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华法师与近现代佛教改革

发布日期: 2003-12-31 浏览量: 2,155 次浏览

 

 

　　苏州大学 潘桂明

 

内容提要:

文章由震华法师所处时代的分析出发，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他的佛教思想和活动。①重视僧伽制度的建设，加强对僧团的纪律教育；②提倡和开展僧众教育，并身体力行从事佛学研究，在佛学上有重要建树；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身教言教并进，把慈善公益事业与爱国精神联系起来。文章认为，震华法师的上述思想和行事，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震华法师虽然因去世过早，未能如愿他生前的许多事业，但他重建僧团的理想、注重佛学研究的风格、强调道德实践的思想，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他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有代表意义的高僧。

 

一

 

震华法师所处时代，是中国佛教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苦难日趋深重，对摆脱现实处境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传统佛教及其思想理论已衰败至极，但由“四大名山”所引导的民间融混信仰及其香火供奉实践，则有不断强化之势。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军反对偶像崇拜，对佛教和道教都采取排斥态度，故使大量寺庙遭受破坏。清末民初，新文化思潮兴起，国民革命爆发，又将佛教作为重要破除对象，或毁坏寺庙，或没收庙产(山林、土地、房屋等)，使佛教再度受到严重打击。抗日战争期间，寺破僧残，僧徒惶惶不可终日。在寺院和民间举办的瑜伽焰口、水陆道场、慈悲水忏、梁皇忏、金刚忏、大悲忏、打佛七等各类忏仪活动中，不仅包含了浓厚的世俗信仰色彩，而且也渗透了各类鬼神迷信观念。佛教继续沿着下行的路线展开，其原本个性鲜明的思想理论几乎丧失殆尽，富有特色的宗教文化也遭到严重歪曲。

佛教在近代不可言状的衰败，表明对它的改革已成为必然之势。这一改革首先由金陵刻经处的居士群体发起。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教学为近代佛教改革提供了一个范例，杨文会、欧阳渐、吕澂三代人的佛教思想和实践，有效地把宗教热忱(信仰)与佛学研究(理智)加以结合，又将精深玄奥的佛理与现实社会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儒释的相互激扬，表达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

太虚早年曾入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佛半年，接受居士爱国爱教思想的影响。后来他又景仰康、梁、谭、章等学者的革新思想，自述“对于谭嗣同的《仁学》，尤极为钦佩”（《我的宗教经验》），平生最心折的是欧阳渐、章太炎二人（见《欧阳竟无学说质疑》）。他们的思想激发了太虚以佛法救世救民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促成了他发起改革佛教的宏愿。

太虚指出，近代佛教正在走向全面颓败。在念佛净土泛滥的同时，僧尼队伍鱼龙混杂，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普遍低下，多以寺院为寄生之所，乃至与民争利。其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了佛教的形象，而且对善男信女造成毒害。他严厉批评说：“老幼男女烧香拜佛者甚多，考其真能了解佛法意义正信不谬者，则如凤毛麟角。其视庙中所有神像均与菩萨平等，而存一膜拜之观念，逢庙烧香见佛便拜而已。”（《真佛教论──即俗即真的大乘行者》）教界内部的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佛教的基础，也招致社会其他力量的排斥，改革势在必行。太虚佛教改革的重心是僧伽制度、僧团建设。与此同时，太虚还提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等所谓佛教“三大革命”，号召重视现实人生，走“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道路。

震华法师与太虚大师关系密切，虽师门有别，但都心无成见、胸襟坦然，同谋佛教的复兴。法师的祖师是当时江南丛林守旧派人物代表霜亭和尚，他曾竭力反对太虚、仁山等法师的革新主张，但法师丝毫没有门户之见，且全力支持太虚等人的革新主张。法师甚至还向霜亭和尚建议，在新的形势下，应打破一切成见，容纳各类人才。为了同谋佛教的复兴，他还把太虚的弟子苇舫介绍给霜亭，作为霜亭的法嗣，同时又征得太虚的同意，选太虚的弟子福善为自己的继承人。在佛教改革的共同理念下，震华与太虚建立起深厚友谊。事实上，震华法师的佛教改革思路与太虚大体一致。

 

二

 

震华法师对近现代佛教的现状也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他曾说，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已“积恶丛生，不可收拾，有如花事已入暮春，月色已过望夜”，教团内部“人各异心，心各异行”，“伪滥叠起”（《历代僧制泛论》），事实上已很难挽回颓势。

有鉴于此，法师在太虚佛教改革活动的启发下，也决心从重建僧制、健全僧团纪律入手，以作若干补救。他说：“值此东西文化沟通时期，凡百事业，莫不步入竞争阶段，新兴团体，日有所起。狂风骇浪，声声震撼山门，使门内人大有稳坐不得之慨。僧制若不积极重行整理，必将受天然淘汰，而归于灭亡之一日。僧制整理，必为当务之急。”（《历代僧制泛论》）

在震华之前，太虚已表达了“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佛教改革精神。在太虚看来，清末以后，佛教僧伽地位迅速下降，已很难担负起复兴佛教重任，为此他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在论中，太虚提出要对僧众严加训范，以佛法为学修的中心，旁及近代新思想、新学说，培养僧众高尚、优秀的品德和全面、完善的知识，以菩萨入世的精神去觉悟、救度世人，从而提高僧伽的社会地位。这种设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佛教固有的弊病，但无疑有一定道理，即看到了佛教自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故而从佛教内部的反省开始，着手进行对自身的改造。

震华受太虚的启发，带着同样的改革理念，决意从整顿僧制开始，以改变当时佛教极度衰微和堕落的状况。法师特著《历代僧制泛论》一书，从历代僧制的考察出发，详细阐述对僧制改革的认识。他在论及僧制存在的意义时说：“社会凡百团体，欲其保持精神，长久弗坠，非先立有一种完善制度，共同遵守，必不能革除猥弊，独立不移。”“佛教传来中国，已历千数百年，而能保存余绪，不致废坠者，赖有僧制之继续存在，以维持其命脉也。僧制若能克振，内之可以涵濡德行，陶铸英才；外之可以宣扬佛法，化导社会。社会果尔深久认识佛法，则知尊崇道德，熄灭贪嗔，以礼让化强暴，以慈祥胜斗争，岂唯个人身心受益，即未来原子能之劫运，亦可消灭无形矣。”这段话虽然过高地看待了僧制恢复的意义，但其维护佛教独立存在的想法还是可以理解的。为此，他高度评价太虚的僧制改革思想，说：“唯有太虚大师，独奋无畏精神，自言志在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奔走宣导，三十余年如一日。”

从对佛教自身的深刻反省中，法师认为，僧众应当自强不息，革去弊端，挽救佛法。他在《历代僧制泛论》最后作结论说：“凡属畦衣之士，不必空怀警惕，应从速各各负起责任，共纾患难。勿希望破坏者之赔偿损失，勿依赖一二大德之努力撑持，勿坐待龙天鬼神之拥护默佑。唯有急起直追，发愤图强，打破旧有因循观念，结成真正和合团体，大精进大勇猛，不受任何恶劣环境所支配，……能如此做起，庶能挽救危亡于万一矣。”佛教长期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仅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善，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从自身做起，从每个佛教徒的自律、自强出发，才有若干希望。为了挽救佛法，自近代起，僧俗两界有识之士奔走呼号，颇多感人之处。震华曾说：“凭着为教为僧的一颗心，好像火一般的热。”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当时的僧界虽非个别现象，但仍然具有代表性意义。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自身的奋发努力。

 

三

 

震华法师对佛教的另一方面贡献，是致力于僧伽教育，并身体力行投入佛学研究。

法师出家后刻苦向学，通达佛之经教，又熟识儒学，是不可多得的学问僧。早年他曾在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受学，一年后即担任教师。后出任竹林寺佛学院院长，任事之余，饱阅三藏经典，增进对佛教史籍的兴趣。

法师把僧众教育看作是挽救佛教的根本出路，也是佛教能否与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的首要问题。他说：“民国肇造，百事维新，尤以教育学制推行及于全国，独佛教徒故步自封，不思迎头赶上，以致演成庙产兴学之风甚嚣尘上，一般明哲大德目击斯变，忧心如擣！深知欲谋挽救，非造就僧材不可；欲造就僧材，非办僧教育不可。惜乎明了大势者少，有唱无和，若干年来，全国所立不过安庆、闽南、高邮、武昌数处而已。”（《玉山守老人传》）这表明，法师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中，清醒地看到了僧众教育的重要性。

据濮一乘《上海玉佛寺法师震华实禅师铭塔叙》说，法师在僧众教育上有较高的建树：“师改制分班授课，成绩顿异，其后各省市之佛学院，凡学僧以高材称者，大率来自竹林寺云。”又据莲庆法师《痛念亲教震华法师》文说，法师“志在教学，课余阅读自修，仍不稍怠。尤喜探讨佛教史实，检阅编著，数十年如一日。有时利用寒暑假期，专作采访之行，至今积稿盈架，皆佛教史料也。师既好学，其对学者亦循循善诱，爱护备至。每讲佛史，尤能使听者忘倦。”该文又载法师曾与同学言：“教育与著述，即为吾之生命及志愿，此外非吾所措意也。”这一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近现代教界有识之士的精神境界，它足以引起今日僧俗学者的重视。

在上海玉佛寺住持期间，法师仍念念不忘僧众教育，他创办了“上海佛学院”，继续培养僧材。为方便佛学院师生的学习和研究，他设法从日本购得一部《大正藏》。同时，还通过募捐为镇江竹林寺购得《明藏》、《频伽藏》、《续藏经》各一部。弘一大师去世后，法师为宣传和发扬弘一的精神，成立弘一大师纪念馆。这些，都表现出法师于僧材教育的重视，而僧材的水平首先体现在对佛法的认识上。晚年，他不顾病体尚未康复，应芝峰法师之请，为（太虚主持的）“中国佛教会”镇江焦山“僧材培训班”的学僧授课，终因不胜劳累，再病不起。

法师在佛学研究上也颇有成就。他勤于著述，生平论著都23种，其中尤以《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为要。在其法弟苇一等的《六虞传供祭文》中曾写到，法师“十余年主持僧教，培植僧材，修身洁行，致力撰述。苟能众老林泉，专治史学，赞宁、义楚未可专美于前。”这是对法师佛学水平所作的客观评价。如今《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的出版，当予法师有所告慰。

 

四

 

鉴于僧团纪律松弛，僧众道德堕落，震华法师决心以历代高僧为榜样，完善自我道德修养，身教言教并进。

法师认为，佛教致衰之由可归纳为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这“三滥”。因佛门积弊太深，此“三滥”一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故法师针对部分出家目的不明的僧徒循循善诱，发起真实道心，做个好和尚，切实在修行上下工夫。他说：“出了家并不是一闲了事，切莫走错路头，由闲变成懒，天掉下来都不管。”“众生是个被环境支配的动物，无论遇到顺的环境逆的环境，一拉便去，……修道好比打仗相似，当那浓雾密布大雨倾盆，正是天时赐予的好机会，赶快一鼓作气冲破敌方的阵线，然后凯旋归来，吃着太平宴，何等快乐。”出家非为消极避世，虚度时光，应当积极对待人生，展开修行活动。

说到修行，法师以为必须如实做起。他说：“修行做工夫，非要把一个道字，融化会通廓大范围，一定要贯彻到行住坐卧的威仪上，表现到日用的生活上，令人一望就知道是一位道人，浑身充满着盎然道气。那种古朴道貌，更是和蔼可亲，听凭你有多少俗尘烦恼，触着这位道人的道风，随时就会吹散一半，当下得到清凉。”（《佛教经济十二门论》）这种道人和道风，也正是法师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在《夹山弈叶集序》中说：“夫人厕于天地万物之间，卓然而称灵矣，若不克自振奋，求符其实，甘堕庸碌者流，终其生一无建树，固已辜负此昂藏之躯，得无为万物所嗤笑乎？吾辈况复剃发染衣，寄迹佛门，有尘外高士之誉，试一整心摄虑，反观内照，必将增不寒而慄之悚！”在对自身严格要求的同时，包含着对破戒僧的善意的批评。

法师的道德实践也确实足以令人感佩。他生活简朴，粗衣淡饭，数十年如一日。他曾说：“少欲知足清净自守，衲衣蔬食朴素成风，故能感发信仰受人恭敬。”（《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据莲庆《痛念亲教震华法师》回忆说：“师虽历主法席，初藉为教学助缘外，不作得天独厚之想。自守简朴，待人接物，尤极温和。玉佛往日道粮垂绝，尝以黄面作食，酸苦不堪下咽，住众多因此远去。师唯恨无力改善，从未独作好食。出门俱步行，稍远许雇车代步。师昼日处理寺务教务，阅读著作常在深夜，而上殿过堂，领众焚修，从不间断。”作为住持，法师的自守精神十分可贵，足以为后世僧众之楷模。

法师受近代社会思潮影响，在太虚大师的基础上，对佛教的社会功能也有比较开放的思想认识。在他看来，佛教徒的爱教与爱国是可以统一的。由此出发，他既批评佛教与世事隔绝的态度，又反对僧侣混同于政客的行为。

法师在所著《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中写道：“社会人士，对僧徒向有一种矛盾批评，即僧徒关怀时局涉谈国政民治，便认为六根不净；反之，僧徒精进自修理乱不闻，则又认为人类绝物。时而如彼时而如此，人情反复无常，可谓极尽尖刻之能事。”又说：“然则出家学佛，一味肥遁自甘，得无与国家政治完全脱离关系乎？曰是又不然，爱国不分界限，出家学佛亦可爱国；为政不必居官，出家学佛亦可为政。”他支持僧徒的积极参与爱国的政治，“绝不能以方自外，更不能以国自外”，“僧徒站在国民立场，注意本身之民事，自属应有权益”。

在法师看来，历史既然进入了“以民立国之时代”，所有人都应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以然者，国为吾之国，吾不得不护，教为吾之教，吾亦不得不护。同时国得其护则民赖以救，教得其护则生赖以度。国与教相为依辅，民与生结成同体，力量必益增雄厚，功用亦更为显著也。果能明了通达此义，则居官不碍为僧，随缘仍旧不变，斯可与言政治矣。”（《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他所说的政治参与，主要指兴利除害、洞察民情、造福社会等方面，诸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利济行旅、翊赞教育、解除疾病、赡恤灾荒等慈善公益事业。

法师又从国民义务的角度说明僧伽参与政治的理由，他认为，“僧伽为国民一分子，既受国家的保护，对于爱护国家义务，自亦不能例外”。又认为，“从来人类生活，多仰给于社会，决没有一人可以脱离社会一切需要，而自存在。……所以不论为僧为俗，皆有爱护国家的必要”（《僧伽护国史·弁言》）。将民众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显然属于时代的进步，显示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在新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思想也与太虚所倡的“人间佛教”相合。

同时，法师也告诫僧伽，“今后出家僧众，假使因时势所趋而走入参政之途，幸望仍以古人之信条为信条，不可忘失本来面目，而流为普通之政客也”（《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所以，他所说的僧伽参政，奉行的是佛教为善去恶的理念，充满了慈悲救世的精神色彩。

概而言之，震华法师的思想和活动，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与太虚大师相互发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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