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师：净因法师文集，朴老与我的求学生涯

发布日期: 2006-01-01 浏览量: 3,331 次浏览

 

朴老与我的求学生涯

净因法师

 

历代名人，在某个行业备受推崇与尊敬，代不乏人。然而象朴老这样受到当今僧俗、朝野与教内外普遍推崇与爱戴，实为罕见！在书法爱好者的心目中，他是书法大家；在诗词爱好者心目中，他是著名诗人；在社会慈善界，他是大慈善家；在国际友人心目中，他是和平友好的使者；在国家领导人心目中，他是爱国爱教的楷模；在学者心目中，他是佛学大家；在社会人士心目中，他是博学多闻的长者；在信徒心目中，他是解行并重的无尽意菩萨；在佛教界内，他是当今佛教的总设计师；在老一辈僧人心目中，他是恢复佛教的大护法；在年轻僧人心目中，他是极力主张以教育振兴佛教的教育家；而在我心目中，他则是慈祥的老师，桃李满天下。今天活跃在各名山大寺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是他的学生，而我则应算他众多学生中的一员。自从1982年在南京栖霞山僧伽培训班求学以来，作为朴老的学生，不知不觉整整十八年了，一直在他老人家关怀、厚爱与支持下。从楞伽岛到英伦三岛的学习生涯，到每次回国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要说的实在太多。本文主要想通过朴老与我求学生涯的因缘，反映朴老对莘莘学子的关爱，以示纪念与感恩。

 

 

一、老人的关爱

 

1986年，应罗[目+侯]罗（W.Rahula）和维普拉莎拉大长老（M.Wipulasara）的邀请，朴老选派五比丘去斯里兰卡留学。到达师子国(斯里兰卡的古称--编者)后，不少人对我们的到来抱怀疑的眼光，认为我们不是真正的出家人，而是当兵的，剃光了头，来东南亚执行“任务”、搞外交的……因此五人中必有一位“党代表”……甚至有些华侨预言：“斯里兰卡太苦了，这批人最多只能呆在这儿两年，完成任务后自然会回国。”当然，这些“预言”与“谣言”后来自然不攻自破，因为我们在斯里兰卡一呆就是八年，平凡的留学生活中自有其不平凡之经历。在朝野人士哀悼追思朴老的时刻，自然使我回忆起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引导我们成长、鼓励我们立志的朴老来。

不少人认为在国外留学很风光，其实又有多少人知道海外学子的辛酸苦辣！

初到楞伽岛，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等到初出国门的新鲜感一过，接踵而至的便是孤独。时常在海边一坐就是几小时，海上日落的一刻倒也壮观，可太阳下山后，凉风袭面，一切恢复宁静，重新回到现实，孤独感又悄然爬上心头。边吃饭边赶苍蝇，一边不停地用嘴把爬到饭盆边上的蚂蚁或停在手臂上“侦察”的蚊子吹走等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辣得让人涕泪齐下的辣椒咖哩饭，至今仍令我心有余悸；每人每月25元人民币的零花钱（合三美元）令我们“穷则思变”--买个“热得快”，放在一个大玻璃缸内，买一包方便面，多放些水，连汤带面，一人也能分到一碗……时间久了，身体便慢慢地变得不太争气……继续呆下去的勇气一天天地下降……最终别无选择，只能给朴老写信，表达想回国的意愿……信发出后，心情却一天天沉重起来：刚来时华侨们的“预言”快要“兑现”了，但其中原委谁能说清？朴老会不会失望？回国后命运如何？……正当坐立不安之时，朴老来信了，信中对我们的处境表示理解，并开导我们说：吃苦是一个人成长不可缺少的历程，吃苦耐劳是成就成功人生的第一步，如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

与此同时，朴老并没有真的忍心让我们在困苦中独自成长、孤军奋战，而是先后亲笔写信给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周善延大使、张成礼大使，委托使馆照顾我们。如此安排后，朴老仍不放心，又写信给华侨领袖张德焕居士，请求他照顾我们。朴老是位有心人，每次我们回斯里兰卡时，总要询问我们行李多不多，能否帮他带些礼品。时间久了，我们很习惯地在行李箱内留下空地方装朴老赠送友人们的礼品；每次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官员回国探亲，朴老总是尽量向他们了解我们在斯里兰卡的学习生活情况。如果确实很忙，便委托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出面接待，并多次设素宴招待他们。朴老所做的一切，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帮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使我们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与关怀，使我们安心读书。这就是朴老做事微妙之处。可惜当时我并未能真正领会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现在想来，真是惭愧万分……

随著学习的深入，购买学习用品（如纸和笔）也需要一些费用，维普拉莎拉长老很慈悲，从第二年开始，每月给我们四百卢比（约八美元）。但当我们进入巴利语大学读书后，必要的工具书或参考书对学习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八美元只勉强可以买一本书。当朴老得知此情况后，从第三年开始，每月给我们提供四十美元的费用（其中三十美元由中国佛教协会出，十美元由朴老本人资助）。从此我们再也不必为经济拮据而分心，而是一心一意地求学。现在想来，中国佛教协会并不富裕，当时佛协工作人员的月工资也不过二百多元（三十美元左右），由此可见朴老及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对我们的关爱。

在生活方面，朴老总是担心我们没有衣服穿，时常委托使馆官员带来钱给我们买袈裟和所需衣服；得知国外书价很贵，便专门拿出钱来帮我们买必备的工具书。直至今日，无论走到那里，我都随身带著他老人家买的工具书（如《英巴大字典》等）；过年过节，朴老担心我们思念家乡，便拿出“特别费用”作聚餐之用，春节与中秋因而成了三十多位在斯里兰卡求学的大陆学僧的“吉祥日”……

在斯里兰卡读正规大学，学费是比较昂贵的。当我们在巴利语大学求学时，维普拉莎拉长老帮我们缴纳了全部的学费。与此同时，我们又于1990年春进入国立克拉尼亚大学巴利语佛学研究生院攻读研究生院文凭证书学位，当时因中国佛教协会已为我们的学习生活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心中不忍再给朴老添麻烦，后经法光法师的介绍，经吴老择教授引见，元亨寺普妙老和尚为我们缴纳了这一年的学费。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91年，我们又打算继续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但如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人，整天为学费没有著落而发愁。后来经毅然法师介绍，泰国的真顿法师得知情况后，主动帮我们缴纳了这一年的学费。当我们以良好的成绩通过文学硕士学位后，大学对我们的信心也增加了许多，院长Y.Karunadasa主动邀请我们继续攻读哲学硕士学位。但五个人学习三年的费用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次真的是“黔驴技穷”了……没有最基本的经济做后盾，继续求学只能是黄粱美梦。百无聊赖之际，我们抱著试探的态度向朴老求救。朴老来信了，信中肯定了我们继续求学的心愿，并告诉我们，他已向香港宝莲寺请求，帮助解决学费问题。几个星期后，便收到宝莲禅寺肯定的回复。从此至今，在香港宝莲禅寺的资助下，我们学习的后顾之忧被彻底解除了，因而安心读书至今。

在学习方面遇到的问题也没有让朴老少操心。比如以何种语言学习，斯方坚持要求我们通过僧伽罗文学习所有的课程，而我们则坚持要通过英文为媒介学习功课。朴老一方面给我们来信，谆谆告诫我们，生活本身就是矛盾与困难的组合体，有问题不怕，怕就怕怨天尤人，无法静下心来找一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年轻人一定要学会面对问题，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加以解决，这是成长的过程，也是留学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每学会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进步……现在想来，朴老真是把四圣谛的原理巧妙地运用到了现实生活中去，这对我的启发特别大。从此之后，一旦出现问题，再也不会把问题轻易“上交”，打扰日理万机的朴老，而是运用朴老教给的方法，试著先尽量自己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时才写信向朴老求教。

同时朴老给张成礼大使写信，请他出面调解。经张成礼大使和使馆文化处余国弟先生多次登门与长老沟通，终于圆满解决了这一难题--以英文为媒介学习所有的课程，同时也要加强僧伽罗文的学习。这为我今天来英国继续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少年来，每当我们遇上困难，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给朴老写信，因为他老人家总是把我们的困难当成他自己的困难，并设身处地、想方设法去解决。现在想来，如果没有朴老，那有我们的今天！也许我们早就“学成回国”了……

 

 

二、朴老笑了

 

对我们来说，朴老又是位慈祥的老师。多年来他老人家总是为学僧们所取得的点滴进步而感到高兴和欣慰，这无形中给了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1986年秋，初到师子国，遇到了很好的美籍英文老师Don先生，我们的英文进步比较快，半年后就试著用英文给朴老写了一封信。朴老微笑了，并将信转到中国佛学院。这是朴老在把自己的喜悦与他人分享啊！我们得知后，学习劲头更大了……

1991年底，得知我们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文学硕士学位时，朴老笑了：“我们的五比丘，集体通过文学硕士学位，很好！这是中斯佛教友好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回国前夕，我们给朴老去信，表达继续攻读哲学硕士学位的愿望，很快收到老人肯定的答覆。不仅如此，因我们的论文涉及到不少中文资料，朴老便出面请了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为我们的导师。朴老如此精心周全的安排，不仅成就了我们的学业，而且也为教界与学界合作，共同培养僧材开创了新路子、新思维。

1992年春，我们在斯里兰卡的学习终于告一段落，回国途中经过香港，我们先后拜访了大屿山宝莲禅寺、志莲净苑、香港佛教联合会等佛教场所。最令我意外的是，每到一处，都有朴老亲笔写的传真，要求各佛教组织对我们的参访多多关照。每当我们看到他老人家熟悉的笔迹时，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初春，北京寒气依旧逼人，外面正刮著大风，这是我们由斯里兰卡回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突然得知朴老已在去佛牙塔的途中……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匆忙赶到佛牙塔时，远远地便看到塔下的老人，孤身一人，双手扶著手杖，眺望著山门，静静地等待著我们的到来……

一见面，朴老双手合十，笑呵呵地说：“终于回来啦！又见面啦，在佛牙前！”当时我差点儿流下眼泪……是啊！一别五年了，但老人又何曾离开过我们一刻！每当我们有困难时，他已在那儿等候……每当我们有进步时，他已在那儿发出赞许的微笑……每当我们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他已在那儿指点迷津……远在万里之遥，却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左右……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年近九十的老人付出了多少心血……看到我们平安归来，怎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于是不顾刺骨的寒风，清晨独自一人，与我们在佛前相见……意味深长……这是朴老要求我们上报佛恩、下报众生恩啊！

初回北京，朴老担心我们生活不习惯，特地吩咐厨房专门为我们做饭。据说在我们归来之前，朴老就一直为我们的住所操心。当初选择了佛牙塔，那儿风景优美，环境宁静，可以避免旁人打扰，安心学修；后来考虑到交通不便，又打算安排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最后才选择住在中国佛教协会……朴老案头待批的文件堆积如山，但仍为了我们食宿一类的小事而操心，亲自过问。这本身不仅表现了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厚爱，同时也体现了朴老工作极为细心周到之特点。有时我经常在想，就是自己的亲人，也不可能比朴老做得更好吧？！

礼拜完佛牙后，朴老便兴高采烈地和我们畅谈他老人家多年的心愿--翻译南传大藏经。自太虚大师以降，“人间佛教”的理论已提倡了半个多世纪，今天“人间佛教”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然而朴老深知，如何进一步深化契合当今人根机的人间佛教思想，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仍是摆在全国佛教徒面前的一大课题！翻译南传大藏经，引进南传佛教的教理教义，无疑对丰富人间佛教的思想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也许是晚年的朴老一直赞同派学僧到斯里兰卡求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由此观之，朴老把选送学僧到南传佛教国家培养看成是完善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老人家所关爱的那里仅局限于个别几个人！他所关心的是整个中国佛教事业在新时代的重建！

正因为如此，当朴老提出启动南传大藏经的翻译工作时，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在兰卡学了五年，同时也参与了吴老择教授翻译南传大藏经的一些工作，但仅仅是佛学研究的起步，与翻译南传大藏经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能胜任这项工作，我们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面禀朴老：希望有继续求学的机缘，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出色地完成他老人家交给的任务。他老人家不但没有责怪我们的“不满足”与“不胜任”，反而兴奋地鼓励道，“好啊！活到老学到老，我到现在还在不断地学习呢，更何况你们！年轻人想学习是好事，应该支持！”交谈后，朴老立即安排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帮助我们办理再次出国手续。当我们第二次踏上佛国--楞伽岛时，不禁感慨万分。是朴老，不但让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华侨们所说的“任务”，而且使我们重游佛国、继续在佛法的大海中探索的梦想成真……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理解与认同更重要呢？！

得知我们安全抵达兰卡，朴老于1993年11月15日来信鼓励道：

“接到十一月一日信，知道经过香港到达楞伽情况，至深欣慰。诸师为佛教、为祖国，勇猛精进，难学能学，这是全国佛教徒所期望、所赞叹的。今后担荷法王家业，愿师等发大心成就功德庄严。需要书籍，可请宝莲寺供给，或写信给我，告知书名。在斯留学的诸位上人均请代问讯，巴宙教授通信亦请代问候。此复，为法珍重。”

信中朴老不但再次提醒我们“发大心成就功德庄严”，学成后回国“担荷法王家业”，更体现了他老人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当他得知在国外买书很贵，但对学僧来说又是至关重要时，在此后的几年内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我们解决这一困难。

相隔不到一个月，参加天坛大佛开光庆典的朴老，不仅要处理大佛开光事宜，还要应酬来自五大洲佛教界的朋友或政界的要员，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朴老的时间完全可以用“一寸光阴一寸金”来形容。可当朴老会见来自斯里兰卡的老朋友维普拉莎拉长老，得知我们在求学期间给斯方留下良好的印象时，朴老笑了，并未等到回北京，而是于1993年12月28日在香港Luk Kwok宾馆，抽出宝贵时间写了封长长的信：

“备悉您们勇猛精进、学问日新的情况，十分欢喜赞叹。维长老表示还可继续选派学僧前往楞伽学习，这是因为您们努力学习给予彼邦人士良好印象的缘故。祝愿诸位身体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一起住在寺内很好，便于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去印度朝礼佛陀圣迹，我很赞成。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告知我。”

信中朴老讲述了香港天坛大佛开光庆典盛况，并将我们带给他老人家的香特地带上山，供养天坛大佛。朴老的“十分欢喜赞叹”，令我慢慢地明白，我们的留学，不仅肩负学习南传佛教的重任，同时朴老还鼓励我们也要注重德行的培育。

1994年7月，当朴老得知我们终于获得克拉尼亚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时，朴老开怀大笑了：

“得知你们在法光法师和Y.Karunadasa院长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已圆满完成学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哲学硕士学位论文，我感到非常的欢喜和欣慰。向你们五位法师衷心的祝贺！并转致我本人，以及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全体同仁对法光法师和Y.Karunadasa院长两位长者由衷的感谢。

近代以降，中斯两国的佛学交流和合作，从杨仁山居士和达磨波罗居士开始，中经太虚大师和马拉拉色克拉教授的热情倡导，先后派出数批学僧前往斯国留学，为我国对南传佛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像你们五位法师全体获得学位，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中斯两国的长老大德在这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愿望和奋斗，已结出了初步的成果。希望你们继续努力，精进学业和修持，将南传佛学的优良传统和学术成果带回中国，并对中国佛教的自身建设起到有益的作用。我本人及全国佛教界对你们五位法师寄予厚望。

关于净因法师和圆慈法师要求继续在斯里兰卡学习巴利文，并去静修中心学修一段时间，虽然国内现在急需人才，但为了中国佛学的长远利益，我们同意你们两位的要求。希望你们两位学业有成，尽快回国，为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文化、开展佛学研究大业作出贡献。”

到此，我终于领悟了朴老对五比丘的关注的真实含义。佛陀成道后，于鹿野苑初转法轮，度化五比丘，从此佛法大兴于人间。“五比丘”一词因此也成了历代佛教劫后重兴的代名词。换言之，“文革”浩劫后，佛教恢复伊始，百废待举，此时的朴老无论是在讲话时、报告中或会见国际友人时，一提起“五比丘”一词，精神为之一振，内心充满著对劫后全面振兴中国佛教事业的企盼，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欢喜与希望。至于五比丘是何许人也，这本身并不重要。

1995年初，我在斯里兰卡的学习告一段落。到那时为止，我在兰卡求学已是第八个年头了，但考虑到刚刚学佛入门，对佛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越学越觉得学海无涯，越学越觉得自己懂的很少。看看我的导师法光法师，不仅精通古典文学、英文、梵文和巴利文，而且对法文、日文、德文以及僧伽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再看看自己，心中莫名地涌出一股恐慌与失落，觉得自己很渺小，继续学习的念头特别强烈。同时多年来我一直在东方学习，西方近百年来的佛学研究成果颇丰，而且有一整套规范化的佛学研究方法，要想在不久的将来能在国际佛学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去西方接受系统的治学训练是很有必要的。但我又不敢存有奢望，中国佛教协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早就应该回国服务了。可维普拉莎拉大长老极力主张我应该去西方体验一下学习生活，“因为我们共同培养的学僧已接受了中国的大乘佛教和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的系统训练，若能再接受西方佛学研究治学方法的训练”，长老在他给赵朴老的信中写道，“从长远来说，这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好处。”宏勋法师得知我的情况后，主动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取得联系，积极成就我的学业。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于2月5日收到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李家振先生的来函，从信中得知，当时朴老身体欠佳，但仍然十分挂念我的学业，特嘱李家振先生尽快复函，全力支持我去英国伦敦大学读书的梦想，并要求我利用赴英国读书前的时间好好补习英文和梵文，以便尽早适应将来紧张的学习生活；有关费用问题，朴老将尽力恳请宝莲禅寺继续资助。收到信后，我想得很多很多……多年来，每当我给朴老写信时，他老人家事务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回信，或通过会领导转达，即使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他老人家还要再三叮咛他人代笔，给予我们及时的指导与鼓励，而且来信中反复强调学修并重的重要性，一再提醒我们将来一定要肩负起振兴佛教的重任；同时又反复叮咛要多保重身体，学成回国，为祖国佛教争光。

4月，我顺利通过了英文考试；5月，我收到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快把这个好消息禀告朴老，让他老人家高兴一下。6月12日，即收到回音：

“顷接大函，欣悉已得伦敦大学录取通知书，具见学修精进。祝愿善愿成就，德业日新，为颂无量。鄙人今年一月，曾得大病，经医治得愈，近已恢复健康，于本月中旬出院。出院后立即主持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圆满成功，堪以告慰。承殷勤关注，至以为感。知八月赴英前过京一晤，甚为欣企。”

后来据陈阿姨讲，朴老十分支持我到英国求学，对我在那儿的一切情况都非常关心，身体稍有好转，便立即写了以上这封信。

9月中旬，一办理完入学手续，我立即给朴老写信报平安。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朴老的亲笔函：

“顷得手书，欣悉已经过香港，安抵伦敦，入学手续均已妥办。仁者于准备论文外，并广学声明，将来弘法度生，更多方便，无任欢喜赞叹。远游西土，希千万珍重。我已告知我驻英使馆，望仁者与之联系，如有所需，可能获得帮助。”

1997年夏，我再次回到北京，他老人家兴致很高，在详细询问了我在英国的学习生活以及英国佛教现状后，话题一转，意味深长地说：“出家人，拿不拿学位并不重要，文章道德是第一位的。但法师在英国有名的大学读博士学位，好！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培养的佛学博士，这会给社会带来很好的观感。”直到此时，我对朴老辩证的思维才算有了一定的认识。是啊！出家本身就意谓著放下名利地位，那里还在乎一纸文凭？！因此从出家人本身的角度讲，过于强调文凭未免显得俗气，更是本末倒置；但考虑到当今社会中人们对僧人的误解很多、偏见甚深，所扮演的角色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同，僧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普遍偏低，从这种意义上讲，拥有高学位的出家人对于改变社会人士对出家人的看法便有了一定的作用，如此在名牌大学读书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年，圆慈法师、广兴法师也顺利进入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朴老得知我们在导师的带领之下，和其他博士生一起进行巴梵藏汉经典的研读时，无限欢喜，来信鼓励道：

“知三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精研梵汉经籍情况，至深欣慰。三师有愿继奘师之后深入经藏，中兴圣教，实乃祖国佛教界和文化界之盛事，务恳为此保重身体，期能精进，力行不倦。朴初年已九十，仍盼能躬迎法驾归来，弘扬圣谛。土登尼玛学者，请代致敬，亦望其早日回国，弘传藏传佛教。我早有重新译经之愿，即直接由巴利文翻译南传上座部经典，由古文经论译成现代语文，由藏文论著译成汉文。三师能将古德不同翻译比较研究，足见有志于此也。”

多年来，佛教界的大德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培养人材，朴老在来函中阐述其目的是“翻译圣典与弘扬圣教”。是啊！自古以来，佛教兴盛之时往往发生于大规模译经运动之后，如起始于东汉、持续几百年的译经活动终于带来了盛唐时期佛教的黄金时代；清末杨仁山居士将汉地久已失传的唯识学典籍从日本请回，带来了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其原因很简单，随著佛典的译传或重现，给中国佛教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固有的思想理论体系产生碰撞，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适应当时社会的新思维与新模式，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朴老深明其中之真谛，培养人材，翻译圣典，以此为中国佛教的振兴找一条新路子，就有了现实意义。

我们在国外求学期间，朴老十几年如一日，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的健康成长。每当我们有困难时，他老人家是第一个为我们操心的人；每当我们取得一点点进步，他老人家是第一个为我们高兴的人；每当听别人说我们表现还不错时，他老人家是第一个引以为自豪的人；每当我们取得一点成绩时，他老人家又是第一个感到欣慰的人。他把佛教事业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把培养人材看成是佛教工作的重中之重；他把关心下一代的成长看成是自己的本份……这就是朴老，这就是朴老的风范，这就是朴老的魅力所在！

朴老！还有几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我多么盼望回国的那天，在佛牙塔前，再次听到您老人家爽朗的笑声：“终于回来啦！又见面啦，在佛牙前……”

 

刊载于《法 音》2000年第7期 (总第1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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