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桥

 

佛教经典中常赞叹佛陀有三十二种大人相，八十种随形好，所以我们在佛教寺院中看到的佛像或菩萨像，不仅身形健硕、相貌庄严，而且神情愉悦、慈祥，这实际上反映了佛教对于健康的一种最高理念：在生理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具足、端庄；在心理上，坚毅安祥，充满智慧。并认为这些是可以通过修行获得的一种福报。

佛教认为，人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要素（简称四大）构成，其中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等属于“地大”，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等属于“水大”，暖气属于“火大”，呼吸动转归于“风大”。这“四大”之身脓血夹杂，寄生生物蠢蠢蠕动，七窍常流不净，不过是个“臭皮囊”；若四大不调，还会产生种种的疾病；加上生命无常，必然有生老病死等痛苦，任何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因此佛教反对对身体的贪恋执著、过份的关照，认为应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佛修道，解决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贪嗔痴等烦恼，以自利利他，广度众生。另一方面，佛教认为“人身难得”，应倍加珍惜。若病痛缠身，即无法安心修道，成就弘法利生事业，死后还可能堕入畜生、饿鬼、地狱三恶道而失去人身。所以学佛人为“借假修真”，应具有健康的体魄。

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如下几大方面：一、外感风寒、内伤湿热等引起的四大不调。二、负面情绪引起的生理紊乱，如嗔恨、忧愁等。故《法句经》说：“恶生于心，还自坏形，如铁生垢，反食其身。”三、由贪嗔痴等烦恼导致的不良行为和生活习惯，如饮食不节、过度疲劳、贪淫无度、酗酒等。《法句经》说：“贪淫致老，嗔恚致病，愚痴致死，除三得道。”四、由过去和现在所造杀生、奸淫、欺诈等恶业而感召的恶疾。五、坐禅本可有益身心，但若调节不当，也易走火入魔，得诸“禅病”。

针对上述致病因素，佛教形成了一整套医疗保健的思想和方法。佛教医病的重点是治心病。因为病从身生，身由业起，业唯心造，可知心为病本。所以治病当治本，若能通过闻法、诵经、持戒、坐禅等方法自净其心，则疾病难侵，和乐安祥。

佛教不仅重视自我的保健，还特别鼓励关心他人的疾苦。如佛教提倡的四种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中即包括医药供养；《梵网经》说，布施病人所得的福德最大，居于八种福德之首。律典记载，释迦牟尼佛曾瞻视久病之比丘，亲自为他们洗浴除秽，浣濯其衣，清扫住处，并扶卧床上，为其说法。以后即制戒，令诸弟子见一切疾病之人，皆当瞻视供养，如佛无异。

虽然治疗身病非佛教之所长，但佛教大藏经中仍不乏《佛说佛医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能净一切眼病陀罗尼经》、《佛说疗痔病法》、《佛说咒时气病经》、《咒齿经》、《咒目经》、《咒小儿经》、《医疗八支心要略论》、《医经》、《配方百论》、《大藏治病药》、《释门本草》等谈医疗保健的专经专论；大乘佛教本着慈悲济世的思想，更强调“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处求”，其中即有专究医药学的医方明；《菩萨地持经》说有九种大乘禅，其中即有以治病为目的的“治病禅”，密宗八大悉地中亦有“治病悉地”；在藏传寺院中还设有专门的藏医学院，推动、发展了独特的藏医学；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僧人长寿者甚多，不少高僧还谙熟医道，悬壶济世，为世所称道；至于少林禅僧习武强身更是家喻户晓。可见佛教对健康和医疗保健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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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宗教》2001年）

编辑：李路野

 

——纪念印光大师圆寂六十周年

 

陈星桥

 

印光大师（1861－1940）一生处在中国饱经内忧外患的、最危难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极度衰落、教难不断的时期。而正是在这非常时期，中华民族涌现出了大量的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其中，印光大师即是一位不世出的、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的一代宗师。

印光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贡献甚多，主要表现在：

一、专弘净土，力倡持名念佛法门，并编著有《文钞》行世，深化、完善了净土宗理论体系。

二、创办"弘化社"，主持校订、刻印、流通了大量佛教书籍。

三、创立了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念佛道场及其制度，影响至今。

四、解行并进，以身作则，感染、度化了无数善男信女。

今年是印光大师圆寂六十周年。尽管六十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佛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印光大师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对于当今佛教界和净土宗的自身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一、以戒为师 搞好佛教的教制建设

 

大家知道，制度和道德重建是包括佛教界在内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两个重大课题。清季以来，不少汉传佛教寺院即存在"三滥"现象，即剃度滥、传戒滥、住持滥。一些僧众热衷于应酬经忏，不注重修学，素质低下。封建制度的解体，使旧有的寺院管理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僧人素质的下降更使佛教的教化职能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印光大师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给泰顺谢融脱居士的书信中说："今之佛法一败涂地者，以清世祖不观时机，仰遵佛制，革前朝之试僧永免度牒，令其随意出家为之作俑也。……祸广覃于后世，至今泛滥至极，纵有知识欲一整顿，无从措手，可不哀哉！"可见印光大师是非常希望整顿僧制和提高僧众素质的，只是在旧中国，佛教界一盘散沙、积重难返而已。

印光大师一生没提什么"整顿僧伽制度"或"改革佛教"，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实干家，主张从我做起。为了对治"三滥"等时弊，"不与流俗同起倒"，印光大师除自己坚持不做方丈、不收剃徒弟外，还在创建灵岩山十方净土专修道场时，制订了五大规约以及《灵岩念诵仪规》和"念佛堂"等堂口每日行持细则、规约，其中五大规约为：

1、住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

2、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

3、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升座，不招外方来听耳。

4、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经忏佛事。

5、无论任何人，不得在寺内收剃徒弟。

以上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

从这五条规约可以看出，印光大师十分憧憬十方丛林以德为尊、六和共住的生活，对当时寺院的丛林制度沦替、法眷私属、寺院子孙化、生活经忏化诸弊端和陋习深为不满，因而他专门制订了一套净土道场的管理制度。它们的制订与实施比较成功，使灵岩山寺道风丕振，至今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这是印光大师对净土宗制度建设的一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恢复或新建了上万所寺院，为了加强寺院管理，中国佛教协会先后制定了《全国汉族地区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规定》、《全国汉传佛教实行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等。尽管如此，寺院子孙化、生活经忏化诸弊端仍相当严重；一些寺院攀大求"洋"，或忙于应酬佛像开光、方丈升座等法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些僧人信仰淡化，争名夺利，贪图享受。这些都给寺院的管理和道风建设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应当从印光大师的教制理念和实践中汲取精神和力量。事实表明，凡是教制建设搞得好，住持能以身作则的，道风就好，常住兴旺，四众安和。如比较知名的福建莆田广化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厦门南普陀寺、河北赵县柏林禅寺、苏州灵岩山寺、五台山普寿寺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重视因果 搞好佛教的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

 

因果业报理论基于佛教的缘起思想，是佛教的一种根本理论，对于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印光大师即非常重视佛教的因果业报理论，每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劝人。他认为：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约佛法论，从地，乃至佛果，所有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今之世乱日极，民不聊生，皆由不讲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所致也。"（见三编《文钞》下册P638《复林赞华居士书》）"光常谓：′家庭教育为治安之本，因果报应为制心之法。'"（见三编《文钞》P631《复章缘净居士书》）印光大师的《文钞》，除了弘扬净土理论之外，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在劝人改恶向善，修福积德。他一生援儒入佛，主张融会儒佛思想，平日常以孔孟人伦道德及念佛教人。他认为：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儒佛二教并弘，实出于古印度佛教文化与本土中华文化融合的需要。如他说："忠之一字，义贯万行。人若存心以忠，必能孝亲敬兄，睦族信友，矜恤孤寡，仁民爱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矣。何也？以忠则不欺，不欺则尽分，尽分则属已分中事，自必务乎实行，决无虚应故事，不尽己心己力之虞。近世虽则推倒帝制，然须事事讲忠。"（见《印光大师文钞菁华录·示修持方法·杨椒山言行录序》）

尤其可贵的是，他不仅劝导别人，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一丝不苟。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印光大师许多感人的事迹来：

1、一生爱国爱教。如当年印光大师对日寇的侵华罪行义愤填膺，对汉奸助纣为虐的行径更是严加谴责。在《 复宁德晋居士书》中说："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见三编《文钞》上册P210）1937年有一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欲赠送给灵岩山寺，印光大师当即拒绝。他委婉而又坚决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经的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代高僧严正不阿的民族气节。

至于印光大师保全寺产、维护佛教合法权益方面的事迹就更多。如1922年，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准省政府，借寺庙作校舍，经印光大师安排调停，得以制止；1927年，全国刮起庙产兴学风潮，印光大师与谛闲法师一起上书民国段祺瑞政府，又多方设法，才使当时政府已经制定的"驱僧夺产"条例被搁置起来。

2、一生教诫世人"老实念佛"，反对迷信与神化个人。如近代著名佛教学者江谦（字易园），早期虔诚奉佛，并皈依谛闲法师和印光大师，后期沉缅于扶乩，笃信乩坛所语，遭到印光大师的严厉批评："被乩语赞叹得头脑已昏"、"……好誉而迷之已极，竟将乩语视作圣旨。"并指出"若易园者，初则知见尚可，提倡颇切，今则正知见已无……而不知其全身堕在粪坑子里，何可为清净香洁也。"（见三编《文钞》上册P151《复胡慧彻居士书》）

有些涉及印光大师的感应事迹，他都予以淡化，叫人勿事声张。如印光大师在一封给其皈依弟子的信中，自述到宁波阿育王寺朝拜，观看佛舍利的经过。说自己"并无甚感应奇特之事……。"并告诫其弟子诸人"切不可妄造谣言，以无感应为有感应，则罪过不浅矣！"（见三编《文钞》下册P736《复袁德常居士书》）

3、真参实修，淡薄名利。印光大师一生"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出家以后：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来往，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中年时期，赴各地参学苦行，充当行单。后多次闭关，遍阅经藏，念佛不辍。书信来往，皆以"常惭愧僧"自称。凡有所请益，大师皆妙契机宜，博征旁引，不拘于一说，不谈玄说妙，但劝人"老实念佛"。

1939年至1940年间，大师的皈依弟子等计划为印光大师庆贺八十寿诞，他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光一生不与流俗同起倒。什么八十不八十！有为光言祝寿者，光不但不领情，且深恶痛绝，以为大辱。祈勿以此为光言，若对光言祝寿者，是视光为流俗矣！又及。"（见三编《文钞》上册P422《与严伯放居士书》）有一次印光大师召集灵岩山寺僧众及在山居士讲话："听说众道友在为我筹办八十寿辰祝寿活动。感谢大家的一片诚心好意。不要办了，因为我个人反对搞祝寿活动。社会上有一些人为显示权势、扩张势力而办寿，也有些人为敛财、为扬名而办寿，他们都把办寿引为光荣，可是我印光引为可耻！"（见《名僧录·回忆印光大师二、三事》）印光大师圆寂前，亦不忘嘱咐灵岩山寺方丈真达和尚："汝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

4、俭朴刻苦，勤劳惜福。印光大师虽名闻遐迩，然"刻苦俭朴，一如故昔，洒扫洗涤，亲自操作，粒粟寸纸珍若拱壁。"他严己宽人，助人为乐，一旦有钱，从不储蓄，不是救济孤苦，就是印经赠人，或办慈善事业，而自己却总是"破衲粗粝，一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在《略说印光大师之盛德》一文中，弘一法师回忆说："大师一生于此事（指惜福）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师每日晨时仅粥一大碗，无菜……饭菜尽已，注开水于碗中将涤荡以嗽口入肚，与晨无异……。"若看见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等，必大呵曰："汝有多大福气，竟如此糟蹋！"在苏州报国寺时，真达法师请他到灵岩山去看一看，已经替他准备了轿子，但他坚决不肯坐轿，从上山到下山，拄杖步行。印光大师这种苦行僧式的道德生活、坚忍不拔的毅力，不知感染、教化了多少人！

印光大师一生不尚玄谈，惟深信因果，老实念佛，老实做人，且常以因果之理教导人，整部《文钞》也不外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念佛。他为自卑者找回自信，为迷失者确立道德理念，挽狂澜于既倒。在他的影响下，灵岩山寺道风丕振，声名远播。我们应学习印光大师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道德修养，尤其是寺院僧尼应不断加强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只有这样，方不负人天师表之称，众生的灵魂工程师之誉。

 

三、弘扬《印光大师文钞》 搞好佛教的人才建设和文化建设

 

如今，印光大师圆寂已经六十周年，中国和世界乃至佛教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印光大师当年痛斥的许多佛教弊端，不时常在异地重现，而且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大潮中，一些寺院管理混乱，部分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追求享乐、腐化堕落的现象日益严重。佛教的自身建设任重道远。正因如此，集中反映了印光大师嘉言懿行的《印光大师文钞》就弥足珍贵，无疑是当今佛教界搞好自身建设的一大宝贵资源，应当深入研究，大力弘扬。不过当今教内外的环境同印光大师时代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佛教是讲契理契机的，因此就有一个如何继承乃至创造性地予以发展的问题。

常言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人才要求与社会上的人才培养是不同的，关键在于一个"道"和一个"德"字。固然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但都必须以道、德二字为核心，为基础。灵岩山寺方丈明学法师秉承印光大师遗风，在创办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的过程中，一向提倡学修一体化，学院生活丛林化。二十年来，该院培养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才，效果是显著的。我以为，《印光大师文钞》中充满了作育人才的理念和教导，我们通过深入研究，并借鉴灵岩山寺的办学经验，对于搞好当前佛教的人才建设还是十分有益的。

其次，在末法时期，净土宗成为了一个三根普被、利顿全收的一大方便法门。由于念佛修净土重在真信切愿，原无所谓在家出家的，甚至在家修净土更具优势，因而净土宗拥有最广大的信众。因此，印光大师一生弘法教化的重心是在家信众。在家信众人才众多，护法弘法热情高，但成分复杂，要摄化他们，必须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佛法造诣，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而《印光大师文钞》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火花，而且多从真参实修中得来。在印光大师的感召下，广大净土宗弟子勤修三福，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出版流通以及社会慈善公益等弘法利生事业，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在当今，我们通过深入学习《印光大师文钞》，对于加强佛教的文化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净土宗是博大精深的佛教中的一部分，在继承、弘扬的过程中，我们应避免将它与整体佛教和其它宗派对立起来，应避免修行方法的简单化、绝对化；应与被教界广泛认同的人间佛教思想相结合，多做一些弘法和慈善公益事业，避免被误认为净土宗仅仅是关注死亡或来世的宗派；应对世界上有关净土宗的理论和实际进行研究和交流，同时对所谓的"本愿法门"或其它似是而非的附佛外道、邪教进行必要的研究和清算。

从净土宗的理论与修行方法来说，一方面应作深入、系统的研究，一方面要结合时代机宜作通俗性的阐释，或利用现代化的资讯手段广为宣传，如录音带、录像带、光盘、因特网等等。同时还应组织灵活多样的净土法门讲学活动和念佛修行活动，使广大的信众得到良好的信仰指导、修行帮助或临终关怀。

从教制或寺院管理来说，净土专修道场应根据印光大师的教制理念，制订既有净土宗特色，又符合时代要求的管理制度，组织形式也可灵活多样，一味因循守旧是不行的。其它宗派也可从印光大师的教制理念中汲取经验，搞好寺院的管理。

从佛教徒个人来说，应不断从印光大师的嘉言懿行中汲取信心和力量，应注重整体素质的提高，树立全体佛教的理念，本着菩萨四宏誓愿，以勤劳刻苦、坚忍不拔的精神，开放、乐观、积极的心态，在各自的岗位上致力于弘法利生、庄严国土的事业。在修行方法上不妨根据自己的根机，一门深入，"老实念佛"。

 

　　（原载《弘化》2001年？？期）

编辑：李路野

 

——第四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侧记

陈星桥

 

当代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社会财富空前增长，但环境破坏、生态失衡、贫富差距加大、价值失范、不同文明的冲突与局部战争不断等问题也更加突出。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与加强环境保护，依然是21世纪全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而佛教慈悲平等、缘起性空、自他不二、依正不二的思想正是促进环保与和平的良方。为此，中韩日三国佛教界代表在新世纪之初的金秋再次聚首北京，共同探讨和呼吁环保与和平，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10月27日上午，中国、韩国、日本佛教界代表在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塔下共同举行祈祷世界和平法会。法会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主持，首先是中方诵经，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诚长老主法，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照诚法师宣读“和平祈祷文”；接着是韩方诵经，由韩国佛教代表团团长慧草长老主法并宣读“和平祈祷文”；最后是日方诵经，由日本佛教代表团团长小林隆彰长老主法并宣读“和平祈祷文”。法会庄严隆重，再次向世人表达了三国佛教界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立场。

法会结束后，圣辉法师、慧草长老、小林隆彰长老和国家宗教事务局杨同祥副局长在灵光寺共同为中韩日三国佛教界举办的“僧侣镜头中的环保”摄影展剪彩揭幕，当天就有数千人观看了展出。

这次摄影展共展出中韩日三国佛教界以环保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一百七十余幅。地处不毛之地的中国南尼曲德寺、风光如画的韩国庆州佛国寺、矗立入云的日本药师寺西塔……三国僧侣们用相机纪录下三国名寺的四季美景、晨曦夕照。虽然国度不同，但僧侣们的摄影作品取材却有相似之处：一幅中国僧人拍摄的母猴为小猴哺乳的照片《相依》，透出浓郁亲情；在韩国僧人的作品中，也有一幅鸟妈妈看护三只小雏鸟的作品，题名《亲人之爱》。韩国的一幅《海鸥与垃圾》，洁白的海鸥栖息于垃圾堆上；中国的一幅《寺前的屠杀》，一个捕猎人正在鲜血淋漓地剥着猎物的毛皮；另一幅中国的《死不瞑目》，一对被猎杀的猫头鹰，死后仍双眼圆睁。不过更多的作品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群海鸟慵懒地在岩石上栖息，名为《休息》；草丛中一只孤单胆怯的小鹿，名为《流浪儿》。在僧侣的镜头下，大自然是那么如诗如画，生灵们是那么的恬然自得。人们从这些摄影作品中可以一窥佛教对生灵的关爱，对和谐自然、美好环境的向往与重视。据悉，这是中韩日三国佛教界首次举办摄影展，这些作品还将赴韩国、日本展出，并出版画册。

27日下午3时，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暨“佛教与环保”演讲会在北京天伦王朝饭店隆重举行。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副局长杨同祥，中央统战部二局局长常荣军莅会致贺。来自中国大陆、韩国、日本佛教界的代表和首次应邀出席会议的香港、澳门、台湾佛教界代表以及各界嘉宾40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主持。他说，中韩日三国佛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悠久的友好交流传统。近年来，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迄今已进行到第三轮。在新世纪之初，三国佛教界朋友再次聚会北京，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法门兄弟也一同参加盛会，共同探讨“佛教与环保”的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殊胜因缘。在此我们不由缅怀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的缔造者、已故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正是在他老人家的倡导下，由中韩日三国佛教界大德携手努力，才促成了今天的盛会。净慧法师提议全场起立，为赵朴老默哀一分钟。

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给大会发来的贺信。贺信赞扬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活动致力于发扬赵朴初先生所首倡的三国佛教界之间的“黄金纽带”关系，为巩固和加强三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努力。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居士代表中国佛教协会致词。他说：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大会在上个世纪已经召开过两轮，本次会议是新世纪的第一次，也是会议发起人、本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去世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意义重大。他指出，赵朴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提出的“黄金纽带”的杰出构想，将作为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大会的思想灵魂与大会同在，将作为佛法适应新时代的熊熊慧炬而永远照耀人们的心田。

在谈到本次会议的主题时，刀副会长说，环境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我们完全可能运用佛教的原理，对这方面的现有理论进一步予以丰富和充实，在净化心灵这个最根本和核心的层面有所建树、有所创造。

最后他特别指出：“本次会议荣幸地邀请到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三地佛教界的嘉宾们。他们的光临，使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大会锦上添花。中国台湾海峡两岸三地以及内地三大语系、四大名山和部分著名寺院方丈的共同莅临，使中国佛教界第一次以空前团结统一的新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在随即举行的“佛教与环保”演讲会上，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圣辉法师率先作基调发言，清远法师、道真法师、智宗法师分别作了题为“佛教的环保理念及其实践”、“佛教与环保”、“倡导绿色文明，共建美好家园”的补充发言。接着，韩国代表团阳山法师作基调发言，韩国天台宗金道彦、太古宗法显、真觉宗姜浩堂分别作了题为“佛教与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是新的佛教戒律”、“人的心性与环境保护”的补充发言；最后，日本代表团团长小林隆彰长老作基调发言，日本法相宗安田奘基、曹洞宗稻村秀树分别作了题为“佛教与环境保护”、“环境即自己”的补充发言。他们的演讲，揭示出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佛教的环保理念及其不朽价值，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中国法师提出，不仅要注重“自然环保”，还要注重“心灵环保”，并对治理污染人类心灵、危害社会的“法轮功”邪教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晚18时30分，在天伦王朝饭店举行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圆满宴会。宴会由中国佛教协会刀述仁副会长主持，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韩国天台宗总务院长田云德长老、日本代表团团长小林隆彰长老、台湾中台禅寺住持惟觉长老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韩日三国佛教界同人、各界嘉宾共同举杯，祝贺第四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圆满成功，祝愿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在新世纪再铸辉煌！

10月26日晚，第四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联络委员会会议在天伦王朝饭店举行，中韩日三国佛教界领袖们就未来进一步加强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事宜进行了协商，并达成协议。10月27日晚，圣辉法师、阳山法师和小林隆彰长老分别代表中韩日三国佛教界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本次会议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0月26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中南海会见了中韩日三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佛教界主要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也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参加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的三国佛教界代表。

与前两轮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相比，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以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为首的香港佛教代表团、澳门普济禅院住持机修法师和以中台禅寺住持惟觉法师为首的台湾佛教代表团，这样两岸三地（祖国大陆与港澳台）佛教界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国际会议，中国佛教界以空前完整与团结的阵容出现在国际佛教活动之中，这是过去没有过的。10月25日下午，中国佛教协会召集前来参加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的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佛教界代表，举行首次两岸三地佛教界座谈会。刀述仁副会长主持座谈会并致词，他首先介绍了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提出的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构想的缘起，并指出：佛教这一“黄金纽带”既然能将一度关系紧张、互不往来的中日、日韩、中韩佛教界团结起来，今天没有理由不能把我们两岸三地佛教界团结起来。自1995年召开首次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以来，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我们与台湾佛教界的往来日益加强。中韩日三国和两岸三地佛教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如果我们团结起来，一道来弘扬佛法，共同研究和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佛教、对国家、对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在随后的讲话中说：中韩日三国佛教有深厚密切的渊源关系，赵朴老将之比喻为“黄金纽带”。佛教交流是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迄今已举行到第三轮，与第一轮大会时不同，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祖国，因此中国佛教协会考虑应该将港澳台三地佛教界的代表请来。今天的座谈会既是一次会前之会，又是会中之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两岸三地虽然彼此的社会制度有所不同，毕竟是一个民族一家人；两岸三地的佛教更是一脉相承、同根同源。大陆佛教界与港澳台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近年来日盛一日，合作举行了许多重大活动。台湾佛教界对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台湾有位法师说，祖国统一大业，有佛法就有办法。惟觉法师也说：三通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今后两岸三地佛教界要提升交流层次，在“三互”的原则下（互不干涉、互不隶属、互相尊重），共同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贡献，共迎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美好未来。

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在发言中说：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首次将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节列为公众假日，使香港百万佛教徒皆大欢喜。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中韩日三国都信仰大乘佛教，三国佛教徒携手合作，共同来弘扬佛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赵朴老倡导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真是功德无量。朴老人虽逝世，但精神永存。

台湾中台禅寺住持惟觉法师说：今天的世界动荡不安，其原因就是由于缺乏共识。各国、各民族的社会背景、文化观念、宗教观念差异很大，不容易达成共识。要想达到世界和平，就必须寻求共识。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就是寻求在佛教界达成共识。建议今后两岸三地佛教界每年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深入交流，扩大共识，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指出，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自1995年至今已经举办到第三轮。以往历次会议加深了三国佛教界的传统友谊，并赋予了新的内涵，但缺憾是没有港澳台佛教界代表参加。进入新世纪新千年，我们邀请到香港、澳门、台湾佛教界代表一同参加本次盛会，才使得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真正圆满。当前世界许多地区仍不太平，领土纠纷，生态失衡，人类越来越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环境问题使人类生存空间缩小，生存危机感越来越强。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和平思想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非但没有过时，而且越来越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佛教界应该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典范，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典范。

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座谈会。

 

 

　　（原载《法音》2001年第11期第10页）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在赵朴初会长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5月19日上午，中国佛教协会在中国佛学院大礼堂举行了“纪念赵朴初居士图片展”开幕式，民进中央楚庄副主席、中央统战部朱晓明秘书长、国家宗教事务局杨同祥副局长、中国佛教协会刀述仁副会长、一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传印副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赤耐副院长、上海市佛协觉醒副会长、安徽省佛协陈慧峰秘书长、日本净土宗宗务总长水谷幸正先生以及中国佛学院和北京各大寺院的法师居士2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刀述仁副会长首先致词，代表主办单位中国佛教协会，对各位大德和嘉宾的莅临表示由衷感谢。刀副会长说，他至今在感情上还很难接受朴老已经离开我们这个事实，有时恍惚觉得，赵朴老仍住在北京医院，仍在领导我国的佛教事业，仍在为中外民间友好事业而操劳。当大家看过图片展那一幕幕栩栩如生的画面后，这种“明月不知人已去，夜深还照读书窗”的奇特感觉，也许会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奇特感觉源于长期以来我们大家对朴老深深的敬仰之情，来自于朴老无穷无尽的人格魅力！

随后，国家宗教事务局杨同祥副局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赵朴老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朴老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领袖，把佛教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他充分地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他告诫佛教弟子，佛教的利益必须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他是新中国建立后继承和发展“人间佛教”思想的代表人物，把人间佛教理念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在教内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全力主张中国佛教必须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和组织建设。他推动和组织了鉴真和尚像回国探亲活动；他提出了佛教是中韩日三国友好交流“黄金纽带”的构想，加深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杨同祥副局长对中国佛教协会举办“纪念赵朴初居士图片展”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通过这次图片展缅怀朴老一生的业绩，对于我们大家学习朴老爱国爱教、探索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一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纪念赵朴初居士图片展”共展出七天。通过400多幅图片，充分反映了赵朴初会长为国为民为佛教奋斗不息的一生，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5月20日上午，纪念赵朴初会长逝世周年座谈会在东方花园饭店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刀述仁居士、一诚法师、却西活佛，倪强副秘书长，中国佛协在京常务理事及各部室负责人，北京市佛协牟小东副会长，上海市佛协王永平、郭大栋副会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赤耐、曹自强副院长，中国宗教学会王志远秘书长，佛协离退休老干部代表游骧、肖秉权、陈秉之，以及来自朴老家乡的代表和日本净土宗宗务总长水谷幸正先生等约50人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刀述仁副会长主持，他首先致词说：赵朴初居士作为我国杰出的宗教伟人、文化名人、政界要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富而宝贵的遗产，这就是他几十年来的身教与言教。为了总结、学习、继承赵朴老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我们编辑了《赵朴初居士纪念集》。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对于赵朴老的宗教理论著作、诗文、书法等，我们也要做好收集、整理工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赵朴老作为我们永久的导师，始终指导我们搞好佛教弘法利生事业、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国际友好交往事业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事业。希望我们在今天这个小型座谈会上能提出一些好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把纪念赵朴老的活动意义升华再升华是问题的关键。我想，只有沿着赵朴老指出的爱国爱教之路走下去，才是对赵朴老最好的纪念。

接着，牟小东、水谷幸正、郭大栋、游骧、王志远、一诚、倪强和朴老家乡安徽太湖县郑春林县长分别发言，深切缅怀赵朴老的高尚人格和不朽业绩，表示要继承朴老的遗志，为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5月20日下午，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隆重举行纪念赵朴初会长逝世周年法会，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诚法师主法，刀述仁副会长、倪强副秘书长与来自北京市佛协、上海市佛协、安徽省佛协、中国佛学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北京广济寺、灵光寺、北京市居士林的高僧大德、四众善信和韩国天台宗总务院长田云德长老等约500余人参加了回向法会。

 

 

　　（原载《法音》2001年第6期）

编辑：李路野

 

——参访深圳弘法寺及本焕老法师

 

陈星桥

 

今年2月14日，深圳弘法寺隆重举行佛教文化展览厅揭幕暨大型水陆画展活动，笔者应邀出席，因而得以参访这一著名的佛刹，并采访了该寺住持本焕老法师。

弘法寺座落于深圳第一高峰梧桐山脚下著名的仙湖植物园内，景色秀丽，山水宜人，环境清雅。该寺始建于1985年，在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的关怀下，1990年经深圳市政府批准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开放，由中国佛教协会直接领导。

目前该寺占地面积3746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4000平方米。沿中轴线建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东西两侧有钟楼、鼓楼、伽蓝殿、祖师殿、地藏殿、观音殿、禅堂、卧佛殿、客堂及僧寮等。整个建筑群依山而建，黄墙黄瓦，飞檐翘角，气势雄浑。这些建筑继承了汉传佛教寺院传统建筑风格，也吸取了现代建筑宽敞明亮、设施先进的特点。

弘法寺现有僧人40余名，其中有12位毕业于各级佛学院。遵循赵朴初居士当年提出的“道风纯正、讲经弘法、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建成与港澳台佛教界联谊的重要窗口”的目标，全寺在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住持本焕法师的领导下，按照传统的丛林管理模式，实行方丈领导下的执事会议制，僧众严格僧装、素食、独身，早晚课诵，二时过堂，修学行持如法如律。该寺在修建的同时，还举办了一些大型佛事活动和佛教文化活动。如1992年6月隆重举行了佛像开光盛典和本焕大和尚升座仪式；1995年6月，举行了弘法寺佛像开光三周年庆祝活动；1995年农历九月和2000年农历四月，先后两次举行了盛大的水陆法会；1998年农历四月十五至五月十五日举行了出家男众传授三坛大戒法会；2000年7月礼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茗山长老莅寺主持夏季讲经法会，同年8月还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以书画笔会为主要内容的二千年佛教文化盛典活动以及这次举办的佛教文化展览厅揭幕暨大型水陆画展活动等。今年3月2日至8日，该寺在本焕老法师的主持下举办了一期精进禅七。

本焕老法师为近代禅门高僧虚云和尚的入室弟子，虽已94岁高龄，依然精神矍烁。平时早晨4时15分起床，洗漱毕即礼佛诵经，每天以诵六遍《普贤菩萨行愿品》为常课；用过早斋后开始处理寺务，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来访宾客和信众；晚上要到10点以后才休息。今年正月初一，他从早到晚竟接待慕名前来参拜的信众达三万八千人，足见老法师精力之健旺。

本焕老法师入佛门70余年，历经坎坷，数十年来，行化南北，弘法利生，在佛教界可说是德高望重。本老十分健谈，言谈间向我简单介绍了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本老1907年9月21日出生于湖北新洲县李集西张弯村，1930年1月投报恩寺依传圣法师披剃出家，法名本焕。同年四月初八礼武昌宝通寺持松大和尚受具。当年7月，前往扬州高旻寺拜来果老和尚为依止师。不久当侍者，后任衣钵。在高旻寺一住就是7年，足不入俗。1934年，参加完8个禅七后，又与另外五人一道连续打了5个生死七，昼夜不倒单。为防止瞌睡，他仿效古人“头悬梁”的办法，用绳子一头套于下巴，一头系在梁上，苦修禅法，深得来果老和尚赞许。此后曾担任高旻寺维那、后堂等职。

1937年1月，本老30岁，发愿往五台山朝礼文殊。从扬州经武汉乘火车至河北定县。从定县至五台，全程三百多公里，他坚持三步一拜，日行3华里左右，历时65天，于3月3日拜到五台圣地。继又三步一拜，拜完五个台顶，前后行程四百余华里。脚肿了，膝盖上磨出层层厚茧，心中却充满喜悦。他本拟到终南山住茅蓬，后因法度法师之邀驻锡碧山寺参学。

1939年四月初八，本老在碧山寺与寿冶、法度、因修、净如等师兄弟同时接广慧老和尚法，继承临济法脉。1939年至1942年，本老担任碧山寺监院，管理寺务。

1941年，五台山已是八路军抗日游击区，本老坚决拥护八路军救国救民的抗日方针，支持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有一次，八路军有一个营长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发现，紧追不舍，情况十分紧急。本老果断地将该营长藏于寺内，自己不顾生命安危，与日军周旋，巧妙地支走了日军，事后得到八路军的表扬。

1942年10月至1945年7月，本老在栖贤寺闭关阅藏三年，并连续放焰口一千台，超度抗日阵亡将士。他还刺血为墨，书写《华严经》、《地藏经》。本老手中至今仍保存有一卷五千九百五十二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血经。

1947年3月，本老为保护寺内的珍贵文物－－华严宝塔，将它护送到上海碧山寺下院，交与寿冶、法度两位师兄保存。1948年1月，本老因母亲病危，由上海回湖北新洲住报恩寺，一方面侍候母亲汤药，一方面在报恩寺放一百台焰口，为母亲消灾延寿。不久母亲去世，就在母亲墓旁搭一灵堂，燃臂为烛，日夜诵《地藏经》，守孝49天。

1948年7月，本老应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之邀到广东南华寺，并于11月接虚云老和尚法，成为临济宗第四十四代传人。次年四月初八，本老出任南华寺方丈，当时已是111岁高龄的虚云老和尚由云门寺步行百余里来为他送座。

1958年7月，本老51岁，蒙冤入狱，历时15载，1980年始获平反。1980年3月，本老以73岁高龄应广东省仁化县政府聘请，到丹霞山负责恢复别传禅寺。1984年四月初八，别传禅寺举行殿堂落成、佛像开光典礼。1986年春节后，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在视察别传寺时，赋诗赞扬本焕老和尚之功德。诗云：

群峰罗立似儿孙，高坐丹霞一寺尊。

定力能经沧海换，丛林尚有典型存。

一炉柏子参禅味，七碗松涛觅梦痕。

未得遍行堂集看，愿将半偈镇山门。

1986年10月，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专程来丹霞山瞻礼别传寺，与本焕老和尚合影留念，并书赠“钟楼”、“鼓楼”墨宝。

1986年12月，本焕老和尚80岁，应中国佛教协会和广东省宗教事务局礼请，担任广州光孝寺落实政策后的首任方丈，负责重修光孝寺。

光孝古刹始建于三国，衰於民国，建寺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光孝寺是中国早期佛教译经圣地，又是六祖惠能弘扬南禅的祖庭。1989年12月举行重修光孝寺奠基典礼，广东省委郭荣昌副书记、省政协陈子彬副主席、省佛协云峰会长等与本焕老和尚一起挥锹动土，奠基树碑。1996年本老在完成山门、千佛殿、回廊工程后退居。

1985年7月，本焕老和尚在深圳特区筹建弘法寺。在建好大雄宝殿、天王殿、藏经褛、法堂和钟鼓二楼后，弘法寺于1992年6月18日举行佛像开光暨方丈升座典礼。本焕老和尚成为弘法寺开山祖师、第一代方丈。他先后筹资四千多万元，兴建殿堂面积达一万四千余平方米。

1988年，本焕老和尚82岁，在湖北新洲重修报恩寺。此寺原址在仓子埠集，现重建于道观湖畔。1994年寺院落成，共筹资一千五百多万元，建筑面积六千余平方米。重修的报恩寺今昔对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成为江夏名刹。1994年9月21日，本焕老和尚回报恩寺欢度87岁生日，同时举行佛像开光、方丈升座仪式，启建水陆法会。前来祝贺、敬香的各界人士、四众善信成千上万，络绎不绝，一时轰动新洲城乡。

1995年12月，本焕老和尚88岁，发起重建四祖道场正觉禅寺。正觉禅寺由道信祖师创建于唐武德七年，距今有一千四百余年历史，虽几经修复，仍毁于清末战火，仅存四祖殿一间和几株古柏。承蒙各级政府支持，各方人士襄助，正觉禅寺从1995年11月动工，至2000年6月，仅4年多时间，完成殿堂伽蓝建筑面积一万三千余平方米，投资达三千五百多万元。2000年9月，该寺举行了寺院落成、方丈升座、传授三坛大戒法会和水陆大法会。

1996年11月，本焕老和尚89岁，重建广东南雄莲开净寺尼众道场。本老一生兴复了好几座大道场，因见诸多尼众缺少安身修道的场所，悲心恳切，遂发愿重建莲开净寺。从1996年11月8日大雄宝殿破土开工，至1999年12月全面落成，完成建筑面积七千多平方米，投资二千五百多万元。

1999年3月，本焕老和尚93岁，在广东南雄城郊珠玑古巷启建大雄禅寺，占地面积四万五千五百六十三平米，现已建好大雄宝殿和头山门。大雄禅寺建成后，将成为南粤最大的丛林之一。

本焕老和尚重视中国佛教文化的对外交往，并广泛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十余年来访问了台港澳地区和欧美、东南亚许多国家，弟子遍天下。

本焕老和尚前半生以苦行和参学为主，如巡礼五台、刺血写经、燃臂孝母、参禅问道、研习经教、领众熏修，为弘法度生打下了良好基础。后半生专力于弘法利生，奔走中外，行化四方，广结善缘，建庙安僧，二十余年间先后重兴别传寺、光孝寺、弘法寺、报恩寺、正觉寺、莲开寺、大雄寺等7座寺院，建筑总面积六万多平方米，募化金额达一亿九千多万元。本老笑着告诉我说，他每年都能收到众多弟子送的红包，金额达200万元左右，但从不据为己有，不存在贪污腐化问题。因为他将这些钱除了用来修庙外，还要做许多慈善公益事业。例如，他出资300多万元在家乡新洲兴建了一所健民医院；出资15万和12万元为三峡库区建了“谊民洞”和一座“便民桥”；还建有“焕新小学”、“焕兴小学”；捐资8万元助建东北的新安小学；1998年为武汉抗洪救灾捐资10多万元，向华东地区捐助5万元救灾；不久前还捐资1万元支援内蒙古灾区，等等。虽然已是耄耋之年，本老雄心未减，还计划在新洲报恩寺建一座高48米的万佛塔，在弘法寺修一座弘法大楼，并创办佛教文化研究机构，培养弘法人才。

当被问到如何搞好寺院管理时，本老说：关键是要有人才。寺院管理人员不仅要有佛学知识，还须讲因果、有道德、肯吃苦，愿为人民和广大信众多做好事，能根据佛教自身的特点管理寺院。得人则兴，这是古人的经验之谈。他希望有更多的年青人出来弘法利生，荷担如来家业。

当谈到“法轮功”问题时，本老说：“法轮功”邪教祸国殃民，应该取缔。佛教徒是人民的一份子，首先要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社会的发展得益于思想的进步，要改革才能发展。我们收徒要求具有正信正见，现在大陆弘法人才缺少，众生都有佛性，但无人引导，就不能深入佛法，就无法解脱无明烦恼，就容易受到附佛外道和邪教的欺骗。现在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得最好的时期，例如每年仅正月初一，我都要接待几万名信众。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搞好弘法利生工作。

 

（原载《法音》2001年第5期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11月13日，中国科技界、社会科学界、医学界、法律界、宗教界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庄逢甘、龚育之、潘家铮、傅铁山、王家福、圣辉、何祚庥、郭正谊、王渝生等人在京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反邪教协会”。

成立大会由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宣读了关于发起成立“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近年来邪教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蔓延，已成为一大国际公害，成为一股阻碍社会进步的逆流，构成了对世界人民和整个社会的严重损害，给无数家庭和个人带来了悲剧性的灾难。为了捍卫人类尊严，保证法律实施，维护社会稳定，打击邪恶势力，并积极参与国际上保障人权、反对邪教的斗争，我们从自身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出发，倡议成立“中国反邪教协会”，期以民间力量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进行斗争。接着，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宣读了《中国反邪教协会章程（草案）》。章程规定，中国反邪教协会是由全国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宗教界、法律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有志于反对邪教组织的人士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会团体。本协会的宗旨是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维护法律尊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团结和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反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与安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破坏法律实施和社会稳定的邪教组织，努力提高公众对邪教组织的警惕性、鉴别力和防范能力。凡拥护本协会章程、有加入本协会意愿的中国公民，提交入会申请书，经本协会会员二人介绍、本协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即可成为本协会会员。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反邪教协会章程》，按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了本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由53人组成）和常务理事会（由23人组成）及协会领导机构人员，庄逢甘为理事长，龚育之、潘家铮、傅铁山、王家福、圣辉、何祚庥、郭正谊为副理事长，王渝生为秘书长。《“佛教气功”与法轮功》一书作者陈星桥居士当选为常务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照诚法师、广东省佛教协会秘书长明生法师当选为理事。

宗教界人士参加作为民间团体的“中国反邪教协会”，表明宗教界是坚决反对邪教的。11月12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主教、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副主任妙华法师和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与法国反邪教斗争部际委员会主席维维安、法国反精神操纵中心主席布斯盖及其助手共五人就中国反邪教问题进行了座谈。傅铁山主教说：我们五大宗教坚决拥护党和政府取缔“法轮功”，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和世界上其它邪教一样，都是靠精神控制毒害人们的。同时我们也同意和支持中国政府和法国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邪教。妙华法师说：佛教可以说是“法轮功”的受害者，所以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说，取缔邪教“法轮功”是“为国家清除了一个大祸害，为佛教割除了一个大毒瘤”。不打击非法，合法的就得不到保护；不打击邪教，人们的正常生活就得不到保证。扶正祛邪是策略，也是方法。叶小文局长则明确指出，中国政府愿意和法国政府一道协作，联合反击邪教，也看到邪教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事实证明，宗教是邪教的天敌。在李洪志推行“法轮功”之始，宗教界人士就明确指出“法轮功”是邪教。

据悉，法国友人是应邀参加于11月9日至10日由中国国际交流促进会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而来北京的。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近60位专家学者就法轮功等邪教的相关问题以及邪教的本质、邪教的活动特征、邪教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邪教的社会危害、邪教的治理对策诸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原载《法音》2000年第12期）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世纪世界和平祈愿法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国汉城天台宗观门寺隆重举行，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佛教代表团随喜团一行、日本佛教代表团一行以及韩国佛教23个宗派的代表数百人出席了会议。韩国总统金大中发来贺信。

在新世纪世界和平祈愿法会上，中韩日三国佛教徒共同礼佛诵经，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会长正大法师代表韩国佛教界、中国佛教代表团团员明生法师受首席代表圣辉法师委托代表中国佛教界、日本临济宗相国寺派管长有马赖底法师代表日本佛教界宣读了和平祈祷文，韩国天台宗金刚合唱团演唱了赞佛歌。

在随后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会长正大法师、中国佛教代表团首席代表圣辉法师、日本佛教代表团团长小林隆彰法师分别作了基调发言。正大法师对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已故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表达了无限缅怀之情，并就进一步扩大中韩日三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促进南北韩佛教界的交往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如扩大三国佛教交流会议成员；三国的佛教研究机构合作出版学术性书籍，合作展示和共同开发三国的佛教艺术和文物宝库，开发和利用三国共有的汉字电脑软件；确保三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大众性，创造更多的友好交流的机会。圣辉法师在发言中，表达了中国佛教界继承赵朴初居士的思想和理想、不断增进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的坚定信念，并着重就佛教如何在新世纪搞好自身建设问题提出了意见，认为佛教徒在世法上，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爱国公民，在佛法上，要做一个“有愿力、有修行、有智慧、有戒律”的爱教教徒，由此推动人类的自身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小林隆彰法师在发言中，深切缅怀了赵朴初先生对加强和发展中韩日三国佛教的黄金纽带关系所作的杰出贡献，并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是扩大三国佛教交流会议主要成员，并通过扩大交流延伸其名称的含义；二是向全社会大力宣传佛教的五戒十善，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道义衰退问题；三是佛教作为一种和平宗教，其基本在于“不许杀生，珍惜生命”，应予大力提倡。

接着，韩国方面的东国大学睦桢培教授作了“2000年代佛教徒的思考”的演说；中国方面，厦门闽南佛学院学僧果彻法师、法音杂志社编辑陈星桥居士、中国佛学院讲师静波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宏度法师分别就21世纪佛教在慈善、教育、弘扬佛法、和平等方面的使命作了补充发言；日本方面，法隆寺管长大野玄妙、深大寺住持谷玄昭、永平寺维那大场秀弘分别就进一步发展中韩日三国黄金纽带关系，佛教如何因应世界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予以指导，精心培养传播佛法人才等问题作了补充发言。

10月25日，第三次韩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委员会会议在汉城乐天宾馆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刀述仁居士、圣辉法师，张琳先生，广东省佛教协会秘书长明生法师等5位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委员会委员与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的9名委员和日本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的11名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认真讨论与协商，就预定于2001年秋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委员会会议、三国轮流邀请及派遣修行团事宜、关于2001年度三国开展植树活动等问题达成协议。会议还就东北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正在蔓延的轻视生命、伦理道德堕落、价值观混乱等问题发表一项声明，强调三国佛教徒要积极弘扬和实践佛陀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等教导，实践放生、布施、利他的菩萨道。

为开好这次会议，东道主做了大量的工作。10月23日，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会长正大法师在贺琳觉饭店举行盛大晚宴，欢迎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佛教界同仁。10月24日，韩国天台宗总务院长田云德法师在观门寺举行欢迎午宴招待中国和日本的朋友，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官也于当日设晚宴招待参加会议的中韩日三国佛教人士。宾主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与会者深深感到，赵朴初居士提出的“黄金纽带”构想业已深入人心，并不断结出丰硕的成果。

中国佛教协会对这次中韩日三国佛教的盛会非常重视，组成了以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照诚法师为团长、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副主任妙华法师为副团长、中国佛教协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泽西先生为秘书长的由34人组成的中国佛教代表团随喜团。随喜团一行于10月20日至28日在韩国先后参访了济州曹溪宗的药泉寺，釜山市天台宗的三光寺，庆州市曹溪宗的佛国寺，汉城天台宗的观门寺、救仁寺，本愿宗总务院，太古宗奉元寺等，参加了中韩日佛教新世纪世界和平祈愿法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游览了一些韩国名胜古迹，从而加深了我国佛教徒对韩国及韩国佛教的了解，增进了两国佛教徒的友谊。

据了解，韩国佛教共有寺院19059所，僧尼37153人，信徒约有二千万人；有佛学院25所，佛教大学3所。韩国佛教具有宗派佛教特色，共有86个宗派，其中已参加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的宗派有26个，未参加的宗派有60个。曹溪宗、太古宗、天台宗、真觉宗、总指宗为韩国佛教的五大宗派。此外，韩国佛教有宗教法人36个，法人团体44个。

 

（原载《法音》2000年第11期）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9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市佛教协会主办，上海玉佛寺承办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在上海隆重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刀述仁居士、净慧法师、圣辉法师，倪强先生，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杨奇庆、副主任吴孟庆，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觉醒法师、王永平居士、慧明法师、秘书长照诚法师和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师、居士以及一些从事佛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

18日上午在玉佛寺举行的开幕式上，刀述仁副会长作了题为《继承传统，面向未来，开创中国佛教事业的新局面》的讲话。他首先回顾了二十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和佛教界发生的巨大变化，认为中国佛教“处于建国五十多年来的最佳状态，也处于自封建社会解体百余年来的最佳状态。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引导下克服种种困难而取得的。”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佛教当前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寺院经济的迅速膨胀与人才及管理制度脱节；片面强调寺院管理的特殊性，“相适应”观念淡化；一些佛教协会和僧团的民主管理弱化等几个方面。为此他强调要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旗帜，树立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历史潮流相适应的观念；要开展对已故赵朴初会长的佛教思想的整理和学习；要围绕新的历史使命，在尊重佛教自身规律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对现有佛教团体、佛教组织、佛教院校和寺院的结构与机制加以适当调整，实现良性互动。

随后，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杨奇庆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觉醒法师分别致词。会上特别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介绍了最近在美国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宗教和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的情况，使与会人士深受教育。

18日下午和19日下午在锦江饭店进行大会发言，会议采取与今年4月中旬在厦门召开的“佛教在二十一世纪的使命”演讲比赛相似的形式，发言者用十分钟陈述其论文提要，然后用五分钟回答听众提问，最后由讲评人进行五分钟的讲评。上海各大寺院和上海佛学院及居士林的僧尼、居士约二百人列席了会议。整个会场气氛活跃。

这次与会者以中青年法师和专家学者居多，共提交了四十多篇论文，其中有十六人次作了大会发言。从提交的论文来看，涉及面相当广泛，如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学诚法师《从思想理论的深处谈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通过举例，将佛教的思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要求作对比，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中国佛教协会清远法师《从加强佛教自身建设谈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为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其核心内容和切入点应着眼于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北京佛教协会副会长牟小东居士《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刍议》，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要性，同时提出“相适应”不是抹杀差别、完全一致，应是“和而不同”，是在“两个尊重”－－即充分尊重宗教的特点和充分尊重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建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觉醒法师《都市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内涵初探》，认为以上海等都市为依托的都市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有着重大的影响，提出应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加强佛教界的自身建设，以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服务于社会，要继承和发扬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佛教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推动佛教事业的健康成长，要努力发掘佛教的宝贵精神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上海佛教协会秘书长照诚法师《试论佛教如何与当今社会相适应》，认为整个佛教事业必须从实际出发，适应当前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特别是适应当前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并列举了许多事例加以说明；安徽省佛教协会智宗法师《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为适应绝不等于削足适履，要立足于保持佛教的传统特色和合理的现代化，提出佛教界也应搞“三讲”，即讲传统、讲学习、讲正信；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界明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引导宗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认为佛教界要遵循“四个维护”，不忘“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古训，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保持佛教的出世品格和精神特色，只有这样，“人间佛教”思想一定能在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结出硕果，大放异彩；贵州省佛教协会藏青法师《佛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列举大量事例进行论证，说明佛教文化是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佛学思想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要提倡和弘扬人间佛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贵州省遵义湘山寺心照法师《发挥佛教伦理道德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说明佛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发挥积极的作用；湖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正慈法师《努力开创与社会相适应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佛教事业新局面》，提出佛教在二十一世纪要致力于人间化、现代化、世界化，在教务活动与弘法利生的事业中，要坚持做到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和“四个维护”的要求；广东云门佛学院明舒法师《积极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为宗教作为一个子系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为此他提出了佛教积极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十个方面的要求；中国佛学院理净法师《由“三武一宗”法难引起的反思》，认为国家的强盛和安定是佛教兴盛之本，寺院经济膨胀有时可能给佛教带来某些副作用，对于宗教应重在疏导而不应刻意去压制和控制。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佛教的文化素质教育和僧团的严格管理将成为新时期佛教建设事业的首要任务，同时打击邪教是佛教健康发展的必然手段；南京金陵刻经处吕建福居士《关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点思考》，认为党和政府提出相适应，主要着眼于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来说的，要求宗教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坚持“四个维护”，而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一种文化和社会实体，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福建佛教协会周书荣居士《从福建佛教界积极开展社会慈济活动来谈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介绍了福建佛教界广泛开展慈善公益事业的成就，说明佛教只有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提下，才能健康地发展；法音杂志社陈星桥居士《弘法利生，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佛教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适应社会的历史，佛教必须也完全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在二十一世纪，佛教界应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四众弟子的整体素质、积极地弘法利生，来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无锡轻工大学邓子美教授《佛教弘法利生宗旨及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通过对中国佛教史的回顾，认为佛教事业的发展当以弘法利生为主，这也是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二十一世纪弘法利生的主体将呈多元化，方式将更现代化；上海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展望二十一世纪宗教》，对二十一世纪的宗教发展趋势发表了看法；上海社会科学院高振农先生《也谈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回顾了近代上海佛教界适应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认为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可以从“四个维护”、提高信众素质、发扬三大优良传统、弘扬佛教慈悲济世精神等九个方面作大量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宋立道先生《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做些什么》，认为宗教与社会之间应该有一种“创造性的张力”，作为佛教来说，应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现状和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握当今世界趋势，要致力于发掘自身的宝贵精神资源，培养一批有僧德僧格、有学问的骨干精英，应学习某些宗教在适应社会方面的经验，学习现代会计制度，改进佛教的寺产管理制度等；南京东南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董群先生《略谈佛教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相适应》，探讨了佛教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之间的联系，认为佛教道德有助于社会主义个人道德品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的建设，具体可以体现为佛教道德对于社会道德的资源作用、促进作用、补充作用、强化作用、借鉴作用、净化作用、提升作用等等，其次从道德关系论角度来谈，佛教道德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四种道德关系，而这正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苏州大学俞朝卿先生《契理契机　利生弘法－－试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在认识环节上，佛教界要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全面地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将“要我适应”变为“我要适应”，在实践环节上，佛教界要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方面做好适应工作。

此外在19日上午和20日上午两个半天的讨论中，与会代表畅所欲言，主要就佛教要不要、能不能以及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问题，联系历史和各地的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谈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应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一项长期的任务；在相适应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保持佛教的本位和精神特色，否则相适应就无从谈起；佛教界要汲取历史上法难的教训，防止寺院经济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理好财，用好财，使之为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和弘法利生事业服务，等等。

在20日下午进行的大会总结发言和闭幕式上，吕建福居士汇报了第一小组的讨论情况，正慈法师汇报了第二小组的讨论情况，中国社科院黄心川先生、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学诚法师、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王永平居士、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孟庆先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和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倪强先生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认为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上海市佛教协会联合举办这种全国性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这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次大会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这一殊胜时节因缘下召开，在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进行，意义重大。会议深化了我们对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主题的认识，达成了共识：认为佛教不仅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也能够适应，并提出了许多如何促进适应的意见和办法。强调要在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下，坚持做到“四个维护”，积极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导，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弟子的整体素质，保持佛教的本位和精神特色。大家认为这次会议之所以取得圆满成功，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上海市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领导很关心，给予了大力支持；二是中国佛教协会和上海市佛教协会，尤其是上海玉佛寺对此会很重视，做了大量工作；三是参加会议的各位法师、居士、专家、学者们都很认真，会前认真准备讲稿，会上踊跃发言。尤其是许多中青年法师和居士仪表庄严，思想敏锐，学术水平不断提高。有的学者、法师高兴地说，通过这次会议，使人们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佛教的希望。

 

 

　　（原载《法音》2000年第10期）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9月5日，出席联合国“宗教和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的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一行回到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田鹤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杨同祥等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和五大宗教团体负责人专程到机场迎接。

9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欢迎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出访归来座谈会。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出席座谈会并欢迎出席“宗教和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和访美归来的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

在座谈会上，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团长傅铁山，副团长韩文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圣辉，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曹圣洁以及代表团顾问、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分别发言，介绍了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访美和出席“宗教和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取得的成果及有关情况，并谈了各自的感想。听取大家的发言之后，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说，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不辱使命，坚持原则，正面宣传，广交朋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党和政府在保护人权、贯彻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有目共睹。但由于西方媒体的大量歪曲报道，国外不少人对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很不了解，存在种种偏见和误解，需要我们通过正面宣传，增进了解，消除误解。

司马义·艾买提说，这次全国性宗教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联合出访和参加国际会议，用生动的事实介绍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驳斥了西方反华势力在宗教问题上对我国的污蔑和攻击，阐述了我国宗教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反对利用宗教问题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反对邪教危害社会、残害生灵的罪恶活动的正义立场，展示了我国宗教界人士的风采，赢得了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他希望各宗教团体一如既往地按照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加强自身建设，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国际交流人才，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进一步走向世界。同时，要继续发挥好党和政府与信教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兆国同志也对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取得的积极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次中国宗教领袖们为世界宗教的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也展示了各自宗教的风采，既坚持了主权原则，又体现了与国际社会合作的精神，做到了有礼有利有节，表现很好。你们在会场上下与达赖集团分裂势力和“法轮功”邪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与大会的主题也是相符合的。只有反邪教，才能保护正常的宗教。这次组团规格高，效果好，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

据了解，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是8月21日赴美国访问的，并于8月28日至31日参加了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由各国宗教领袖参加的“世界和平千年大会”。

在开幕式上，本届联大主席古里拉布致辞说，我们世界被宗教、种族及文化分歧所扯裂，而联合国的建立就是要让和平而不是战争与冲突支配我们这个世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间的不容忍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今天宗教领袖们坐到一起协商，为寻求宽容、促进和平及鼓励跨宗教的对话寻找动力。他说，世界上许多问题与宗教、文化、种族不容忍、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紧密相关，在联合国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非常及时的。我们经常看到，邻国之间的一点点误解很快成为敌意的种子，听之任之，就会被人所利用而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他指出，联合国一直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把建立不同种族、文化及语言之间的理解及宗教容忍视为联合国的优先目标，为此联合国一直倡导宽容。联合国欢迎各国宗教领袖们在促进非暴力、实现宽容与和解、制止环境恶化及贫困问题上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宗教领袖千年大会秘书长简恩表示，宗教领袖们能够在联合国总部相聚，这是联合国成立55年来的第一次，而宗教领袖们来到联合国，充分显示出我们对联合国宗旨的义务与责任。

经过4天的大会发言和研讨，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供各国宗教领袖以个人的名义予以签署。这份题为《对全球和平的承诺》的宣言明确指出：

联合国和世界各宗教对人类的尊严、正义与和平有着共同的关注。宗教既对世界的和平作出过贡献，也同时被用来制造分裂和敌意。世界充满了战争、暴力和破坏，而且许多时候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没有一个人、组织和国家能够生活在孤立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对整个全球共同体产生冲击。只有承认文化和宗教的多样化，本着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精神，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为此，各国宗教领袖们承诺：

一、与联合国进行合作，追求和平的目标。

二、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承诺对道德和精神的价值，即珍重生命、每个人的内在尊严以及让人民生活在无暴力的世界中。

三、以非暴力方式管理和解决因宗教和种族分歧而带来的冲突，谴责一切以宗教名义而进行的暴力活动。

四、呼吁各国尊重宗教的自由，寻求和解、宽恕和抚慰。

五、唤起人类追求人类大家庭美好生活的责任感，每个宗教、种族、性别都有权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及取得可持续、有保障生活的权利。

六、促进一国内部及国家之间财富分配的平等化，消灭贫穷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七、教育各个社区紧急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生态系统及各种生物，支持环境保护。

八、开展和促进全球的再造林运动，把这视之为恢复环境的具体手段，诚邀其他人加入到植树造林计划中。

九、与联合国一起呼吁各国为销毁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工作。

十、与导致环境恶化及人类生活质量下降的技术应用及商业行为而斗争。

十一、促进社区的内在和平价值，包括仁爱、同情、服务与羞耻心等，这一切是创造和平社会之根本。

在这次千年和平大会上，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团长傅铁山，副团长韩文藻先后作了大会发言。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道亭道长在开幕仪式上致祈祷词，他祝愿世界永无战争，人类和睦共处，亲同家人；祝愿中国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国泰民安，民族亲善，各教共荣。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在闭幕式上致祈祷词。他说，当今世界贫富悬殊，民族矛盾，教派纷争，种族歧视，邪教害民，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灾难频仍，战争时起，都是由于人类的贪瞋痴，发身口意，造诸恶业所致。他强调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倡导宗教的仁慈、博爱、宽恕与和解的精神，警惕并防止一切对宗教纯洁性的玷污与亵渎。他祈愿大小诸邦、不同民族，一律平等；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心向善，教无争执，战争永息，人民幸福。

会后圣辉法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中国五大宗教组团来纽约参加世界和平千年大会，这一事件本身就表明中国宗教界对和平的关切。他说，在大会期间，中国宗教界与各界朋友广泛接触，达到了广交朋友的目的。他同时指出，和平的呐喊已有几千年了，但是世界和平并没有到来，这说明和平是人类的迫切需要，而实现和平却非常艰难。他说，这次大会也有一些遗憾，一些人从事与宗教身份不相符的活动，是对宗教纯洁性的玷污。所以我们在追求和平的同时，也需要防止亵渎宗教纯洁性的事件。

 

 

（原载《法音》2000年第10期）

编辑：李路野

 

——广东陆丰市清云山定光寺宏慧法师访谈录

 

陈星桥

 

广东省陆丰市市郊有一座清云山，山势秀美，林木葱葱，溪水潺潺，鸟语花香。清云山东麓有一座定光寺，殿宇雄伟，依山而建，气势如虹。置身其间，有一种清凉超尘的感觉。由定光寺承办的广东尼众佛学院就座落在此，200多位青年尼僧身着深色的海青或长衫，穿梭于殿堂、校舍之间，俨然一道佛国风景线。

定光寺住持宏慧法师已是83岁的老人了。他中等身材，穿着朴素，面容清癯，颇具仙风道骨。若别人不作介绍，人们很难想到他就是定光寺的中兴者、方丈和尼众佛学院院长。他虽身兼多职，生活非常俭朴，从不讲究排场，方丈室简陋得一目了然。寺内接待客人的上客堂里全是高级的席梦思床，而他仍在用着已使用了多年的旧床、旧蚊帐。会客厅里挂着几幅字画，供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再就是几张办公桌椅，别无它物。谈话间，得知法师原籍广东陆丰碣石镇，俗名陈吾寿，兄弟五人，是家中长子。9岁时进碣石大帝公私塾读书，因家境贫寒，只念了四个月书，此后随父亲学做生意。但他聪明好学，习练书法，遂善行书。他自幼不喜荤腥，青年时信佛，时常诵经礼佛，恭敬三宝。因读《金刚经》，顿感人生无常，一切皆空，遂生出家之念。22岁时离开家乡，独自前往潮州开元寺出家。时值抗战，未能圆其出家之梦。随后又前往海丰捷胜得道庵请求出家，因缘亦未成熟。23岁时在清云山罗堂庵（定光寺前身），因志笃行坚，苦心向道，被宽鉴上人收归门下，赐法名惠纯，得遂出家之愿。从此在山中砍柴、采茶、种地，礼佛诵经。

谈到他与定光寺的因缘，法师介绍说，定光寺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原名清云寺（又叫罗堂庵），清道光十年秋（1830）由高僧宽鉴重修。道光年间（1853）南沃叠石岩黄檗宗传人仁智大师渡海参学时，见该寺是一处不可多得的佛门胜地，再三叮嘱门下，务必使宝刹重辉。1928年寺院被国民党诬指藏匿共产党人而焚毁。1941年，我几经辗转，复入该寺居住。在一片残垣断壁中，结庐躬耕，垦植荒山。1944年，我偕弟子披荆斩棘，衔泥苦筑，建成一座五间式的庵寺。解放后，依旧在这块土地上，与弟子们种稻种菜，自食其力。1958年曾一度蒙冤入狱。1967年寺院又被毁，僧人流散，山田改为林场，庵寺夷为平地，我只好回乡务农。然而身处动乱年代，我始终不忘自己佛子身份，尤其不甘心宝刹没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1979年，我又回到清云山决心重建寺宇。先搭建了几间僧舍，带着几位徒弟种粮种菜，修路建房。1983年5月，政府同意清云寺恢复开放，我先建了现在最上面的观音阁和两边的厢房以及厨房等建筑，改寺名为定光寺。当时交通不便，砖瓦和水泥等材料都是我们一担一担挑上山的。

经过十多年的修建，定光寺由原先的几间房子发展到如今的规模。主要建筑是在1990年以后才开始修建的，我们从半山腰的观音阁一直修到山脚下，中轴线上有观音阁、教学大楼、藏经楼、念佛堂、大雄宝殿、天王殿、牌楼，两旁有斋堂、法堂、宿舍大楼、功德堂、祖师堂、钟楼、鼓楼、招待所等共有二十二栋楼房建筑。筹建教学大楼时，当时有人说，不要把教学大楼建在寺中心，建在旁边好。我坚持把教学大楼建在寺中心，表示定光寺今后的发展是以教育为主，办学第一。有了人才，寺庙才会兴旺，佛教才会有前途。

说到办尼众佛学院的因缘时，老法师十分激动。他说，我今年已经83岁了，为佛教服务恐怕没有几年了。整个寺庙建筑都是自己买材料，自己监工管理，为的是建好寺庙，保证质量，给后人打下基础。道由人弘，佛教的发展，主要靠人才。我们不能只图一寺的兴盛和个人的享受，要有宽广的胸怀与远大的眼光，要尽我的能力为佛门做点事情。1995年秋，厦门妙湛法师与我商量共同办学，送来了近百名女众学员和几位法师。最初办培训班条件比较简陋，经过几年的努力，才有今天广东尼众佛学院的规模和成绩。

目前寺庙常住只有20人，主要是为佛学院服务。佛学院现有法师和管理人员共28人，外聘兼职讲师和教授25人。两个预科班有学员90人，三个本科班有学员115人，一个研究班有学员15人，一共220人。学员来自十几个省市。

说到佛学院的管理，宏慧法师说，我一般尊重主管副院长和教务处的意见，让他们去具体操作。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僧格的培养，要坚持学修并重，增长信心，树立正信；二是建立健全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从法师到学僧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规范化管理；三是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四是坚持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五是关注科技信息的进步，吸取社会办学的经验，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学院今年初购买了45台电脑，建立了电脑室，开设了电脑课。

一般由教务处、教导处负责学院的教学与管理工作，按照“学修一体化，学院生活丛林化”的精神，制定了《法师、老师守则》、《监学、班主任守则》、《学生守则》、《课堂规约》、《殿堂规约》、《斋堂规约》、《日常生活规约》等规章制度。同时在师生中大力提倡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使学生上殿、过堂、布萨、佛事都如法如律，在管理体制上责任明确、层次清楚，基本实现了规范化管理。

学院课程为六年制，分预科班二年和本科班四年二个级别。课程有佛学基础、成佛之道、劝发菩提心文、遗教三经、俱舍论、唯识、天台四教仪、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法华经、楞严经、解深密经、丛林仪规、梵呗，以及以戒定慧三学为纲的佛教各宗派代表经论、重要典籍和著述，引导学生树立正信正见，认识和把握佛教整体思想的原貌，继承传统，适应时代，既能自行化他，又能作深一层研修。社会文化课则开设有中专语文、大学语文、古代汉语、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宗教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逻辑、英语、写作、电脑、时政、法律、书法等，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政治觉悟和应世能力。

当问到目前尼众佛学院的师资、教材、资金等问题时，老法师不无忧虑：统观目前佛教各院校，都存在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的现象，广东尼众佛学院亦不例外。现在社会上的教育，已有了改革进步，今后小学教员要有大专学历，大学教员要有博士学历。目前各地佛学院教学水平较低，因为在佛学院授课的法师，大都是从佛学院刚毕业的青年法师，要想提高教学水准和效果有一定的难度，聘请通宗通教的法师更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年开办了研究班，从本院的毕业生中录取了15名品学兼优的学僧进行研究生教育，并要求在职的法师全部参加研究班进修。这样用三至四年的时间，学院便可以培养出一批教学与研究人才。教材的问题，也是教学中的现实问题。目前佛学院的佛学教材，基本选用一些代表性经论典籍，由浅入深进行教学，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缺乏一套系统的佛教院校教材。我们希望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能合作编写出一套适合各级佛教院校的统一的佛学教材。在此之前，我院计划在研究生的课题研究与教学实践中能整理和编写出一部分适合本院的佛学教材。至于资金问题，因为目前定光寺是一面搞建设，一面办学院，资金确实有些困难；但过了这几年，建设搞好了，办学资金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听到老法师这一番充满信心的介绍，不由肃然起敬，心中燃起对佛教未来的希望。我偶然听到几位游客说：真没有想到，两三年没来清云山，怎么就冒出了这么多殿宇楼阁和这么多年轻的“小和尚”！我原本以为清云山地处偏僻，定光寺也“名不见经传”，能有什么特色？来了一看，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山沟沟里，竟蕴藏着勃勃生机。二三百个莘莘学子在这里认真学习，教学设施如此先进，修学环境如此优雅，学院管理这么规范，真是出乎意料！

尤其可贵的是，以宏慧法师为首的定光寺常住始终以办好佛教教育为中心，寺庙的收入主要用于办学和相关事业上。老法师曾说：教育第一，办学第一，人才第一。他的这种办学精神和理念令人钦佩。我在拜别老法师之时，不由地萌发这样一种心声：希望定光寺常住兴旺，广东尼众佛学院越办越好！

 

（原载《法音》2000年第9期）

编辑：李路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