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生活禅夏令营在柏林禅寺举行

 

陈星桥

 

7月20日至26日,河北省佛教协会在赵县柏林禅寺举办了第五届生活禅夏令营,来自全国近30个省市及6个国家的法师、居士和青年营员共250人参加了生活禅夏令营活动。

在开营式上,专程赶来的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倪强先生代表中国佛教协会致词,对河北省佛协及柏林禅寺克服各种困难,常年坚持举办生活禅夏令营这一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且卓有成效的弘法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随后,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扈本训副厅长,赵县刘进堂副县长,中国佛协副会长、河北省佛协会长、柏林禅寺方丈净慧法师及讲师代表静波法师先后讲了话。

柏林禅寺基于“人间佛教”的思想,提倡“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宗旨的生活禅,其特点是,强调以社会人生为本位,以利乐有情、庄严国土为依归,突出“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样机,在保任中证解脱”这一修行的理念。第五届生活禅夏令营以探讨佛教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为主题。佛日居士为此寄来书面讲稿《佛教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中国佛学院静波法师、圣凯法师,广东潮州开元寺宏明法师、广州杨佛兴居士、北京于晓非居士分别为营员们作了专题讲演。此外,柏林禅寺还请前来参加夏令营活动的新加坡比丘尼文静法师介绍了新加坡佛教的情况。讲师们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讲演,使营员们法喜充满,从思想上对佛教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在为期七天的生活禅夏令营活动中,营员们坚持早晚上殿,二时过堂,并积极参加出坡(劳动)以及坐禅、传灯法座、行脚、柏林夜话等活动,通过全身心的投入,对我国的丛林制度及生活禅有了切身的感受,由此对佛法僧三宝生起很大的信心,有近200名营员求受了三皈五戒。

柏林禅寺从1988年奠基至今,先后修建起普光明殿、山门、钟鼓楼、观音殿(二层为藏经楼)、禅堂(二层为法轮阁)、问禅寮(二层为怀云楼)、开山楼(二层)、云水楼(二层、四栋)及指月楼(二层)、会贤楼(二层)等,建筑古朴,气势宏大。此外还办了佛经流通处、《禅》刊发行处、禅学研究所等,并从创建伊始即常年举办各种形式的弘法利生活动,真正做到了在兴建中弘法,在弘法中兴建,在生活中修禅,在禅意中生活。为生活禅夏令营营员及广大四众弟子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身心修行的环境。

目前,柏林禅寺正在整修破损严重的著名的赵州塔。此外还拟兴建香积楼及万佛殿等。

 

(原载《法音》1997年第8期)

编辑:李路野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

 

陈星桥

 

在中国,几乎在每一座寺院或佛教徒自家的佛龛中,都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身影。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不一定知道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但说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就实在太少了。自佛教传入我国以来,观世音菩萨就与老百姓结下了很深的因缘,以至曾出现家家供观音、人人念观音的情形。尽管如此,若要问观世音菩萨身世如何?是男是女?住于何处?修持什么法门?观音信仰在我国何以长盛不衰?其影响如何?似乎谁也说不清。的确,观世音菩萨作为外来神祗移植到中国,进而形成长盛不衰的观音信仰,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实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笔者最近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作了一些探讨,不敢自专,兹笔之成文,尚祈方家指正。

 

一、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观世音在梵文佛经中称为“阿缚卢枳帝湿伐逻”(Avalokitesvara),而在中文佛典中的译名有好几种,东汉的竺法护译为“光世音”,姚秦的鸠摩罗什译为“观世音”,唐代的玄奘译为“观自在”。此外尚可译作“观世自在”、“观世音自在”、“圣观音”等。其中以“观世音”译名最为流行。这主要是因为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素被尊为经中之王,其中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尤为盛行的缘故。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由于须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观世音”一变而为“观音”,这正符合了中国人好简略的习惯,于是“观音”之名沿用至今。那么,“观世音”或“观音”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从自修法门而言,说明观世音菩萨是通过观察世间音声的虚妄不实而明心见性的,即《楞严经》所谓“返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一是从度化众生的途径而言,说明观世音菩萨是通过观察世间的音声而循声救苦的。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又如《悲华经》也说:“宝藏佛授记云:‘汝观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苦恼故,欲令众生住安乐故,今当字汝,为观世音。’”

至于“观自在”,是指通过观照人生宇宙的缘生性空,获大解脱,而得自由自在的意思,这主要见于汉传佛教中最流行的玄奘法师所译《心经》。

总之,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及有关介绍,在大乘经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如显教中的《法华经》、《成具光明定意经》、《维摩诘经》、《放光般若经》、《光赞般若经》、《大宝积经》第82卷及100卷、《楞严经》第6卷、旧译《华严经》第51卷、新译《华严经》第68卷、《悲华经》、《地藏经》、《大阿弥陀经》卷上、《无量寿经》卷下以及《观无量寿经》等;密教的《金刚恐怖集会方广轨仪观自在菩萨三世最胜心明王经》、《陀罗尼集经》、《一切功德庄严王经》、《清净观世音普贤陀罗尼经》、《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大方广曼殊室利经》、《大日经》、《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理趣经》、《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阿·多罗陀罗尼阿噜力经》、《不空索神变真言经》等,都提到观世音菩萨,甚至有专章的介绍。

 

二、观世音菩萨的身世

 

 

据学者们考证,观世音菩萨最初的原形是古印度婆罗门教中的一对孪生小马驹,它神通广大,能使盲人复明,不孕者生子,公牛产奶,朽木开花,象征着慈悲与善,被尊奉为双马童神。佛教创立后,尤其是大乘佛教兴起后,神马驹逐渐成为一位慈眉善目的菩萨,称为“马头观世音”,密宗至今仍供奉马头观音,又叫马头明王。造型愤怒威猛,头有四面,分别为菩萨面、大嗔怒黑色面、大笑颜面,顶上是碧马头。

不过在汉语系大乘经典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几种说法。一是《大悲咒经》说,观世音菩萨“过去无量劫中,已成佛竟,号正法明如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原本是一尊古佛,只是为了更方便地度化众生,示现为菩萨,来此娑婆世界辅佐释迦牟尼佛弘扬佛化。第二种说法见于《悲华经》,说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一身补处法身大士,是即将继承阿弥陀佛佛位的大菩萨。他在阿弥陀佛因地之时,做转轮圣王之际,是佛千子中第一太子,名叫不瞬,出家后号观世音。他将在阿弥陀佛入灭后成佛,名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他的国土叫做“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此外,密宗也有说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的。

 

三、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看过《西游记》的人往往会被书中描写的观世音菩萨居住的宝山仙境所吸引。例如孙悟空参见观世音菩萨的情形:“急急离了瀛洲,径转东洋大海,早望见洛伽山不远,遂落下云头,直到普陀岩上。见观音菩萨在紫竹林中与诸天大神、木叉、龙女,讲经说法。”“但见那,汪洋海远,水势连天。祥光笼宇宙,瑞气照山川。千层雪浪吼青霄,万迭烟波滔白昼……水飞四野振轰雷,浪滚周遭鸣霹雳……山峰高耸,顶透虚空。中间有千样奇花,百般瑞草。风摇宝树,日映金莲。观音殿瓦盖琉璃,潮音洞门铺玳瑁。绿杨影里语鹦歌,紫竹林中啼孔雀。”这描写的正是中国的四大佛山之一、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

普陀山之得名,实系受了《华严经》所说的补怛洛迦的影响而出现。据该经记载,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第28位善知识便是观世音菩萨,说是印度的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那里住着一位大菩萨,就是观自在。此山位于海上,为众宝所成,极其清净,遍山都长满了花果树林,泉流及池沼,也极巧妙。观世音菩萨在那里结跏趺坐,无量菩萨恭敬围绕,聆听观世音菩萨说大慈悲法。按说观音道场应在南印度海中,为何中国南方的海中又出现一普陀山呢?原来该山本名梅岭,古时我国与日本、高丽、新罗等邻国往来,多取此岛为中转站,以候风信扬帆。到了五代的后梁贞明二年(916),有一位日本僧人名叫慧锷,来华求法,从五台山请到一尊观音像,想带到日本供养,谁知他的坐船经过舟山群岛,却被狂风恶浪阻住了行程,传说当时的海面伸出了许多铁莲花,使船不能前航,遂被迫将圣像请上了一个小岛,筑了一个茅蓬来供养。也是观音与此岛有缘,附近百姓及过往商旅均望山礼敬,日子久了,便被更名为普陀山,兴建成为专门的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又在西藏,相传藏民族是由观音化现所生,在藏史上的名王及高僧也多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如历史上著名的松赞干布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达赖喇嘛等,均被认为是观音的权现。他们相信世界为一朵莲花,西藏的拉萨即是莲花的中心,为观音的净土,故将达赖的居所命名为布达拉宫,布达拉之得名与浙江普陀山之得名一样,是由梵文的补怛洛迦而来。那么观音的道场到底是在哪里呢?可以认为,观音菩萨既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自然其道场在极乐世界,但因大慈悲愿力和与此娑婆世界特别有缘,于是而有种种示现。南印度海上、中国的南海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可以说都是他无数道场中的三个著名之地而已。从广义来说,观世音菩萨大悲度生,随缘示现,何处不是观音道场?若就众生心性来说皆可为观音,这正如太虚大师所说:“清净为心皆补怛,慈悲济物即观音。”

 

四、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门

 

大家知道,观音是得大自在者,具有不可思议的慈心悲愿和神通妙用,那么他因地中是如何修行,通过修什么法门而得以如此的呢?

谈到观音法门的主要有两部流传最广的经典,一部是不足三百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部是《楞严经》。《心经》为大般若经之精髓,诸佛之心要。观世音菩萨在修行甚深般若时,照见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皆空,由此智光显现,人法双忘,超脱一切如幻的世间苦厄。《心经》实质上是以观世音菩萨的修证为例,说明般若是一切诸佛菩萨的不二法门。而在《楞严经》第六卷中,则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观音菩萨修持般若正观的途径及功用。

“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观音菩萨是师承于观世音佛的,而且久远劫来即开始修此观音法门。此法门的特点是遵循修行的三个步骤:闻、思、修。即先听闻佛法,然后研究经典,思维其理,再依法修行,由此进入修行观音法门的功夫境界。

佛教中的修行法门很多,《楞严经》中即由二十五位菩萨、大阿罗汉一一介绍各自所修的圆通法门。文殊菩萨在比较各圆通法门时最为推崇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他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此是微尘佛,一路涅?门。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明,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我亦从中证,非唯观世音。诚如佛世尊,询我诸方便,以救诸末劫,求出世间人,成就涅?心,观世音为最,自余诸方便,皆是佛威神,即事舍尘劳,非是苦修学。”《楞严经》和《心经》是汉传佛教最为流行的几部经典之一,其中所指示的观音法门,对我们的修行实在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观世音菩萨的形貌

 

如果我们去参观一些著名石窟、寺院,观赏种种形态迥异的观音雕塑、绘画,实在难于说清观世音菩萨形貌一定如何如何,因为呈现在你面前的观音像有男相,英武伟岸,蓄有胡须;有女相,清秀高雅,留有发髻;有慈悲相,笑容可掬,见于显教;有愤怒相,横眉怒目,见于密宗;有佛相,号正法明如来;有菩萨相,缨络庄严;有贵妇相,雍容华贵;有村妇相,朴实端庄。其实何止这些,据《楞严经》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介绍,观世音菩萨有大神力,能变现佛身、菩萨身、罗汉身、天王身、大将军身、人王身、宰官身、比丘身、比丘尼身、童男童女身、婆罗门身、男女居士身乃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共三十二种或三十三种应身,随众生根性而予度化。可见观世音菩萨本身无一定形象,只是随众生因缘示现有别。观世音菩萨的这种特性的确为艺术家们的创造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们根据佛经和民间传说,分别塑造了圣观音、自在观音、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滴水观音、水月观音、读经观音、乘龙观音、白衣观音、送子观音等等几十上百种形象,使观世音菩萨成为一位形象最为丰富多彩的大菩萨。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初传入我国,观世音菩萨形象纯粹是伟丈夫相,以后随着观音信仰的深入发展,从南北朝开始逐渐被塑造为女性形象,使他完全中国化,这实在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创造。这种创造绝非偶然,我想其原因主要是:1、缘于经典介绍和民间传说中观世音菩萨经常化身妇女广度众生;2、缘于与中国传统的女神信仰相结合,用以弥补佛像中缺乏女性形象的不足;3、缘于与人类伟大的母爱相结合,充分地体现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以增强其感召力;4、缘于与度化现实中超过教徒半数的女性教徒的需要相结合,并对封建社会女性倍受歧视、苦难深重的境况予以同情;5、缘于?术家对中华艺术的不懈追求,以实现艺术上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应该说观世音菩萨的女性形象充分展示了东方女性的神韵,难怪艺术界有“西方有维纳斯,东方有观世音”之说。

 

六、观世音菩萨的应化事迹

 

由于观世音菩萨的悲愿宏深,感应广大,所以从历代以来有关佛教的史传之中,涉及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及灵感事迹的,可谓俯拾即是。例如《法苑珠林》、《比丘尼传》、《名僧传抄》、《历代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弘明集》、《观音义疏》、《法华义疏》、《弘赞法华传》、《法华经传纪》、《三宝感通要略录》、《往生集》、《佛祖统纪》、《说郛》、《五朝小说》、《旧小说》、《太平御览》、《金石续篇》等等。随着观音信仰的深入,便有人发心将各种观音的灵感事迹汇编成书,初有谢敦、陆澄合撰的《观音灵验记》,随后有陆杲撰《续观音灵验传》、王琰撰《冥祥记》、宋代刘义庆的《宣验义记》、清代周克复的《观音经持验记》、弘赞的《观音慈林集》等。据这些书籍介绍,观世音菩萨或主动显灵度化百姓,如马郎妇的故事;或有人虔诚祈祷,一心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求子得子、求财得财、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真可谓“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此外,一些法师和民间文人还将一些观音经典及灵感故事整理改编为变文、宝卷、小说等文学形式,丰富了祖国的文学宝库。著名的《观音得道》(又名大香山)传奇小说描述中国古代有一位妙庄王(楚庄王),生了三位公主,其中三公主妙善即是观音,她爱修行学佛,仁孝贞洁,慈悲爱物,舍己为人,后来在大香山成了正果。这一传说,将观音进一步中国化,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七、观音信仰在我国盛行的原因

 

在南传佛教国家,如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等以及在近代的印度,人们对观世音菩萨少有所闻,而在北传佛教国家中,尤其是在我国近二千年来,观音信仰可说是长盛不衰,至今老百姓家中供奉最多的依然是观世音菩萨,寺庙中观世音菩萨诞辰、成道、出家纪念日依然是香火最盛的日子之一。究其原因,我想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观世音菩萨以内在的慈悲和外在的神力教化著称,较能体现大乘佛教的精神特色,而中华民族受儒家仁义存心的教化影响,济世利人的大乘根性较多,而且彼岸观念稍淡,习惯于实用理性思维,因而从心理上比较容易形成观音崇拜。

2、介绍观世音菩萨本生故事、修行方法、灵感事迹的经典不仅数量多,而且十分流行,例如《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华严经》(善财童子参礼观世音菩萨)、《般若经》(心经等)、《楞严经》(卷六:观音耳根圆通)、《维摩诘经》、《大宝积经》、《成具光明定意经》、《悲华经》、《地藏经》、大《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等,表明观音理论系统完备,对于信教群众的修行观音法门和一心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观世音菩萨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西方三圣之一,随着净土宗的深入发展,而受到特别的崇敬。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观音信仰的发展。

3、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遍布各地的观音寺、观音洞、观音殿的兴建,以及每年定期在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观世音菩萨的诞辰、成道、出家纪念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使观音信仰深入民间,进一步中国化、世俗化?

4、大量关于观世音菩萨的变文、宝卷、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以及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的问世,繁荣了我国观音文化的同时,也推动了观音信仰的发展。

 

八、观音信仰盛行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我国的任何一尊圣像都没有象观世音菩萨那样给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如此广泛、深刻的影响。概括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观音形象的中国化、艺术化,使她成为了中印文化结合的象征,成为佛教慈悲精神与儒家仁义之教相结合的典范。因而观音信仰的发展对于化导、抚慰人心、稳定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观音信仰的发展,拓展、丰富了我国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意境、内容和成就。例如著名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中观音的影响随处可见。又如雕塑和绘画艺术,我国的观音像作品不仅数量、种类异常丰富,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以致我国艺术家可以自豪地说:“西方有维纳斯,东方有观世音”。

3、观音信仰增进了中华民族与印度、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以及与各少数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文化传播和友好交往。在中国历史上,观音像常被作为友好的“使者”和尊贵的礼物穿梭于各国、各民族之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4、观音信仰的过度发展,给社会正常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一定的冲击,各地大量兴建观音殿堂及观音雕塑等,往往失控,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借观音信仰骗钱敛财、搞封建迷信乃至燃指、跳崖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实在有违观世音菩萨入世度生、循声救苦的慈心悲愿,有违古圣先贤弘扬观音文化之初衷。

总之,观世音菩萨身上,凝聚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华,寓含了佛教深刻的哲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仁民爱物、崇尚和平的精神,寄托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理想。因此观世音菩萨是神圣的、是不容亵渎的。我们一方面要继承观音文化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或克服其负面的影响,使观音信仰在现代社会仍然得以健康、顺利地发展。

 

(原载《法音》1996年第12期第5页)

编辑:李路野

从唐诗看唐代茶与佛教的关系

 

高桥忠彦著  陈星桥译

 

一、唐代茶的普及与佛教

 

中国人饮茶风俗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就已较普遍了。从北朝人来看,南朝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茗饮(茶)"的习惯。而在中国北方,一般重视乳制品一类的饮料而蔑视饮茶,当然更谈不上普及了。[1]

隋唐统一中国之初,这种情况仍无大的改变,直到开元年间,才实现茶文化的北移。唐代的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一文中就有描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开元年间(713-741)泰山灵岩寺的降魔师在教弟子习禅之时,为了驱除昏沉或为了代替夜宵(大概许可吃茶果吧),让大家饮茶,从而推动了饮茶风气的形成。所谓降魔师或许是载于《宋高僧传》中的降魔藏师吧。但在其传中看不出他与茶有什么特殊关系。[2]

从上段引文还可看出,当时的茶是用称为"煮饮"或"煎茶"的方法进行饮用的。最初将饮茶方法系统化的是陆羽(733-804)的《茶经》。不过这饮法是将弄碎成粉的茶投入沸水中使之出味而被称为"煎茶"的。即便在唐代文学中,点茶总是写作"煎茶"、"煮茶"[3]。

《封氏闻见记》继续写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煮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家藏一副。"也就是说,饮茶流行之后,陆羽将其系统化,著茶论(我想即指《茶经》)、装备茶具。所说"煎茶炙茶之法",如将茶粉碎煮倒也简单,但要引出茶的真味,对水的煮沸程度,茶末的投放方法,茶的烤炙方法等都有讲究,《茶经》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可是,陆羽自身是俗人。不过据他的《陆文学自传》,他三岁时为竟陵的智积大师所收养,在禅院受教育[4]。《茶经》的煎茶法,我想就是将禅寺中流行的饮茶法加以改良的结果吧!

因此,唐代的茶受到降魔师和陆羽的双重影响,渊源于佛教。正象下章看到的,即便是在唐诗的领域,佛教与茶也有着很强的亲和力。

象陆羽那样出身于禅院,在茶艺上有名的人物,据宋朝陶·的《清异录··茗门》记载还有二人,一是山东金乡的福金禅师擅长"生成盏"茶技,观赏的人络绎不绝[5];一是吴僧文了善"烹茶",得到南平王高季兴的赏识[6]。我想这二例都是唐末到五代时的事,表明茶的技术为僧侣所专擅。

不过流传下来的唐代禅院生活的资料不多,这是因为现有的几个《清规》资料不过是宋代后复制的[7]。另外在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关于寺院饮茶的记事甚多[8],但具体描述饮茶方法及其仪礼的没有。近年出土了西安法门寺的茶具不少,考虑到它们是宫中制造后施舍给寺庙而留传下来的,因此仍然难以获得直接的资料。

这样一来,唐文学中尤其是唐诗中大量描述寺院中饮茶情况的资料就十分重要。不过本文并不想通过罗列那些资料再现唐代寺院的饮茶情形,如果那样就会显得烦琐且比较空洞了。下一章拟在唐诗的领域里围绕佛教与茶的联系以及它给予茶文化以怎样的影响展开讨论,作一概观性的描述。

二、从唐诗看到的茶文化

 

唐代以前的诗中,谈茶的非常少。从《茶经》例举的左思的《娇女诗》以及张孟阳(张载)的《登成都楼诗》以及查阅《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辑佚书来看,晋代以来咏茶的诗实际上只有上述的两个例子。如从《洛阳伽兰记》看到的,在南北朝时期,茶(茗饮)是南朝人代表性的饮料,而南朝的诗人们对茶竟然无所表示,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其原因只好推测,或许唐以前的茶仅仅只是作为饮食物的作料或作为药用[9],无法引起诗人们的兴趣吧!

左思的《娇女诗》有"心为茶·剧,吹嘘对鼎·"之句,描写茶沸腾的样子。接下来如果看"脂腻漫自袖,烟薰染阿锡"之句,出"茶·"不过是做饭的一部分,何况主人公是作者的女儿。这与唐代的茶诗带着隐逸的风格完全不同。

另一首是张载的诗,因为是在成都白菟楼这种场合,因而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上句"鼎食随时进,为和妙且殊",不过是描述成都食物丰富的文句。在繁华之都饮茶的情形,唐诗中就极少见。

总之,《茶经》引述的这二例诗句,其氛围与唐代的茶没有联系,以后咏茶的诗作几乎没有,只是到了唐代,才诞生了面目一新的茶。

唐诗所咏之茶,如下面看到的那样,基本上是《茶经》一类的煎茶。而晋代如何饮茶就不大清楚了,或许一般象"羹饮"的情形也未可知。如果那样,晋诗的茶和唐诗的茶就更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

从南北朝到隋朝以及唐朝初期,没有咏茶的诗。我想茶诗的首次出现是在进入八世纪王维所处的时代。

如前所述,开元年间饮茶之风由于泰山降魔师的影响而在中国全土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因此在诗的领域里同时出现茶就不是偶然的了。而且唐诗中所咏之茶一开始即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开元初活动的葵希寂的诗《登福先寺上方然公禅室》有"晚来恣偃俯,茶果仍留欢"诗句,记述了作者访福先寺僧然公的禅室受款待之际,以茶果作为夜食招待的情形。这是唐代咏茶最早的一例。这里的"茶果"与古代有所不同[10],是作为当然的夜食来描述的,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和《封氏闻见记》的"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的记载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窥知当时禅院的日常情形。无论如何,在这个阶段,茶还不至于成为禅院代表性的招待品。

作为初期茶的用例,尚有储光仪的《吃茗粥作》:"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之句。这大概是访茅山的隐者时作的,主人可能是道士。"茶粥"一词很早就有了[11],而"蕨薇"同样叙述的是隐者的粮食。如后面论及的那样,在关系道教、道士的诗中,咏茶的极少。不过象这里以隐逸生活为重点的场合言及茶的诗也是有的,只是这个例子说的毕竟是"茶粥",与唐代流行的煎茶应该划上一道界线吧!

八世纪初活跃的诗人留下几首咏茶诗的唯一例子就是王维了。而稍后岑参、李嘉·、韦应物、杜甫等的茶诗就多了。但若对《全唐诗》留传下来的诗作粗略的统计,一些作家咏茶的次数多半只有几次,连留下茶诗最多的白居易也不过三十几次,这与他的全部诗作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本论特以茶作为主题进行研究,而令人注意的是把饮茶作为极重要的生活追求的诗人一个也没有。

王维有三首涉及茶的诗传世。《赠吴官》有"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靡难御暑"之咏,《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有"君但倾茶·,无妨骑马归",赞扬茶有御暑之功,无醉人之弊。王维另一诗《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中有"花·和松屑,茶香透竹丝",这也是以茶款待友人以应付·(清酒)的诗句。从以上三个例子可知,当时作为常用饮料的茶已经较普遍了。大家都知道,王维与佛教有着深厚的关系,而他的茶诗竟然没有佛教色彩,令人感到意外,或许茶与佛教形象上的结合还不够充分吧。

在盛唐时期最能表示茶刚刚开始普及的是李白,他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中介绍了他从亲戚(僧人)那里得到的荆州玉泉寺的"仙人掌茶",是研究茶制造史的有名的资料。序中谓其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描述了偏平且有一定重量的块体茶的情形。诗中有"曝成仙人掌",可知它是通过日晒来干燥的。李白总结作序"后之高僧大隐,知仙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由中孚禅子和自己担当起发明此茶的名誉。

在山中,特别是与仙人有关的名山中修行的禅僧自己制造的名茶最能说明茶与佛教、禅关系密切的原因。李白唯在这首诗中对茶进行了赞美。李华的《云母泉寺》也体现了这一点:"泽药滋畦茂,气染茶瓯馨,饮液尽眉寿,餐和皆体平。"描述在岳阳的山寺中,经名水云母泉滋润过的药或茶有长生之效。在这里,茶已不单单是茶,而是某种土地上的特殊产物。李白和李华的诗都暗示了茶与仙药的关系。若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给予仙人掌茶活力的,从序中明显可看出是"玉泉",云母泉寺的茶则是"云母泉",玉和云母都是不老长生的药品,茶受其"仙气"之后而有了功效,因此认为一般的茶没有那样的活力。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茶如已看到的那样最初是与佛教(禅僧)和隐遁(隐者)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为脱俗性的饮料。如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有"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之句,赞美茶不单有驱除昏沉的作用,而且有荡涤尘烦,忘怀俗事的功能,这与《茶经》"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精神极为接近。

韦应物《简寂观西涧瀑布下作》有"茶果邀真侣,觞酌洽同心"之句,说明对游于隐逸世界者以茶果相款待。所谓"真侣"、"同心",与道教、佛教没什么区别吧。

在其他盛唐时期的诗人中,岑参描写了夜宿寺院之际饮茶及观茶园的情形[12]。在《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诗中有:"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乾。"关于茶的色与香仅有这一点具体性描写。不过在高级官员的书斋中以茶为主招待客人,引人注目。李嘉·的诗中六次出现茶,如描述阳羡之春的茶园、荐福寺老僧"啜茗翻真偈"的情形以及咏送别席上之茶,自宅饮茶和在宴席上饮茶[13],使我们看到,茶已浸透到官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如此,茶依然与脱俗、闲适、静寂的形象交织在一起。

例如关于在宴席上饮茶的诗最多,大部分以欢乐、静寂的气氛为特色,尤其与送别宴有不解之缘,这是因为生活中这类事情较多吧。李嘉·的《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诗,表现的就是为送别在寺院举行茶宴的内容。

其次例如杜甫的茶诗,与佛僧结合的有二例,与生活闲居相关的有二例[14],尤具特色的是《进艇》诗句:"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描写和家人游河的情形。"茗饮蔗浆携所有,瓷·无谢玉为缸。"作为饮料,茶与甜的饮料一样能令人欢乐。这里的茶是放入用瓷器做的容器中的,和唐时流行的煎茶不同,正因如此,才使它适合伴随妻儿的情景吧。

因为陆羽的《茶经》完成于公元760年至他去世的公元804年间,因此他提倡的煎茶体系产生影响始于八世纪后半叶,从盛唐到中唐之际。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耿·和陆羽作过联句,可见其在诗的领域里也有一定名声。和他交往的人物,有在《陆文学自传》说与他结下"缁素忘年之交"的释皎然[15]以及颜真卿、皇甫曾、皇甫冉、载叔伦、权德舆等,曾一起联句和作诗。详情请参照《陆羽研究集刊》创刊号的《陆羽诗踪》(朱自振、欧阳勋、熊源棋)。

颜真卿作为湖州刺史,集合地方文人在席上作联句,而《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约定以茶为主题。只是这个诗会陆羽没有参加。其中颜真卿作有"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表现了茶清净身心的作用。和陆羽的交游给予了他一定的影响吧,若"流华"即是指《茶经》中所谓的"华"就更说明问题。他与陆羽一起作过许多联句,留传下来八首,但特别的是没有与茶相关的。

上述的耿·,称陆羽"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将他尊为茶人,而皇甫曾也在《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的诗中描述了陆羽在山中来回采茶的情形。释浩然是陆羽的知己,作诗论述过茶与陆羽的关系(在《九月陆处士羽饮茶》中有"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之句)。此外唐代的诗人们咏陆羽的诗尚未发现(后代之作又当别论)。

从同时代的诗人朋友来看,可以说都认为他是隐者,而把他当作茶人的很少。他并非一生从事茶的事业。如象《封氏闻见记》说的那样,他晚年曾抨击茶是事实的话[16],或许与上述情形有关。另外,陆羽自身的诗作除联句外几乎没有,包括有名的《六羡歌》与茶也没关系[17]。

与能看到的陆羽自身的影响力意外地小相反,其挚友释皎然留下来的茶诗非常多。在唐诗的领域里,可以说他是熟悉茶的最早的人物。作为僧侣,尤其显得重要。

皎然由于出身于茶的产地,抑或由于与陆羽的交往,作了许多茶诗,当然歌咏僧人生活中的茶的内容占了大部分。他的茶诗的重要特点是内容单纯,有一部分将禅与茶的结合作了理论性的表述。例如在《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中有"识妙聆细泉,悟深涤清茗";在《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名垂赠二十韵今以一章用酬两作》中有"清宵集我寺,烹茗开禅牖",不过是单纯的内容,但具有茶在禅的修行中不可欠缺这样的氛围。

又,在《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中有"投铛涌作沫,著·聚生花,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将茶末投入沸腾的铛(釜)中,溅起称作沫或花的"华",然后将它倒入碗中饮用。具有与禅经近,与睡魔远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这与《茶经》论述的煎茶法完全一致[18]。可以说这是在唐诗中见到的具体地描述煎茶法的最早的例子。

更生动表现煎茶法的是在《饮茶歌请崔石使君》中:"越人遗我剡溪茶,采得金牙爨金鼎,青瓷雪色缥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末后句喻茶如仙药、玉浆,对应于诗的末尾"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所谓丹丘子是《茶经》中饮茶成仙的人物[19]。该诗还说:"一饮涤昏寝,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说明依靠茶可以清精神甚至得道,对世人饮酒作了批判。"何须苦心破烦恼"似乎连禅修也否定了。不过这是带有谐谑口气的诗,大概是想说茶具有与禅同样的效果吧!

上诗以丹丘子为例,将茶比作仙药。若进一步看,有的诗甚至认为茶超乎仙药之上。如《饮茶歌送郑客》中有"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原注: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在《顾渚行寄裴方舟》中描述了山僧摘茶的情形"初看拍出欺玉英,更取煎来胜金液。"[20]无不将茶看得比仙药之类的玉食、金液更为优越。

从以上的诗句以及诗的表现可以看出,作者极力强调与禅修相结合的《茶经》一类的煎茶是超乎道教仙药之上的。至于《茶经》本身,《饮茶歌送郑客》有"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竟说楚人陆羽的《茶经》虚有其名,无论如何这应是调侃而不是非难之语。不过从这句话似乎可以认为,释皎然自身继承的仅仅是僧寺中传下来的茶道,没怎么受陆羽的影响。

陆羽去世后,关于他的名声,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文中有详细的叙述。唐末僧齐己作有《过陆鸿渐旧居》诗,达到凌驾于茶人之上的程度,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和释皎然的情形一样,是茶经的直接影响大还是以《茶经》为代表的僧院流行的煎茶文化的影响大,这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茶经》时代--中唐以后,茶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

中唐诗人述及茶仍然以僧院或隐者居多,例外的也有二、三个。

卢纶《新茶咏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有:"三献蓬莱始一尝,日调金鼎阅芳香,贮之玉合才半饼,寄与阿连题数行。"将半个饼茶郑重地贮于玉盒中,可见茶的珍贵。从唐诗中所看到的茶大概是僧俗或隐者手制的茶,与价胜黄金的宋代团茶一样珍贵[21]。这首诗咏的昂贵的献上茶,和卢仝说的贡茶一样[22],是王公们用的茶。关于贡茶或宫中饮用的茶,唐诗中出现得不多。其中典型的例子可看中唐王建的诗。《宫词一百词》是描写唐代宫廷生活的词,其中第七首有"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另外在王建诗中有不少关于茶的具体资料,如将茶碗装箱运输、以姜茶供僧、将茶装入密封容器以及茶商赈灾等,颇有意思[23]。

中唐诗人袁高在《茶山寺》中咏茶农的辛劳"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值得当政者反省。在唐代这种论题的诗较少。但通览历代的茶诗,往往以此取为主题。

刘禹锡强调诗与茶的关系,在《酬乐天闲卧见寄》中有"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说明诗兴能得到茶的帮助。在白居易的诗中,诗、茶、酒、药等都是重要的。我想这是该时期的一个特征,说明茶已浸透于生活之中了。

孟郊常以寺院中的茶入诗,如在《送玄亮师》中有"茗啜绿净花,经诵清柔音"。而张籍的茶诗多与闲居、寂寞的意境相结合。卢仝以《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较著名。此诗是从高官处得到剩余的贡茶而表示谢意的诗。在"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句中可见到煎茶的情形。后半部分诗有"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数举茶有止渴、提精神、忘俗事的功效,五、六碗下肚,就能涉入仙人的境界,如同上述释皎然的诗所揭示的那样。诗的末尾有"山上群仙司下士,地位清高隔风雨",对不知民众疾苦的官僚进行了讽刺。总起来看,卢仝的诗集中了唐代关于茶的观念,给后世以很大的的影响。

元稹也喜好茶,并给我们留下了以茶为主题《一字至七言诗》:"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转·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唐代象这么简练地总结茶的要领的作品还没有,说明元稹对茶的造诣很深。用碾和罗代表茶道器具是适当的,而将铫与碗并举,则抓住了煎茶的特征,黄蕊和·尘表现了细的黄金色的茶花。

白居易是唐代作茶诗最多的诗人。他茶诗的特征是将茶与酒并举吧。既有单纯并举的情形,也有描写治疗酒渴的情形(《萧员外寄新蜀茶》:"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还有和药并列的情形(《酬梦得秋夕不寝见寄》:"病斗和药气,渴听碾茶声")。另一方面,以叙述酒力比茶更优越的诗居多。在《镜换杯》中表现为"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不似杜康神用速,十分一盏使开眉";在《府西池北新葺水斋郎事招宾偶提十六韵》中有"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销愁",认为真正能去除心中愁闷的还是酒!

但不管怎么说,在白居易的生活中似乎是离不开茶的。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中称自己为"别茶人"。如果看该诗"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尘"句或《睡后茶兴忆杨同州》的"沫下·尘香,花浮鱼眼沸",可窥知其对煎茶技法的精通。

白居易对茶与宗教是如何看的呢?他在《劝酒寄元九》诗中有"既不遂禅僧,林下学楞伽;又不随道士,山中练丹砂"。既不想做禅僧,又不想作道士,因此好饮作为"错愁药"的酒。在《和知非》的诗中,谓天下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与上诗也并不矛盾。他之于禅并不彻底。不过在晚年的《早服云母散》诗中有"药销日宴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描述自己以茶愈酒渴,又参与坐禅的出家似的生活。从以上诗例可推测,他处于离不开禅和茶,同时又割舍不下与禅、茶对立的酒这种状态。

李德裕的诗也显示出他对茶表现的深度。在《故人寄茶》中有"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在《忆茗芽》中有"松花飘鼎泛,兰气入瓯轻",可以说描写都很纤细。

同是元和时期人物的施肩吾,隐居于洪州的西山,号称"华阳真人",是一个颇具道教色彩的人物。不过他和僧人交往甚多,在《蜀茗词》中有"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由于琼浆是道教的仙物,而茶被认为是僧家的东西。如果将山僧送的茶比之如仙药的琼浆,恐怕遭致僧人的嗔怒吧。施肩吾留下二首茶诗,均认为茶是比仙药更适合隐者的饮料。

姚合在《玉芝观王道士》诗中有"蠹根停雪水,曲角积茶烟",咏的是道观中的茶,这例并不奇怪。因为在饮茶普及化的时代,在道观不饮茶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下面叙述一下晚唐时期。杜牧虽作湖州刺史,诗中涉及茶的少,仅有四处。许浑也约有六处,但都没什么新的发明。稍稍有些意思的是薛能、李群玉、皮日休、陆龟蒙和郑谷的诗。

薛能的茶诗一般以禅院的茶和山中隐栖者的茶为对象。在《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中有关于得到茶叶珍品的情形"得来抛道药,携去就僧家。"一方面说明茶比道药价值高,另一方面反映出茶为僧家所专擅,因而携去共僧家鉴尝。这是关于茶不属道教而与佛教有联系的最好例证。

李群玉诗《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描写了衡山龙山人馈赠的手制石廪茶的情形"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顾渚与方山,谁人留品差,持瓯默吟味,摇膝空咨嗟",说明石廪茶的确不次于顾渚(江苏)或方山(福建)的茶,生动表现出慢慢品味茶的样子。将各种各样的茶比较其优劣进行竞争,这缘于福建斗茶的影响,是北宋茶文化的特征。在唐代象上诗那样描写的很少,说明晚唐茶文化更加深化。

贾岛、温庭筠这样有名的诗人分别留下茶诗七首、四首,没什么特殊发明。

皮日休和其友人陆龟蒙留下的茶诗相当多。皮日休甚至在《茶中杂咏并序》中以陆羽的继承人自任。还分别以茶坞、茶人、茶笋、·、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为题连续作诗,对于考察当时茶的制造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中在《煮茶》诗中,使用连珠、蟹目、鱼鳞、松带雨等词语详细作了叙述,可看出他的确是继承发展了《茶经》的方法。

陆龟蒙和皮日休相同,以酒与茶以及茶与僧关系为内容的作品较多。他在《奉和袭美茶具十咏》中也以相同的题目作了连咏。

郑谷留下有十首左右的咏茶诗。他是和写了许多茶诗的僧人齐己交游的人物。在《宗人惠四药》诗中有"宗人忽惠西山药,四味清新香助茶",似乎是将药(香料?)加入茶合饮,实不多见。

齐己作的关于僧侣生活的茶诗较多,但在《赴郑谷郎中招游龙兴观读题诗板谒七真仪像因有十八韵》中有"始贵茶巡爽,终怜酒散迟。"记述了在道观受茶、酒招待之事,颇为珍贵。

在五代的诗人中,南唐的李中咏茶诗较多,依然是关于禅僧和闲居的。同样,徐铉在《和门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韵》中咏阳羡的新茶:"任道时新物,须依古法煎"。从后文的"陆氏有经传"之语来看,可知《茶经》一类的煎茶法被作为古法予以继承。

 

三、唐诗中看到的茶

 

总结前章的论述,可以归纳如下:

1、唐代的茶诗不是对以前的时代的继承,而是在开元年间流行的茶影响下产生的。

2、开元年间茶的普及伴随着佛教(禅)的发展而推进。因此在唐诗中一开始就将茶与佛教联系在一起。

3、由于较符合在山中禅修的情境,或者由于茶原具有原先仙药的素质,茶常和隐遁、隐士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4、《茶经》所说的煎茶法是严密的,而从唐代到五代,诗中所咏的茶是煎茶而非点茶。

5、陆羽对茶的研究成果是受到茶愈益流行的影响并对僧寺中流行的茶予以总结提高而完成的。但一般认为他在唐诗的领域影响不大。

6、和陆羽交往的释皎然是最早大量援茶入诗的诗人,影响也很大。

7、在中唐,白居易和其朋友们在表现茶的方面深入一层,对后世以较大影响。

8、在晚唐,李群玉、皮日休等是详细表述茶的诗人,对茶的表现深化了一步。

若通盘研究,还可以发现,茶经常与佛教联系在一起,而言及与道教关系的诗极少。《全唐诗》刊载的道诗绝对不少,但其中咏茶的只看到三例。而能显示茶在道教中被重视的例子完全没有。与此相反,象前面已经介绍的那样,在佛教徒中留下来的茶诗很多,以皎然、贯休、齐己的作品为代表。

其次,如前章接触到的那样,唐诗中咏宫中生活的茶诗少。即便从这一点看,可以说唐代的茶尚局限在隐遁或闲适的领域。况且在其他的主题上(美人、塞外等)茶都没出现。即使作为官僚饮茶,也只是在自家的书斋里或在送别的宴席上,在静寂的场面下进行。应该说这是唐代茶文化的一大特征。
(译自日刊《社会科学研究》第37卷第3号)

附 注:(正文及注释有删节)

 

(1)《洛阳伽蓝记》卷二有陈庆之诬蔑吴人之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卷三在魏王侯间有以“酪奴”、“水厄”等隐语轻视茶的话。“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2)《宋高僧传》卷八《唐兖州东岳降魔藏师传》云:“释藏师,姓王氏,赵邵人也。父为亳州掾。稚齿寻师居然慕法,而性好独处。谯多厉鬼,持魅于人,藏七岁支影闲房,孤形迥野,尝无少畏。至年长弥见挺拔,故号降魔藏欤!……九州灵迹罕不登。后往遇北州鼎盛,便誓依栖……寻入泰山,数年学者臻萃,供亿克周,为金舆谷郎公行化之亚也。”或许他是在游历各地过程中掌握的烹茶技术,或在泰山以指导者身分许可、提倡饮茶而产生了特殊影响吧。

(3)《茶经》的煎茶法当时一定是最精练的方法,并且具有类似“茶道”的形式(可以看在《封氏闻见记》中陆羽和伯熊在高官前煎茶的一段话)。陆羽煎茶的水平当然不一定完善,我想将茶碾成粉,用锅煮供饮用的形式称为煎茶,与此相对,则是将茶末投入沸水中的饮用方法,称为点茶,在唐代不常使用。下一章例举的唐诗中的茶大概就是近于陆羽的煎茶法。不过《封氏闻见记》记载在首都茶店卖的煎茶具体情形怎样严格说不大清楚。

(4)《陆文学自传》(《全唐文》卷四三三)云:“始三岁,茕露,育乎大师积公之禅院,九岁属学文,积公示以佛书出世之业。”被认为是在做寺院杂务时掌握的茶艺。在《自传》中,陆羽以文人自任,对茶并不特别看重。

(5)《清异录》为宋代书,所记为唐末五代之事。“生成盏”为“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茶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这就是点茶,可知唐末的点茶也从佛门开始兴盛的。同书的“茶百戏”、“漏影春”饮茶法基本是点茶,流行于唐末。不过这和佛教没什么关系。

(6)《清异录》“吴僧文了善烹茶,游荆南,高保勉伯子季兴延置紫云庵,日试其艺,保勉父子呼为汤神。”

(7)唐百丈怀海作的《清规》已不传,北宋长芦宗赜制定的《禅苑清规》为最早的清规。(现存南宋卢翔刻的《重刻补注禅院清规》),包括元代作的《敕修百丈清规,》要从中了知唐代的内容不易。在这些清规中,将茶称为“煎点”为特征,不知是否正确。不过为了供给僧堂中众多的人饮茶,将水煮沸而注入茶中,或许称为“煎点”吧。

(8)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列举了细茶、蒙顶茶、团茶等茶名。关于饮茶方法仅有“啜茶”。

(9)《尔雅》释木“·,苦荼。”郭璞注“可煮作羹饮”。《述异记》关于茶有“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记载其有药效的文献很多。

(10)《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晋中兴书》:吴兴太守陆纳招待谢安时“纳所设唯茶果而已”。

(11)《茶经》七之事引傅咸《司隶教》说“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食疗本草》“煮取汁,用煮粥良。”

(12)《闻崔十二侍御灌口夜宿报恩寺》:“然灯松林静,煮茗柴门香”;《群斋平望江山》:“庭树纯裁橘,园畦半种茶”。

(13)《送陆士伦宰义兴》:“浅流通野寺,绿茗盖有春山”;《奉和杜相同长兴新宅即事呈元相公》“当山不掩户,映日自倾茶”;《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草送王孙。”

(14)《寄赞上人》:“柴荆具茶茗,迳路通林丘。”《巳上人茅斋》:“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又《重过何氏五首》:“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迥·》:“强饭专添滑,端居茗续煎。”

(15)《陆文学自传》“洎至德初,秦人过江,余亦过江,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皎然比陆羽年长许多。可以看皎然的传《宋高僧传》卷二九。

(16)《封氏闻见记》:陆羽在御史大夫李季乡之前表演煎茶,仅给予三十文钱,因感到悔辱而著《毁茶论》。

(17)《六羡歌》“不羡黄金·,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唐国史补》记载这是陆羽悲悼智积禅师之死而作的望乡歌。

(18)《茶经》五之煮将“汤之华”的厚薄度分为沫、饽、花。从此在唐代煎茶中,华成为最显著的外在特征。

(19)《茶经》七之事:“陶弘景杂录,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

(20)在《全唐诗》中“拍”作“怕”。在《茶经》三之造中有“拍之”,乃是将茶叶捣烂装入模子中成为块状体,故正之为“拍”。

(21)在欧阳修的《归田录》说:小团茶二十个一斤,一个值黄金二两。

(22)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天子曾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在唐代,高官给下属赐茶已成风气。不过在诗的领域这种情况尚未出现。

(23)《酬柏侍御闻与韦处士同游灵台寺见寄》:“各自具所需,竹笼盛茶瓯”,当属《茶经》所说的“都篮”之类。在《饭僧》中有“愿师常伴食,消气有姜茶”。在《茶经》六之饮中,有将葱姜放入茶中合煮的记载,诗中例子不多。反过来说,一般应是什么也不加的。《原上新居十三首》有“锁茶藤箧密,曝药竹床新”;《寄汴州令狐相公》有“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原载《法音》1996年第6期第16页

编辑:李路野

黑龙江省佛协召开“五好寺院”表彰大会

 

陈星桥

 

3月23日到24日,黑龙江省佛教协会召开了三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暨“五好寺院”表彰大会。会议总结了1995年的工作,对1996年的工作作了安排。省佛协会长慈法法师对在过去一年里争创“五好寺院”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哈尔滨极乐寺、普照寺,齐齐哈尔大乘寺,鸡西华严寺,五大连池钟灵寺,双城观音寺,宝清宝光寺授予了“五好寺院”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奖品。随后省宗教局舒景祥局长作了重要讲话。

搞好寺院管理是佛教界加强自身建设的中心环节,为此,黑龙江省佛协在1995 年召开的三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创“五好寺院”的决定》。一年来在各级政府宗教工作部门的行政领导下,全省各寺院、念佛堂结合换证登记,整章建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做到爱国守法好、道风建设好、安全卫生好、团结互助好、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好,出现了比学赶帮的可喜局面。表彰会议的召开旨在推动创“五好寺院”活动的深入开展。

 

(原载《法音》1996年第5期)

编辑:李路野

 

茶·茶益·茶道

 

陈星桥

 

在我国汉族佛教徒中,对饮食的禁忌颇为重视,尤其是自梁武帝下令全国僧寺禁断荤腥以来,就严格奉行素食制度,从而创造了丰富多采的素食文化, 这是汉传佛教区别于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特点之一。佛教主张清心寡欲,因此佛教徒饮食方面的嗜好是极少的。酒为五戒之一,饮尚不许,何遑论好;烟草、大麻等属近代外来之物,虽戒无明 文,但 因其有害无益,汉族佛教徒几乎都敬而远之。惟有茶 ,中国佛教徒不仅对其情有独钟,而且经过研究、开发与提倡,影响及于整个社会,以至饮茶之风经久不衰,并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和日本等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那么茶到底是何方仙物?有些什么作用?与佛教有着什么关系呢?笔者曾撰文《酒·酒祸·酒戒》、《烟·烟害·烟戒》,就烟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拟继续就茶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茶的历史与现状

 

通常将茶树上的叶子叫做茶叶,筒称茶。茶树是一种常绿灌木,原产于云南。其叶革质,可作饮料和药用,《茶经》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可见野生茶树也有大如乔木的。

茶的历史悠久。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前1122-前1116),参加征战的 巴蜀等南方小国就以茶作贡品了。有资料表明西周时期四川一带即已有了茶的人工栽培,说明我国人民对茶很早就有了认识并付诸应用。不过在东汉以前,茶基本用作药品,而东汉以后,尤其是佛教传入我国 之后,茶才逐渐用作饮料。一是奉行过午不食制度的僧人饮用,以补充午后的水分,提神益思,驱除睡魔;一是极少数统治阶级饮用,以解酒或除油腻。即使到了南北朝时期 ,也只是南朝人有此嗜好。《洛阳伽蓝记》卷二载,陈庆之侮篾吴人“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卷三载,在魏朝王侯间,往往将茶贬称“酪奴”、“水 厄”,“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可见当时北方人对茶尚缺乏足够的认识。隋唐天下一统,为茶的生产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尤其是禅宗的兴起,僧寺饮茶之风盛行,极大促进了茶的普及。出身于寺院的茶圣陆羽走遍茶 叶产地三十三郡后,于元760年隐居苕溪(吴兴),20年后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标志着我国茶叶的生产和研究、应用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茶经》约七千字,包括源、具、选、器、煮、饮、事、出、略、图十节。“具”涉及制茶工具20种左右,“器”介绍了煮茶等28种器具。宋陈师道《茶经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夷戍蛮狄,宾祀燕享,予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见其影响之大。

唐代饮茶有四种:粗茶、散茶、末荼、饼茶。一般多采用煮茶法,也可根据需要配以作料、水果等。也有煮茶粥食用的。至唐末、五代,发明了“点茶法”,即净茶末撒入沸 腾的水中,其茶品、水质、火候乃至器具等均有讲究。为了增进茶艺,僧人或士大夫常举行规模不等的“斗茶”活动,鉴别茶的优劣,品评烹茶技艺的高低。由此出现了一种将茶汤倾注于碗中使汤纹形 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为“茶百戏”。《清异录》载:“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茶 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据说他能使汤纹组在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正是由于饮茶之风的盛行,以至茶成为了文人雅士诗文书画抒写、描绘 的内容,甚至步入了音乐、舞蹈的天地。

茶在唐代即已成为重要的外贸品,通过定期举办的“茶马互市”传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同时茶作为文化使者,通过佛教僧侣的交往,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尤其在日本发展形成了举世闻名、别具特色的茶道。当然茶更多的则 是通过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或海路传到世界各地。据记载,茶传入各国或各地区的年代为:日本(805年)、阿拉伯(850年)、威尼斯(1559年)、俄国(1567年)、英国(1598年)、葡萄牙(1600年)、荷兰(1610年)、法国(1648年)、南美(1650年)。传入东南 亚较早,但人工栽培较晚。如印度产茶始于1834年,斯里兰卡1867年。印尼1827年。世界各国对“茶”的读音,都直接效法汉语的语音,主要分为广东话“CHA”和夏门话“TE”。日本更是将“茶”的字形、读音一并拿去 。充分说明中国是茶 的故乡。

我国地域广阔,名茶辈出,如西湖的龙井、洞庭的碧螺春、黄山的云雾茶、福建的乌龙茶、四川的蒙 顶茶、滇南的普洱茶等等,不胜枚举。但不管有多少种,总分为六大类,即绿茶、白茶、乌龙茶(青茶)、花茶、紧压茶(黑茶)和红茶。其中绿茶出现最早,其次为白茶,即由满 披白毫的嫩芽制成,有“白毫”、“银针”、“老君眉”等,宋代著名的龙凤团茶亦属白茶。花茶、乌龙茶、紧压茶发明于明代,而红茶则产生于清代。至于饮茶方法,约在明代中后期始由煮饮改为至今流行的冲泡 法,使饮茶更加方便、普及。此外,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饮茶实践中还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饮茶风俗,如西藏的酥油茶、蒙古的奶茶、白族的三道茶(清茶、甜茶、香茶),云南的盐巴茶、桂北的打油茶、闽潮的工夫茶、广东的早茶、湖南的擂茶、四川的 盖碗茶等。

目前,我国计有江北、江南、华南、西南四大茶区,19个省、自治区,1000多个县、市产茶,全国茶园总面积约为100万公顷,居世界首位。1988年全力平茶54万吨,出口19.8万吨,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仍是茶类最全、品种最多的国家,其中绿茶、工夫红茶为国际市场主要货源。绿茶占61%,红茶占100%。

1978年世界茶叶总产量175万吨、其中印度55万吨,中国26.8万吨、斯里兰卡19.9万吨、日本10.5万吨 、苏联10.3万吨、肯尼亚9.3万吨、土耳其9万吨、印尼7.3万吨。80年代,全世界已有48个产茶国。

目前,茶与咖啡、可可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其中茶叶历史最久,风行地区最广,饮用人数最多,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喝茶。茶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健康饮料”。

 

二、茶的性能与妙用

 

如前所述,茶叶之所以受到中国僧人的青睐,并逐步风靡世界,成为世主要饮料之一,是与她优良的品性和奇妙的功用分不开的。

茶树性喜湿润和微酸性土壤,耐阴性强,因此多生长或种植于我国中部、东南部、西南部雨水充沛的山区、丘陵地区。一些名茶如西湖龙井、洞庭山碧螺春、黄山云雾茶、四川的 蒙顶茶等,得山水之胜,再经方外人的妙手“点化”,无不带着几分仙气。若配以名泉、精美的茶具,经地茶师的精心烹、点,则色泽清莹,茶香馥郁,饮之入腹,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飘飘欲仙,难怪佛门有“茶禅一味”之说。唐代 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保须 苦心破烦恼。……”。

自唐代以来,我国文人对茶的咏赞之词实不胜枚举,对茶的药理功用的论述也不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茶苦而寒……最能降火, 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 面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罔爽,不昏不睡,比茶之功也。”《本草备要》也说:“茶能解酒食、油腻、烧灸之毒,利大小便,多饮消脂。”

现代经研究发现,茶中含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主要为茶素、茶单宁、茶香精、蛋白 质、氨基酴、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等,它们对人体具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和营养价值。下面综合我国古代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将茶的功用概述如下:

1。可延缓衰老。茶中富含多酚类化合物,它能防止脂肪过氧化,其作用比维生素E高近20倍,有抗衰老之效。因而被称为“长寿饮料”。

2。可抗癌。茶中的主要成分儿茶多酚类能对突然变异原产生抑制作用。效果十分显著。在日本广岛,凡有饮茶习惯的,受原子弹放射性伤害较轻,存活率高。故又被称为“原子时代的饮料。”

3。,具有显著的减肥功效,能去油腻。如乌龙茶又被称为“苗条茶”。我国西北少数民族主食牛羊奶酪而不发胖,即与饮茶有关。

4。有固齿明之效,浓茶漱口能坚齿、消蠹。茶富含维生素C、胡萝卜素,对视力能起保护作用。因此饮茶老少皆宜。

5。茶有抑菌、抗发炎之功,可治痢疾。50年代日本曾将茶用于防治瘟疫。

6。饮茶可防糖尿病,促进糖的代谢。北宋王令曾作诗赞茶:“故人有意真怜我,灵茶封题寄筚门。与疗文园消渴病,还据楚客独醒魂。”

7。提神益思,能驱昏沉。这是修行人嗜好饮茶的主要因。如东坡诗:“建茶三十片,不审味如何。奉赠包居士,僧房战睡魔。”

8。有解酒、生津、消食、解乏等作用。这也是普通老百姓特别看重茶的重要原因,以至早在宋代即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

茶在佛教里作用更微妙。例如,唐代刘贞亮概括饮茶的好处为“十德”:①以茶散郁气,②以茶驱睡气;③以茶养生气,④以茶除病气;⑤以茶利礼仁;⑥以茶表敬意;⑦以茶尝滋味;⑧以茶养身体,⑨以茶可行道;⑩以茶可雅志。

日本名僧明惠上人也曾总结茶有十德:①诸天加护;②父母孝养;③恶魔降伏;④睡眠自除;⑤五脏调和;⑥无病息灾;⑦朋友和合;⑧正心修身;⑨烦恼消减;⑩临终不乱。这就是说,茶不仅具有药用功能,还兼具社会功能,甚至成为了修行的一大法门,可见将茶提升到了多么神圣的位置。

 

三、茶与佛教

 

从上两节可看出,茶与中国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徒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 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之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 时僧人多修习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 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 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一些禅僧到了一日几遍茶,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 正是由于饮茶的普遍性,形成了佛教独具特色的茶文化。禅寺一般在法堂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如宋林逋诗:”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四十八单 职事中事即有”茶头“一职,司掌煮茶,献茶待客。在山门前还有”施茶僧“,为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的茶一般分三种,《蛮瓯志》载觉林院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最下以自奉也。“此外根据用处不同, 茶有种种名目。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接受戒年限先后饮茶,称为”戒腊茶“,住持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为”普茶“;化缘所得,称为”化茶“;平时坐禅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焚香一枝,香后监直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

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唐代诗僧皎然即善烹茶,他与茶圣陆羽为至交,并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 “;五代十国吴僧文了善烹茶 ,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亨传学到者“。同进代的还有僧人福全,擅长”茶百戏“,名闻一时。即以陆羽而言,不仅出身于寺院,且一生行踪几乎未脱离寺院。宋代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如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以鉴别各种茶叶的质量,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 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 点茶法“。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茶文化。

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 、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 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 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 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威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

佛教茶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禅师们借茶说禅而留传下来的公案故事。例如《五灯会元》记载,一客人向南隐问禅,南隐以茶相待。他将茶水倒入杯中,茶满了仍继续倒……,客人说:”师父,茶已经满了,不要再倒了。“南隐说:”你就象这只茶杯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反映了禅去执、空灵的境界。另一关于”赵州茶“的公案尤为著名。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僧:”曾到过这里吗?“回答说:”曾到过“,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回答说”不曾到过。“赵州仍说”吃茶去“。院主听了觉得奇怪,问赵州:”为什么曾到者让吃茶去,不曾到者也让吃茶去?“赵州叫院主,院主答”在“,赵州说:”吃茶去“。这个公案较好地反映了临济禅剿绝情识、机锋峻烈的家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诗人赵朴初十分喜爱这则公案,常将它用于作诗中。 例如为河北赵县柏林寺赵州从谂和尚影像碑题诗”平生用不尽,拂子时时竖,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此外他还作过一首五言绝句:”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赵朴初曾多次将此诗写成条幅赠人或贺会,以启发人们去继承和体会古德”茶禅一味“的旨趣。

 

四、关于茶道

 

从以上三章可知,中国不仅是茶、茶文化的故乡,而且千百年来创造了最为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不过若论将茶与宗教情操、艺术修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和睦邻里、提升人品,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饮茶艺术,当属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

大家知道,茶从唐代即传入日本,但在日本种植并为社会所接受。还是在公元1189年日本高僧荣西禅师入华求学之后,他将茶树茶籽带 回日本予以栽培,被尊为茶叶栽培的开山鼻祖。1192年荣西禅师写下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他在序中说:”茶者,养生之仙药也, 延寿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均贵重之,我朝日本曾酷爱矣,古今奇特之仙药也……。“由于他的鼓吹提倡,中国的茶文化在日本得到发扬光大。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他国文化并根据自身特点予以创造的民族。将饮茶上升到”道“的高度,形成为一种专门的茶道艺术就很能体现日本民族的特点。据记载,日本最著名的茶道祖师是丰臣秀吉时代的高僧千利休(1521~1591),他集茶道之大成,创立了最大众化的”一派茶道“或”千家茶道“,其子孙分为三派,影响至今。茶道的宗旨可用四字概括,即”和敬清寂“。和、敬,小而言之, 表示主客之间和睦共处,互相尊敬;广而言之,则寄以社会安定、国家和平的愿望。清、寂,表示茶室环境的清净幽雅与陈设的古色古香,暗含隔绝尘世、清心洁身之意。根据以上宗 旨,茶道对于茶的质量、色泽,茶的烹煮技巧,对水的要求,茶具的色泽、质量,茶室的环境、设施。水果点心的配置、尤其对宾主间的语言、礼节、仪式等等都有不少讲究。据说一名大家闺秀要学好整套礼仪,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笔者曾有幸在80年代初在苏州寒山寺接待过一个日本茶道参访团。该团多为身穿和服的女士,看到她们专心致志、毕恭毕敬、陶然自得的表演,颇令人感动。她们用的茶具为咖啡色瓷器,小巧玲珑。点茶仍持着我国唐代传过去的煮茶法,茶呈未状,可当时对这种茶 尚不习惯,心境也难与之协调,体会不出其中的真趣。但我总觉得,茶道是一种高雅的修心养性的艺术,日本人民能在不断发展现代文明的同时,仍能执著地保持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做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并 进,这一点尤其值得正在积极奔向现代化的我国人民学习借鉴的。

行笔至此,我为中国是茶和茶文化的故乡感到自豪,为中国佛教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以及对茶的普及和茶文化的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感到自豪。同时我觉得,在今天,中国传统 的茶文化有着很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茶文化的品位还有待提高。如果要我对烟酒茶作个总的评价,我只想大声说:朋友!为了您的健康,别抽烟,慎饮酒,多喝茶!

 

 (原载《禅》1995年第6期)

编辑:李路野

黑龙江省佛教协会召开三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

 

陈星桥

 

黑龙江省佛教协会三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于1995年4月6日至8日在哈尔滨极乐寺举行。全省20多位理事及各寺院负责人(或代表)出席了会议。省宗教事务局局长金宇现等领导莅会指导。会后,省委统战部刘霖副部长亲切会见了全体与会者,并合影留念。

这次会议始终围绕着中国佛协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暨省级佛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进行。首先由慈法会长传达了中国佛协上述两个会议的内容和主要精神,要求全省佛教徒认真学习贯彻。为此,会议专门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决定》和《关于在全省开展五好寺院活动的决定》,并布署了1995年省佛协的工作。为了加强省佛协的力量,会议酝酿,增补了三名理事,一名常务理事和一名副秘书长(陈星桥)。会议还听取了省宗教事务局金宇现局长作的重要讲话。

会议号召全省佛教徒认真学习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两个宗教行政法规和省人大通过的《黑龙江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不断强加佛教界自身建设,搞好寺院管理,做到爱国守法好、道风建设好、安全卫生好、团结互助好,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好,争当五好寺院,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统一祖国作贡献。

 

(原载《法音》1995年第5期)

编辑:李路野

石家庄佛教胜地记游

 

陈星桥

 

河北省古为燕赵之地,历史上曾经是中国佛教的重镇之一。在这块土地上不仅诞生过像释道安、僧一行等许多光照千古的高僧大德,还产生过像临济宗那样声震寰宇、影响深远的佛教宗派。尤其是禅宗,与河北有着非常殊胜的因缘。禅宗二祖慧可大师晚年曾在河北弘法,最后圆寂于此,建塔于此;著名的赵州从谂禅师、临济义玄禅师曾分别驻锡于今石家庄地区的柏林寺、临济寺,举扬宗风,开宗立派,对中国禅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信佛最早接触的宗派就是禅宗。“文革”中欲觅佛经一读实难。家父与教友切磋佛理,谈的多是禅宗典故。记得他曾举过一个公案:赵州问新到僧:“曾到过这里吗?”回答说:“曾到过”,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回答说:“不曾到过”。赵州仍说:“吃茶去”。过后院主觉得奇怪,问赵州:“为什么曾到者让吃茶去,不曾到者也让吃茶去?”赵州叫院主,院主答“有”,赵州说:“吃茶去”。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当时虽于其中的禅机如雾中看花,但对赵州和尚却留下深刻印象。

在佛教的各种宗派中,禅宗最具有中国特色,发展最快,影响也最广。禅僧有两大传统,一为农禅并重,寓禅于生活;二为行脚参方,传灯于无尽。前者著名的有百丈清规的创始人怀海禅师,他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被尊为丛林之楷模;后者著名的有赵州从谂禅师,“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及至归来无一事,始知空费草鞋钱”一偈,千百年来在禅界传为美谈。我颇喜欢“行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旅游。改革开放以来先后云游了大半个中国,却没想到要游石家庄,这是因为该地区近百年来佛法式微,寂无所闻。只是近七年在净慧法师的领导下,各项事业才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胜地胜事,蔚为壮观。今年夏天,我有幸胜地一游,感慨良多。故不揣翦陋,笔录观感,以飨读者。

 

柏林寺纪胜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同净慧法师乘河北佛协的中巴,从北京沿京石高速公路来到石家庄,第一站便是净慧法师住持的赵县柏林禅寺。赵县离石家庄有50多公里,古称赵州,著名的安济石桥(亦称赵州桥)即建于城郊。县城中心的十字路口上,耸立着一座七级、高约18米的陀罗尼经幢,平面为八角形,建在一方形石基上,为北宋建筑,据说是现存石经幢最高的一座。绕过经幢走半里多路,便来到柏林寺。

柏林寺始建于汉末,隋唐时名为观音院。因院内柏树成林,金元时改称柏林禅寺。清末以来即已名存实亡,唯有一、二十株千年古柏与赵州塔形影相吊。一九八八年,《法音》主编净慧法师筹组成立了河北省佛教协会,看到柏林寺荒凉景象,感慨无限,于是发大誓愿,力谋匡复。经数年奔波,在海内外诸山大德和众信徒的鼎力帮助下,一座崭新的柏林寺呈现在人们面前。

山门上高悬着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题写的“柏林寺”匾额。大门两旁挂着净慧法师作的一副对联:“寺藏真际千秋塔,门对赵州万里桥”,在土红色高大院墙的映衬下,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广漠的时空之中;侧门旁挂着“河北禅学研究所”,则又散发出一丝现代学术气息。一进入山门,则发现它与通常的寺院布局迥异,即没有山门殿或天王殿,全寺主殿“普光明殿”通过一条约7米宽100米长的石板路与山门相连,路两旁新栽了许多柏树,其间也参杂着一些历尽沧桑的千年“庭前柏子树”,苍劲翠绿,似乎蕴藏着无尽的禅意。山门左右各建有几间门朝里开的厢房,分别作为客堂、法物流通处,它们又通过宽约5尺、两侧各长百余米的长廊与普光明殿相连,这样即使下雨,在寺内行走也不用打伞。长廊高大,涂以棕红色,显得古色古香。

普光明殿建于1992年,占地380m2,为木结构单檐宫殿式建筑,上覆以黄琉璃瓦,气势雄伟。殿内供奉着高3米重达10吨,用大理石雕凿而成的释迦佛祖跏跌坐像,石质细腻,雕工精湛,佛面端庄慈祥,放着白光,令人油然生敬。

普光明殿左前方耸立着高约40米的赵州塔。该塔为砖木结构,七级,平面呈八角形,下有方形塔基。建于元天历三年(1330年)。塔前设有石雕香案和三通5米高的石碑,一通为赵州禅师行状碑;一通为赵州禅师像碑,上刻有赵州禅师影像和赵朴初会长题写的诗句:“平生用不尽,拂子时时竖,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另一通为明代重修赵州塔碑。碑前有小院墙与方形塔基相接,从而构成一体。初一、十五和大的节日,寺僧下殿后都要来此塔前礼祖。

普光明殿的右前方为新建的钟鼓楼,高近30米,分三层,一层为砖砌梯形楼基,四方各有一拱形石门,据说仅红砖就用去45万块。二层挂钟,三层悬鼓。钟鼓齐鸣,相信能惊醒不少痴迷人。

穿过普光明殿,后边正在兴建观音殿。柏林寺古称观音院,自然观音殿势在必修。据说将修两层,一层供观音,二层则作禅讲之用。观音殿右边是斋堂,建得很大,可容纳数百人同时用斋。再往后是两排平房,是原来占寺为校兴建的教室,现作为僧房或客房用。观音殿后还计划要修建藏经楼。柏林寺虽已初具规模,但后续工程仍很艰巨。

与全国许多已建或正在兴建的佛教土木工程相比,柏林寺的硬件建设还是值得赞叹的,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软件建设,诸如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教制建设、组织建设等。下面我举几个事例来谈点感想。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大兴土木,寺庙建得金壁辉煌,却常常苦于无适当人才来住持、来充分利用它,往往造成许多的是非和缺憾。柏林寺有鉴于此,便一边建设,一边网罗人才,注意在艰苦的修行条件下和繁忙的修建中去发现人才、考验人才、培养人才。现在该寺已有二十多名师父,以青年人居多,其中还有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他们僧装整齐,自律甚严,禅修生活井井有条。在这里见不到象许多寺庙存在的不信任不重视年青人的现象。日本有位比丘僧闻讯前来参学,尽管条件艰苦,竟一住就是大半年,觉得很有收获。除了培育僧才外,柏林寺还吸收了许多居士人才。通过禅学研究所聘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有的还常住柏林寺从事研究。通过他们的中介作用,既提高了信众的素质和信仰层次,又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许多寺庙整天忙于旅游接待和佛事应酬,未能采取多种形式去讲经说法,从正面进行有效的宣传,从而使社会对佛教产生许多误解。柏林寺有鉴于此,充分利用河北佛协创办的全国唯一的一份《禅》刊,宣传禅的精神、禅的意趣。平时则注意在各种法会上讲解禅。解答禅修方面的疑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1993年以来,该寺已举办了两届“生活禅夏令营”,营员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约30O人,多数是《禅》刊读者和大学生。今年还吸引了一些日、美、法留学生和台湾的僧尼来参加。他们通过七天的“出家”修行生活,聆听导师们的佛法、禅学讲座,从理论到实践上加深了对佛法的认识,增进了他们对寺庙、对僧人的理解与尊敬,影响非同凡响。举办夏令营活动,在港台寺庙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大陆,柏林寺却是第一家。由此可见该寺的弘法精神和开拓意识。

我到柏林寺时,正赶上午斋,净慧法师以主人的身份请我入席,斋毕郑重地沏上“赵州茶”,我不由心中参起“什么是祖师吃茶意?”

入夜,一轮明月斜挂天空,张着笑脸,仿佛以过来人的身份把无尽的禅意洒向柏林寺,投向赵州塔下绕行的我,给烦热中的我带来一丝凉意;虽近子夜,亦毫无倦意。大殿前月台上显得分外皎洁,几位前来参加“生活禅夏令营”的大学生正在静坐,偶尔传来几声低语。庭前柏子树欲语又止,仿佛在告诉我:“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尔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正定一日游

 

正定县也是一座古城,古为镇州,佛教曾盛极一时,至今尚存四座宝塔,过去的八寺仅剩下临济寺、隆兴寺、开元寺、广惠寺……,除临济寺外,其它寺都由文物、园林部门管理。也许是离石家庄近(30多里),县城比赵县繁华热闹得多,城内设有多处以《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为题材的旅游点,而我则重点参礼了临济寺与隆兴寺。

据《正定县志》记载:“临济寺,东魏兴和二年(540)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唐大中八年(854),义玄禅师得黄檗开示北行镇州,继普化禅师住持临济院。他常以三玄三要四料简接引信众,门风峻峭,归者云集,遂成一宗,后以寺名宗,称为“临济宗”。自六祖惠能之后,禅宗又分为五宗七派,其中以临济宗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此,我能到临济宗的祖庭参礼,心情自然非常激动。

从县城往东南走二里多路,正愁没有什么路标,忽然看见一巷口钉着:“临济街”的牌子,于是我沿临济街往前。此街仅有三米余宽的柏油路面,长约200米。临济寺旁铁栏杆上系着几头牛,搞得路边泥泞,臭气熏天。使我兴奋的心情凉了半截。我不知道日本临黄协会参拜团和海外侨胞看了这种情形会作何感想。

一进是山门殿,正中供奉的是刻有临济禅师道貌的石质屏风。出山门殿,迎面可见耸立着澄灵慧照塔,象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布局,隋唐以后实不多见。塔高九级、3047米,为八角形实心砖塔,建于八角形台基上。砖为青色,故俗称“青塔”。当年该寺也是名存实亡,唯剩孤塔,残破不堪。成立于1979年的日本临黄协会每年都要派团来临济寺礼祖,见此颓景,决定出资重修,至1986年5月19日正式落成。

澄灵塔后是大雄宝殿,1987年重建,11米高,宽五间约20米,殿内所供释迦佛、菩萨、罗汉等像均用樟木雕成。当时净慧法师曾率领十几位法师从北京前来参加落成典礼,这即成了他日后主持河北佛教工作的增上缘。大殿东建有法乳堂,内供达摩、六祖及临济三祖师像,西面是传灯堂,内供日本明庵荣西、南浦绍明和黄檗宗隐元隆琦三祖师像。由此也可见中日两国佛教界有着特别殊胜的因缘。

山门殿的东西直到大殿的东面有一长排平房,分别为斋堂、客堂和僧寮,而西面尚付缺如,暂时种了一些蔬菜。寺庙占地约30多亩,但看上去倒象个小庙,与原先的想像相去甚远。不过若有足够的资金,还是可以扩展修建得更好些。

现在寺里有十几位师父。当我在大殿礼佛时,恰好净慧法师陪客人也来到临济寺,这样我们一起吃了一桌素斋。下午净慧法师又陪我去了隆兴寺。

隆兴寺始建于公元586年,占地5万平方米,因寺内供有20余米高的铜铸观音像,故又名大佛寺。山门前建有三路单孔石桥,寺内建筑共七进,计有天王殿、大觉六师殿(仅存遗址)、摩尼殿、戒坛、慈氏阁、转轮藏阁、康熙御碑亭、乾隆御碑亭、大悲阁、弥陀殿等建筑。摩尼殿、转轮藏阁、慈氏阁、天王殿都保存着宋代建设风格。其中摩尼殿建筑形制特殊,为现存早期古代建筑所仅见。正定崇因寺的明代建筑毗卢殿和殿中的千佛绕毗卢铜像接原状移迁于隆兴寺;石家庄地区逐年发现的历代碑碣、造像、墓志等历史文物多汇集于此。寺内存有隋、宋、金、元、明、清历代碑石三十余通。

寺以大悲阁为主体建筑,高33米,五檐三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内供有宋代铜铸四十二臂观音像。像通高20米余,下有2.2米高石须弥座,为我国现存早期铜像中最高者之一。铜像两侧四十臂在清末已改为木制,仅合掌当胸的两支为铜制。

净慧法师对佛教文物十分了解,他边看边讲解,使我感到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丰富、伟大。半年前,净慧法师作为中国佛教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赴法国巴黎举办“中国佛教文化展”,引起法国各界的瞩目,推动了佛教在法国的传播,促进了中法文化的交流。显然,佛教文化已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隆兴寺绿树成荫,文物丰富,一直由文物部门管理。我想,寺里的佛教文物能历经劫难而保存至今,正表明它们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当然文物部门在文物的保护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在石家庄市的日子里

 

石家庄地区寺庙众多,但在市区仅有一处,位于市郊于底村,原名重胜寺,近年净慧法师为纪念他的师父虚云禅师,改名为虚云禅林。该寺倒象个村办小庙,天王殿和大殿都很小,1992年始交由省佛协管理。净慧法师请了一位年青比丘负责管理,装修了佛像,扩建了殿堂,办起了佛经流通处。最近又将旁边的小学收回,这样全寺占地扩大到30多亩。但要把它修建到柏林寺或临济寺那种水平,还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净慧法师有感于一些尼增无庙可住,于是决定将该寺改作尼众寺庙。我到虚云禅林,正赶上净慧法师送七位尼僧前来接收。首先由净慧法师主持佛前上供仪式,斋毕即开会,对尼增进行分工,交待各项工作,考虑得仔细入微,使我非常感慨。当天正赶上北京来了六七位年青知识分子,要求皈依净慧法师。于是净慧法师不顾疲劳,冒着酷暑,搭衣升座,为他们讲授三皈。人虽不多,仪式却很严谨认真。事后一位老弟子向新弟子介绍他们的师父时,不无感叹地说:“师义特慈悲,他的学问、辩才自不用说,单单他弘法利生不知疲倦的劲头就够让我们年青人五体投地了。”我在旁边听了这段话很有同感。仅拿我这几天的耳闻目睹来说,净慧法师每天从早忙到晚连轴转,精力却总是那么充沛。我想他真是将愿心和禅修融于弘法生活中了。

我曾有幸与净慧法师共事多年,知道他主持《法音》编务的艰辛,加上中国佛协有许多会务需要他做,工作起来常常日以继夜。记得1988年初,当我听他介绍河北佛教百废待兴的情况,并决定答应了中国佛协的安排,兼管河北佛教工作时,十分惊讶,竟脱口而说:“您好像有三头六臂似的”。他听了只是哈哈一笑,眼光中充满了自信。

离开虚云禅林,我拜访了河北省佛教协会。会址设在原省林业厅办公楼,租用房屋三间。房间里摆了一排书柜,购置了许多佛学新著和一些工具书。柜旁还有一排禅凳,看来工作之余还坐坐禅。办公室现有专职工作人员5名,这在省级佛协中已经不少,但仍不敷用。他们除处理繁琐的日常事务外,还要主编《禅》季刊、负责设在柏林寺的法物流通处,其中的许多佛书、佛像和法物都是他们组织编印、制作的。此外就是帮助几座寺庙进行修建,以及筹备、组织“生活禅夏令营”等法务活动。工作有声有色,干劲十足。我似乎看到,净慧会长的“三头六臂”正在省佛协和柏林寺里兢兢业业工作的年青人身上延伸。

 

几点感想

 

当年净慧法师作为禅门子弟,有感于河北禅宗门庭萧条,立志复兴,记得他1982年初到柏林寺曾赋诗二首,很能反映他当年的心境:

①一塔孤高老赵州,云孙来礼泪双流,

断碑残碣埋荒草,禅河谁复问源头!

②赵州桥畔观音院,不听钟声数百年,

众力推扶恢祖印,蒲牢一击震三千。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六年来,经过净慧法师废寝忘食、卓有成效的工作,临济寺、柏林寺两大道场已初具规模,各项弘法事业顺利展开,河北佛教重振雄风,大有成为全国禅学中心之势。古德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信不虚矣。

石家庄地区佛教的发展,既弘扬了祖国的传统文化,增进了国际友好交往,又引进了大量外资,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事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改善,综合效益显著。据了解,河北省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在切实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的。青青翠竹皆是禅心,郁郁黄花无非法身。禅不远人,人自远之。柏林寺大力倡导生活禅,以各种形式弘扬佛法、培养人才,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这对于佛教界努力提高四众的素质和信仰层次,建设人间净土,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原载《禅》1994年第4期)

编辑:李路野

哈尔滨市佛教协会举行第二届代表会议

 

陈星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于1994年3月31日至4月1日在极乐寺举行。来自市区及五县(市)的佛教四众弟子87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市人大、政协、统战部以及省市宗教局领导以兄弟宗教团体负责人应邀到会祝贺,市属七区五县宗教工作部门领导列席了会议。

会上传达了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精神;审议并通过了慈法法师作的《哈尔滨市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修改了《哈尔滨市佛教协会章程》。会议选举产生了哈尔滨市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极乐寺方丈慈法法师任会长,妙观法师、净西法师(尼)、妙观法师(尼)、宝谛法师(尼)、王柏松居士任副会长。

会议号召全市佛教徒要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走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道路,把握当前的大好机遇,围绕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教制建设、组织建设切实办好教务,自觉地把这次会议制定的方针、任务和措施化为实际行动,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建设“人间极乐”,奉献心力。

 

(原载《法音》1994年第6期)

编辑:李路野

法难形成的原因、影响及其启示

 

陈星桥

 

二千多年来,佛教以其慈悲、和平的形象,充满智慧的教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的传播,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是令广大佛教徒感到自豪和欣慰的。不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在各国的传播极不平衡,即便在某一个国家的各个历史阶段,其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各个佛教国家或地区,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统治阶级大规模排佛毁寺事件,佛教界称之为“教难”或“法难”。例如印度就曾发生过多次法难,并最终由于印度教的兴起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入侵和统治,使佛教过早地在其发源地消亡(约在公元十二世纪末);西藏在九世纪中叶曾发生朗达玛灭法事件,使佛教销声匿迹达一百多年,被称为西藏佛教的黑暗时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初年也曾发生大规模排佛毁释运动,影响至深;而在我国汉族地区,历史上著名的毁佛事件竟达四次之多。如此等等法难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无不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佛法兴衰,佛子有责。”全面了解并认真分析法难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佛教,有效地维护、弘扬佛法,是十分必要的。下面笔者拟以我国佛教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为例,略作分析,谈点认识。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三武一宗法难的历史回顾

 

东晋末年,居住在蒙古一带的拓跋氏入主中原,统治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史称北魏。北魏道武帝(396--409)和晋室通聘后,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好黄老、览佛经,见了和尚,都加礼敬,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明元帝(409---423)也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并令僧人开导民俗,因而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其嗣子太武帝(423--452)“锐志武功”,十分敬信道士寇谦之和司徒(相当于总理)崔浩,因而抑佛尊道,斥佛教为“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对佛教徒的迫害日渐升级。太延四年(438)三月,因寇、崔二人进言,遂下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九月将佛门领袖玄高、慧崇杀害。到了七年(446)二月,因对盖吴的内乱用兵,发现长安一寺院收藏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女,怀疑徒与内乱有关,遂听从崔浩之言,于三月下诏,谓“承天之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说“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时太子拓跋晃监国,信奉佛教,劝谏不住,遂故意延迟宣布,远近僧人多闻风逃匿,佛像经卷也多秘藏,只有境内的寺塔被破坏无遗。这就是“三武一宗”灭法之始。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于毁法后四年(450)因事被诛,太武帝颇悔前事,禁律稍弛。451年太子晃去世,452年太武帝被宦官所杀。文成帝(452--465)即位后一年,应昙曜等佛教徒之请,即下诏恢复佛法,于是天下承风,毁坏寺塔并得修复,佛像经论重显于世。

北朝佛法以兴寺度僧、广造塔像、崇尚福田为其特征,著名的敦煌、云岗、龙门、天龙山等石窟均创始于这一时期。文成帝以后的北朝诸帝都信奉佛教,充分利用,以助王化;贫民百性出家可逃避国家法律,免于租课官役,于是出家者日众,而立寺者亦多。从孝文帝(477)到北魏末(534)的几十年中,寺院由6478座发展到三万余座,僧尼由77258人增加到二百万人。为了便于管理,历代都设有僧官。《释老志》云:“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佛祖统纪》云:“天保二年(551),诏置昭玄十统,以沙门法上为大统,令史员置五十余人。所部僧尼四百余万,四万余寺,咸禀风教。”僧尼组织起来,显然是一个不小的社会势力。从政治、经济上看,对国家都是一种负担和威胁,从而导致了周武帝的灭法。

北魏于公元535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取东魏而代之,国号齐,史称北齐;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取西魏而代之,国号周,史称北周。周武帝即为该朝的第三代皇帝。他即位初亦循例事佛,造功德,但励精图治,重儒术,信谶纬。当时有一种谶言,谓黑衣当兴,沙门皆著黑衣,故当袭运为天子。天和二年(567),还俗僧卫元嵩上书请减损僧、寺,并与道士张宾援用黑衣当兴之谶以毁法,得到武帝的信任。武帝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莫衷一是。后更令群臣详论道佛二教之先后、浅深、同异,意欲借此来废斥佛教,佛道之争转趋激烈。当时司隶大夫甄鸾作《笑道论》,沙门道安作《二教论》,僧勔著《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等,废佛之议因而暂止。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又大集臣僚,命道士张宾与沙门智炫辩论,张宾不能胜,武帝也不能使智炫屈服,于是下敕废斥佛道二教,寺观塔庙分给王公,财物散给臣下,迫使僧道还俗者达二百余万人。

建德六年(577)周灭齐,正月武帝进入邺都,召集齐境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宣布废立,谓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当时只有净影慧远独出与帝反复争论。武帝虽然词穷,却依然下令毁灭齐境的佛教。所有八州的寺庙四万余所,全部改作宅第,僧徒将近三百万人,也全令还俗;焚毁经像;财物由官厅没收。到了第二年,武帝去世,宣帝(578--579)嗣位,还俗僧任道林等力请恢复佛教,得到许可。第二年静帝嗣位(579--581),左丞相杨坚(即以后的隋文帝)辅政,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又给陟岵寺智藏、灵干等落发,并度僧二百二十人。佛教算是正式恢复。

这次法难虽短(574--578),但政令至为严酷,北方寺像,扫地悉尽。僧徒流离颠沛,困难莫可名状。但僧众遁迹终南、太白二山,或趋奔江南,促成南北佛教的交流,中华佛教诸大宗派亦于是酿成。

           第三次法难发生在唐武宗时代。

  隋朝统一中国即积极扶持佛教。唐朝继隋朝之后,也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因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而下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玄宗时(712--756)亦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于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其统治,得到玄宗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中华佛教诸大宗派业已形成,佛教的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一些寺院又乘均田制度的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硙等多方谋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一846)才得以实施。武宗由幻想“长生”而偏信道教,对佛教本无好感,加上国库空虚,因而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赵归真、刘玄清等人的策动下,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婢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会昌法难”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极为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会昌六年(846),武宗服仙丹而卒。宣宗即位,主张恢复佛教,命捕道士赵归真、刘玄清等十二人杖杀之。即位诏书有“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等语,佛教因而得以恢复。

唐朝以后,中国又南北分裂。南方先后兴起了蜀、吴等十国,北方则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在南方,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均热心护教,佛教得到发展;在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对佛教执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但后来功令渐弛,寺僧仍归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兵役。所以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不许再造寺院;更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这些措施,使国境内的寺院废除大半,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全数没收,用于铸钱。这样,原来仅获维持的北方佛教就更见衰落了。这就是佛教的第四次法难。

四年后(959),世宗病卒。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周自代,建立宋朝。宋朝一反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使佛教得以恢复,并有一定的发展。到神宗时(1068-1085),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需要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计流弊很大,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曾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给佛教以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复原状。

宋、元、明、清各朝没有制造象三武一宗那样对佛教毁灭式的破坏,一般都采取了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但理学的兴起、众多的农民起义和战争都给佛教以不同程度的打击,使佛教逐渐走向衰落。

 

三武一宗法难的特征及形成之原因

 

从以上粗略的介绍可以看出,三武一宗法难的产生绝非偶然。有趣的是,它们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即:

一、法难几乎都发生在因佛教急剧发展而出现过滥、失控的现象,并与国家经济形成极大矛盾的情况下,而且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的好恶有关。它表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佛教的发展是不能不顾及统治阶级利益的。

二、每次法难都与当朝皇帝偏信道教或受到儒士、道士的策动诽毁有关。它表明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无时不在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相撞击,相交融。而法难恰是这种交融、撞击的激烈表现。

三、每次法难虽然对佛教破坏很大,但三武一宗的命都不太长。随着拥护佛教的皇帝登上宝座,接着便是佛教更大的发展。它表明佛教业已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具有儒、道等固有的民族文化所无法取代的存在价值,不是生硬的行政手段所能消灭的。

值得注意的是,统治阶级为什么对佛教的态度会如此自相矛盾呢?这里面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原因。

佛教传入中国,最初被人们视作一种方术或祠祀的一种。为了能适应环境,佛教一方面与老庄的无为自然的玄学合流,而在义理上尤为博大精深,更具魅力;一方面努力适应儒家提倡的宗法伦理观念,在孝、五戒、威仪(礼)上着意沟通,而在因果报应、做功德、行忏法、超度亡人等名目和形式上显得更为丰富多彩,因而能抓住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心。统治阶级深明此理,因而充分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加强统治。在刘宋时期,宋文帝同侍中何尚之的一段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元嘉十二年(455),宋文帝说:“……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尚之对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若使)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见僧佑《弘明集》卷一一《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

但事实并非如统治阶级的一厢情愿。阶级的压迫,连绵的战争,沉重的徭役,驱使大量的人出家,构筑起众多的寺院。僧、寺猛增,既使佛门产生混乱,也使国家的经济陷于困境。于是那些“锐志武功”、“励精图治”的皇帝就不得不对佛教加以限制乃至废除了。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八月的诏书就足以发人深思,诏书说:“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泊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见《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605页)

这段诏文显得多么狂傲!不过它确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何以会出现三武一宗法难。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三大原因:

一、中印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中华自尊排外的民族心理,尤其是儒家礼教的排斥异端,是反对佛教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政治与日益增长的佛教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与庞大的寺院经济发生冲突,这是朝延以政治手段限制、废除佛教的主要原因。

三、土生土长的道教为了和佛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利用上述两矛盾进行的反对佛教的活动,是导致法难的一大助因。

 

法难的影响与启示

 

法难,顾名思义,即佛法之灾难。一般来说,它对当时佛教的影响几乎都是毁灭性的。佛教文化惨遭破坏自不必说,精神上的打击尤为可怕。试想一下,头一天顶礼膜拜的经像或赖以存身的寺庙,第二天便被视为异端毁坏殆尽;昨天还养尊处优,今天竟性命不保,其影响该是何等的刻骨铭心呢!当代许多曾饱受法难之苦的教徒对此自然深有体会,无须赘言。若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其影响,就要复杂得多。下面我想先引述印顺法师评论中印度法难之影响的一段文字(《印度之佛教》第九章第二节):

一、急于外延而成分失其纯真:因感于教难,乃本着世界宗教的见地,不先崇内、固本、清源,而日务外延,以随方应化,虽释尊所深斥者,亦不惜资借为方便。此固适应了环境,屡经教难而不灭者,以此之力,但已失去佛法的纯真。

二、法灭的流言造成了颓废心理:正法住千年,为经律所旧传,乃是遥指千年以形容圣教住世的长时,不因人去而法灭,乃是释尊制戒摄僧的功能。但自教难勃兴,古人即兴起“千年法灭”之悲感,此与佛说,实是言同而心异。此一观念一生起,佛教的雄健之风便荡然无存。哀莫大于心死,此真是个写照。

三、由佛子自力护持转而外求王臣护法:佛弟子本来自视很高,无需政治力的帮助,也不忍受政治力的拘束。然而法难之后,即感自力维护的不足,乃将佛法转而付嘱王公大臣,且以僧团的清净,佛法的流布,均盼由外力之助成。圣典中原有天、龙护持的记载,此乃以自力而感致的外力,是来助而非去求助。但在教难之后,外力护法的思想日盛,乃出之于卑颜求助了!

印顺法师总结的这几点,入木三分,发人深思。揆之华夏佛教法难后的情形,何尝不是如此。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和地理等原因,我国南北方佛教差异甚大,南方人性虚灵,因而重思辩,义学发达,与儒家、道家交相辉映,发展较顺利;而北方人朴质,因而重实行,禅宗、净土宗、三阶教等简便易行的宗派流行,且大兴建寺、塑像、度僧等事功,发展至极,则每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相冲突,四次法难,三次即发生于北方,实非偶然,其所受影响尤大。具体来说,法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了中原佛教的外延,如促成南北佛教的沟通,蕴积而有隋唐八宗之大成;促使佛教趋于简易化、世俗化而日益深入山区、乡村和边疆;中华佛教多方位地传入朝鲜、越南和日本,与僧人异地求生存、求发展的危机感亦不无关联。

二、加速了中国佛教三大特质的形成(即调和性、融摄性和简易性)。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人竭力使佛教印度化,惟外来译师之言行是瞻的话,那么几经法难之后,或者说隋唐之后,过种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中国佛教已创造性地发展起自己的判教体系、宗派体系和独特的修行方法。它是在对外调和儒、道,对内统摄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统一各地学风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会昌法难之后,天台、华严、唯识、秘密各宗的经典和义疏大量散失,相继走向衰落,惟有所依经典不多、修行简易便捷的禅宗、净土宗独盛。这两个宗派都发源于北方,一者缘于笼罩在佛教界的末法思想,期望能仰仗他力往生他方净土而摆脱人世间的种种苦恼;一者缘于对繁文缛节的反叛,对封建专制的抗拒,期望能于绿水青山之间、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中解粘去缚,认识自心。它们是佛教在严酷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种有效的生存方式,实为中国佛教所独创。

三、法难虽然给佛教文化艺术造成巨大的破坏,但它从另一方面使虔诚的佛教徒在末法思想的影响下千方百计地保存佛教文化,如全国各地大量的石窟艺术的创造、房山石经的雕刻、乐山大佛、摩崖石刻的开凿、大藏经的雕板流通等等,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佛教艺术宝库。这可是法难制造者始料不及的吧!

当然,法难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明。法难是一种悲剧,但并非仅仅是悲剧,且并非不可避免。它既然发生了,我们就要正视它,并辩证地看待它。下面我想结合佛教现实谈点认识。

一、建寺度僧为佛教生存、发展所必须,是有功德的。但若不顾国计民生,盲目发展,寺越大越好,僧越多越好,则有失佛陀慈悲之本怀,且极易滋长浮滥邪伪之风。北朝佛教之失在此,法难之重要起因亦在此。因此我们弘扬佛法,有时不能全凭宗教感情用事,建寺做功德,不能盲目攀比,既要考虑客观条件和实际的需要,又要兼顾国家和信教群众的利益及承受能力。现在有些寺越修越大,升座、开光以及各种形式的法会搞得富丽堂皇,破费以万计,可曾想到一些基层教徒的钱来之不易?大寺院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办些事业,如各种慈善事业、文化事业,使佛陀的慈悲济世的精神和充满智慧的教义通过这些事业利国利民、发扬光大呢?可喜的是,一些大寺院已经和正在这样做了。

二、佛教经二千多年的艰苦跋涉,发展至今已是异彩纷呈,变得可能连释迦牟尼佛都不大认得了。其原因恐怕即由于法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吧!因此我们要想正确认识佛法,应特别重视历史的研究,重视对原始佛教的研究,努力发掘佛法中湮灭不显的无尽宝藏,以增加佛教的生命力。

三、中国佛教历经劫难而能发展至今,实得益于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三大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大力提倡人间佛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继续发扬前辈的这三大优良传统,这将使佛教立于不败之地,而避免法难悲剧的重演。

四、法难每与异教的唆使、诽毁有关。因此我们应注意加强与各教的合作,本着求同存异,共同为人民、为世界和平服务的精神共同发展。一般来说,我国历来没有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如今更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因此各宗教消除前嫌、合作共进的时代已经到来。

 

 

  (原载《法音》1994年第10期)

编辑:李路野

净土思想略述

陈星桥

 

佛经将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称为娑婆世界。娑婆者堪忍之意,谓此世界贪嗔痴慢,秽恶不净,八苦交煎,而众生犹能忍受,不思出离,故名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以大悲心,作狮子吼,说法四十九年,创立佛教,目的无非化导众生,离此秽土而生净土。
那么什么是净土,净土又在何方呢?从理上说,万法唯心,此方众生悭贪嫉妒、嗔恚骄慢,娑婆乃共业所感。若离三毒,当下即是净土。故《维摩经·佛国品》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为显此义,在《维摩经》中,释迦牟尼佛以神通力,为天龙八部显示佛眼中的娑婆世界,清净庄严,殊妙绝伦。可见净土、秽土,唯在自心。

释尊常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称为三法印。它昭示我们要对生灭无常的世间起厌离心,深入观察诸法从因缘生,无我,无实,从而断惑证真,入涅槃城。涅槃者,即不生不灭之义。既获涅槃,则烦恼永断,自性净土显现。此自性净土远离分别对待,法界一如,因而是不为时空所局限的。

不过从事上说,经有明文:“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它是阿弥陀佛于因地中发四十八大愿,经历劫修行,感应而成。一些人喜欢高谈唯心净土,而于极乐净土讳莫如深,这是不对的。理上虽说净土秽土无非因缘幻化,然理不碍事,从众生的感受来说,净秽总是森然有别的。我们既承认此方秽土之幻有,又怎能仅依唯心净土说而忽视或否认他方净土之幻有呢!大乘融会三法印而倡导一实相印,即谓诸法因缘幻化即毕竟空,而毕竟空中不碍群有。菩萨了悟诸法实相,故能不为自己求安乐,灰身泯智,但愿众生得离苦,广行六度万行,庄严佛土。正因如此,佛国净土非但不是子虚乌有,而且数若恒沙。如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阿閦佛的东方妙喜世界、药师佛的东方净琉璃世界以及《法华经》的灵山净土、《华严经》的华藏世界等等。其中极乐世界和兜率内院为此土最重要的净土信仰。尤其是《佛说阿弥陀经》倡导的极乐净土信仰,契理契机,简便易行,三根普被,千余年来得到众多高僧大德的弘扬,蔚然形成为中国佛教中影响至深至广的一大宗派--净土宗。

一般认为净土信仰强调依靠他力,其实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如净土宗观像、观想、实相、持名四种念佛中,前三者就偏重依靠自力。即以持名而言,也须有真切信愿,并积集一定的往生资粮,否则也难与阿弥陀佛的悲愿相应。故六祖云:“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说明净土信仰也须重视“自净其意”。当年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在东林寺与一百二十多位同志共结莲社,建斋立誓,期生净土,其信心之切,修养之高,至今传为美谈。

与净宗行人不同,参禅研教者是强调自力修行的。虽不一定现生即能超凡入圣,但禅教若契其机,则现世是可以禅悦为食,法喜充满的。实际上他们是通过断惑离染修习唯心净土的。不过在末法时代,奉劝这些人要有自知之明,若自感业障甚深,最好能以诸修行功德回向往生极乐,即兼修净土。因为极乐净土是可以带业往生的。唐宋以降,各宗大德兼修净土的比比皆是,足资借鉴。

有的人认为,净土信仰是专求出离,着眼于后世的,对现实社会无益。其实这也有失片面。一、修净业者一般较重视积集往生资粮,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乃至禅定、智慧都须兼修,虽为他方净土而修,客观上不也在庄严此方国土吗!二、净土宗修行简便易行,不仅不影响人们的资生事业,还有利于人们安顿人生,予人以精神寄托和临终关怀,这在物质文明日益丰富,人情日见淡薄的今天,尤可宝贵。三、专心净业者,一句佛号念念相继,“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它对于人的身心康宁是有益的。我们从许多往生事迹中看到,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爷爷老太太竟能预知时至,无疾而终。这是很多自命不凡的气功师都望尘莫及的。

当然,人们对净土信仰的讥讽也并非无的放矢。近百余年来,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寺庙放弃了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三大优良传统,热衷于在开光、升座和经忏佛事中搞形式主义的东西。一些僧尼往往表现为内无真参实学,外无利生济世之才;在信众方面则往往求教无门,各种迷信盛行,甚而放弃自身的修学,而将消灾、超生的希望寄托在经忏佛事上,因而使整个佛教界暮气沉沉。当西学东渐,社会掀起废寺兴学之风时,佛教界才如大梦初醒,许多大德和有识之士纷纷奋起振兴佛教,或力倡持戒参禅,或四出弘宗演教,或大力办刊兴学,使佛教界初步出现一个新气象。尤其是太虚法师慧眼独具,针对激剧发展的社会潮流,提出了人生佛教的口号,号召广大教徒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以菩萨慈悲济世的忘我精神积极地参与社会的改良与进步,努力建设一个人间净土。历史发展到今天,他的这种思想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广大佛教徒所接受。我以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净土宗是并不矛盾的。试想一下,修净土的人何尝不愿意看到或促成自己所处的社会安定,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相敬相爱呢!如果说以往净土修行者客观上起着净化人生作用的话,那么人间佛教思想只是希望他们主观上也积极地参与人间净土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也有益于佛教。从当代日本、香港的净土宗来看,他们在精进修行佛国净土的同时,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如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兴办教育,办刊出书,推动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甚至参与社会问题的咨询、决策,努力争取世界和平,使佛教的慈悲精神的智慧之光,融入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效果是比较好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代的净土思想应更开阔一些,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应涵盖以下三个内容:

一、唯心净土思想。万法唯心,心净则国土净。这是佛教的根本思想,当然也是各宗各派包括净土宗的根本思想。只有认清唯心净土之理,才会更自觉地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依之修净土,也较易与极乐世界上品莲台相应。

二、人间净土思想。其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庄严国土的广大行愿。修净土者一般对娑婆世界的缺陷是有深切认识的,这就更需要他们以大乘佛教慈悲忘我的精神去化导、去改良,由自身的净化而影响一家、一村乃至一国的净化。环境的净化,功德的积累,返过来更能增进自身的净化。佛经说于娑婆世界精进修行一年,超过佛国净土修行一劫,其寓意即在于此。许多修净土者都发愿往生净土,至不退转后,重返娑婆,广度众生。这至少表明他们是不忘报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的,是愿建设人间净土的。

三、佛国净土思想。这是净土宗的基本思想。修净土者必须坚信佛国净土实有。一者由于它是释迦牟尼佛金口宣说,真实不虚。二者只有深信切愿,才能与阿弥陀佛的悲愿相应,才能往生极乐世界,故大德云: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当然,根据佛经,修净土者还是须积集往生资粮的。这就要求他们除持名念佛外,尽可能地修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当然也包括人间净土的建设,而关键是要以所修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原载《法音》1994年第9期)

编辑:李路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