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幢佛学研究所·清未佛教教育兴起的背景(提纲)

--以祗垣精舍为例--

陈继东

1900年代，中国佛教界对于佛教教育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兴起了创办佛教学校的热潮。1904年，湖南长沙的开福寺创建了“湖南僧学堂”。这所佛教学校规模虽小，成了中国近代最初的佛教学校。1905年，释文希在扬州的天宁寺，开设了僧尼普通中学，1907年，释觉在北京开办小学校，招收僧俗学徒，1908年，著名的禅僧敬安在浙江宁波创办了僧众小学校和民众小学校。1910年的秋天，后来在民国时期十分活跃的谛闲和月霞于南京创设了江苏僧侣师范学堂。此外，释空尘也在河南信阳办起了僧俗学校。然而，1908年，由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祗垣精舍则为这一时期佛教学校中最有组织，办学宗旨最为明确，同时教学也最为新式和充实的佛教学校，其学员有许多后来成为佛教界的中坚和领袖。

杨文会是清末佛教复兴的核心人物。1866年，他创设的南京金陵刻经处，既是佛教典籍出版流通的中心，也是佛教研究、教育的重镇。他认为国家的衰退乃是因宗教的真理没有为民众理解所致，主张佛教的救世精神与社会变革相结合，中国文明的再兴必然会到来。尤其是，他十分反对用没收庙产兴办新式教育的暴举，呼吁佛教徒必须自已起来兴办佛教教育，以适应社会的变革，并且亲自创办学堂，试图用新的教育体系来培养学僧和信奉佛教的学者。

本文想以杨文会创办的祗垣精舍为例，来分析这一时期佛教教育兴起的背景，以此来更好地认识近代中国佛教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与现在正在兴起的佛教教育的历史联系。

一、从释氏学堂的草案到祗垣精舍的创设

在创办祗垣精舍之前，杨文会很早就有兴办佛教学堂的想法。他在出使英国，结交南条文雄时，就曾动念把自已的两个小儿子送道英国或南条文雄处，学习梵文。1894年与锡兰僧达磨波罗会面后，并开始认真考虑创办佛教学校之事。

1899年，他受日本东本愿寺南京别院之邀，在其开办的“般若波罗蜜多会”上做讲演，谈到了这一多年的愿望。1904年，杨文会在自宅，腾出房屋，准备开设释氏学堂。

1907年，杨文会又制作了释氏学堂草案，其中包括“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和“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前者不只局限于金陵刻经处，也是作为适合全国方案而提出的。其中，对于即将设置的佛教学校在资金、费用、教员构成和学级制度有详细的说明。而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中，授课的具体课程也作了详细规定。学与观并举，这是杨文会佛教教育的重要特色。

1908年，祗垣精舍正式开学，杨文会写下了“祗垣精舍开学记”，标出了兴释迦遗教之宗旨。

祗垣精舍的存在虽然不过两年，但是，它除了教授佛学之外，还设置(古)汉文、英语、梵文，提出了很高理想的新式学校，在中国近代佛教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二、祗垣精舍的背景

清朝的最后十年，佛教僧侣的活动十分活跃，不仅开办佛教学校，而且也结成了许多佛教团体。这些组织使得佛教面目一新，而且又是佛教内部兴起的改革，格外引人瞩目。然而，形成这一革新势头的有其内外的原因。

1，庙产兴学

1898年，张之洞著《劝学篇》，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以及道教的大部分改为学堂。1901年，开始实施，1906年达到高潮。

庙产兴学政策的形成，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势力的压力，挽回政局之退势，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来实施以儒教为基础的教育。

佛教徒的反抗和杨文会的立场。

扬州天宁寺僧学堂与杨文会

“支那佛教振兴策一”

2、日本佛教教育在中国的设立以及传播。

3、杨文会的游欧以及与日本僧的交游。

4、印度僧赴印度传教之邀请。

杨文会创办佛教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对应庙产兴学的政策，而且也是为了回应印度佛教徒希望中国僧人到印度传教，重振佛教请求，于是培养胜任传教之僧才，胸怀将中国佛传播到世界这一远大抱负。

5、重振佛教内部的教育体系。

对废除试经制度的批评，认为试经制度的废除是佛教衰落的原因。

结 语

1、现在的佛教教育除了注意吸收国外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如何总结近代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经验。

2、同时应该加强对于中国佛教传统的教育方式，如试经制度的研究。

3、明确认识佛教教育在佛教僧迦制度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