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学佛 02.佛教思想──佛学与学佛

发布日期: 2006-01-01 浏览量: 3,511 次浏览

 

印顺法师

甲、虚大师的佛学传统

再来谈佛学，当然还是从虚大师的佛学说起。虚大师说：“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这句话，虽有其论断的标准，但一般听来，总觉得不免言之过甚。澹思说：“日本佛学者谈佛学”，是“纯学之立场”，“客观学术之立场”。所以结论说：“只能说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学佛者无一人也，而不能说日本于今日，所以佛学者无一人也”。澹思也许是根据日本现代佛学者的观点说：“思想、信仰、学术……虚大师常常不把其划清”。“就客观之学术立场言”，是“虚大师生命史上一重要之缺点”！以为“学佛与佛学，可分开作两回事”。依据这一标准，大师可以是真正学佛者，却不是佛学者。

日本的佛学，对我来说，可说是一无所知。我不知现代的日本佛学是否如此？或者这只是日本佛学的部分如此！没有信仰，没有思想的，才能说是佛学，否则只能说是学佛，我对此不免怀疑。佛学，就是这样的吗？不这样，就不能称为佛学吗？“学”是什么意义？谁将佛学的界说，局限于这样的有限天地！我为什么怀疑？因为，如真的这样，那末从佛陀开教以来，印度大小学派的思想开展，中国台、贤等诸大师的阐扬，日本古德的研求，都不足以称为佛学。也可说从来没有佛学，要到近代日本，才出现“佛学”那一门堂皇学问！我没有研究过学与非学的区别，但总觉得这一标准，太不近情理！佛学只是佛法之学，佛教之学，古代可以没有这一名称，但决不能没有这一事实。学不是佛学的特别术语，而是一切学术的通称。世间的“学”多着呢？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哲学，考古学……那一样不可以称为学？在中国，儒学、道学、理学，称学的着实不少。佛法而称为佛学，也不过儒学、理学一样。这么多的学问，都可以称为学，那里一定要“纯客观之学术立场”？为什么有信仰、有思想的，就不足以称为佛学呢？

大师说：“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日本没有“真正佛学者”，不是说日本没有“佛学者”（澹思的话，显然是多余的了）。日本佛教界人才济济，大师那有不知道呢？梁启超作“大乘起信论考证”，是引用日本人的治学方法及其结论，这才引起了大师对于日本佛学的评论，并不只是为了“起信论”的信仰问题。大师在那篇文章中说：

“以毒迷于西洋人思想学术发达进化之偏说，即所谓进化之史论及科学之方法”。

“吾以之哀日本人与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迷，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不图吾国人乃竞投入此迷网耶”？

虚大师所批评的，正是日本佛学界所奉为准绳的：“纯从客观历史，或理性立场，对佛典加以分析、考证或批评，此即所谓科学主义者之方法”。大师所批评的，在某种情形下，甚至是厌恶的，所以有“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的慨叹！“进化之史论及科学之方法”，大师为什么反对？大师以为：“一切佛法，皆发源从释尊菩提场朗然大觉之心海所流出。后来顺适何时何机，所起波澜变化，终不能逾越此觉海心源之范围”。佛法只是“觉海心源”那个事实，这是圆满的，没有进化的、发展的。如遗忘这个，而专在名相陈迹中，以为佛法如何如何，谈发展，谈进化，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佛法，那还有什么佛学呢？这一“史的科学之方法”，在大师的佛学传承上，缺少这一着（这是近代发展形成的方法，过去仅有与之态度相近的，但不为中国所重），所以也不为大师所重。然在大师开明而博大的心境中，并没有否定这一方法（只是要将“进化”除去）。在（民十六年讲）“佛之修学法”中，说到“修学之适当态度”，提出了“考据与仰信：参阅史实之考证，尊重果觉之仰信”。考据，也还是修学的适当态度之一。在（民十八年讲）“甚么是佛学”中，分教理行证。教法有“佛教法物之搜集，佛教史材之编考……”。理法，在印度佛学，中华佛学以外，有“欧美新研究派”一项。欧美新研究派，就是日本“纯客观学术之立场”，“科学主义之方法”；日本现代佛学，是渊源于此而有更好的成就。大师本人，依然是中国传统（不是宗派，不是理论，是对佛法的根本立场与态度）的佛学。所以在（民二十四年）“优婆塞戒经讲录”中，自称“非研究佛书之学者”。以为：“稽考佛学书籍，而研究其义理，以达成一专门之学者，亦非易易（足见并不轻视）。……将佛书当学问来研究者，并世虽不乏其人。而本人则读书每观大略，不事记诵，不求甚解，但资为自修化他之具”。大师自称非佛书研究之学者，但并不反对这一类学者。大师（民三十三年）为“唯识学探源”作序说；“唯识固源本佛言，而阅此则知转辗于部派思想，起非一缘，流长而源远矣！洵堪为学者探究之一异门方便云”。异门方便，也就是异方便。虽不是正统的、固有的方便，但也不失为特殊的新的方便，这就是大师对这一类学问的真正态度。

佛学只是佛法之学，佛教之学。谈佛学，最好先了解一般的学。世出世间的一切，大而宇宙，小而微尘；外而世界，内而身心；具体的事物，抽象的理性：凡对于某一部门（或总论全体），从学习中去理解。有了深刻的（或多少有点）理解，把他有条理的（或简要的）表达出来。在古代，是口头传授。文字发达了，主要就以文字表达、传播，提贡所知所见于人类的面前。学（问），就是这样来的。这里面，有正确的，也有谬误的，有深刻的，有浅薄的，但都不失其为学问。谬误的，浅薄的，会迅速在人类的学问中消失。

学，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知识的学问：简要说，这是书本（或实物）上的学问。以书本（学问的记录）为对象，而进行研究。以种种知识，种种方法，比较、考证、分析，以了解书本中各方面的知识。有了较多的理解，或有新的发见，独到的认识，于是有条理的把他表达出来，成为一部一部的专著。在佛学中，这就是大师所说：“将佛书当学问来研究者”的佛学。也就是“三藏经论，皆可认作一堆历史资料，以待检验、简择，以及进行分析、批判”所得来的佛学。二、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学问：知识是空虚的，书本的知识，不一定是正确的。书本得来的知识，必须结合于实际经验。在经验中，充实了知识，修正了知识，发展了知识。通过经验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知识与经验的相助相成，知识与经验的结合，而得到更真实的知识。把他表达出来公于社会，这就是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学问。三、经验的学问：这在古代，极其普遍，现在也还是有。如人受完国民教育，进入工厂去学习，一边看，一边听，一边做。在实习的经验中，把这些机器，甚至每个螺钉，都弄清楚了，资质聪明的，也会有所发明。大学工科毕业而进入工厂，一肚子的知识，却得向老工人请教。他的经验、诀窍，有的是，如能传达给别人，说的也好，写的也好，不是学问是什么呢？

佛学，古代也是有不同类型的。佛陀菩提树下的正觉，也就是虚大师所说的“觉海心源”，是佛学的根源。依此而流出教授教诫，这是“学无师保”的纯经验的学问。出家众修学，着重于经验的传授，从学习中去获得同样的经验──同一解脱。出家众除了实习修持，将佛陀的开示、教授，也照样的传诵传播，大弟子加以宣扬解说。所以，佛世就有知识与经验二部门。佛告弟子：比丘应“圣说法、圣默然”。在后来，称之为“教法”、“证法”，也就是对佛教说的理解，对佛法行的修持。但在古代，由教法的理解而从事道的实践，由道的修证而为佛说的阐述，是相依而成的。佛学，就是这种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学问。

虽然如此，由于重知识、重经验的关系，佛学分为两大类型，这是有足够资料来证明的，现在只能直说我的理解。不同类型的佛学，问题是这样引起的。佛法的展转传来，时间渐久，区域更广。结集成的教法──契经，不但法门众多，同一法门，同样开示，文句有广略，增减不同，内容也不一致。依文解义，会陷于自相矛盾。修行也有种种法门，传承授受间，也有多少出入。处理这佛陀的教法、证法，由于观点不同，方法不同，“逐渐形成”（注意）不同类型的佛学。重知识的是甲型；以为佛说是应机的，在所说的契经中，有了义的，有不了义的；有尽理的，有不尽理的；有因中说果的，有果中说因的……。在这不同的契经中，可以从比较、分析、综合、贯通，甚至删略或补充（应该有而佛没有说，或说了而已经佚失），表显出佛法的完整面目。也就是说：佛是将正觉正知的一切，确实的开示我们。虽应机而这么说，那么说，但无论世间因果，出世行果，在佛心中，都有一确实而必然的──符合事理实相的内容。所以可从佛说的探求中，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的、完整的表达出来。这是预想佛说的内容，是照着世出世间的因果实相而宣说。所以这一类型的佛学，自以为“如法相说”，“如实相说”。因此，无论是法的自性、定义，种种关系，都是论证为确实如此。不圆满的，错误的，可以修正、破斥，但不能模棱两可的过去。这就是上座系统，阿□达磨类型的，重知识（知解）的佛学，近于客观立场的研究。但这也并非纯为佛书研究与整理，与修证是不可分离的。阿□达磨的意思是“对法”，就是谛理的现观。阿□达磨论究的问题，主要也就是修证上的问题。这还是从理解以引导修证，从修证中去理解佛法，还是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末流专作名相事理的研究者，常然也是有的）。

重经验的是乙型：这一类以为：佛说，都是适应众生，也就是利益众生的。从所适应的众生来说，都是恰到好处的，随分得益的。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说：“世尊所说，无不如义”；“佛所说经，皆是了义”。佛法，不应预想为与众生（贤、圣）无关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应机得益中的（这一见地，如贯彻起来，那就是“一切法正，一切法邪”；应病则一切都是药，不对病什么都不是药）。大众系的说假部说：例如苦谛：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等。生、老，病、死……这种世间事实，是苦，并不是苦谛。要认识这些苦，厌离这些苦，断除这些苦；这些生、老、病、死，才是苦谛。这最明确的表达了这一根本的观点，佛法惟有在信受奉行的实践中，才能表显出来。这一类型，就是大众系的佛学：没有阿□达磨式的作品，也没有整理出一切法的单元表（如七十五法、百法等）。经说的传诵，只是诱导众生，利益众生的方便，而不是研究佛理。经的解说，也以解通佛意为主。这是实用的，适应性极大，变化性也特别大。但众生的根性，有类同的，众生的病也是有共同的。身心修持中的经验，圣者的体证，依然有普遍性，必然性，所以仍可以建立因果、行位。只是着重经验，所以略于事相的分别，而重于行果的发扬（初期大乘经，都是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中心，而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这不同类型的佛学，相互对立，又相互融摄，一直影响于印度佛学，始终现出这不同的类型。大概的说：乙型与甲型，是上座系与大众系的，重论的与重经的，重理的与重行的。发展到尖锐对立时，就是小乘与大乘的；又成为大乘经与大乘论的。印度佛学的发展，真是波澜壮阔。而从这佛学的特性去看时，始终存有重知识的，重经验的不同类型。然而，这只是侧重，都是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没有客观的纯知识的佛学，不过甲型的精神，比较接近吧了！

古代的中国佛学，原则的说，继承了印度佛学的传统。由于国情的特殊适应，也不免多少差别。起初，大家忙着翻译：佛学从印度来，当然印度一切都是对的。经、律、论、大乘、小乘，不分部类，越多越好！直到三论（僧朗），天台（慧思）到南方来，栖霞、衡岳、天台，渐形成中国佛学的传统。智者大师的“有教有观”，明显的标示了经验与知识综合的佛学。三论与天台，都是重适应，重效果的，尤其是天台。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可以约四教作不同解说，也可以四句配四教。如四悉檀，不是说这部经，这段道理，是什么悉檀；而是说：听众听了以后，或生欢喜心、或治恶、或生善、或悟第一义──也就是以听者的适应与效果，而决定是什么悉檀。智者大师从教法与证法的综合中，窥见佛学体系，也就是教法的浅深，修证悟入的浅深历程。虽然将自以为纯圆独妙的佛法，表示为佛陀自证化他的绝对真实。而对一切教法，始终是活泼的应用，以导人修行为准则（解释经文，也有“观心释”）。如以客观研究的眼光，智者大师的教学，并不理想。如“中论”明说“诸佛依二谛”，他却依“中论”而谈三谛。“智度论”明说二智一心中得，他却说三智一心中得。而且口口声声，这是从“中论”、“智论”得来的，也就是远承龙树的学统。引用经论，或是截取一节、一句；或是删略几字；而且引用伪经，着实不少！然而，智者大师是无比的伟大！正是中国佛学完满的典型！这是上承印度重修证的大乘经师的传统──乙型。凭修证的经验，贯通经论，所以，“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寻汝之辩，不可穷矣”！文字之师，正是专在文字表面作工夫。举比喻说：客观研究者，是工笔画；费尽工夫，未必画好，说不定“画匠”而已。而乙型的佛学，重修证而教观结合的佛学，是写意的，有时是漫画式的。你说不对吗？却是越看越像，神气活现！被称为“画家”。客观研究者，是科学化的，有条有理，使人了解。而乙型的佛学，是艺术化的，使人启发，使人感动，使人忘我。

北朝盛行的，是□昙、摄大乘论、十地论、唯识论；北朝的佛学，可说是重于印度所传的甲型的佛学。但中唐以后，经五代的衰乱，北方衰落而渐为异族所统治，北统的佛学也衰落了！宋、明以来，这一系统的佛学，可说早已中断（明末□益大师，涉猎论书，但也不是论师的立场）。如无人不知的唐僧玄奘，所传的瑜伽唯识，没落到无人知道，而仅知有西游记了（要到支那内学院，再把他提起来）。有北方传统而受天台影响的，是贤首宗。大体来说，天台、贤首，被称为教下的，都是“从禅出教”，知识与经验结合了的佛学。

北方的实行派──禅师，经长江而到南方，深受南中国精神陶冶的，是禅宗。起初是重修持，“不依他教”而以经印心。后来是“不依文教”，“不立文字”，成为专重经验的佛学。中国禅者自称教外别传，独得佛法的心髓，说来也有点道理。佛陀在世，就是以自己的经验，教人也去经验──纯经验的佛学。然而佛学在印度，不可能永久如此，而终于有教法，有证法，而形成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在教法盛而证法衰的中国，禅宗反朴归真，不受文字的拘缚，而直趣修证。简易、清新，从强毅的禅风中，曾发生难以估计的力量！然而佛学在中国，可能永久如此吗？于是而有公案、语录，谜一样的禅偈、图画（圆相）。生怕人落入知解，痛呵知解。结果呢？正如虚大师所说的：“越到后来越简单了，仅看一句话头。这样的门庭愈狭小，愈孤陋寡闻，便成一种空腹高心，一无所知的人。不但不达禅宗，而且也完全荒废了教律，以致成为现在这样的荒废现象”（见“天台四教仪与中国佛学”）。

有客观倾向的甲型佛学，中国中断已久了。有的是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专重经验的佛学。所以中国佛学，重修行，不重教理，不重研究，尤其不重论书。

所以说明过去佛学传统的特性，正是为了说明虚大师的佛学根源。中国佛学传统──知识与经验结合的（台、贤）佛学，专重经验的（禅宗）佛学，使大师成为真正的中国佛学者！但他受天台的影向，并非天台儿孙那样，背诵注解，照本宣扬，而是得其精意，得其妙用。对于禅，也不是醉心于公案、禅谜，欣赏赞仰而莫能自拔。

大师对一切经论，都是通过自己的经验而有所见，而不是知识的研究与传授。所以（民廿四年，“优婆塞戒经讲录”）说：“非研究佛书之学者。……读书每观大略，不事记诵，不求甚解，但资为自修化他之具。……所有著作，亦皆为振兴佛教，弘济人群之方便耳”！例如法相唯识，大师是有一番研究的，但与支那内学院不合。支那内学院，正是印度甲型的论师的佛学，宗派的佛学。自以为“如法相说”，“应理圆实”，绝不容有（根本与重要的）异义。于是乎反对“起信论”，攻讦“楞严经”，只因为不合法相唯识宗的教理。这是论师传统的一般情形（好处就在这里，严密明确，绝不含糊模棱两可）。但大师却不然，如（民廿年，“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说：“遂知整僧在律，而摄化“学者世间”需于法相。奉以为久住正法，饶益有情之圭臬”。大师重唯识，多谈唯识，甚至被人误会为唯识宗。其实，大师并不与唯识宗学者一样，以唯识学为最高准量。大师以为大乘佛法，是各有特胜的，唯识学确有长处。对适应现代来说；唯识学条理分明，立破精严，有心理学，认识论，更富于哲理，可以适应现代学者──“学者世间”。而且，又足以针对中国人的通病（如“对治中国人通病的佛法”）。所以说：“立言善巧，建义显了，以唯识为最”。大师提倡唯识，是“但资为自行化他之具……弘济人群之方便”。而从佛学的实践来说，对唯识法相的看法，不但不会偏重唯识，而且相反的不以为要。如（民九年，“读梁漱溟君唯识学与哲学”）说：

“在理论的说明上，自然在唯识学。但到真个契合，心自然进为般若（三论）宗及达摩的禅宗。……佛教的需求，与哲学的需求异趣，要在真个契合真如，发生般若而圆满菩提耳！……此即佛教不重视唯识的原故了”！

从这种经验（与知识结合）的立场，所以说：“中华佛教，如能复兴，必不在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

大师于民国二年，曾揭举“组织革命，财产革命，学理革命”，惊动了教界。在大师三十余年的宏法生活中，到底有否进行佛学的学理革命？大师的佛学，是承受了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重经验的佛学。在（民十八年）“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中，曾这样的宣告：

“直溯释迦如来大觉心海的源头，我以为，只是圆明了无始终无中边的法界诸法实相，体现为以法界诸法为自身，以自身为法界诸法的法身：又完全的开显表示出来。……这是考之中国文的华严、法华等大乘经，马鸣、龙树、无着、天亲的大乘论，尤其是直证佛心。传佛心印的中国禅宗诸大师之语录，皆可为坚强之证据。而且太虚本人，也曾于此有确切之经验的”。

这表示了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从自己确切之经验中，贯通一切大乘经论，而深信佛法的根源，唯是佛陀大觉心海圆明了的实相。经验的实际如何，是不用说的，而不是但从佛书研究中得来，是一不疑的事实。从知识与经验相结合，更重于经验的佛学中，向两方面展开其教化：一、融古；二、阐新。

“现今所流行的佛学，实源于二千数百年前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在其大觉心海中流出来的”。虽这么说，在中国佛学传统中，“独尊大乘”，大师也不能例外。对古传的一切大乘经论，大乘宗派，一律尊重。在复兴中国佛教的努力中，发为初期的“大乘八宗平等”的主张；以“大乘宗地图释”而圆满地结束其主张。当时大师的思想，一则扩展为（中国本位的）世界佛学；二则有感于大乘八宗，实际上不可能一齐举扬；三则大师是厌恶宗派主义的；四则循流返源，深知中国佛学不及印度佛学，如（十八年冬讲，“研究佛学之目的及方法”）说：“现在研究佛法，亦当要依翻译来的经论为标准；因为经是佛言，西域各大师造论，皆根据佛说之经而造的。中国诸师，往往多臆说，故不可依为正量。……佛法传到中国几千年，大德代出，分镳扬化，各树门庭。然所造论，不似印度诸师根据坚确，条例精严，每本自意取喻一时。故我们不要在宗派上着手，而直接从印度所译来之经律与论，去着手研究”。于是乎演变为大乘三宗（大乘的三大体系）平等的主张。这一方面的佛学，特色是“融贯”。八宗也好，三宗也好、原则是一样的。以八宗来说：确认各宗的平等地位，如说：“此之八宗，皆实非权，皆圆非偏，皆妙非□，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乘故”。大师以种种方便，说明这点──各各殊胜，各各平等。主要还是一切皆方便，一切无非为了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与三论、□益的融贯说相近）。以推陈出新的种种方便，融贯一切佛法，（二十六年讲）“新与融贯”一文，正表示了这一意义。晚年定论之“教之三期三系，理之三级三宗，行之三依三趣”，是融贯一切，是一种新的判教，但与台、贤等判教不同。台、贤的判摄，如古代的封建制：周天子高高在上（如圆教），公侯伯子男，次第而下，秩然有序。而大师的判摄，如近代的联邦制，首先确认各各平等，不失去各各的特色，而合成一大共和国。这也可说是适应时代的学理革命；如将许多独立邦，合成联邦共和国一样。然而，尊重过去的一切，不抹煞过去的一切。过去的一切，也有适于古不适于今的吗？也有适于彼而不适于此的吗？也有“融摄魔外，渐丧佛真”的吗？也有随情臆说，不足为训的吗？当然是有的。那末，过去的一切，一切平等；到底是暂时的，妥协的，还不能说真正的学理革命。这一融古的大思想，在大师的佛学中，虽占去全书的大部分篇幅，其实还只是维持协调的局面。

真正的“学理革命”，就是即人成佛的人生佛学。人生佛学，不是世俗化，不是人天乘，不是办办文化慈善，搞搞政治（并非不可办，不能搞），而是有最深彻之意义的。这就是根源于知识经验相结合，更重于实践的中国佛学。大师曾说：

“以言佛学，得十百人能从遗言索隐阐幽，不如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　　一朝彻证心源，则剖一微尘出大千经卷，皆湛心海，应机施设，流衍无尽　　”　。

这几句话，可作为大师佛学的写照。大师从一番经验（浅深是另一回事）而来的卓见，对一切佛经，如（十三年冬）　“人生观的科学”说：

“释尊出世本怀，其始原欲为世人——凡夫显示一一人生三真相。……无如仅有少数大心凡夫，若善财童子等；……及积行大士，若文殊、普贤等，能领受其意。其余大多数科学幼稚，人情寡薄，若须达多居士；习于印度外道心理，若舍利弗、目犍连等沙门，皆如聋如盲，不能同喻。为适应此印度的群众心理，乃不得不示说人天乘福业及不动业之报，及声闻乘独觉乘之道。……向来在亚洲各地所流行，及欧洲人所知之佛教，多属此，为适应印度的群众心理所宣说”。

这是大师影略“华严”，本其大乘的信行，而对初期佛教的一项根本认识。大乘呢？印度大乘，是在天及声闻佛教的基础而开发的，所以在（民二十九年）“我怎么判摄一切佛法”中说：“一、依声闻行果趣发大乘心的正法时期。二、依天乘行果趣得大乘果的像法时期（从佛灭到千年）。在印度进入第二千年的佛法，正是传于西藏的密法……中国则是……净土宗”。大师开权显实而说：“依声闻行果（而向大乘），是要被诟为消极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谤为迷信神权的。不惟不是方便，而反成障碍了！所以在今日的情形……确定是在人乘行果，以实行我所说的人生佛教”。

从这看来，佛陀适应印度群众心理的人天乘法、声闻乘法、辟支佛乘法，以及由此而趣入的声闻菩萨法、天菩萨法，都离不了适应印度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不是圆满的直示佛陀的觉海心源。不但是印度，传于中国，传于日本，传于西藏、南方，古代所有一切型态的佛法，都是一样。所以在（民国十七年）“余之佛学新运动”中说：

“吾以二十余年的修学、体验，得佛陀妙觉的心境，照彻了大小乘各派的　　佛学。……从人类的思想界，为普遍的深远的观察，了知佛学的全体大用，向来犹蔽于各民族（印度亦不例外）的偏见陋习，未能实现为人类的普遍文化。……应将此超脱一切方土、时代、人种、民族等拘蔽，而又能融会贯通东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学，明白的宣扬出来”。

这就是“世界佛学”，“世界新文化”；也就是最圆满深彻的，以佛陀圆证心境为根源的人生佛学。在上面说到，这“惟有少数大心凡夫，若善财童子等……能领受其意”。大师赞仰中国禅者，正因中国禅者，曾从一切语言、思想、制度等拘缚中透出。然而一般禅者，仍不免为传统所拘蔽，而形同小乘独善的出世行。“惟有少数禅师，若百丈、永明等；及少数居士，若庞蕴等──颇得其真，然居极少数人，而为我（大师）今所要极力提倡的”。大师所赞仰的，百丈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永明是“万善同归”者；庞蕴是妻儿聚会，共语无生者。这都是深入如来觉海，不为传统所拘，能活泼的适应现实。

从脱落一切方土，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种种拘蔽，直探佛陀的妙觉心境。不着固有的，适应现代的，这是大师直窥大乘根本精神。如善财、维摩，所以不同一般禅者的专谈向上一着！从这一根本来说，革新的精神充分的表现出来。如宜统二年，大师二十二岁，作天台的“教观诠要”说：

“善学佛者，依心不依古，依义不依语，随时变通，巧逗人意。依天然界进化界，种种学问，种种艺术，发明真理，裨益有情，是谓行菩萨道，布施佛法。终不以佛所未说而自画，佛所已说而自泥。埋没己灵，人云亦云”　。

大师的学理革命，在适应环境中，不是条理严密，立破精严，以除旧更新。是融摄一切固有，平等尊重；而从这中间，透出自己所要极力提倡的，方便引导，以希望潜移默化的。但融旧的成分太多，掩盖了创新──大师所说的“真正佛学”，反而变得模糊了。多数人不见他的佛学根源，以为适应潮流而已，世俗化而已。我觉得，大师过于融贯了，以致“真正佛学”的真意义，不能明确的呈现于学者之前。我又觉得，大师的佛学，是真正的中国佛学。

在印度，在中国，凡卓然而有所创建，或开一代之风气的，都属于知识经验相结合，而特重经验的佛学，大师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所以，大师不是偏宗的专家，而可说是通家。但不是“两脚书橱”式的通家，而是从其经验及修学中，凭其卓越的天分，而有惊天动地的思想革新者。如上所述的学理革命，在印度，在中国，在佛教世界的每一角落，曾有这样“不世出的思想家”吗？为了从事实际的整僧、护教，为了维持与调和而多多融贯，使他在佛教中的真正价值，被人误解。人生佛教，难道只是顺应潮流吗？

也就因此，从大师传受的佛学特质来说，从他的个性、思想来说，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做日本近代那种纯学术性的学问。他固然为了悲愿，为了革新。实际上，以他的佛学传统，个性天分，即使不需要忙着改革，也是不会在一本书，一个问题，一部分的材料上，费尽一切力气的！

 

乙、历史考证的佛学与学佛

 

以上有关“佛学”的叙说，只是说明了一点：虚大师的佛学，是中国，甚至是远承印度传统的真正佛学，不能说不是学问。我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传统的佛学，或者为了自己的立场而提出异议。事实上，如虚大师那样，作为中国传统佛学的，现在也许是很难找到的了。至于我自己，一向是重于甲型的，更倾向于客观研究的。只是学力不足，而又处于不重研究的佛教环境，所以垂老无成！但是，正因为我有客观研究的倾向，所以不能同情于这样的结论──虚大师所说，是思想而不是学问。

从佛法流传于人间的事实看来，佛法早就演化为教与证，也就是说明的与修持的。这二者，是不必分离的，实在是不许分离的。不过多少着重于说明的，是甲型；着重于修持的，是乙型。这只是着重而已，所以传统的佛法，尽管有不同的两大类型，而都是“学佛而又佛学，佛学而又学佛”的。对主观倾向的修持，客观倾向的理论，相待互成，始终保持着中道的立场。

但在流传中，不容讳言的，已发展出偏颇的学风，这就是离义理而谈信行，离信行而论学问了！古代的大乘学者，文字学（声明：在中国当然是中国文学），论理学（因明），都列为修学的主要项目。这因为佛学的信仰修持，不可能离开语言文字的理解，思维论证的方法。否则，重于修持，一定会“依人不依法”，陷于武断的主观的仰信；久而久之，一定会演变成是非不分，佛魔不辨的盲修瞎练。中国的禅宗，自称为直传如来心印。在印度，这是重行的大乘“如来藏禅”，并没有离教（达摩以楞伽经印心，就是真凭实据）。但在中国，受到了南中国文化的陶冶（早期如支道林、竺道生，都有类似的意境）；受到老庄“绝圣（例如呵佛骂祖）弃智”（如说：“知之一字，众祸之门”），以经书为“古人之糟粕”的影响，在中国南方，发展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纯经验的佛学。纯经验的中国佛学，当然是主观的──重于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针对当时义解有余，修持不足的教风，不能不说是好的。在禅者的努力下，形成一窝风的中国禅宗。引导中国佛教到达什么地步呢？中国佛教，形成虚大师所说那样（如前文所引），那就不能不略加思索了！另一偏颇的发展，由于近代（近代文明，是着重外在的，含有非宗教、无宗教精神的特质）欧美新研究派的滥觞，引起现代日本的部分学风，也就是“纯学术性”的，“纯客观的研究”。这是重于客观的，精神近于甲型，而通过历史的考证，或从人类文化史上的理性立场，而说明其内容，成论证其价值。从了解客观的事实，及适应人类普遍要求来说，这不能说是没有用处的。日本学者的不断研究，已有了重要的贡献！但标榜其“纯学术性”的，“客观立场”的“科学主义者之方法”，甚至想将信仰与思想，排斥于“佛学”──学问以外，以学佛与佛学为不同的两回事。俨然以除此以外无佛学的姿态，傲视法界。在我所了解来说，这与专重修持，不要教理的学风一样，只是恰好相反而已！

“纯从客观历史，对佛典加以分析、考证或批判，此即所谓科学主义者之方法”部分，我想略加讨论。上面说到，我有客观研究的倾向，所以对历史考证，虽不是自己所长，也不完全同意日本学者的看法，但确乎对之怀有良好的感想。在这点上，我与虚大师不同，自然也不能为中国传统佛学的长老所赞同。虚大师提倡唯识法相，认为可以接引现代学者，而且可以治“懒”。中国佛学，千百年来，在专重修持的风气中，习以成性。不但三藏圣典，束于高阁。就是“学教”的，也是我宗我祖，照本宣扬。望文生义，不求甚解，懒得对圣典痛下闻思功夫。于是法义不明，思想凝固，陈陈相因，佛教越来越空疏，越来越简陋了。唯识学极为严密，非精思密察，不能深入；唯识学应该是可以治懒的。然而，唯识学可以治懒，但治不了懒于思维的痼疾。对唯识学的研究，还留下多少功绩的，如支那内学院，近于甲型佛学，有客观研究的倾向，也就多少接触到历史与考证。我觉得，中国佛教的衰落，不仅是空疏简陋，懒于思维，而且是高谈玄理，漠视事实（宋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就没有像样的高僧传，直到现在）；轻视知识，厌恶论理（因明在中国，早已被人遗忘），陷于笼统混沌的境界。历史考证，不是绝对完善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治学方法。但在历史考证中，以佛学来说，无论是经典、思想、制度、修行方法、佛教活动情况，都是出现于一定的时空中。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实，这是不能以含混、融通的方法来处理的。这不但可以治“懒”，也可以治“混”；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充满于真正从事历史考证者的心中。当然，这是从治懒病而联想起来的，并不是我同情于历史考证的根本意趣。

佛教的经书，思想、制度………在历史考证中，只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存在于历史中的客观事实，应用分析、比较、考证、批判、推定等方法，去更清楚的了解而已。历史考证，是多方面的；而真正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某一事象，而更是从现存的文证、物证中，去伪存真，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以更清楚地认识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从过去史实中，理解佛教的演变、起伏与兴衰；对现代佛教来说，接受历史考证的研究成果，以为适应现实，开拓未来的指导方针。了解过去佛教的真相，从了解过去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质（如中国文化的道统一样），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有什么不好吗？习惯于“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的，也许会为了个人的修持着想而有所顾虑。然在大乘佛教中，为众生而学，以众生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如确是有利佛教的研究，那为什么要专为自己的有限利益着想呢？

中国传统佛教，似乎都不满历史考证的研究法。虚大师早年，对此也不能例外。几年前，圣严法师想成立史学会。我曾在通信中说：真正历史的研究，是否能为现代中国长老所容忍，还有问题。总之，近代开展的历史考证的方法论，与中国佛教界，格格不相入。澹思君说：“以纯学之立场言，我国佛教界，对现代日本研究佛教的学者，实在无话可言”。为什么呢？这不是“皆因国家之动汤不安，忧患深挠所致”。专讲修行，轻视文教，厌恶研究而外，最重要的，还是为传统的某些观念所束缚，深闭固拒，不能与现代的研究相衔接。虽现今我国的寺院僧众，生活方式，大大改观；弘法教学，也略有改进。然而思想方面，却是依然故我，与一百多年前，没有显著的差别。少壮一代，虽不乏思想明晰的；但或重于事业，或研究而滞留于改写（译文言为语体，故事新编之类），编纂、翻译（也不多）阶段。研究的人太少，而深一层从事思想工作的更少。对于史的考证，不能深求其故，为传统的观念所囿，而只是忧虑，甚至厌恶。在这方而，我国佛教徒，可说保持零分的长久纪录！这不是中国佛教徒不能，而是为某种权威的观念所压伏，而不愿或不敢去研究而已！

通过历史的考证法，为什么为我国佛教界所嫉视呢？中国佛教界是重信仰、重修持、重传统的；而应用考证法的一分学者，或不免粗率，或方法与观念不够圆满，因而引起忧虑与厌恶。但因噎废食，并不就是好方法。

佛是无师自悟的，究竟圆满的，这是每一佛弟子的信仰。通过史的考证的学者，总是从时代社会文化背景，来说明佛教的发生；有的竟说释尊只是“时代的圣者”。这句话，有的认为足以动摇根本。但依我的看法，“如来出世，无非时节因缘”，当然与印度的时代文明有关。但这与无师自悟，有什么关系呢？我是宗奉佛说的“缘起论者”。从缘起论的观点说，实现于特定时空的存在，是依因待缘而有的，离却因缘是不存在的。但依因待缘而有的，并不等于因与缘的总和，而有缘起的存在可说。世间学者，承受前人或当代的启发，还有卓越的、独到的、自己的见地，难道释尊就不能无师自悟吗？从所受的文化影响（因缘）说，与时代文明是息息相关。从释尊自觉的中道圣法说，却独拔于人天魔梵以上，而非印度文明所固有，这不是无师自悟吗？

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以进化的观点来论佛法。有的以为：从小乘进化为大乘，从空宗进化到有宗，从显教进化到密教。这种进化论的观点，是虚大师所不能容忍的焦点。如说小乘不圆满，那我国佛教界，可说无不赞同。但说小乘进化为大乘，那就释尊时代没有大乘了。这种言论，对于以大乘佛教国自居的中国佛教界，简直比核子弹还可怕！从此深恶痛绝，不问不闻（如真的是核子弹，迟早要丢下来的，还是预作反飞弹设置的好。不问不闻，并非良策）。这里面有无数问题，还是依缘起的观点来说吧：释尊正觉的缘起法性（也称为如、实际等），是不落时空，超脱能（主）所（客）的现觉。这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说不上进化，也说不上变化。然而佛的正觉，适应人类的根性、知能，一经方便的表现为人类的思想，传达为人类的语文，建立为僧伽的制度，就成为人间现实的佛法。这是“法假施设”，是缘起，就契合于缘起的法则；而不能不是“诸行无常”而前后流变，不能不是“诸法无我”而自他依存。契合于根本大法（法印）的圣教流传，是完全契合于史的发展，而可以考证论究的。在史的论证中，过去佛教的真实情形，充分的表现出来。佛法（思想、制度等）是有变化的，但未必进化。说进化，已是一只眼，在佛法的流传中，还有退化，腐化。佛法为什么会衰落呢？说从小乘进化到大乘等，那种直线的进化观，原是粗率的、片面的，与实际不完全相合的看法。

“大乘非佛说论”的有力利器，是从文字典籍考察起来，大乘经的成立流通要迟一些。于是我国大乘信徒，对考证与历史，是更加深恶痛绝了。其实，如事实确乎如此，重真理而不是迷信的佛弟子，就应该勇敢的接受历史的事实，而不应痛恶。如认为不对，那就应本着护法的精神，去批驳他，纠正他。“海潮音”载有日本伊藤义贤氏的“大乘非佛说论之批驳”，我是非常欣赏的。这部洋洋大著，是否能达成其预期的理想，再建“大乘是佛说论”的权威，那是另一问题。但他这一决心与倾向，是对的。因为，惟有以考证对考证，以历史对历史，才是一条光明的路。痛恶而不能批驳他，甚至不敢提到他，那只是“混”而已矣！其实，集出与流行较迟（这是事实，大乘经自身就是这样说的），并不就等于新起的，伪造的。如向高山族采访，将他们的民族传说，民间故事，集录印行。时间是民国＊十年，文体是语体文。就是这样，你能说这是新起的，伪造的民族故事吗？对于这，我想写一本“经（阿含）律集成之研究”。我想，如理解从佛说到流行，从流行到结集，从结集到记录；不断的流传，也就不断的将所信所行的，结集而记录出来。真能理解经律集成的史实，初期佛教者也就不会说大乘非佛说了。真正的大乘学者，也不必为“佛说”与“非佛说”而浪费口舌了！我的理想，当然并不等于事实。但这种问题，不是深恶痛绝，将自己的思想，封锁于与外界断绝的洞窟中所能解决的。惟有在历史的考证过程中，明白古代佛法流传的真实情形，才能摆脱无意义的思想纠缠，进入更正确更光明的领域。

史的考证，对于固有的一切，有某些不同意见提出来，那是一定的。史的考证，不是唯一的治学方法，也不是绝对完善的方法。方法是死的，运用之妙，在乎其人。不得其人，不善运用，谬论会横冲直撞起来。而且，一字一句的考订，一事一物的论证，总之，问题越小越单纯，越容易得到明确的定论。反之，问题越大，时间越久，情形越复杂，虽然依据同一资料，采用同一的方法，由于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纯客观也许是并不存在的），往往作出不同的论断，甚至完全相反。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在思想早经凝固，静如止水的中国佛教界，一时是不能适应的，当然不会有好感了！例如佛灭纪元问题（虚大师也写过“佛教纪元论”），胜利还都，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那时（不是现在）的海潮音编者，曾有“要定不要考”的高论。照他的意思：二千五百年也好，六百年、七百年，二千九百年也好，只要决定统一就好，不要再考了。这代表了懒于思维，厌闻异议的固陋精神。到台湾来，也有居士说：不要考了，再考要完了，这也代表那同样的意境。其实，如一考再考而就会完了的，那一定是凭空捏造，正所谓“一犬吠影，众犬吠声”。否则，真金不怕火来烧，真理愈辩而愈明。经上说：外道所说的，如染成金黄色的猴子，鲜艳动人，可是一捣就完了。佛法如染成金黄色的毡，越捣就越发光采？真实原是经得起考验的，何必怕呢！

异说纷纭，存有破坏、紊乱、骚动的因素，对于静如止水的中国佛教，一时有点不能适应，而且也是值得忧虑的。但异说纷纭，也有他好的方面。不但有正确的，具有建设性的成分，而思想也会开展起来。百家争鸣，常是隆盛光大的前奏。以佛教来说，隋、唐、北宋，大乘各宗的分头发展，难免引起严重的纷争，但这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中国佛教的现况，如一直非常隆盛，那就这么下去吧！如情况并不理想，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如清末的中国一样。那就开放未必有益，而深闭固拒，却惟有灭亡！静若止水，美景是不会太久的。久了，止水一定是臭水，藏垢纳污，蚊蚋丛生，这是缘起世界的必然规律。所以史的客观研究，我不认为是唯一的方法，也不以为是绝对完善的方法。随之而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但在适应现代，促成现代佛学的复兴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条光明之道！

以下，我想对排斥信仰与思想的客观研究，而表示我自己为学佛而佛学，依佛学而助成学佛的看法：

从个人学佛的立场说，纯经验的佛学，鞭辟入里，不能说不是好的。如从佛教的延续于人间，有关僧团与社会，而有多方面的关系来说，客观主义的佛学研究，也不能说没有用处。佛学应以“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为中心，但纯经验的，纯知识的佛学，在分头发展中，虽有或多或少的矛盾，而未始不可以“相破相成”，使佛教达到更充实的更有力的阶段。如中国的儒学，一向有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各表达儒学的一面。宋明以来，专重义理之学（如佛教的专重禅宗一样），看来是陶贤铸圣，良玉精金。但偏重的发展，也不免削弱了儒家对国家人类更有力的贡献！所以从佛教在人间来说，我不反对纯经验的佛学，纯客观的知识的佛学，但不同意除此以外无佛学的，那种偏激的态度！

通过历史的重考证的佛学，虚大师称之为“欧美新研究派”，倒是很合适的。考证本是一向就有的方法，但到了近代，从西方开始，应用实地的物证，及文字等种种工具，而研究得成就更为辉煌。西方势力东来，神父、牧师、外交官、学者，纷纷向东方进军。当他们发现东方的佛教（及印度教等），感觉新奇。那怕是一幅壁画，一颗佛头，断简残篇，都看作异教文物、博物馆与图书馆中的历史资料，而广为搜罗。起初，着重于地理、艺术、语文、教仪的研究，渐进入圣典的翻译，思想与理论的探求。他们是不属于佛教的，当然是没有信仰与思想的。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会发出赞叹的声音，也会有很好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作品也只是图书馆中的参考资料而已！老实说，佛教虽还是活在人间的宗教，但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历史的残余，而等他们来慢慢洗刷清净。不过，人性到底是有受容性的，就是在神教及非宗教者（近代西方，充满这一类的学者），正如佛所说的“异见异忍异欲异解”的锢蔽下，也会引起真正的好感，而发生对佛法的信仰。虽还是“寥若晨星”，但佛法到底逐渐的进入西方，而将多少影响偏激的西方人心。就西方说西方，没有佛教的地方，这样的研究，我是非常赞同的！日本学者，承受这种学风，由于生长有佛教的国家，容易理解佛学，所以在研究方面，有更多更好的成就。然而一个有佛教的国家，纯学术性的，科学主义的佛学研究者，几乎百分之百，是佛教各宗的教徒。作为一个佛教徒，不是神教徒，不是非宗教者，而作离信仰与思想的，纯学术性客观主义的佛学研究，这真是最正确的研究方针吗？日本佛学界，人材辈出。对于日本佛教的前途，是不劳（自顾不暇的）中国佛教界关心的。但同为佛教一分子，总不免泛起异样的感觉，而一再怀疑：这是佛教徒对佛学研究的最正确方针吗？我也不知道，现代西方的天主教及基督教，神父与牧师们的神学研究，是否也标榜纯学术性的，科学主义的研究呢？怕未必如此。假使西方的神教徒，也标榜信仰、思想与神学分离，而从事客观主义的神学研究，那末西方神教的末日，也就近了！

以信仰者的立场，来作通过历史考据的佛学研究，我有三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研究的对象──佛法，要重视其宗教性。思想学术，固有共同性；但在每一学问领域，都有他的特性。佛法为宗教之一，从佛陀时代，独拔于婆罗门与沙门之间；流传于印度、锡兰、中国、日本等，无不表现为宗教形态。所以如忽略佛法为宗教的特性，以非宗教者的心境去研究，看作一般的哲学、文化，那纵有良好的成就，也很难是正确的，极可能是“失之毫□，差以千里”的。研究佛学，最好当然是深入佛法，身心有所契会。至少也要信解佛法的宗教性，而予以理解研究。也就是要顺着佛法是宗教的性格去研究，这才是客观的尊重事实。从前一位作家，想写一部描写帮会的作品，特地去与帮会斯混了一个时期，以便能写出更真实，更生动的作品。这一事实，足以比况反证说明：如以非宗教者的心境去研究佛学，是并不理想的！

这一时代，有浓厚的唯物主义倾向，非宗教的倾向。佛学的研究者，也许为这种思想所感染，也许为了适应时代，故意淡化，或抹去佛学固有的宗教性。假使是这样，那可能愈研究而离题愈远的。有一位近代学者，在根本佛教的研究中，认为经中所说十力、四无所畏等超人智能，佛是不会这样说的，佛的及门弟子，也不会这样说的，这总是佛的孙及曾孙辈，想像传说所成。这一见解，使佛陀平常化，合于部分佛教徒的心情（对佛教有习惯上的情感，但受了近代文明的影响，内心不能信受超人的智能，而造成思想上的矛盾），所以受到学者们的支持。其实，这是违反了佛法的固有特性。释尊的成佛说法，是以一切智者的身分而出现的。佛的言论举止，映入信徒的心目，是与宗教的情绪相融和的。佛弟子心目中的佛陀，传述于僧团、民间。佛有十力、四无所畏等特德，那里要等佛灭百年才有呢！举事例来说：在抗战期间，一次日机来袭，大家就慌了。虚云和尚说：“不要慌！听其自然好了”。结果，日机发生故障，在空中爆炸烧毁了。“听其自然”，信徒们想起了这句话，认为这是说，让他自己焚烧好了。虚云和尚的真意如何？谁也不知道。但在信徒们，认为虚云和尚预知日机自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传说，不是多少年后想像所成，而是立刻传遍了各地。这就是宗教领域内的事实！又如耶稣死了，尸体发现不见了。死是真的，不见也是真的。而在耶稣门徒中，立刻形成复活生天的信念。不是百年，千年以后想像所成，而是立即传开，在耶稣门徒心目中，很快成为公认的事实。宗教界的事实，是一般所难以想像的。所以研究佛学，一定要理会那个时代的佛教实态，承认宗教领域内的宗教事实，而不能以现代人的想法，以无信仰的态度去研究的。这位学者的那种主张，归根结底，是主观意识支配了他的研究方向，论断标准。

又如“生死流转”与“涅盘解脱”，一向是佛教界的根本论题，从无异论。佛陀的出家成佛，佛弟子的随佛出家，都无非为了生死（流转）的解脱。说到生死解脱，如后代的部分佛教，着重在“后世”、“他方”，当然是不尽然的；佛法是着重现生体证的（不能证入，当然留待以后了）。修证，是以无限流转的生死苦迫为前提的；面对这一事实（苦），而求其彻底解脱，所以修行求证。现生的体证，在自觉自证中，“不受后有”，“作苦边际”，也就是生死流转的事实，自觉的已告解决。这原是佛教界共明的事理，但深受唯物思想侵袭的现代人心，对生死流转（以及流转）的解脱，不易引发真切的信仰，也就更说不上修证。于是有人解说“不受后有”为：“有”是现实生命（迷）态，“不受后有”是不再如以往的迷惑态了。这一下，可又合了部分的现代人心，于是这种解说，被看作根本佛教的真意义。可以说修、说悟、说不动心、说解脱自在，却不用肯信，不用解说──使人困惑难明的生死流转。张澄基教授告诉我：受美国学界注意的铃木大拙博士，大宏禅学，却不承认生死流转。这正是现代学者，同一意向与同一手法。把佛法解脱观，局限在现实身心去解说，而抛弃无限生死的究竟解脱论。无怪乎看到“长阿含经”中，批评外道的“现法涅盘论”，论断为后起之说。这正因为自己已堕入现代化的“断见论”，现代化的“现法涅盘论”了！佛法的根本意义，最上一乘，真的就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的。从释尊以来，出家的圣者们，都是不惜一切牺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坚苦卓绝的，死生以之的，不悟不休的修行下去。这样的精进修行，为了什么？是为了现生几十年，几年间的有限苦迫，而求得余生的有限自在吗？牺牲一切而求取余生的有限自在，未免太愚疑了吧！佛教古圣的修证，是不同“现法涅盘论”者所见的！

上面所举的二例，都是淡化或抹去了佛教固有的宗教性。假如说，这是为了迎合现代人心，姑妄言之的方便说法，那我也会报之以同情的微笑。假如说，这是经历史考证，客观研究所得的佛法真意义，那就不敢苟同了。因为这是为了满足主观意识的欲求，而得出的好主意，与历史上的佛教事实，并不相合。如以此为真实佛法而被公认，那无信仰的佛学，更将广泛地堕落下去。即使对佛教有传统习惯上的情感，也不过作为文化遗产，照着自己的意欲去研究，使自己成为佛学家与博士而已。

二、以佛学为宗教的，从事史的研究考证，应重于“求真实”。而真实的探求，是要在佛学发展过程中去把握的。历史是一项延续的演变过程；从前后看，是前后相关，延续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某一环节；从同时看，又是种种问题，种种关系中的某一事项。孤立的事理，是并不存在的。从史的考证中去求真实，为了研究的便利，总是截取某一阶段，例如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等；或是择取某一问题，例如某一思想、某一制度、某一经论、某一寺院、某一术语。但研究者，不能不预想为，这是前后延续，彼此相关中的某一阶段、某一事项。部分的片段的研究，是不可忘记了延续与复杂的全体。否则，片段的孤立的研究，容易形成思想上的支离破碎，很难阐明那表现于前后延续，彼此相关中的某一实态的。也许有人以为：部分的、片段的研究，累积起来，才能完成更精确的全体的研究。部分部分的孤立起来研究，重差别而不重统一，原是近代研究的一般趋势，而有了重大的成就。但问题就在这里，每每由此而忘却全体，机械的累积、结合，而缺乏一以贯之（这是东方文化的特色）的精神，造成现代思想上的破碎与混乱。

我们在思想上的承受，以及个性、兴趣，总是有多少不同的。对于研究、方法、立场、观点──人的主观性，是很难说没有的。而现在要研究的，又不是物质，不只是单纯的，而是融和了人类的思想、情感，具有复杂内容的佛学。从史的延续中去研究、考证，除了一些片段的，点滴的事相，纯客观的研究，在我看来，真是谈何容易！从前嘉祥大师说：“将此等戏论洗净，自见经论本意”。在研究中，确乎唯有尽量放下自己以往的定见、想法，而让研究对象的真实态，能充分的显发，涌现于研究者的心中！

求真实，不只希望了解各时代、各区域、各宗派……种种事理的真相，而是说：研究者要有探求佛法真实意趣的信念；将这种信念，贯入研究之中。适应不同时地的佛法，已表现为形形式式的派别。史的研究考证，足以明了各各的真实事理，而同时更探求佛法的真实──不同于世间学术的特性，以及其适应的原则。研究佛学，本不是满足知识欲；也不是为了宣扬本国固有的佛教，或作宗派的传人。佛法就是佛法，佛学与学佛，最后当然应归宗于佛陀。求得佛法的真实意趣，应为佛教徒研究佛学的应有精神！在佛法真实及适应原则的阐明中，不仅确切地把握佛法的核心，明了种种法门，种种宗派的适应性，而各种法门，在佛法的真实意趣中，也得到了统贯与应有的衡量。在这种研究中，探求佛法的本质，以及新适应的正确方针。对现代佛学来说，这才不致为了适应，倾向于趋世附俗，引起佛学堕落的危机！

佛法在印度，大乘佛教，以及中国的天台、贤首等宗派，有一项传统的精神，那就是探发佛法的真实意趣。以究竟真实为准绳，而统贯衡量一切法门。表现于古代的研究形式，这就是“判教”。虽然方法不同、观点不同、结论不完全一致，而这种求真实的信念，推动鼓舞了佛教的前进。为了求法、传法，梯山航海，不计一身的安危，而写下佛教史上灿烂光辉的篇章！或解行精勤，终于从自心的契会中，通过经论，而发为不同的教理体系。一种“信智一如”、“悲智浑融”的佛教生命力，表现于古代的佛学（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使佛法成为活着的宗教，不息的延续下来。古代的研究法，可贡参考，现在当然不能拘囿于古老的形式。但那种求真实的精神，将永远是佛学者所应遵循的。如没有这种悟念与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辉煌，都不外乎古董的监赏，历史陈述的整理。虽足以充实庄严图书馆，而不能成为活的佛学！

三、史的研究考证，以探求真实为标的。在进行真实的研究中（从学佛说，应引为个人信解的准绳），对现代佛学来说，应有以古为监的实际意义。历史的考证研究，切勿矜眩于古物的监赏！我们要知道过去究竟怎样；要知道过去究竟怎样，正是为了要指导现在应该怎样！这是承先启后的历史意义，研究历史的真正意义！传说：过去某某佛，没有制戒摄僧，所以佛涅盘了，佛法就随之消失。

某某佛制戒摄僧，所以佛法住世，不因佛的涅盘而消失。释尊审思过去，于是决定了制戒摄僧的方针，来达成正法久住的理想。这一传说，表现了一项意义，就是从过去史实中，接受经验的教训，而决定现在应该如何！史的研究，要对固有的有所衡量，有所取舍，而关联于现在将来。固有佛学的研究，随之而来的，应就是现代佛学的调整与复兴。

现代各地的佛教，呈现了多少不同的风格。从根源来说，只是印度佛教中，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传宏。从流演来说，又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时代的推移。在这个时代，应从印度一千五六百年的佛学研究，以观察其因时因地的开展演化，而达成世界不同佛学的关联与统一。印度的佛教（释尊也不能例外），都有因时因地的方便适应性。方便适应，是世界悉檀，便于佛法的传宏（有的适应民间习俗，意境不免平凡）。方便适应，有利必有弊。释尊适应当时厌世的风尚，以“不净观”为方便，结果，有些人厌世自杀，于是释尊别以“出入息念”为方便。方便，佛世就不免引起副作用。所以，融入佛教的多少方便，由于时地推移，失去其方便适应性，而转化为障碍，是不能说没有的。这所以古圣有“正直舍方便”的伟大作略，过去佛学的某些理论、行持、制度、习俗，如已从方便而转化为障碍，这在史的研究考证中，佛法真实的探求中，是会渐渐明白呈现于我们眼前的！问题在史的研究考证者，有没有信仰与思想，是否能展开有信仰的慧眼，让这些涌现心头！

本来，佛教是有传统性的。无论那一国家，那一宗派，珍惜传统佛教的固有光荣，是佛教延续安定的一大力量。而且，对我们也有情感，如民族感情一样。但现代佛学者，应有更广大的心胸，树立超地区、超宗派的崇高信仰──“惟佛法的真实是求，惟现代的适应（不违佛法而适应时代，不是随俗浮沉）是尚”。对固有的佛法，应作善意的探讨，而不应以指责呵骂为目的。但真实还是真实，绝不能因固有的宗派习见，而故意附会，曲为解说。真正的佛学研究者，要有深彻的反省的勇气！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以适应，使佛法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怙！

上来的三点意见，尤其是从事史的研究考证，应有以古为监的意义，似乎对此而有同感的，并不太多。也许囿于传统，而“习焉不察”！也许依附宗派，涉及了某些实际利益！也许以佛学为哲学，而被抽象的思维所眩惑，即使是“索隐行怪”，横竖是研究而已，也觉得不无道理了！也许是时风如此，排比对校，也就觉得大有见地了！但是，研究考证而缺乏一项崇高的信念；从事史的研究，而缺乏以古为监的意趣。那研究的成就，即使是非常辉煌，而对真正的佛学，可能没有太多的关系。从前两汉的儒学，博士们也是偏重考据的。一位博士，解说“曰若稽古”四字，就洋洋十万言，这当然援引考证，博洽周详了！然在中国文化史中，专考据而无视于“经济”的实用者，意义是远不如宋明义理之学的。我想，专考证而忽视实际意义的佛学，结果也不会好多少的！

总之，具有客观倾向的佛学，如重视其为宗教的；从史的求真实的研究中，而留意于有关佛法兴衰的历史意义。我相信，这样的佛学，是无碍于学佛，学佛是不妨于佛学的。佛学研究的学风，而有正确的崇高的信念，集多人、长时的研究，那末佛学的昌明，必与佛教的兴隆为正比。这是我所希望的，虽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否则，佛学、佛学，也只有“摆在学院的书架台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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