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由兴到衰及其未来的展望
发布日期: 2015-04-14 浏览量: 2,343 次浏览
印 顺
深秋,风和日丽的早晨,车行高速公路上,漠然望着天边浮云,心里却关心着身旁宏印法师所谈着的佛教现况。
九时出头,来到了新竹青草湖畔的福严精舍。一年前,这里是美国佛教会所附设的译经院,而今则是真华法师和能净法师所领导的福严佛学院。未入大门,一排青翠雄伟的龙柏树就映入眼廉,和着晴空的蔚蓝直摄人心。如茵的青草地上,耸立着翩翩风采的一代高僧──印顺法师,他穿着一席玄色僧衣,眼睛直望着来客,却笑容可掬地与身边的性梵法师和明圣法师交谈着。性梵法师是精舍的现任住持。宏印法师赞叹地对我说:“导师看来还蛮健康的”!我嘴里附和着,心中却深深为中国佛教庆幸;总觉得他老人家健朗一天,中国佛教就辉煌一天!悠悠然,耳边又响起在教内时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现今真正能为中国佛教的未来说几句话的,非法师莫属了!
聆听法师法音的除了性梵法师,宏印法师和明圣法师之外,还有新竹工业技术学院的许巍文博士。许博士说,远在美国的李恒钺博士也希望能够听听导师的法音,他预备把录音带寄到美国去。临别时,许博士还特别叮咛着,这卷录音带要好好保存!然而,在这里必须向各位道歉的是,这次的录音效果不佳,底下的访问稿漏掉了许多精彩而珍贵的片段。虽然,就是这些不完整的访问记录,已足够我们赞叹了。听了法师的法音,真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感觉!
问: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余年,从隋唐的辉煌灿烂,经宋明的守成,而到今天的衰萎,其中必有根本的原因。正当今天中国佛教复兴的时刻,了解过去的辉煌、守成、和衰萎,必定有助于未来佛教的复兴与开展。因此,一开头我们即首先请您说明过去中国佛教之所以辉煌灿烂的原因。
答:中国佛教值得称道的应该不只一宗一派。像天台、华严恢宏博大的教理研究,禅宗、净土在修行方面的成就,都是值得我人赞叹的!说到为什么会有这些辉煌的业绩,可以从两点来说明:首先,从宗教的本质来说,各宗各派的成立,都是建立在由修行而证得的某种体验。这不但限于禅、净这些注重修行的宗派,就是台、贤等注重教理开展的大德们,也都是从修证而建立起他们的理论。所以,在“高僧传”中,台、贤等宗的大德们,也都被称为“禅师”,而不单单是“法师”,这就是所谓的“从禅出教”。这种“从禅出教”的精神,才能发挥宗教的真正伟大的力量,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也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真实性;这在中国是这样,在印度也是这样。
但是,单单是修持还是不够的。在古代,接受佛教的大多是知识份子,像慧远、道安诸大师,以及后来的智者、法藏、玄奘等大师,他们之所以在教理上有那么多殊胜的成就,正因为他们对固有的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如此,佛法与中国文化互用,才开展出那么宏伟的思想体系来。不要说这些特重义学的宗派,就是讲究实修的禅宗、净土的大德们,也是这样。例如明际的莲池大师以及近代的印扁大师,他们为什么能在佛教界有那么大的成就,这无非也是他们对传统儒家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从这一点来看,知识份子的加入佛教,是佛教能否辉煌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各宗各派大德们的修持及世学的深刻认识,中国佛教在过去的能够辉煌,可以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
问:从您的分析,使我们庆幸今天台湾有大批的知识青年参与佛教的重建行列。然而,这是不够的!佛法浩如烟海,没有专业而长期的训练,必难登其堂奥。因此,我们不能坐待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进入佛门,而应该更主动、更积极地广设佛学研究院,充实弘法人才的世学,使每一个出家师父都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这样才可能开展出新的佛教前途。其次,请问:佛教既然有这么光辉的过去,为什么到后来却渐渐衰萎,只剩下禅、净二宗,甚至脱离社会,而被某些人视为悲观、消极的宗教?
答: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在教理方面,隋唐时代,天台、贤首二宗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一般人学养不够,不容易完全了解这种高深博大的思想。因此,渐渐地,各宗各派的后代弟子们,都把祖师们的著作当做不可疑议、不可更改的权威。他们在教理上不能推陈出新,只好走上圆融、综合的道路,以致在思想上陈陈相因,没有批判的精神。再加上印度方面没有新的经论传入,佛教义学也就走上了衰萎的道路。
另一方面,宗教的本质是重实践的,只做学问的探讨,从宗教来说都只是第二义。然而一般的信众,却不容易把握实践的本义。经论上说,修菩萨行需要三大阿僧只劫才能成就;又说发菩提心者无量无边,而真正能够成就的却只有一二。这种真菩萨行的实践本义,对一般贪求个己解脱的众生是难以信受的,他们害怕困难的真菩萨行,转而要求简易能行的法门。于是,禅、净等重视实修的简易法门因此而普遍地发扬开来。
然而,净土的本质是重来世、重死后,而不注重今生今世的实际安乐,这可以称之为“来生的佛教”。而禅宗则是趋向山林静修的“山林佛教”,虽说什么地方都可参禅,但实际上所有禅宗的丛林都建立在人迹稀少的深山里面。在这种情形下,重义理的宗派在多圆融、少批判的思想下衰落了,而禅、净这两个盛极一时的宗派,却一个倾向山林,一个倾向来生!也许我们不一定要用“消极、悲观”的字眼来描写这种畸形的佛教,而实际上它的确是忽略现实、脱离社会的佛教!特别是在明太祖时代,他受儒家的影响,不让佛教干预政治及社会事务,他把所有的出家人都赶到山里面去,不让出家人离开山林。所以一般人认为佛教不问世事,实际上,佛教要问世事也不行。你不问世事,人家就攻击你,说是悲观、消极;但是,一旦你露出要问世事的迹象,那又不得了了!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自然一天天走上衰微的道路。
所以,修持当然是最重要的,没有修持就没有宗教体验,没有宗教体验就不容易产生坚定的信仰。但是,奉劝净土的行者,在一心祈求往生之外,也应该注重现生的实际事务,要能够学习永明延寿祖师“万善同归”的精神,什么事都要做一点,不要荒废世间的事务才好!至于禅宗,现在已经衰亡了,因此也就不必去管它了。我想,在注重现生的实务这一方面,当今的佛教徒也渐渐有所认识,今后,像“悲观、消极”的说法,在佛教必定也会渐渐消失了!
问:在教理方面,佛教过去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是各宗各派的“判教”。判教可以说是对大小经论的消化融通,有其特殊的意义。然而,各宗各派所判却大相迳庭。天台说法华最究竟、华严不够圆融;华严则说华严最圆满、法华只是“同教一乘圆教”。甚至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也似乎流于意气,不以立论的是否对错为标准,而以是否合乎自家思想而断是非。目前“判教”之风虽已时过境迁,却仍有许多人提倡这些。请问,在这诸种纷争当中,当今的佛教徒如何看待它们?
答:简单说,判教是对佛法中各种不同说法的一种抉择。佛法中有许多不同的见解,难免会有人想对全体佛法加以贯通、调理,使它们各安其位。所以基本上,判教不是抹煞别人;虽然某些教法被判得较高,而实际上还是承认别的教法。不过,在宗派的信仰上总是尊重、推高自己而贬低他人,所以在往返的讨论当中,难免发生一些小纷争。但是,从世界各种思想、宗教或政治的争执来看,佛法在判教上的差异,只算是小小的争执罢了!随着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及随之而来的佛教史的各种成就,现代的佛教徒渐渐能够看清佛法中之所以有各种不同学说的原因。因此,当今的佛教徒也比较能够超然地欣赏古代各宗各派的判教。太虚大师曾经说过,各宗各派的不同说法,都是适应某些时代、某些地区、某些信众的思想而形成的,所以它们都各有各的价值。
不过,在现代科学进步、工业发达的时代当中,现代人的想法、需求,必不同于古代的社会。因此,为了适应当前的思潮,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判教。我们不必一定以为过去的说法都是要不得的,不过我们也应该洞澈当代人的需要,本着全体人类的共同趋势,提出比较能够适应当代人的看法。
问:那么,请问当代人需要什么样的佛教?
答:太虚大师曾经依过去中国佛教的情况说了一些话:过去的中国佛教徒偏重于自修,而对现实世间的事务较少过问;如果以后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中国佛教终究免不了消极、悲观之讥。另一方面,过去的中国佛教对天神乃至具有神力的菩萨谈得较多,如果以后再继续这样谈下去的话,中国佛教也难逃迷信、落伍之讥。所以太虚大师提倡他所谓的“人生佛教”。他说:每一个佛教徒都应该立足于现实人生当中,以追求德行的圆满;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就是所谓的做“好人”。所以大师说:人成佛即成。这的确把握住大乘的真精神了!
但是,中国佛教向来是过分迎合民间信仰的,所以神话的色彩相当浓厚,什么天啦、神啦,对一些神秘的境界也极尽其赞美之能事。这样一来,虽是“人生佛教”,仍然免不了受过去包袱的拖累,而抹上一层出世、消极和迷信的色彩。所以我就进一步提倡“人间佛教”,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在人间成佛的,所谓“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这是佛法本有的原始思想,也是大乘佛法入世的真正精神!
其次,从原始佛法的研究,我深深体会到佛教是“法”与“律”合一的。当然,“法”是诸法的实相,是成佛的关键所在;但是为了得到这“法”,不同的人可以结合在一齐彼此互相切磋、研究,这就引生了“律”。佛陀在世的时代,依“律”而和合起来的出家人称为“僧伽”,僧伽中的个人由于团体的提携、勉励而有更快、更高的成就。现在时代不太一样了,除了出家众之外,还有许多在家的修行者,他们也可以组成在家的团体(像居士会)。这些团体不应该只限于定期做做法会、念念佛、打打坐,而应在组织方面加强,做一些更能适应当代思潮的活动,如此佛法才能够在现时代生根、茁壮!
问:说到当代人所适合的佛教,就想起当代佛教徒常有的一个问题:在这工商业的繁忙社会中,一个佛教徒如何修行?请导师开示。
答:谈到修行方法,虽然有很多,但是其中有许多都是从宗教仪式转变过来的;例如礼佛、拜山等等,它们不过是一种外表的仪式而已。我以为,真正的修行还是离不开戒、定、慧三增上学,没有这三学,其他都只是外表的、形式的而已!不过修定、修慧是不容易的;在这里让我来介绍一个大乘初期的修行方法。从各种经论看来,当时的大乘行者虽然也修禅定,不过他们都像阿含经的弥勒菩萨一样,不修深定,因为修深定必会耽着于禅乐当中而成小乘。所以小乘行者说证得什么“果”,而大乘则说得到什么“忍”:柔顺忍、无生法忍。到了无生法忍好像已经修行得很高深了,但还是没有证入实际。这不是说大乘菩萨没有能力证入,而是他们不愿意证入,因为他们要“留惑润生”,救度众生!
其次,谈到修慧,也就是修般若空慧。这必须在现实的世俗事务当中观空而求得胜解,然后把它表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以做教化事业。空,容易被误解成消极的,而实际上空是最积极的;得空慧的胜解之后,即能不怕生死轮回的痛苦而努力地去度众。这并不是说,修空慧的菩萨没有痛苦或不知痛苦,而是说,他们虽有痛苦、知道痛苦,却能依照空慧所显发出来的胜解,了知其如幻如化而已。这些说法,不但早期的般若中观这么说,就是稍后的唯识经论也是这么说,只是方式有点改变而已。所以,谈到适应当代思潮人心的修行法门,我就想到了早期大乘的般若法门,也就是阿含经中弥勒菩萨所示现的榜样──不修(深)禅定、不断烦恼!
总之,我们应该了解,生命是无限延伸的,我们应该在长远的生命之流当中,时时刻刻不断的努力,不要急着想一下子就跳出这生命之流,因为跳出生命之流必定脱离众生,而落入了急求解脱的小乘行!所以太虚大师说他自己“无即时成佛之贪心”。真正的修行应该是无限的奉献,一切功德回向十方众生;本着这样的精神念佛、打坐,才能契入大乘的心髓!
问:您时时提到太虚大师,以及他所提倡的“人生佛教”。对老一辈的大德长老们来说,太虚大师的德行及其对中国佛教的贡献都耳熟能详;然而对现在的台湾年轻的佛教徒来说,虚大师的行谊仍然相当陌生。您能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没有更辉煌的成就?
答:谈到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之所以受到那么大的阻力,那是理所必然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一样,不单单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论的改革,而且牵涉到整个制度的改革。就制度的改革这一方面,必然的会开罪当时各寺庙、各丛林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呼声愈大,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压力也就愈大。另一方面,当时民智初开,随着宋明以来佛教的没落,当时佛教徒的知识水准相当低落,他们总以为传统的祖师所立下的教条、制度如何如何圆满、伟大,却不能像大师那样,看到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虚大师的改革运动自然会遭到难以想像的阻力。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新一代的年轻佛教徒,已经具备开放的心胸、前进的学养,因此,虽然目前没有像虚大师那样的伟人出来领导佛教的改革,但是却也渐渐能够体会其苦心,而走向革新之道!
问: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话题。您是目前国内在佛学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少数几个能指出中国佛学研究方向的专家之一。请问:一个佛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中国佛学研究应走什么样的一条路?
答:我觉得一个佛学研究者,不管是走考证的路,或做义理的阐发,都必须以佛法的立场来研究。一个佛学研究者最忌讳做各种的附会;例如把佛法说成与某某大哲学家或流行的思想相似,然后就沾沾自喜,以为佛教因此就伟大、高超了起来。这种做法出自于对佛法的信心不够,才需要攀龙附凤地附会。其次,一个佛学研究者应该为求真理而研究,不要表现自己。研究佛法的人,应该抱着但问耕耘不求收获的心情,一个问题即使一辈子研究不出结果来也无所谓。第三,一个佛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客观的精神,他的最高目标应该在找出佛法中最足以启发人类、改善社会人心的教理,把佛法的真正面目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不要自以为佛法中什么都好、什么都有;要知道佛法只要有其不同于其他世间学问的地方,那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佛法仍然会永远地流传下去,因为人们需要它。
在传统的中国佛教徒当中,要研究佛法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认为佛是修行出来的,那里需要研究佛法!这话虽然说得不错,却足以造成偏差。所以在寺庙里想要做深入的研究相当不容易,尤其是个人的精力、时间都非常有限,想要在佛学研究方面有大成就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如果一些有志于佛学研究的人,能够聚在一起互相讨论、切磋,这样团体式地工作,我相信比较可能有成功的机会。我们看看日本,他们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成功,姑不论他们研究的方向是否正确,但是他们的成果却受到举世的注目,因此也提高了日本佛教的世界地位。我们实在有向他们学习的必要!
问:说到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我就想起国内有些人士对日本佛教的歧视;他们说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完全不同,不足以效法。这种说法您认为怎样?
答:在古代,大小乘佛教的思想差异,曾经争执得互不相容。而现在却渐渐成了过去,彼此也渐渐地倾向于互相容忍、了解。像泰国、锡兰这些小乘国家的出家人,也慢慢地走向了社会。而对经典的成立年代、过程,大乘佛教的信众,也在多方研究、会通之下,承认某些以往所不愿面对的事实。我想,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之间,也是这个样子。
中国佛教目前以净土宗最为盛行,其实日本的佛教,像亲鸾以及东本愿寺、西本愿寺这一派,实际上也是继承中国本有的净土思想。日本这一派的佛教以信仰为主,这正是中国两个净土思想中昙鸾、善导这一流的说法,他们不重视戒、定、慧的有无,而特重信愿往生,所以发展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情形。这当然和目前流传在中国的净土思想不完全相同。目前流传在中国的净土思想如印扁大师等,是比较接近慧远这一派的思想,而慧远大师不但信愿持名,还重视戒定慧的修学。
中国佛教的本质是偏重修行的,然而目前在修行方面有几个大成就的?在教义的研究上又比不上人家。我们实在应该老实承认自己的不足,好好地努力!
问:最后,是否可以请您谈谈您研究佛法的经过?我相信这一定有助于那些有志于研究佛法的道友。
答:最初我看了一点佛书,我发现经论上所说的佛教,似乎和一般寺庙或出家人所说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想要知道,真正的佛教到底是什么?乃至为什么眼前的中国佛教有不同于经论中所说的现象?
我真正开始研究佛法是先从三论、唯识入手的,不过对这些经论也没有什么心得。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广泛,看的经论也是多方面的关系。所以我只能说是个“通”(泛)字,并没有对一经一论做特别深入的研究。后来我又看了一些小乘的论典;在四川,因为法尊法师的关系,也接触了一些西藏佛教,尤其是藏传有关中、后期中观的思想。因此,我也开始写了一点自己的东西。紧接着,我希望对初期的佛法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看了早期的一些经典,像阿含经等,特别是律藏。我发现,律藏不仅仅是记载出家人的戒条,而且对佛陀时代的佛教制度,乃至稍后各派都有记载。
在大乘佛法方面,起初我是依论典去了解的,后来我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人建议我把早期的作品──“印度之佛教”重新付印,我却一直反对,原因是我不满意那本作品。那本作品虽有特色,因为它在印度的中观、唯识二大系之外,又提出了以如来藏为中心思想的真常系;但是,它的参考材料却是以论典为主的。而我发现,不管是小乘或大乘,都是先有经后有论的。例如中观论系是依初期的大乘经,而结合了北方说一切有部的思想;较后的唯识论典,虽尊重初期大乘经,但却是依后期大乘经,结合了经部思想而成的。这两系的思想虽然不很相同,却都是依经而造论的。既然这样,要说明佛教思想的变迁,就不能以论为主,而应以经为主。这是我不同意把该书再版的原因。(按:该书在各方请求之下,已于日前再版。)
另外我还发现,释迦牟尼说法的时候,并没有完整地记录下来,而是口口流传于当时乃至稍后的弟子当中。如此辗转传诵,等到以文字记载下来,已不免因时因地而多少有所改变。又如佛经上说到许多天文地理,这都是适合于当时的常识,却未必与现在的科学相应。我总以为,这些天文地理,都不是佛法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教义,有它或没有它都无所谓,它们是否合于当代科学也无关紧要。这启发我对各种不同思想乃至不同宗派采取容忍、欣赏的态度,把它们看成是适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所以原则上我对各宗各派没有特别的偏见;有人说我主张这个、打倒那个,实际上我只关心什么思想才是真正佛的本怀。最近我正着手写一本有关初期大乘佛教的书(按:指“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业已出版),然而年纪大了,体力也渐渐衰了,我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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