佛学院教育的现状如何？它有哪些成就与弊端？二十一世纪僧教育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目前的佛学院教育将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这些问题，都是僧教育不可逃避的问题。笔者以目前的僧教育现状为基础，结合自己的佛学院学习经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希望引起佛教界与关心僧教育的有识之士的共鸣。

二、目前僧教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佛学院的恢复，各地纷纷兴办佛学院，培育了数以千计的佛教人才，逐渐改变了佛教界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为新时代佛教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在评价僧教育的现状时，首先应该肯定佛学院教育的成就，而这一点是目前许多人所忽视的。文化大革命后，佛教的复兴与发展离不开佛学院，其实佛学院已经成为输送人才的重点基地。许多出家人通过佛学院的学习，不仅在佛学上获得了系统的认识，而且文化知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目前佛教界，从事寺院管理、佛教协会的工作、讲经弘法、对外交流等各项佛教事业的出家人，很少不是出自佛学院，这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看到目前的佛学院存在着许多问题。从办学规模上，佛教院校规模太小，以至于在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于佛教发展的需要。在办学质量上，首先，在生源的素质上普遍比较低；其次教学质量低，由于师资的缺乏及不稳定，以至于许多课程只能视老师而定，无法按照教学大纲而进行开课；同时，在教学方法上，仍然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能启迪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无法引起学生进一步学习与研究的兴趣。［6］而在师资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首先，在本身的专业素质上，许多任教的老师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知识还没有经过消化与提高的过程，所以往往照本宣科、毫无新意；其次，在知识的广度上缺乏，因为本身自己学习时间太短，所以造成了对佛法的整体把握与外学知识的不足，因此授课时不能触类旁通；最后，在讲课方法上普遍不规范，由于许多老师本身出自佛学院，没有接受一些授课方法的训练，所以讲课很难生动活泼而吸引学生。从全国佛学院的体系来看，存在着严重各自为政的现象，并没有按照高、中、低三级来进行办学，以至于许多学僧无法受到系统的教育；另外，在课程设置上，各级佛学院并没有侧重，如果一位学僧到另外的佛学院深造，就必须重复地学习，这样便会浪费学僧的时间。目前佛学院在硬件与软件的建设上，还需要非常大的投入。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佛学院的问题归结于佛学院本身，应该归到全国佛教界。虽然，许多佛教界领导人总是不断地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但是在重视程度上根本无法兑现。佛教界可以花许多钱用于修大佛、修庙宇、举办法会，但是却舍不得将百分之几的资金投向教育事业。修建一尊大佛至少花费掉数十亿的钱，这些钱如果用于教育事业，一定会改善佛学院的各种状况。目前佛学院办学大部分是“私人办学”，而教育事业是全体佛教界的事，这样给经费问题的解决带来许多困难。本来佛教的财产是属于三宝物，但是由于各地寺院经济的独立性，所以整体佛教资源没办法整合运用。教育是一种无形、无相、无底洞的投资，佛教界既然重视不够，那么佛学院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同时，在人才使用上，我们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主要在用人机制方面。佛教界长期以来受门派子孙观念、资格辈份观念、对佛学院的误解等方面的影响，不太愿意接受佛学院的毕业生。同时，许多佛教界的青年才俊纷纷到国外深造，而回国者聊聊无几，而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我们佛教界又创造了哪些条件将这些人引进回国内呢？社会上有许多引进人才的机制，但是我们佛教界普遍存在惧怕人才的观念，害怕这些人会引起自己地位的不稳，更用不上谈引进了。所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是教育事业的关键环节，如果不能在用人机制上有所改进，势必会影响到教育的发展。一位在佛学院受到十几年教育的出家人，有时不一定比得上住在寺院几年的出家人，那么谁愿意去接受佛学院的教育？所以，佛学院毕业生前途的解决及完善用人机制，是提高佛学院教育的重要环节。

在僧教育的模式中，除了佛学院以外，现在佛教界还存在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教育。丛林教育仍然是僧教育重要的组成部份，丛林以其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涵、广大的摄受力，通过禅堂或念佛堂以及日常的行持，对出家人进行无言的教育，这对于僧格的形成与掌握法仪、律仪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寺院，以僧团的建设为依托，以行持与实践为纽带，从事专门的僧教育。如福建宁德支提寺、太姥山平兴寺，都是以戒律的学习与行持为主，吸引许多有志于修学戒律的年轻出家人前往学习。最后，便是研究所的出现，这是在佛学院基础上的提升与发展，也是吸引佛学院毕业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佛教教育应该发展的新形式。

三、二十一世纪僧教育的构想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时代与社会对佛教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如何适应时代而进行僧教育，这是我们佛教界值得思考与关注的问题。

佛法强调两条原则——契理与契机，契理就是要继承，要求我们深入经藏，对古德们的学修进行系统地学习、研究与整理；契机就是发扬，就是把佛法的精神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今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的方法与模式，即新型的佛教表现形式。［7］我们也是基于契理契机两大原则对二十一僧教育提出一些自己的构想，希望对新世纪佛教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僧格提升与人格完成

佛法是以出离世间、断惑证真为根本，培养清静、超凡脱俗的出家人是僧教育的目标，这就体现在僧格的提升与人格的完成。作为住持与弘扬正法的担当者，出家人从其自身宗教感情与佛法修证所体现出来的形象与气质，是佛法的体现与摄受众生无形的力量，这就是一位出家人应有的自信、自尊、自重。我们许多出家人由于自身素质的低下及种种社会原因，在内心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作为人天导师的信心与骄傲，没有体会到作为一名出家人的尊严，尤其在政府官员及社会贤达面前更是阿谀奉承、低三下四，将自己从神圣的宗教家降格下来，这样更引起别人的鄙视。这样的心态与情形何以化世导俗？何以住持佛法、弘扬佛法？

所以，僧教育的重心应该是培养出家人自信、自尊、自重、超尘脱俗的僧格。无论是在丛林生活，还是在佛学院学习，僧团及佛学院都要每时每刻向后学者灌输作为一名出家人应有的自信心、自尊心，让后学者体会到佛法的尊严与出家的神圣。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尊重自己，怎么能要求别人尊重自己？尤其在培养初出家者方面，丛林教育与师徒教育则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培养一位出家人应有的法仪、律仪及佛法的基本认识，这也是每一位出家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很多师父收了徒弟后，便着急把徒弟送往佛学院，其实应该留在丛林或者师父身边，通过日常的行持与严格的监督树立初出家者的行仪与认识。同时，通过佛学院的学习与教育，培养学僧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每一位出家人具有住持佛法的信心与责任。通过佛教史的学习与佛教现状的了解，使学僧明白“佛教兴亡，僧人有责”，作为每一位出家人都有责任与义务使佛法发扬光大。所以，不但要求出家人能够放眼未来而确定远大的理想，而且又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忧患意识与责任感是促进年轻一代自觉向上最大的动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住持佛法、弘扬佛法都不能离开社会大众，所以出家人应该在人格上进一步完成。通过待人接物、日常事务既能体现清净的僧格，又能体现圆满的人格。这样不但得到社会的尊重，还得到社会的认同与肯定，才能真正弘扬佛法。

2、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

佛教传到中国最早是以师徒制为道场的导向，后来慢慢演进，又形成丛林道场的集体生活，将大众的行、住、坐、卧等生活层面与修行层面摄受于僧团的风范中，代表佛教住世的形象。而学院教育其实是延续传统丛林的集体教育，经过学院式的课程安排，经过系统的学习与培养，成为僧教育的重要形式。

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有许多交叉的地方，所以近年来佛教界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口号，以丛林教育补充学院教育的不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二者的区别，尤其在丛林道风日下的今天，二者的差别更是明显。应该说，一座道风优良的丛林是最好的学校，一个能够安心见性的禅堂是最好的教室，一位三学增上的师父是最好的老师。丛林教育是师徒相授为基本，以丛林道风与大众的摄受力，其影响与教育是无形的、深远的，对于一名初出家者来说，对佛法信心的培养、威仪及日常行持的训练都是不可代替的。但是，明清以来，许多禅宗祖庭大都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服务等方面，已经失去了其教育的一方面。一些年轻人刚出家，便淹没在“叮叮当当”的佛事中，根本没有时间学习与修行，就谈不上什么培养与教育了。

学院教育本身是受西方学校教育的影响，重于知识的传授，而中国佛教的学院教育从建立发展到今天，一直命运多蹇，缺少正常健康的发展机会。但是，学院教育的优点非常明显，多元化的知识训练，系统的学习，视野与心胸比较开阔，对于改善知识结构与提高素质等方面有明显的成效。但是，学院教育本身注重知识的传授，同学的团体生活缺少上座大德的摄受，学院式的开放生活对于一些自觉性较差的出家人来说缺乏摄受力，所以对于信仰的提升与修行的进步又会带来一些影响。

因此，如何解决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的矛盾，是我们新世纪发展佛教教育的重要课题。虽然佛教界提出“学院丛林化”的口号，但是本身的可操作性比较困难，因为学院教育本身时间很短，目的性很强，不可能将丛林生活全部引入学院生活。所以，对于每一位出家人来说，至少有三年以上的丛林寺院生活经历，接受丛林道风的熏陶，首先成为象模象样的出家人，然后再进佛学院学习。而现在许多佛学院招生时，都是要求出家一年以上，甚至许多是刚出家没有几天。佛学院保持基本的丛林生活如早晚课、过堂、诵戒等，让学生拥有更高的时间用来学习。佛学院毕业后，毕业生回到丛林中，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丛林生活中，这样修学便能相得益彰。

在二十一世纪佛教的发展中，其实加强丛林的道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有条件的丛林完全可以建成具有专门特色的学院，如律学院、禅学院等，突出以实践行持为主，以理论学习为指导。律学院专门讲授戒律，弘扬佛教戒律的精神、开遮持犯，并且通过日常的持戒及作法，培养传戒、讲戒等戒律专门人才，对于扭转戒律不振、传戒不如法等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禅学院是以禅堂的禅修为主，通过讲授有关禅学理论，造就真正解行相应的禅修专门人材，这是对佛学院通材教育及现代教育有力补充，而且能够为佛学院培养一些专门的人才，如讲授戒律、指导禅修的老师，也能为佛教界输送这样非常需要的人才。

3、禅修教育与理论教育

在学与修关系上，佛教界一贯强调“学修一体化”，但是到底什么是年轻学子的修行？有些认为早晚上殿、半月诵戒便是修行；有些认为佛学院的学习便是修行，因为闻思正法本身便是定慧的修行。由于理解上的差异，所以对于贯彻“学修一体化”造成很大的困扰。

从时代的需要、青年学子安身立命的要求及佛法修行本身的特点来说，我们认为对于后学者最重要的修行是“禅修”，并不是早晚功课、念佛等等。［8］随着人类精神需求的进一步提升，对佛法的修行法门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佛教中，最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饥渴，安定人类的心灵，能纠正当前佛教在修行上的误区，应该是佛教的禅修。太虚大师曾经说过：“中国佛教特质在于禅”，禅修主要启发学者在心性上的体会，容易引起切身的感受，增强学人的信心，才能焕发出作为一名出家人应有的法喜与宁静。禅修对于修证法门缺位的现代佛教来说，是振兴佛教的核心与重点。对于化世导俗来说，提倡禅修具有时代的对治性与因缘性，禅修在西方的流行以及气功的盛行，充分说明现代人对禅修的迫切需要。

禅修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如何进行禅修的教育则是一个剌手的问题。自从汉魏时期小乘禅观开始传播，各种禅法在中国都得到广泛地流传，到了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两个较大的禅观系统——天台止观与禅宗。天台禅法体系完备，但是境界太高，教理繁杂，很难普遍展开；禅宗由于明清以来的没落，逐渐失去其应有的地位，除了少数几座禅宗寺院仍然坚持禅堂坐禅、打禅七，许多禅宗祖庭已经成为经忏道场、观光胜地。这样，对进行禅修教育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必须看到禅修传统在中国的流传，有许多禅宗大德值得我们去亲近，这对我们进行禅修教育带来一些方便。

进行禅修教育的首要手段便是成立禅学院，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培养与教育。另外，便是将禅修教育纳入佛学院系统，开设有关课程，如天台的《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六妙法门》、《四念处》，南传的《清净道论》是很重要的禅修指导典籍，禅宗的《六祖坛经》以及“参话头”、“默照禅”等修行理论，有系统地介绍给青年学僧。同时，请禅修大德向学僧介绍有关禅修的实践方法，有系统的、有次第地引导学僧进行禅修实践。佛学院应该每天安排一至两个小时让学僧进行禅修，有条件的话，每个学期打一次“禅七”。

汉传佛教的修行最大的弊病在于无次第，所以使修行者很难逐渐提高。所以，禅修教育应该减免这方面的问题，使学僧透过理论的学习与实际操作后，在禅修中体会到修行的快乐，能够在修行道路上走得安然、安心，使每位出家人真正确立出家的本怀，真正将佛法、僧团提升上来。

4、学术研究与弘法教务

佛学院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应该培养出怎么样的人才呢？从办学理想上，佛学院应该造就学僧研究人才（专事学术研讨）、法僧布教人才（专事弘法教学）、职僧管理人才（从事佛协、寺院管理）、德僧行持人才（从事如说而行的实证）。［9］佛学院在办学宗旨上，都体现了这些理想，我们看几个佛学院2001年的“招生简章”便可以了解。中国佛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信仰虔诚的佛学学术研究人才、佛学专业教学人才、国际佛学交流人才和各地寺院的高级管理人才”，普陀山佛学院是培养“具有中、高级佛学知识与文化水平的青年僧伽”，河北佛学院是培养“有佛教学识，立志献身佛教修行和弘法事业，僧格纯净，解行并重的合格僧才”，岭东佛学院是培养“具有坚定的佛教信仰，愿终身献身佛教事业，具有中等佛学知识及政治、文化水平的佛学研究和寺院管理年轻僧才”。［10］这些人才确实是佛教发展的所必需的人才，是新世纪佛教发展的希望所在。

作为佛学院来说，我们最好能够培养出十全十美的当代高僧，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弘法教学；既能管理寺院、教务，又能如说而行。但是，作为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由于其天赋、爱好、基础、精力等各个方面的不同，势必很难成为全材。二十一世纪作为多元化的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对人们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所以社会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各方面专家，佛教也同样是如此。所以，随着社会与佛教的发展，佛教界必须提供一种宽松的环境，让各种人才都能自由的发展。在佛陀时代，佛陀的十大弟子各有他们的特殊点，不可能都象佛一样，或象谁一样，每位弟子各有自己的才华与兴趣，所以他们才能成为各自的“第一”。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佛教，佛教的多元化发展来自多元化的人才。
　

所以，佛教界的前辈大德应该引导具有一些特殊才能的人才在各自领域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尽量减免人才错位而造成不应有的浪费。如一位具有学术研究的出家人，我们应该提供给他安静的环境、丰富的藏书、充足的时间来进行佛法的研究与探讨；一位具有弘法热情与才能的出家人，各地能够经常邀请他来进行弘法活动，如此等等。在佛教界现行的用人机制中，经常会出现“全才”的现象，如一位学识、道德都很好的出家人，领导们便以会他肯定能管好庙、搞好对外交流，其实不然，反而引起他既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也管不好庙的结局。所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是相互联系的环节，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虽然人才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内在因素与规律，但是作为佛学院，有责任与义务加以引导与培养，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必须花很大的功夫。初级佛学院所能提供的便是一种基础的训练与基本的认识，还谈不上一些专门教育。到了中级佛学院，就应该多多注意开设一些寺院管理、外事交流、教务等方面的课程，如清规与丛林制度、佛教经济学、佛教史、佛教与现代社会、宗教政策等。四年制的高级佛学院，除了一般通才的教育以外，则侧重于学术研究人才与弘法教学人才的培养，所以在前两年开设必修课程，后两年则多开一些选修课程，如佛教教育学、佛教心理学、佛教文献学、佛教哲学、佛教逻辑学、演讲与写作技巧、梵文、巴利文、藏文、英语、日语等。其实，真正一位学术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四年的学习远远不够，所以三年的研究生是必须的，在这三年中加强本身专业的训练，还要注意吸收国内外已有的成果，注重语言的学习与运用。

上面这些是我们对佛学院培养专门人才的一些设想，其实引起佛教界对专门人才的重视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弘法教学人才与学术研究人才，这是我们目前佛教界最缺而且急需的人才。对于弘法教学人才的缺乏，佛教界是心理明白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状态。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寺院，这么多的出家人，可是经常讲经、举行讲座的道场有几个呢？能够上台为大众说法的出家人有多少呢？我们的寺院整天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接待等事务，很少举办讲经弘法法会，这样自然不利于弘法人才的培养。同时，佛教界由于自身的底气不足，对海外的法师有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偏好，大量复制一些海外法师的音带、录像带等，可是对国内法师的弘法资料熟视无睹，无形中对国内年轻法师的成长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扶持这些年轻法师的成长才是真正的弘法，是我们二十一世纪弘法事业发展的希望。

弘法是一种传统佛教现代阐释的过程，尤其体现佛法契理与契机的宗旨。契理就是要对传统的佛法加以正确的理解，契机就是要适应现代社会的根机，所以要对社会与时代冷静地观察，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清凉剂。所以，弘法人才要对佛法有深刻的信解，还要能通晓一定的世间学问，只有融通世间与出世间才能达到弘法的效果。自古以来，佛教的高僧大德无不是佛、儒、道兼通的大家，对世间学问都有很深的理解与造诣，连世间学者都自叹不如。但是，由于近代社会教育学科分科的精细，再加上出家人本身所受的社会教育的不足，佛教界很难涌现出世间佛法与世间学问兼通的大家。但是，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着忽视世间学问的倾向。其实，对于出家人来说，拥有深厚的世间学问基础，对于理解佛法、弘扬佛法有着无比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纪，如何用适应现代社会的根机而阐释佛法，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环节，就是掌握相当的世间学问，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契理契机地弘扬佛法。

佛教界自从八十年代开始兴办佛学院以来，已经经历了二十年，但是在全国佛学院仍然存在着师资力量普遍缺乏的状态，这对我们佛教教育的发展构成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建设教师队伍上应该花大力气，将最优秀的学生留下来，给予专业上的继续培养，同时还要加强教育学以及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使他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同时，佛教界应该建立教师晋升制，社会学校有等级晋升制度激励年轻的教师继续努力，而佛教界并没有在待遇、称号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尊重。如果一位在家老师在佛学院任教，他有可能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并且在待遇方面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而出家的法师则永远享受“法师”称号带给他的“殊荣”，一生为法师，其待遇则变化不大。这种情况会给出家法师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虽然出家人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也体现在这方面的不平等，这样怎么能留住法师从事教育事业呢？所以，建立教师晋升制以激励年轻法师从事教育事业，是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的重要举措。

如果说佛教界对弘法教学人才是一种心里明白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那么对学术研究人才则有着双重矛盾的心理，就是对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抱有否定的看法，但是又觉得学术研究有其价值与重要性。所以，佛学院虽然有培养学术研究人才的目标，但是并没有开设必要的课程加以提倡与引导，于是造成了学术研究成为社会学者专利的局面，这样无形中抑制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要改变佛教界目前学术研究薄弱的状态，必须理清三个观点：第一，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的区别；第二，学术研究对佛教的价值；第三，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如果说佛教学术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论师时代，而中国义学的兴盛则说明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的地位及其重视程度。但是，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受到欧美风气的影响，采取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所以，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差异：第一，目标上的不同，学术研究主要偏重于思想理论体系的分析、历史考证，以其本身作为目标；而佛法的“义解”则是通过阐释与探讨而作为修行实践的指导，所以“义解”只是佛法修行的前阶段，而最终是进行实践修证的。第二，在思惟方式上的不同，学术研究是将佛法作为一种对象进行客观化的处理，只能是一种“同情地理解”，而且佛法本身有其不共世间的胜义谛，如佛菩萨的存在、净土、神变等，无法用世间的方式研究其存在性及真实性；佛法的“义解”与佛法之间并无主客之分，“义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手段，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佛法的共世间与不共世间。

虽然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有其差异性，但是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只要能够恰当认识学术的价值及其有限性，学术就能发挥其功能。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佛法有其尊严的地方，学术有其尊重的地方。［11］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其次，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无形中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最后，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是社会的菁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销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宣达佛教的看法。所以，加强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对于推动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佛教界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似乎有所意识，于是花很多钱将知名的教授、学者聚集在一起举行研讨会，或者培养一些研究生。但是，佛教界对本身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则看法不一。其实，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有其本身的优越性，出家人对佛教的教义及仪轨方面非常熟悉，在修持方面有所体会，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会比社会学者具有优先性。同时，由于出家人身份的特殊性，其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无疑对佛教地位的提高与改善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出家人以其自身的信仰与学识，通过与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也能影响学术界对佛教的理解与看法。在全国这么多的出家人中，总会有一些对学术研究抱有兴趣，所以鼓励与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由于目前佛教界在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力量上的不足，所以许多年轻的出家人纷纷出国留学攻读学位，从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不少中国出家人的身影。另外，有极少数出家人进入国内大学继续接受大学教育，这也是僧教育的一种开放式途径。随着佛教的发展，将有更多的出家人涌向大学，但是佛教界目前并没有一种机制对这些人采取更好的措施，反而是任其放流，甚至还加以反对或排斥，这对改变人才流失的现象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出家人进大学读书，其动机与结果不一，或为导正社会而取得认同，争取社会的发言权；或以世间的学位为自己争取名利，以世俗法以有别于同道；或为还俗开辟一条道路，等等。但是，作为教育的一种方式，佛教界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因为这些人的成长毕竟会影响到佛教。

四、后语：前进中的僧教育

作为新时代的出家人，有幸得到七年的佛学院教育，这对一位僧青年来说，这是无比重要的一段时光。正因为如此，对于佛学院，对于僧教育，有一种充满报恩与期望的心情。

我们对于现实总是有许多不满的地方，但是应该看到中国佛教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伟大成就，而这些成就许多便是来自在僧教育上的成功。所以，无论是否曾受过佛学院教育的出家人，都应该有一种“知恩报恩”的心，而不是忿恨不满，因为我们的僧教育是正在前进中的事物。

佛法提供给我们每一位佛弟子是一种清净的智慧。所以，对于僧教育我们应该有一种智慧的眼光，看清现实，改善提高。僧教育作为全佛教界的共同事业，就需要我们每一位佛弟子去关注，去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在佛教界具有非常影响力的高僧大德，更应该具有非凡的视野与心胸，将佛教教育事业提高到核心的地位。这不是整天说“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是培养人才”，而是真正将我们整个佛教界的的重心转移到教育事业上来，少修一两尊大佛，少建一两个大庙，将真正的“大佛”塑造在每一位人的心中，将正法永驻人间。否则的话，“培养人才”可能是“第四”了。

从每一位出家人来说，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出家人，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恰逢中国佛教在隋唐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所以，我们应该自庆，要自尊、自重、自信，尽管现实有多么的不圆满，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希望，因为我们年轻。正因为我们是站在新世纪平台上的年轻出家人，所以有种不可推脱的责任与义务，让佛法在新世纪发扬光大。虽然我们所受的僧教育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后来者受到更好的教育，将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佛教，奉献僧教育事业，“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薪火相继，慧灯长明，佛法永住，世界和平。

　　注　释：
　　［1］　集》，1993年，第7页。
　　［2］　江灿腾先生将清代佛教衰败的原因归结为这三条原因，见《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国佛教协会编印《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41页。
　　［3］　“庙产兴学”的经过，牧田谛亮先生的论文〈清末以来的庙产兴学与佛教教团〉进行详细的分析，收到《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第341－382页。
　　［4］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6年第2次印刷，第288页。
　　［5］　拙文〈佛教与心灵环保〉，《法音》2000年第5期，第6页。
　　［6］　〈漫谈佛教人才建设〉对佛学院存在问题有详细地叙述，《法音》1999年第10期，第8页。
　　［7］　净因法师〈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法音》2000年第4期，第16页。
　　［8］　拙文〈现代僧伽禅修教育刍议〉对禅修教育的重要性、原则、方法都有详细的分析，台湾《佛藏》第13期，1999年，第20－25页。
　　［9］　界诠法师〈住持佛教其责在僧〉，《闽南佛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8页。
　　［10］　这些培养目标都是来自各地佛学院的“招生简章”，全国各地佛学院在今年几乎都同时招生，这是佛教教育兴盛的象征。
　　［1］　惠空法师〈僧伽良知与使命〉，台湾《佛藏》第11期“首届两岸禅学研讨会特刊系列二”，1999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