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为什么往蒙古跑

王力雄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的崩溃时期，大部分情况是政权解体以后。社会上立起形形色色的山头，拉起大大小小的杆子，虽然打着各种名号，但本质上都是一些军阀土匪。那些小土匪之间就互相征战，打来打去，打到最后打出一个大土匪，他登基做皇帝，就成了正统。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偷牛盗狗之辈，一当上皇帝也就神圣了，成了历史上的头面人物。圣旨一下，威加四方，那以后社会就重新恢复了法律和秩序。他们再重新把老百姓拢到一块儿，还是一个社会。无非是倒退了一些年，人口死亡一批。但是没关系，再继续发展就是了。

过去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最终有一个生态底座托着，即使发生社会崩溃，也使那坠落的结果不至于粉身碎骨。如果是人满为患，个个都活不下去，土匪们还打什么？哪还有东西供他们抢？扩大地盘不也是多余和自找负担吗？但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最多也就四亿五千万，大部分时间不超过二、三亿人。也就是只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那时中国的领土不比现在小多少，有几百年还多一个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简单地说，那种能够承托坠落的生态底座是什么？就是漫山遍野的森林，长满野果；动物到处游荡；群鸟漫天飞翔；大河奔流；水里鱼群翻跃。就像当年那首歌谣中所唱的北大荒一样：“北大荒，好地方，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当然，并非过去的中国全是如此，但是这样的地方不少。就算是中国乱了，政权崩溃了，礼崩乐坏了，其它的整合因素也一概没有了，整个社会粉末化，人们最不济的也还可以以家或家族为单位，守住一小块地盘自给自足，或钻进深山老林靠采集狩猎度过最乱的时期。人少地多，人的流动性差，封闭环境多，“桃园里头好耕田”，带点种子到哪儿刨块地，就能在哪儿活下去了。外面愿意怎么乱就怎么乱，不管它的事，乱到一定程度，都打累了，或者是那些打来打去的人都同归于尽了，各自生存的人们就可以再往一块儿组合，去形成新的社会。

而现在是什么状况呢？这次开车去内蒙东部，走了几个盟，途经二十多个旗。沿途所见，真正能保留一些原来生态面貌的，只剩内蒙和外蒙的国境线一带。的确，在那里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生态。用体会这个词是准确的。脚踏上那儿的草地，就会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质上。要是仔细观察你踩下的那个脚印，在那么小的面积上，我感觉就能聚集着上百种植物和昆虫。那些丰富的物种纠缠在一起，生长得又密又厚，几乎就没有重样的。有些蕨类、灌木什么的，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形成它们的根系。什么叫生物多样化？这就是最典型的状态。那都是在几百年的自然状态中生长起来的。看着那样的环境，你真是会切身地感受到对它的破坏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孽。

可是现在，能保持那种生态环境的仅仅是沿着国境线的窄窄一条。稍微往内地走一点，就看到大片大片的草原被开垦成耕地，种上了庄稼。草原的面貌立刻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上面覆盖的植物变成了单一物种，或是麦子，或是油菜，看上去显得整齐、单纯，毛茸茸一片，颜色全是一样的。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庄稼长得特别好。但草原上千年时间里形成的腐殖质层只有一尺多厚。开垦者先是用火一烧，把需要百年才能长成的植被烧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腐殖质犁开。那种土壤肥沃得只需要撒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秋天肯定大丰收。然而甜头也就是三年，三年后就是苦果。一尺厚的腐殖质层下面就是沙子。破坏了原来的植被和根系，失去了植被的固定，再加上犁来翻去，表面那层土松得不得了，草原上的大风一吹，土就吹跑了。沙子就暴露出来，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沙化。

除了风，还有夏天的雨水冲刷。在所有有坡度的地方，只要是被开垦的，都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吨的泥土在坡下铺成的稀泥滩。那都是最肥沃的土啊！那不是仅仅用“水土流失”四个字就能概括的，那流失的是珍宝，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命根啊！然而看那些没有被开垦的地方，坡度不管怎么大，雨水怎么猛，流下来的水都是清清亮亮，一点土都不带。你不能不感叹，大自然自身的安排是那样奇妙与合理。

看到那些大片大片被开垦的草原，我想到布朗因为发表《谁养活中国》后，一些文人学者进行反击，说我们用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我们不是活得很好吗！不错，这些年来粮食不但不缺，而且过剩。不过那么多粮食是怎么来的？以眼前那丰饶草原变成沙漠为代价打出来的粮食，现在不也都是正堆在粮仓里，向世界证明“我们的粮食吃不了”吗？而这样的“粮食吃不了”，意味的却是将来将有更多的“粮食不够吃”！当然不是政府有意这样做，政府反复禁令不许开垦草原，但为什么就是有人不停地开垦？既然93年和96年政府两次把粮食收购价提高了105％，地租便宜而且撒下种就只管丰收的草原自然就成了逐利者眼中的肥肉。尤其对有能力进行规模经营的大户而言，开垦草原成本低而利润高。他们有雄厚的资金，一开荒就是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他们有的是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花钱，给个人一些好处，再给下面那些管事的机构。既然都是以利为先，只要有足够的利，就能一路绿灯。乡里区里那些基层机构财政收入没有来源，奖金福利都得自己搞，如果来一个人说开多少土地每年交几万块钱，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大数。他们知道，那都是荒山僻野，上边的人看不到。就是偶然看到了，圆活圆活也就过去了。就是这样。

千年形成的草原，只开垦三年就被毁掉，随后就既没有农田，也没有草原，而只剩沙漠。那沙漠还不是原地不动，它要蔓延，它注定要以沙进人退的结局惩罚人。

我这趟内蒙之行所见到的很有象征性。从那些正在被开垦的草原往内地方向走，走不了多远就可以看到几年后那些正在开垦过的土地将要变成的模样。问当地人，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大草原，是牧区，都是那种一个脚印里就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放眼望去，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不一定踩得着一根草。再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原来也一样是游牧蒙古人的地盘，现在全被农耕者占据，牧人们早被挤得一个不剩，都迁移到边境地区去了。那里有一些水利设施，有一些农田，还有一些人工林带，大概是“三北”防护林——那个被捧上天的绿化工程。然而那真的能改变已经被破坏的生态吗？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夸它有多大作用，可是当你真的以对比的眼光审视它的时候，那不过是一些孤孤零零的树，刷子一般地在那儿呆呆地立着。树种是单一的，树下光秃秃。周围耕地种的是一些适合人类食用的单一作物，除此之外就是沙子。那怎么能和一脚可以踩到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环境相提并论呢？

我不想再谈中国的其它地方，也没有必要。中国的生态状况怎么样，每个人从自己生活的局部都可以感受得很清楚。东蒙应该算是中国仅存不多的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它的状况尚且如此，别的地方可想而知。而且我刚刚描述的那种生态变化的不同状态，依次展现在一趟几百公里的行程里，跑一天就可以一览无余地全部看到，就像一个天然的生态环境展览馆。它可以形象地说明整个中国过去的生态环境是什么样，人们怎样一步步破坏了它，而得到的惩罚又是什么。

现在连黄河都干了，那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不说迷信的预兆，至少它足以表明中国生态系统被破坏的程度。仔细想一想，咱们这块土地上，茂密的森林还有多少，干净的河流还有多少？林子里还有几只动物，河里还有几条鱼？在中国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所有还存在活物的地方，几乎都有人以各种方式往外抠。我家旁边的引水渠，一天到晚都有人拿着形形色色的工具从水里和水底的泥里或钓或捕或捞，什么都给弄出来，然后不是吃掉就是卖掉。水里已经没有大鱼了，那些卖鱼人从几两重的到一指长的分门别类，卖不同的价钱。还有泥里那些螺蛳之类的，最后连一厘米长的小鱼苗也分成堆，卖给养宠物的人喂猫或喂鸟。你说那水里还有什么东西能剩下吗？

内蒙国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里穿行，我开车走过那里时，亮着车灯走在窄窄的路上，暮色中不时看到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我从来没见过那么肥的大野猪，领着小野猪从路上穿过去了；成群的鹿，穿过去了；狍子，穿过去了；闪着漂亮皮毛的狐狸，穿过去了。然而非常奇特的是：所有动物都是向着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的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就宁可暴露在灯光下穿越公路，也要拼命地跑到国界对面去。动物也知道了哪个国家比较安全。外蒙古16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多万。而这边的12亿人都在琢磨着怎么把它们吃进肚子。之所以它们还敢到中国来，是因为那里是国境线，一般人不让去。而一旦有什么危险，它们一抬脚就能出国不回了。

我们的家文化制造了太多的人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妻妾成群，中国女人因此都成了生育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生态毁坏的帐最终要算在家文化上。不过从这种家文化衍生出来的伦理，过去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举一个小例子，我见过一位老人按照老辈传下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一盘可口小菜；就连鱼鳞都不扔，小火炖足后冷却的汤可以凝成冻，又多一道菜；撇出来的鱼鳞和吃剩的鱼刺鱼骨一道，用油炸酥后，下顿饭的下酒菜也有了。那种节俭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也就能理解，过去中国人对生态的消耗和索取是多么的少。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西方个人主义者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的是天人合一、安贫乐道、知足者常乐等从家文化中产生的伦理。所以，尽管家文化制造了过多的人口，如果能够一直维持传统的伦理，那么几十个人的消耗也抵不上一个西方人，人口与生态的平衡也不是不可能达到的。

怕的就是在已经制造出来这么多人口以后，约束人欲望的传统文化却就此解体，中国从此转上西方物质文明的轨道，每个人都以无限追求财富为目标，那就会把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地推到毁灭的境地。不幸的是，中国的这种转变现在已经完成。

综合考虑社会与生态的关系，应该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人口、资源、欲望。如果人口少，人均资源自然就多；如果欲望不同，人均资源的意义也不同。这三个因素，最人为的变量就是欲望。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从穷变富，尤其是暴发，欲望是最贪婪的。因为穷，穷怕了，对财富容易产生病态的渴望。因为穷，修养少，除了钱以外就很少能树立起别的目标。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本来是对欲望的主要制约，问题是在中国，随着文化结构的解体，那种制约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中国人的欲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向“钱”看。于是我们的状态就变成了三“最”：人口最多；人均资源最少；欲望最高。这实在是最可怕的一种状况——以最多的人口乘以最高的欲望，去吞嗜最少的资源，那将得到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

古代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欲望，但是要看平均水平。“贪心不足蛇吞象”者只是少数，多数人是认“命”的。家文化的等级意识使多数人安于自己的位置，沉重的道德观念也在很多方面能够压抑住贪婪。然而那一切今天都不存在了。就像装魔鬼的瓶子突然被打开，压抑千年的欲望一瞬间就爆发出来了。

可以说，这些年生态破坏的因素之一，是九亿农民集体投入到追逐财富的行列。公社时期的农民，除了种集体的地，个人开荒是修正主义，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就连养只鸡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那一方面制造了广泛的贫困，另一方面也在无意中保护了生态免受太大破坏。新时代让九亿农民焕发出了经济活力，允许他们为个人去追求财富，同时却不是通过推动城市化进程，而是继续保持种姓制度式的城乡壁垒，限制农民“离土不离乡”，只能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去折腾。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让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能去破坏生态环境和制造污染。结果到处是破坏式的开矿、开荒、淘金、滥砍滥伐、过度放牧和过度捕捞、扒发菜、盗猎野生动物......同时千千万万乡镇企业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而当恶果已经形成，迫在眉睫的危害达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时，现在再回头来限制农民，不许他们砍树、开荒、捕猎，关停并转他们的企业，则难以奏效了。致富的欲望一旦被调动起来，就是出了瓶子的魔鬼，再也收不回去了。何况目前对农村的控制力已经大大降低。前几十年以剪刀差让农民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积累，难道今天还能再牺牲农民，就是为了让城市有蓝天绿水，就让农民自甘贫穷吗？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以什么等级的珍稀动物的名义，都不会让几亿远比动物更有价值的人同意！

然而什么是摆脱了贫穷呢？没有了等级意识，农村人比城市人，城市人比都市人，都市人比美国人。先不说真正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时是否会满足，至少大多数人现在的愿望就是能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就意味着，我们要从人均750美元的中国现状迈步到人均29,000美元的美国现状，跨过28,250美元的空间。谁也不能说这不是合理的要求，平等是天赋人权，没有理由让中国人只能看着别人富有而自己贫穷。

然而中国的生态环境能提供这种可能吗？1995年9月世界银行推出衡量国家财富的新算法，把自然资源计算在内，中国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62（中国的这个排名到1998年仍然在162），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1／12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3。其中自然资本占的比例仅为3％（澳大利亚为71％），足以见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程度。且不说贪婪永无满足，即使只达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的资源总耗也要扩大几十倍。这是一个冷酷的提醒，不管自己觉得这个要求多么合理，都注定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怎么办？除非12亿中国人立刻集体把欲望降低到合理的水平，按照量体裁衣的古老智慧去安排生活，也许能走出一条真正的“中国特色”之路。然而，失去了文化结构的支撑，丧失了终极关怀和价值体系，我们还能靠什么抑制欲望？除了财富，又能找到什么去填充必不可少的人生意义呢？

说到这，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显露。它不仅支撑并整合人类社会的结构，也是保持人类与生态之平衡的关键所在。不幸的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被不断的革命所摧毁，又继而被拜金主义所腐蚀，已经失去血脉和骨骼，只剩一张千疮百孔的外皮，这就是我所担忧的悲观前景。如此下去，我们的生态环境注定要被破坏殆尽，现在的勉力阻挡只不过是延迟一些时间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或改变。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一旦再有历史上那种政权解体的状况发生，生态环境就无法再成为承托的底座。这一事实，现在的人都很少去深思其中的意义，可是它迟早有一天将会成为致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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