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赞》研究·第一章·导言

发布日期: 2006-01-01 浏览量: 3,198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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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照

第一节　资料综述

 

《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以下简称《傅大士颂》），一卷，署作者名为“梁朝傅大士”。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主要集中在《傅大士颂》的作者、创作年代及传本源流等问题上。近年，笔者在敦煌遗书中发现若干名为《金刚经赞》2、《金刚赞》、《金刚经注颂释》的写卷，这些写卷与《傅大士颂》实为同一类文献，且《傅大士颂》是《金刚经赞》的后期流传形态。另外，笔者在参与编辑《房山石经》的目录时，发现《房山石经》所收的《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以下简称“石经本”），与敦煌遗书中的《傅大士颂》也属同类文献。新资料的发现，激发了笔者对《傅大士颂》进行再研究的兴趣。在此，先将至今为止笔者收集到的有关资料简述如下，这些资料可以分为原始资料、相关资料与研究资料三大部分。

 

一、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指各种形态的《金刚经赞》的单行本。它包括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传本，在房山出土的石经本。此外还有高丽本传世。简述如下：

敦煌遗书共保存诸种《金刚经赞》传本23号，形态比较复杂，大致可梳理为三个系统七个异本：

第一个系统包括伯2039号背、俄弗323号、伯2277号等3号。其中伯2039号背首题作“金刚经赞”，尾题作“金刚赞”。俄弗323号、伯2277号两号首尾均残，无首尾题。

上述3号的赞颂部分基本相同，但伯2039号背祗有赞颂；而俄弗323号、伯2277号却将《金刚经赞》的赞颂与《金刚经》经文逐一相配，并注出每段经文的起讫文字。俄弗323号则还列出《金刚经》“十八住处”的名目。由此形成三个不同的异本。

第二个系统包括敦研369号背、伯2629号背、北图4447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北图4447号背、斯4105号等7号。可梳理为两个异本：敦研369号背等前6号为一个，斯4105号为一个。

敦研369号背首残尾存，尾有题记：“金刚经注颂堪（勘）校释毕。”细勘其内容，可见如下特点：第一、经文摘要：佛典注释，一般均把所注经典分段原文照抄。而本号则把一段经文中最重要或纲领性的句子抄录下来，所抄的经文，相当于“金刚经摘要”。第二、注文：经文之后，有一段双行小字，解释经文名相及内容。这段双行小字到底是“注”还是“疏”，原文没有明确标出。但从题记“金刚经注颂堪（勘）校释毕”，可知这部分文字应属注文。第三、释文：在注文之后，往往有用“释曰”领起的双行小字，内容为解释注文，故知为释文。但也有释文紧接在经文以下者。第四、赞颂：经文及注文、释文之后，用“赞曰”领起《金刚经赞》。因残缺，本号只余十六个赞颂。这些赞颂的内容、形式与伯2039号背《金刚经赞》最相近。

根据上述特点及该号题记，可知该号原名应作“金刚经注颂释”。

伯2629号背、北图4447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北图4447号背等5号首尾均残，无首尾题，但内容与敦研369号背相同，可知应为同一文献的不同抄本。

应该指出的是，《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二卷》发表了敦研369号背的图版，定名误为《金刚经注疏》；《敦煌宝藏》将伯2629号背定名误为《金刚经赞疏》，将北图4446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7号、北图4447号背等四号定名误为《金刚经赞释》；均应予以改正。此外，北图4446号的正、背两面所抄均为本文献，且文字连贯，背面文字在前，正面文字在后。而《敦煌宝藏》将正、反面顺序颠倒。根据写卷的内容及书法特征，北图4447号的正、背两面与北图4446号的正、背两面原来亦属同一写经，它们的正确次序应该是：北图4447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北图4447号背。“→”表示前后两号可以缀接（下同）。

斯4105号情况与前不同。第一、该号也将赞颂与《金刚经》的经文逐一相配，但所出注经文的方式比较复杂。有的注明该段经文的起讫；有的引用该段经文的中心词；有的撮略大意，简略表述。第二、与敦研369号背相比，没有注文与释文。第三、每段经文用“颂”字领起。第四、赞颂中有“一大阿僧祇”云云。关于“一大阿僧祗”在《金刚经赞》中的意义，将在下文叙述。由于上述不同，它本身形成一个新的异本。从该异本的特点看，我认为它实际体现出《金刚经赞》从上述第一个系统的形态向下述第三个系统的形态过渡的特征。详情也将在下文论述。

第三个系统包括敦煌遗书伯3325号、上图004号、斯1846号、斯3373号、斯4732号、斯5499号、斯5699号、伯2997号、伯4823号、伯2756号、斯110号、伯2286号背、伯3094背等13号。可梳理成二个异本，情况如下：

伯3325号自成一个异本。该号首尾完整，首题作“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无尾题。有序文，并有题记，作“广顺三年（953）癸丑岁八月二十一日笔手”。它的特点是：第一、所引《金刚经》的经文无三十二分。第二、与中期诸本相比，增加“三性颂”三首。第三、传为傅大士所作的49颂，均用“颂曰”领起。第四、首有《〈金刚经〉道场前仪》，末有三个真言。第五、于“三大阿僧祇”一颂前注“别颂初地菩萨理行之义”。第六、序文中称：“傅大士……唱经歌四十九颂，……有一智者，不显姓名，制歌五首。”上述特点，说明该本是《金刚经赞》后期传本中较早的本子。

上图004号等12号则是第二个异本。此本与伯3325号一样，均有序文、前仪、三性颂、三真言。在序文中，均称共54颂，其中傅大士作49颂，智者作5颂。不同的是：第一、该本所引《金刚经》为三十二分本。第二、由于后人把傅大士认作弥勒的化身，所以传为傅大士所作的49颂，均用“弥勒颂曰”领起。近代研究者也往往用“弥勒颂”来指代这49首用“弥勒颂曰”领起的偈颂。需要说明的是，斯1846号、斯3373号、斯4732号、斯5499号、斯5699号、伯2997号、伯4823号、伯2756号等8号，引用《金刚经》的方式与上图004号不同：一为逐段引用三十二分本《金刚经》全文；一为仅说明该段文字在“三十二分本”中为第几分及标注经文所至处数字。引用方式虽有不同，基本内容不变，故列为同一种传本。而斯110号、伯2286号背、伯3094背等3号原为杂抄，无比较意义。从形态看，也应归入这一个异本。

还需要说明的是，斯5699号是由若干片段粘接而成的残卷，与斯5499号原为同卷，且可缀接。其顺序为：斯5699号的前部分“发愿文……极乐国”、斯5499号的前部分“云何于此经……奉请金刚语菩萨”→斯5699的中部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善哉！善哉！须”→斯5499号后部分“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斯5699号“三大僧祗劫……”。《敦煌宝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均将斯5499号误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张勇博士判其为“金刚经颂文”，并指出与斯5499号系同一人所抄，但未指出斯5499号与斯5699号实际为同一卷。

笔者在《房山石经》中发现《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一种，无千字文帙号，附收在中国佛教协会印行的《房山石经·辽金刻经》部分的“俊义密勿多宁”字卷内。它的特点是：第一、首有序文、前仪；但没有三性颂、三真言。尾有刻经题记。第二、所引经文亦为三十二分本。且每分均有赞颂。第三、序文称有六十八颂，即傅大士四十九颂、“不显姓名”的智者十五颂、清凉大法眼禅师四颂，总共六十八颂。但文中其实只有六十一颂。第四、文中有“此经并依音疏正定”云云，并有对“为”、“为”两字的读音说明。如果根据这些特征将它纳入上述敦煌遗书的《金刚经赞》诸传本系列，则它应该属于第三个系统。但由于它的形态与第三个系统的两个异本均有不同，故应列为第三个系统的第三个异本。

除上述原始资料外，吐鲁番曾出土回鹘文本的《傅大士颂金刚经》（以下简称“回鹘本”），现存德国。韩国尚保存有传世的《傅大士颂》（本文称之为“高丽本”）。笔者虽经努力，但限于条件，仍未能得到这两种资料。只能从有关学者的论文中得知有关情况，并据以研究。具体情况，将随文说明。

上述诸种原始资料中，敦煌遗书中第一系统的第三个异本，第三系统的第一、第二两个异本，回鹘本及高丽本，已经被研究者注意，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而敦煌遗书中第一系统的第一、第二两个异本，第二系统的两个异本，以及石经本，共计五个异本，至今还没有引起研究者必要的注意。3

还需要指出的是，《敦煌宝藏》将斯3906号定名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其依据大约因为该号首部有前仪“云何梵”。而“云何梵”不仅出现在《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首部，也出现在不少普通的《金刚经》抄本上。所以，仅凭有“云何梵”，还不能判定该号一定是《傅大士颂》。因此，本文未将斯3906号列为研究《金刚经赞》的原始资料。

 

二、相关资料

 

相关资料指古代留存的与《金刚经赞》或与研究《金刚经赞》相关的资料。它们包括如下三类：

第一类

第一类相关资料指曾经征引了《金刚经赞》（包括《傅大士颂》）原文的典籍。从这些资料征引了《金刚经赞》（包括《傅大士颂》）的原文这一点讲，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与原始资料的地位相当。但它们都不是《金刚经赞》的单行本，且均为传世文献，所以本文把它们列为相关资料。属于这一类的资料有：

1、南宋杨圭（约1228年人）编《金刚经集解》，后被收在《金刚经注解》中。

2、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于1423年编辑《金刚经集注》。

3、明代洪莲（1366－1456年）编《金刚经注解》（世称《五十三家注》）。

4、明末曾凤仪（生卒不详，万历十一＜1583＞年进士）编《金刚经宗通》。

5、清道光丙午（1846）年震初上人（生卒不详）编辑《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

第二类

《金刚经赞》及其诸种表现形态均有其产生的依据，本文把这些与《金刚经赞》的产生有直接关系的文献作为第二类相关资料。它们包括：

1、无著菩萨造的《金刚般若论》（宋元版和明版）。

2、世亲菩萨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

3、弥勒菩萨说的《八十行偈》（又称《弥勒菩萨八十行偈》。

第三类

第三类相关资料均为与研究《金刚经赞》有关的背景资料。这批资料比较丰富，属于佛教史籍方面的有《傅大士录》及《善慧大士语录》、《唐高僧传》、《宋高僧传》、《神僧传》、《居士传》、《佛祖历代通载》、《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等；属于禅籍方面的有《景德传灯录》、《祖堂集》、《五灯会元》、《联灯会要》、《碧岩集》、《释门正统》等。此外还有涉及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等诸宗的资料，而以法相宗和禅宗、天台宗为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研究资料

 

自二十世纪初至今，诸多学者对《傅大士颂》作了许多卓越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构成写作本文时必须参考的研究资料。关于这批资料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介绍。

 

 

第二节　研究史的回顾

 

二十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发现，为人们打开一个新的天地。《傅大士颂》是首批被人们注意到的敦煌遗书之一。从那时到现在，学术界对《傅大士颂》的研究不断推进，并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

1914年，日本小林雪峰发表了《关于敦煌发掘的〈傅大士颂金刚经〉》4，中村不折发表了《关于〈傅大士金刚经序〉及其颂文》5。他们认为，从缀牒本的体裁和字体来看，敦煌遗书《傅大士颂》（斯1846号）应在初唐高祖（618—626）或睿宗（684）时代就已经流传于世了。6

1933年，日本矢吹庆辉出版了《鸣沙余韵·解说篇》7，提出《傅大士颂》并非傅大士所作，而是相宗学人所为，但没有提出具体的论据。并且提出在《弥勒上生经》中有弥勒菩萨所居的兜率天“摩尼光回旋空中，化为四十九重微妙宝宫”8的说法。认为这可能就是《傅大士颂》采用四十九颂的依据。由于傅大士被认为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因此就把“四十九”与“傅大士”联系起来了。

1935年至1945年之际，周叔迦先生曾对《傅大士颂》进行研究9，认为此《傅大士颂》是唐人附会梁朝傅大士而作。理由有三：一是《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序》（以下简称《序》）中说《傅大士颂》原本题在“荆州寺四层阁上”，但又说“阁既被焚烧”。既然如此，则此《傅大士颂》的源头，实在无本可据。二是传世的傅大士其它言偈多不用教相名句，而此颂采用了“遍计”、“依他”、“圆成”等三性之名。这些名称首见于唐人玄奘译本。三是末颂采用了元魏菩提流支所译《金刚经》之九喻。但梁朝时菩提流支的这个译本还没有流通到江南。周先生认为：“此颂附会之作，要在初唐之末也”。10

此后几十年，对《傅大士颂》的研究归于沉寂。

1970年，日本井ノ口泰淳发表了《金刚般若经传承的形式——敦煌、吐鲁番出土关于〈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若干资料》11。他将回鹘本的《傅大士序》译成汉文，并将它与《大正藏》第85卷所收的《傅大士序》（斯1846号）相对照，发现回鹘本《傅大士序》与敦煌本《傅大士序》内容基本一致，但末后多出“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等三皈依文12。他还介绍了回鹘本中以婆罗迷文音译汉文《启请文》的情况。他把以“弥勒颂曰”领起的《傅大士颂》单行本称为“弥勒颂”，指出有四种残本的“弥勒颂”。由于这四种弥勒颂都是残片，因此无法判定到底是否有经文。但是，其它带经文的颂前都有“弥勒颂曰”领起。而这些残片的颂前都没有“弥勒颂曰”领起。因此，他认为《傅大士颂》开始是穿插在《金刚经》中，后来为了方便阅读，才从中抽出来，成为单行本。

1971年德国的GeorgHazai和PeterZieme，将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傅大士颂》汇集、编辑，并翻译成德文13。PeterZieme认为敦煌遗书《傅大士颂》不可能创作于九世纪之前，而回鹘本最早可能作于十世纪。他发现回鹘本的颂文比敦煌遗书《傅大士颂》的颂文更多，认为这些多出的颂文可能是回鹘文译者所创。最后，他认为《傅大士颂》是后人伪托傅大士之名而撰的。其实，所谓多出的颂文在中文本和高丽本中也有。这些颂文在中文本标为“智者大师”所作，而高丽本则将其归于“傅大士”。

1980年，日本川崎ミチコ在《讲座敦煌》中发表了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研究14，认为该文献形成应在唐中期以后，亦即九世纪之后。并在井ノ口泰淳研究的基础上，主张应有“弥勒颂”单行本传世。

1981年，陈祚龙发表了《敦煌古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之考证和校订》15。提出《傅大士颂》是相宗学人伪托傅大士所作，其原因有二：第一、该颂的作者肯定是受天亲菩萨所造的《金刚经论》的影响而萌发了创作的思路。第二、他认为《傅大士颂》不可能早于西元805年问世。

1982年，日本松崎清浩发表《傅大士和金刚经》16。认为：一、敦煌遗书《傅大士颂》应创作于初唐或隋朝。二、《傅大士序》中提到的“有一智者，不显姓名，资扬五首”，这五首“智者颂”应是第一颂、第八颂及末后“三性颂”，因为这五个颂之前没有“弥勒颂曰”。三、敦煌遗书的颂文没有以后的传本多，以后的传本是指《金刚经五家解》17和《金刚经集解》18中所收的颂文。19

1994年，香港衍空法师撰《〈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概述及颂文英译》20，他对所收到各种传本的《傅大士颂》进行了校勘，名为《综合本〈金刚经颂〉》附于文末。他指出：对《傅大士颂》起源于梁武帝与傅大士一事，最早提出异议的是观竹庵。在宗鉴（？—西元1206年）编撰的《释门正统》这本天台论著中，观竹庵提出“《傅大士颂》非傅大士所作”，理由有二：一、傅大士被请入宫讲《金刚经》的时候（西元533年或534年），志公大师（卒于西元514年）早已圆寂，故志公推荐傅大士讲经不可能是在那一时间。二、《傅大士颂》常用相宗术语“三性”，多用“三性义”，恐北方相宗人私窃大士名也。21衍空法师同意观竹庵的观点。他把各种传本的《傅大士颂》分为：敦煌中文本、高丽本、五十三家本、宗通本、回鹘本等五个传本，并对它们进行了评介。他发现高丽本《傅大士颂》所包含的颂文数量最多，总共七十首。衍空法师提出，《傅大士颂》的创作时间很可能在645—867年之间。因为《傅大士颂》的作者生活于从玄奘由印度返回（西元645年）到临济圆寂（867年）之间。其次，虽然作者的阐释受到了玄奘弘扬的相宗影响，但这并未妨碍他对其它领域佛教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因此，《傅大士颂》的作者是一位“无名菩萨”22而非相宗学人，因为作者不想暴露其个人的身份，于是就假借一个很受尊重的人物（傅大士）来代替了。

1995年至2000年，张勇博士多次发表有关《傅大士颂》的论著23，本文所引以其最后成果2000年7月出版的《傅大士研究》为准。《傅大士研究》第八章为《敦煌遗书〈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对《傅大士颂》诸传本进行校订、归类、研究。全文分三节来写：一、傅翕解讲《金刚经》的故事。二、版本源流。有两个部分：（一）敦煌遗书。又分为四类，认为最早的传本（即第一类）是伯2756号、伯2277号、斯4105号，最晚的写本是斯1846号。（二）后世流布的传本。他介绍了《金刚经集解》、《金刚经注解》等，认为“在《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演变过程中，《金刚经集解》是一道分水岭，是今日尚流传的颂、歌的最后定本”24。三、创撰年代及作者之考辨。他提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应创撰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至文宗大和五年（831）之间”25；并主张它是佛窟遗则晚年受本门尊崇《金刚经》的影响，因景仰傅大士而撰。26

对于上述现代学术成果，我们大至可归纳出如下几条：

第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并非“梁朝傅大士”所作，并且已成为定论。

第二、对《傅大士颂》中“傅大士颂”的作者，有著不同的看法。观竹庵、矢吹庆辉、陈祚龙等认为《傅大士颂》的作者是“法相宗的学人”。他们以一种学术直觉以及《傅大士颂》中用了相当多的法相宗名词，来做这样的估计。衍空法师和张勇博士认为不是法相宗的学人所作，衍空法师提出了“无名菩萨”作一说，而张勇博士更进一步的认为是“佛窟遗则”所作。

第三、对《傅大士颂》中“智者颂”的智者，松崎清浩认为是“慧约大师”27；而张勇博士认为是“通达佛理者的泛称”28等等。但都没有注意到此处不但指“通达佛理者的泛称”，而且，到后来还曾指“天台智者大师”（详如下文分析）。

第四、从观竹庵开始，历代对这一文献进行研究者，基本认为是《傅大士颂》的作者本人出于某种（或许是善意的）目的，而伪托傅大士之名所撰。却未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性——作者本人并无此举，乃后人之附会而成。

第五、对于创作时间，有松崎清浩认为应创作于初唐或隋朝，小林雪峰等认为在初唐时就已流传于世了，周叔迦先生认为是唐初之末的作品，德国学者PeterZieme认为不可能创作于九世纪之前，陈祚龙认为不可能早于西元805年，川崎ミチコ也认为该文献形成于九世纪之后，衍空法师认为约在西元645—867年之间，张勇博士认为是在公元822—831年之间。总之，尚未得出统一的意见。

 

第三节　问题的提出

 

通过上述相关资料的介绍，以及研究史的回顾，我们发现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前述众多原始文献和相关资料，我们总结出它们各自的特色。它们之间存在著何种逻辑关系，是本文将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伯2039号背《金刚经赞》的标题下有题示：“依无著论科判七义句者”，由此可以推断无著菩萨造《金刚般若论》（以下简称《无著论》）科判中的“七义句”是《金刚经赞》的创作依据。俄弗323号《金刚经赞》中出现的“十八住处”，与《无著论》中提出的“十八住处”几乎完全吻合，再次证明了《金刚经赞》与《无著论》之间的密切关系。

其次，在中期传本《金刚经注颂释》中，每个赞均以“赞曰”领起，但尾题却标为“注颂释”，其后的各种传本中的赞均以“颂曰”领起。能否推定此为《金刚经赞》与《傅大士颂》之间，由“赞”演变到“颂”的转折点？

再次，后期传本不仅将《金刚经赞》改该称为《傅大士颂》，而且将早期传本中的“一大阿僧祇”更改为“三大阿僧祇”，并且颂文均以“弥勒颂曰”领起。产生这一演变的原因何在？

此外，笔者在证实《傅大士颂》乃附会于傅大士之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论证了《傅大士颂》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认为《傅大士颂》是后人将其附会为傅大士的作品，而不是如目前多数学者所主张的由作者本人伪托傅大士之名所作。

除了上述对《金刚经赞》乃至《傅大士颂》的源流以及作者、年代的考释外，本文的第三章还著重于对《金刚经赞》思想的探讨，梳理出它到底具有哪些方面的思想特征，说明了什么问题。而第四章则专就《金刚经赞》及后期的传本中所出现的佛陀本生故事、典故以及历史人物等等，也作了相应的考察，从中也能发现《金刚经赞》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色。

 

注释：

1　参见张勇：《傅大士研究》第一章，巴蜀书社，2000年7月。

2　敦煌遗书中，题为《金刚经赞》的文献较多，经笔者调查，初步可分为三类：一为伯2039号背、俄弗323号等，如下文所介绍；二为俄дх00296号《金刚经赞一本》、伯3645号《金刚经赞文》、斯5464号《金刚经赞》等，七言四句为一赞，共二十个赞；三为伯2184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序并赞》等，四言十二句为一赞，共三个赞。以上三类，内容互不相同，无作者名，此处所指的为第一类。

3　仅张勇博士曾在《傅大士研究》一书的后跋中提到伯2039号背《金刚经赞》，但未对其进行研究。参见《傅大士研究》第592页，巴蜀书社，2000年7月，成都。

4　小林雪峰：《关于敦煌发掘的〈傅大士颂金刚经〉》，载《密教》卷四·一，1914年。

5　中村不折：《关于〈傅大士金刚经序〉及其颂文》，载《密教》卷四·二，1914年。

6　小林雪峰与中村不折的文章，笔者虽多方设法，仍未能找到。此据张勇博士所介绍，参见《傅大士研究》第286页，巴蜀书社，2000年7月，成都。

7　矢吹庆辉：《鸣沙余韵·解说篇》，岩波书店，昭和八年（1933）四月五日初版；临川书店，昭和十一年（1936）再版。

8　《大正藏》第十四卷，第419页上。

9　见《周叔迦佛学论著集》第986页，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经请教该书编者苏晋仁先生，他说该书中的“《释典丛录》部分是周先生从1935－1945年间所作”。

10　见《周叔迦佛学论著集》第986页，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11　载《国译一切经·印度撰述部》月报《三藏》21，大东出版社，昭和45年（1970）12月5日发行。

12　见《国译一切经·印度撰述部》月报《三藏》21，第5页下，大东出版社，昭和45年（1970）12月5日发行。

13　1971年于柏林出版。转引自香港衍空法师语，见［AnIntroductionTo｀｀TheDiamondSutraEulogies｀｀ByMahasattvaFuOfTheLiangDynasty，AndItsTranslationLntoEnglish］一文，伦敦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

14　载《敦煌佛典と禅》，《讲座敦煌》之八，筱原寿雄、田中良昭编，大东出版社，昭和55年（1980）11月出版。

15　载《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年10月，台北。

16　载《宗学研究》第24号，1982年3月。

17　衍空法师注：涵虚堂得通编《金刚经五家解》，汉城，1968年。

18　衍空法师注：杨圭编《金刚经集解》，《卍续藏经》第三十八卷，第844页。

19　参见衍空法师：［AnIntroductionTo｀｀TheDiamondSutraEulogies｀｀ByMahasattvaFuOfTheLiangDynasty，AndItsTranslationintoEnglish］一文，1994年“伦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　原文以英文撰写，题作［AnIntroductionTo｀｀TheDiamondSutraEulogies｀｀ByMahasattvaFuOfTheLiangDynasty，AndItsTranslationintoEnglish］，系衍空法师1994年之“伦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未见出版，承蒙法师惠赐文稿，在此深表感谢！此次为了阅读的方便，将其译为中文，题作《〈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概述及颂文英译》，由于时间仓促，译文未经作者审核。下同。

21　参见衍空法师：《〈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概述及颂文英译》一文，1994年。

22　“无名菩萨”，见衍空法师：《梁朝傅大士所著〈金刚经颂〉概述及颂文英译》一文的内容提要，1994年。

23　第一次发表在《原学》1995年第三期上的《论〈傅大士金刚经颂〉》，署名张子开，1995年8月出版。第二次发表在《敦煌文学论集》（403—426页）上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版本源流考述》，署名张勇，1997年12月。第三次发表在他的专著《傅大士研究》（249—293页）一书中的第八章《敦煌写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月，台北。第四次发表在他专著的再版《傅大士研究》（255—301页）上的第八章《敦煌写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巴蜀书社，2000年7月，成都。

24　见张勇博士：《傅大士研究》第284页，巴蜀书社，2000年7月，成都。

25　见张勇博士：《傅大士研究》第292页，巴蜀书社，2000年7月，成都。

26　见张勇博士：《傅大士研究》第290—298页，巴蜀书社，2000年7月，成都。该书后跋中曾提到：伯2039号背、斯3906号、上海图书馆藏的上图004号等，与此相关的文献，但未加利用。

27　转引自张勇博士：《傅大士研究》第263页，巴蜀书社，2000年7月，成都。

28　见张勇博士：《傅大士研究》第263页，巴蜀书社，2000年7月，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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