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桥

 

福建是一个佛教大省，寺院多，出家人也特别多，历史上高僧辈出。1983年春，我从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一毕业，即到浙江、福建参学。今年10月12日至22日，为与福建省佛教协会合办一期《法音》“福建佛教”专号，我先后到福州、莆田、泉州、厦门等地的佛教团体和名山胜地参访，拜访了有关人士。16年后的故地重游，耳目为之一新，感悟良多。适《福建佛教》执行主编周书荣居士一路陪同参访，并约我撰稿，盛情难却，回京后便一股脑地坐在电脑前，敲出了此次福建佛教之旅的一点回忆与观感。

闽侯雪峰崇圣寺，素有“南方第一刹”之称。

崇圣寺位于闽侯县雪峰山南麓，距福州68公里，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肇建于唐咸通十一年（870），为禅宗青原系著名高僧义存禅师所创。1983年春我曾慕名来此参方，1999年10月，因筹办“福建佛教”专号，得以旧地重游。看到古刹十几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想到最好能以游记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一下，于是回京后便在电脑前，敲出了此篇小文。

我是在10月14日傍晚到达雪峰崇圣寺，同窗好友广霖法师将我和福建省佛协副秘书长周书荣居士安置于尊客堂。常住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许多菜都是寺院自产的，到底是绿色食品，新鲜爽口。饭后广霖法师领我们参观尊客堂。尊客堂（包括学戒堂）落成于1998年，为两栋三层楼房，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共有80　多个房间180多个床位，仿星级宾馆修建。大讲堂、大宴会厅、会客厅以及必要的设施、音像设备一应具全，装潢颇为讲究。寺院这么大的高规格的尊客堂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该寺现在每年举行一次万佛忏法会和水陆法会，届时尊客堂等处都住得满满的。从尊客堂出来，广霖法师领我们来到他的方丈室喝茶。方丈室分上下两层，一楼是会客厅，挂满了字画，多半是1994年广霖法师升座时各地来宾赠送的；二楼设有祖师堂，佛龛中供有崇圣寺开山雪峰义存祖师像，两傍墙上挂有中兴该寺的高僧画像。两厢分别为广霖法师的卧室和书房，他常在书房练习书法。

广霖法师长我6岁，我们已有15年未见面了。他身材高大，还是那样豪爽热情。法师是福建周宁县人，9岁即出家。1980年到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学习，1983年毕业后留寺当知客；1984年遵从其师瑞淼法师之嘱，回崇圣寺当家。十几年来，他精心筹划，四处募款，共斥资四千多万元，率众先后修建或改造了各殿堂，鼎新革旧，百废俱兴。目前主要建筑物有内外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禅堂、斋堂、留香堂、祖堂、纪念堂、云水堂、学戒堂、尊客堂、念佛堂、枯木庵、方丈室和凯淼塔院等。尤其可贵的是，他比较重视绿化和和提高寺院文化品味，先后植树三千亩，现已成林；种毛竹二千多株，现已发展到二三万株；近年还培植了梅花近万株，牡丹二千多株，并举行了牡丹花展以及书画艺术展。

10月15日上午，广霖法师陪我们到寺院各处走了一圈，并参拜了位于山门外左前方的枯木庵。公元870年义存禅师来此枯木中坐禅，由此开创了崇圣寺。近年该庵已修复一新，庵中有一截枯树，树中供有一尊义存禅师像。有一“苦行僧”瑞兴法师，约60多岁，跣足长发，冬夏如一，在这里礼拜义存祖师十几年。1983年我朝拜枯木庵时还见到过他。枯木庵对面山上是狮子岩寺，住有30几位尼僧。

与1983年比起来，崇圣寺可谓旧貌换新颜，荒山变绿洲，二百多位纯朴的僧尼过着农禅并重的修行生活，颇令人感慨。于是我想到雪峰义存祖师和崇圣寺不仅在福建佛教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中国禅宗史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如今寺院得以重兴，的确应该让外界对此多一些了解，于是建议老同学最好明年能在这里承办一次“禅宗与福建”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他欣然赞同。不过能否实现，就看届时的因缘了。

下午，广霖法师拉着我们参观了崇圣寺的廨院－－闽侯县白沙镇嬴山寺。寺不大，临江而立，由于房产刚刚收回，百废待兴。目前正由广霖法师募资重建，建成后有望成为福州的一处游览胜地。此外还参观了位于旗山脚下的松山寺。旗山位于福州的西南，随着福州闽江大桥的修建和福州城区的向南拓展，旗山有望成为一大旅游热点，因而闽侯县有关部门请广霖法师出山修复松山寺，并计划在其旁逐步兴建一个大型的“万佛禅寺”。广霖法师领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勾画着未来修建的蓝图，令我对老同学精力旺盛、深孚众望和经营有道不禁刮目相看。

雪峰崇圣禅寺的兴建，缘起于雪峰义存在大枯树下结庵（传即今之枯木庵），里人谢傚等复为其诛茅结庵于柽洋凉映台北，此为建寺之始。后徒众渐多，容纳不下，遂在离庵三百步处别建新居，其址即今之崇圣寺。乾符二年（875年）观察使韦岫捐资助建，于是院宇初具规模，朝廷赐名“应天雪峰禅院”。中和二年（8 8 2年）廉帅李景、司空陈岩及观察使韦岫又捐资创建大穆廨寺，朝廷赐义存“真觉大师”号与紫袈裟。乾宁元年（894年）以徒众愈多，寺乃移建于陈洋。时福建统治者闽王王审知尊崇佛教，先后捐资建大殿、法堂、方丈室与寮舍，重建枯水庵，开放生池（因需工万余，又称“万工池”）。里人蓝文卿亦舍田7，000余亩、屋500间；于是殿宇大兴，遍布山间，为南方一大丛林。光化三年（900年）寺改称“应天广福禅院”，僧众盛时达1500人左右，当时许多名僧皆出自义存大师门一下。“坐破七个蒲团，怡山振锡；射出一支圣箭，石鼓传灯”。不仅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山祖师神晏与怡山西禅寺的第四代住持慧稜皆为义存大师的高足，寺还是禅宗中云门、法眼两宗的祖庭。宋太平兴国三年（976年）朝廷踢名“雪峰崇圣禅寺”，一直沿用至今。宋宁宗时（1195－1224年），由于史弥远的奏请，朝廷制定禅寺的等级，其最高与次高的寺院为“五山十刹”，雪峰崇圣寺名列“十刹”之中，成为禅系参学集中地之一。宋代禅宗各派均有禅师先后驻锡雪峰寺，如：云门宗象敦禅师、隆禅师、大智禅师、宗演禅师；临济宗有需禅师、慧定禅师、慧忠禅师、蕴闻禅师、道冲禅师、善珍禅师、可湘禅师；曹洞宗清了禅师、庆预禅师等。元代寺为临济道场，大德年间（1297－1307年）、皇庆年间（1312－1313年）临济宗悟逸樵隐禅师两次来此寺驻锡。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曹洞宗正映禅师从泉州开元寺移锡居此，之后又有正映法嗣远芷厓禅师继主。寺始重建，规模宏伟。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临济宗亘信行弥禅师驻锡此寺，康熙年间（1662－1722年），曹洞宗恒涛禅师来寺骄锡。光绪十三年（1887年），鼓山曹洞宗达本禅师主持此寺时，又中兴重建，成为清末福州大丛林之一。光绪十七年（1891年），达本禅师曾赴槟城各地募化修建雪峰寺，后常悟禅师亦七下南洋各地化缘修寺。1928年，达本禅师法嗣圆瑛继主雪峰法席。1941年寺院遭日本侵略军炮击，殿角毁坏。1942年台风刮倒天王殿、钟鼓楼，后寺院破旧不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千年古刹也喜获新生。1952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修普枯木庵，后又两次拨款维修。寺建筑规模十分雄伟，历史上曾经以具有三个大殿、三个禅堂、七个斋堂著称。现有建筑格局多为清光绪间（1875－1908年）中兴雪峰的达本禅师所定。1979年起，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在爱国华侨与海内外僧尼及各界人士的资助下，广霖法师率大众先后修建了各殿堂，鼎新革旧，百废俱兴。寺主要建筑物现有内外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禅堂、斋堂、古法堂、留香堂、祖堂、纪念堂、云水堂、学戒堂、尊客堂、念佛堂、枯水庵、方丈室与凯淼塔院等。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寺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1994年11月13日，寺隆重举行广霖方丈升座庆典。现全山僧尼二百多人在方丈率领下，不仅着重修持，如法如律过着晨钟暮鼓的生活。且定期于春秋两季分别举行拜万佛与水陆法会，冬则打禅七。寺僧发扬佛教优良传统，重振农禅并重的宗风。近年来开山种植杉、松、竹林三千余亩，植梅万株，种农作物数十亩。

雪峰山旧有二十四景，其中著名的有枯木庵、三毬堂、无字碑、万松关、龙眠坊、文殊台、金鳌桥、象骨峰。蘸月池、应潮泉等。明代寺僧智明将之概括成一诗，颇见巧思，诗云：“雪峰宝所近蓝田，枯木三毬一洞天。半岭化城无字石，万松雪峤有龙眠。文殊古镜金鳌畔，罗汉梯云象骨巅。香石放生池蘸月，望州卓锡应潮泉。”历代文人雅士登临揽胜之余，留下不少佳章妙句。同时允称避暑胜地，盛宴来临，小住山中，烦襟尽涤，暑气全消。寺中文物以建于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的义存祖师塔（亦称“难提塔”）与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枯木庵唐代树腹题刻最为驰名。

雪峰的廨院，历史上有福州庆城寺、五百罗汉寺、罗山法海寺与古田极乐寺，吉祥寺、保福寺等。在海外的廨院有新加坡的法华寺与马来西亚怡保的东莲小筑。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公案，原指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借用以指前辈祖师的言行范例。佛教公案故事极多，如拈花微笑、菩提本无树、磨砖成镜、南泉斩猫、吃茶去等等。它们既是佛祖修证境界的体现，也是禅师教化门徒、传佛心印的一种方便，不仅寓含深刻禅机，充分体现了禅宗的特点，而且具有丰富的辩证法和历史文化内涵。

黄檗希运在《传法心要》上说：“既是大丈夫，应看个公案！”可见禅宗“公案”一词早在唐末即已出现，但“公案”大量应用于禅僧的参禅活动，还是在五代至两宋。而随着禅宗的发展和文人骚客与禅僧的广泛交往，禅宗“公案”对我国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留下许多逸闻佳话。

 

　1、拈花微笑

相传印度教的最高神“梵天”有一次恭请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上登坛讲法，一时间众神毕集，仙乐齐鸣，释迦佛在弟子们的簇拥下走上法坛坐定。这时，梵天恭敬地走到佛的面前，请佛说法，并呈上一枝贵重的金色波罗花。释迦佛接过这枝花，仪态安详而庄重，众神与佛弟子则翘首以盼，整个灵鹫山霎时间安静下来。可释迦佛却一句话也未讲，只见他慢慢地举起手来，手上只是擎着那枝金灿灿的波罗花，大众的眼神则随着那枝花从左移到右，从上移到下，用心揣度而不解其意，相顾愕然。

这时，站在佛下首的一位叫做摩诃迦叶的老比丘破颜含笑，那笑容中蕴含着无限的深意。这情景马上被佛看到了，他开口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与摩诃迦叶。”灵鹫山顿时沸腾起来，大家纷纷议论着刚才发生的这件奇特而神秘的事。

从灵鹫山回来后，释迦佛就将摩诃迦叶带到多子塔前，并在自己的旁边为迦叶安排了座位，让众僧将自己和迦叶围在当中，然后将自己的金襕袈裟和钵做为信物交给迦叶，语重心长地说：“我把正法眼藏传付给你，你要护持，再传付将来，不要让它断绝了。”这就是禅宗的“衣钵真传”。从此，迦叶成了禅宗西天第一代祖师。

宇宙的真相不可以具体的相状去类比，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是绝对的、离相的，究竟的佛法也是如此，只可用解脱了烦恼的清净、无分别之心去体证。所以释迦佛的拈花示众，正是在无言说法。迦叶尊者不是向外揣度，而是回光返照自心，冥契佛意，于是释迦佛立即予以印可，并委付“正法眼藏”大法，这就叫做“以心印心”。至于后来的衣钵相授，只不过是顺应世法聊作信物罢了。

这是禅宗一则著名的公案故事，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法门相标榜，即导源于此。

 

　2、廓然无圣

达摩是西天二十八祖，我国禅宗初祖。他于公元520年泛海东来，到达广州，梁武帝遣使持诏迎至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梁武帝不无自得地问道：“我自即位以来，写经、造寺、度僧无数，功德如何？”

达摩说：“没有功德可言！”

梁武帝道：“怎么能说没有功德呢？”

达摩说：“这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问：“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说：“真正功德是净智妙圆，体自空寂。这样的功德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求得的。”

梁武帝又问：“什么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答：“廓然无圣！”

梁武帝问：“坐在我对面的是谁？”

达摩答：“不知道！”

梁武帝不能领悟。达摩知机缘不契，遂北上“一苇渡江”，赴嵩山面壁，一坐九年。以后传法于二祖慧可。

佛教认为，一切有为之法都是无常、虚幻的，真正的功德是修习无为之法，以契合于无相无念之实相，获得圆融明净的智慧。其体性空寂，遍虚空界，无大小、染净、圣凡之别。达摩祖师恰是从圣谛第一义上作答，以破除梁武帝耽着于有为的执着之心，可惜梁武帝不能领会，当面错过圣僧的点拨。

 

3、将心来安

话说菩提达摩在嵩山上的石洞中面壁禅定，连鸟在他头上筑了巢都不知道。当地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奇人。这事让洛阳一位名叫神光的和尚知道了，他修行精勤，却苦于无明师指点，于是翻山越岭来拜谒达摩，请求开示。可是达摩只是面壁静坐，对眼前这个求道之人不加理睬。神光倒有一种性格，越不理睬，就越要在洞外站下去。

不知过了多少天，一日，阴云密布，纷纷扬扬下起大雪来，北风肆虐着，卷着雪花，直向神光的身上扑来，可神光还是站立在洞外不动。大雪埋没了他的腿，染白了他的衣服。

达摩看到这里，才张口说道：“你站在雪中，想求什么事？”

神光说：“望大师慈悲，开甘露之门，广度群生。”

达摩说；“诸佛无上妙道，需要旷劫精勤，行难行之路，忍难忍之事，就这样还无法得到。你以轻心慢心，想得到真乘，徒劳无益。”

神光听了，就从衣中摸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喀的一下，砍断自己的一只胳膊，放在达摩面前，忍着钻心的疼痛，一句话不说。

达摩知道神光是个法器，就说：“诸佛求道，为法忘形，你砍断自己的胳膊，想求什么呢？”

神光说：“我心不安，请师父为我安心。”

达摩说：“把你的心拿来，我替你安。”

神光说：“我到处找心，却了不可得。”

达摩说：“好了，我把你的心安好了。”

神光恍然醒悟，如醍醐灌顶，法喜充满，从此就在达摩手下为徒。达摩很器重这个弟子，替他改名叫“慧可”，以后便将衣钵传付给他。由此慧可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祖。

这就是著名的二祖断臂求法公案，古人的宗教热忱令人叹服。那么在这则公案里，达摩祖师安的是什么“心”呢？既不是肉团之心，也不是四处攀缘的识心、妄心，而是不可以形拘、不为物累的灵明不昧的真心。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即是明此心，见自心中本具之佛性。

 

　　4、皮肉骨髓

公元536年，达摩祖师感觉自己应该离去了，就把所有的门徒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时候到了，你们应该说说自己的心得。”

道副说：“依徒弟看来，我们应该不执著于文字，也不舍弃文字，要把文字当作一种求道的工具来使用。”

达摩说：“你得到了我的皮。”

尼总持说：“据我了解的，就像庆喜看到了阿閦佛国，一见便不再见。”

达摩说：“你得到了我的肉。”

道育说：“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本来是空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也非实有。依我所见，整个世界不存在一法。”

达摩说：“你得到了我的骨。”

最后，慧可向达摩行了个礼，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达摩说：“你得到了我的髓。”

佛教的“第一义谛”，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故《法华经》说：“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慧可的作礼与迦叶的笑而不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早在八十年代末笔者即听说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五百年前曾预言1999年人类将遭遇大劫难的传闻，西方有人将它与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联系起来，俨然世纪末即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那时正值我国出现宗教热、气功热，于是不少传功者或传教者又将它与佛教的“末法”说联系起来，刻意渲染，进而标榜惟有学他的功法或教法才能躲过劫难，这样一来使许多人产生群体效应，信以为真，以致惶惶不可终日。这既严重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扰乱了广大气功爱好者的正常练功和佛教信众的如法修学。
佛经一般将佛法的弘传分为正像末三个阶段，其时间长短计有四种说法，大同小异，而以采用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的说法为多。今年为佛历2543年，显然早已进入末法阶段。那么什么叫正法、像法和末法呢？一般来说，正法阶段：教法无改，实修者多，证果得道者多；像法阶段：教法有变，修行者多，证果者少；末法阶段：教法变质，实修者少，证道者无。可见“末法”是表征佛法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变的一个概念，与所谓的世纪劫难没有必然的联系，与基督教的“末日”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佛教认为生命界、物质界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无时不在变，因此强调要时时处处修无常观，如《四十二章经》说：“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疾矣。”古来许多高僧大德对于戒规松弛，经教失讲，邪教盛行等“末法”现象多有指摘，如在南北朝乃至隋唐盛世都有高僧视当时为末法时期，这原是从匡正佛法、激励四众精进，多做一些利国利民利教之事的角度说的。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上总有一些人借此危言耸听，蛊惑人心，用以发展邪教。如白莲教等民间宗教无不借“末法”说兴风作浪，影响很坏。因此广大佛教徒对此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人云亦云，自乱方寸。要多学教理，树立正见，精进修行，转末法为正法，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使佛教界成为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
（原载《中国宗教》2000年？？期）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一

　　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到一些名山古刹去。除寺院周围有少量古木、绿树成荫以外，一路上呈现眼前的多是大片裸露的山体，传说中的许多飞禽走兽不是迁徙便是死亡；一些江河的河床也常常大片裸露，枯水断流的时间延长，河水污染严重；大城市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一片，居于其中的寺院，空气也好不了多少；大部分城市被现代的各种垃圾和白色污染所包围，它们象传染病一样也不断侵袭着名山胜地。如果说名山古刹受过去政治运动的破坏还只是一时的话，而今天面临的人类对生态平衡与环境的破坏却是长期的，甚至是致命的。连山中古刹都逃避不了由于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造成的影响，何况城镇居民！所以佛教界对此不得不予以更多的关注！

佛教认为，我们依止的器世间通常都要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其中只有“住”阶段可能蕴育生命。大地万物互为缘起，相辅相成；各种有情类生命分别依业受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形成了一定的生态平衡，如各类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繁衍，乃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无不息息相关。说到动物，顾名思义，凡是具有生命活力、能自主运动的生物都可称为动物。动物的种类很多，人们常简单地划分为高级动物与低级动物，而人类则自视为万物之灵。这么划分不无道理，但其背后却蕴含着人类对其它动物的歧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人类本身也是动物，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认识和主宰世界的能力日益提高，对大自然的恶性攫取有增无已，使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成千上万的动植物惨遭灭顶之灾。据《英卡达·百科全书》记述：在1700年，动植物年灭绝种类仅为一种，而到了1970年，年灭绝动植物种类已达二百种，可是到了1990年，年灭绝动植物种类更高达一千多种。由此预计到二千年时，将达到五万多种。与此同时，人类盲目的发展与疏于治理，造成了空前的全方位的环境污染，如包括“白色污染”在内的垃圾污染，农药等化工产品污染，汽车尾气、煤烟等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水源污染、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等。它们造成多种疾病的发生，直接威胁着人类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存。可见人类在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欲的同时，给整个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带来了多么大的破坏，对动植物乃至人类自身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由关注人类本身到关注人类生存的环境以及其它生命，并认识到人类并不天然地具有剥夺其它动物生命的权利，在人类之外，动物也有生存的意义。生物的多样性对人类十分重要，何况绝大多数动物对人类是有益无害的，是人类的朋友。而地球应成为人类与动物共同的家园。

在研究、保护动植物和生态平衡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工作起步比较早。如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普遍成立有绿色和平组织，大力宣传、实施环境保护。我们常常从电视和有关报道中了解到，欧美多数现代化城市，河水清澈，四季绿树成荫，芳草如茵，鸟语花香，许多动物都与人十分亲近、融洽。这在全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殊为难得。反观我国，森林植被日益减少，致使水土流失，旱涝灾害连年；河水污染、空气污染、白色污染等日趋严重，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损害；生产、开发上的短期行为，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对动物无端虐待与杀戮食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以致珍稀动物的保护工作不尽人意，动物避人唯恐不及。此等现象，原因固然很多，但发生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出生有孔子、老子等圣哲，佛教传播也有二千年历史的国度里，的确令人深省！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家有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佛家有缘起理论与戒杀护生的戒条。如果能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改善一下人类的心理环境，那么我们在发展科技、改善生活的同时，就会对生态及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质量多一份关注，而不致于那么急功近利，造成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及环境的严重污染。

 

二

佛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当今的生态及环境保护有着积极的重要的意义。佛教是从整体上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认为世间万象互为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遵循一定的因果规律，是一种和合互生的关系；生命界按照各自的作业轮回于六道之中，在求生方面，在追求安宁幸福方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在佛性上更是平等的，因此佛教要求信徒善待一切生灵，戒杀、放生，人类之间更是要求相互关心、和平共处；人的身体由地水火风四大和合形成，大自然对人类有天覆地载和养育之德，因此对大自然应怀抱感恩之心，反对无度的占有、浪费，更何况恣意破坏了。

例如，佛教制定有杀生戒，并视之为第一大戒，同时极力赞叹放生护生功德，甚至有佛陀舍生饲虎的故事；在僧团中制定有在动植物滋生的雨季结夏安居三月的制度，尤其是汉传佛教，有着优良的素食传统。这些在客观上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徒有植树造林、养林护林的优良传统，因而佛教寺院通常都是林木葱郁，鸟语花香，环境清幽。这既是缘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念，也是出于参禅修道的环境需要。古人道“世上好语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形象地表现出佛教对人类心灵的净化和对生态与自然环境的保护有着特殊的意义。

 

三

从1989年起，全球性环境问题已年年列入“世界末日”的指标。环境的污染不只是“脏、乱、差”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能否持续性发展乃至能否生存的问题。从我国来说，随着科技与生产的快速发展，环境的全面治理与保护已迫在眉睫。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作为佛教徒更应积极参与。我认为，政府和各界人士应当多听一听佛教界的呼声，因为佛教有着丰富的环保思想和资源，而且对环保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不仅应当也完全可以在环保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佛教界可从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参与环境保护事业呢？我以为应从以下二个方面入手：

 

　　（一）大力弘扬佛教中一切有益于环境保护的思想　
人类是万物之灵，然而破坏生态平衡与环境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人类，在于现代人类日益严重的错误认识和低层次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不能立足于净化人心，改变人类错误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仅仅外在地挽救一些野生动物，局部治理一下环境，那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汲取和弘扬佛教中有益于环境保护的思想。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屡经巨变，人心不古，如果我们一味地将过去的思维模式或行为方式生搬硬套于今天，就很难为广大教外人士所理解，结果必然事倍而功半。所以我们应运用般若之智，根据众生根机和社会实际，对以下有益于环境保护的佛教思想作合理的阐释和大力的弘扬：

1。诸法从缘起的思想。佛教认为世间万象“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不由一定的因缘和因果关系组成种种和合互生的关系，也可表述为中国阴阳五行理论所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时，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生态平衡与环境的影响，要顾及他人乃至子孙后代，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摒弃那种急功近利、损人肥私、盲目发展的思维模式。

2。心净佛土净的净土思想。佛经为我们介绍了东方净琉璃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等佛国净土，其中有七宝所成之池，八功德水充满，绿树成行，鸟语花香，它们都是由诸佛累劫修行，愿力所成。并说众生只要行善积德，诵经念佛，愿生彼国，命终即可随愿往生。另外，佛经还常说，一切诸法唯心所现，只有众生心清净了，则佛土归于庄严清净。这一方面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说明，要实现环境的清净庄严，根本在于净化人心。这一思想信仰对于扼制人们对生态环境掠夺性的破坏，净化人心，美化环境，建设人间净土，客观上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3。非暴力的和平思想。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战争不断，不仅使许多人类长期和平建设的成果毁于一旦，无数生灵惨遭涂炭，而且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尤其是现代，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各种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足以毁灭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一旦世界大战爆发，则所谓的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尽成空谈。最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十几个国家打着“制止科索沃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这么一个弱小的主权国家进行狂轰滥炸，仅在一个月内就使大量平民伤亡，数百万人失去生活来源，几十万人沦为难民，而且由于炼油厂、化工厂、武器库等被炸，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不顾全世界主持正义人士反对的霸权主义行径，是人道主义灾难的最大祸根，对世界的和平与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当今人类的第一要务就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佛教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宗教，一向反对各种形式的战争，在历史上也为人类的和平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应大力弘扬佛教关于和平的教义，使之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

4。戒杀护生的慈悲思想。当今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增，加上人口膨胀，使大量动物失去了栖息之所，尤其是人类为了商业利益和满足口腹之欲，对于动物几乎到了无所不杀、无所不吃、竭泽而渔的地步，虽心性乖戾、手段残忍而不自觉，从而造成生态的严重破坏。佛教认为，一切生命依业受生，过去生中可能都是六亲眷属。如今虽然身形、智愚、能力等果报各各不同，但在贪生恶死方面，在追求安宁幸福方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在佛性上更是平等的，因此为培养慈悲心怀、报众生恩乃至普度众生，佛教要求信徒善待一切生灵，戒杀、放生，认为这样做会有极大的功德。千百年来，广大佛教徒依此教义戒杀护生，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今人类多么需要这样一种慈悲思想啊！

5。少欲知足、勤俭理财的思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这是明摆着的道理。然而当今的社会却极力激发人们的欲望，通过鼓励消费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下去势必造成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到头来人与人争，国与国争，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应倡导人们学习一些佛教的幸福观、价值观。佛教教导人们少欲知足，勤俭理财，这可以提升人的道德，节省和有效利用资源，缓解人际关系，更何况知足者常乐！当然这并不是要让人绝欲，让人不要关注国计民生。如果说贫穷是环保的敌人，那么盲目发展更是环保的敌人，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好佛陀的教导对付这两大敌人，还有待当代高僧大德和社会贤达的共同努力。

6。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思想。中国一般老百姓多认为佛教讲四大皆空，僧人看破红尘，消极厌世。殊不知中国佛教为大乘佛教，宗旨为即世而出世，修四摄六度，行菩萨道，倡导“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普度众生，故是积极而非消极。不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认定佛教是消极的呢？我想原因不外有两种，一是汉族人受儒家的影响重视伦理纲常，受墨家、法家等的影响，重实用、功利，对佛教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故有种种误解；二是宋代以后禅宗、净土二宗独盛，久而久之走入末流，教法不昌，修法简单、僵化，加上民俗的影响，许多寺院成了求神拜佛、荐亡超生的祭祀场所，故难免被人视为迷信。因此无论是为化导人心、美化环境，还是为弘扬教法，改善自身形象，佛教界都应提倡并努力实践“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乘思想，为建设人间净土作贡献！

 

（二）佛教界如何参与生态和环境保护事业？　

如上所述，佛教有着丰富的环保思想和资源，只要四众弟子大力弘扬，发挥优势，身体力行，完全可以为人类心灵的绿化，为社会环境的改良，为生态平衡与环境治理作出突出的贡献。不过当今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问题涉及面广，难度很大。从佛教界来说，除了方便善巧地弘扬上述的佛教环保思想以外，还须因地制宜、积极地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栽花种草，植树造林。林木花草有涵养水分、净化空气、美化环境之功用，对于寺院来说还可平添一份幽静与灵气。因此，佛教界应发扬以往的优良传统，除在寺院栽花种草、植树造林之外，还可发动信众并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绿化荒山，开辟若干片“佛教林”以造福后人，回报社会。199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委员会会议上，中韩日三国佛教代表团研究决定：为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伟大理念，三国佛教界拟于每年4月份在本国植树，借以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净化社会。可见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已成为国内外佛教界的共识。

2、提倡文明进香。礼佛燃香，不在多少，旨在向佛祖表达一份皈敬之意，正所谓心到佛知。然而许多信众不明此理，以为燃香越多越好，生怕佛祖不知，成把成把地烧，弄得寺院烟熏火燎，既污染环境，又易造成火灾，不利于古建等文物的保护。因此各寺院应大力提倡文明进香，即每次燃一至三枝香即可。同时亦可提倡向佛祖献花，有条件的寺院可培植鲜花，提供信众作敬佛之用。

3、勤俭、惜福，合理用财。这既是佛教徒一贯的生活理念，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方面，大多数寺院和广大佛教徒是做得很好的。我以为佛教界应搞好这方面的宣传，必要时可让青年人到寺院中去体验节俭、艰苦的生活，注意节水、节电、节约粮食、不乱扔字纸等。近年来不少寺院香火旺盛，收入颇丰，应合理使用资金，最好是一份用于日常开支、维修寺院，一份用于弘法和文化教育，一份用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包括绿化和环保事业。建寺造像应符合当地的实际，着眼于修行和弘法的需要，而不要相互攀比，追求大而全，以致本末倒置。

4、戒杀放生，推广素食。佛教在戒杀、放生、素食方面有着一整套的理论和做法，应结合生态平衡与野生动物保护进行宣传，从有益于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强身健体等方面来研究与实践。近代欧美各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动物保护和素食，为什么有着悠久佛教信仰基础的我国反倒不如人呢？这值得佛教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深思。

5、清除污染，美化环境。禅宗有一首著名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常常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人心需要不断的闻法修行而得到净化，环境更需要人们不断的治理与维护而得到美化。佛教徒往往将心灵的净化与寺院环境的美化较好地结合起来，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佛教界应将这种思想和经验予以推广，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大力增进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摒弃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做到以防犯污染为主，治理污染为辅。过去由于科技和生产的发展造成环境的破坏，今天则仍需充分利用一切科技手段治理环境，营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优美的环境。本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宏愿，广大佛教徒从自身做起，是能为治理污染、美化环境做出积极贡献的。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著悠久的历史，未来也将长期存在。我国是一个具有多种宗教的国家，宗教对我国各个民族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著广泛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著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促进世界和平的宏伟事业，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宗教界作为一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理所当然地成为团结、引导，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对象。这其中就有一个宗教能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笔者在佛教界学习、工作多年，现就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谈点认识。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佛教有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

 

大家知道，佛教在2544年前诞生于印度，到公元十二世纪从印度消亡。在这期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部派佛教：从公元前400多年开始，佛教出现了两大派别，一是以佛门长老为主形成的上座部，一是以青年僧侣和一些居士为主形成的大众部，以后又从这两大部派衍生出18个部派。这一阶段大约经过了5OO年，是小乘佛教流行，大乘教义隐而不行时期；

2．大乘显教：公元一世纪，随著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大众部佛教的发展，大乘佛教兴起。这一阶段大约经过了600多年，是大乘佛教为主，小乘佛教为辅的时期；

3．大乘密教：公元七世纪前后，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相结合，形成了大乘密教。这一阶段大约经过了500年，是以大乘密教为主，大乘显教为辅的时期。

随著上述三个时期佛教的对外传播在亚洲相应形成了三大语系佛教。其中，部派佛教中的上座部佛教传播到斯里兰卡以及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巴利语系佛教；大乘显教传播到我国以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形成了汉语系佛教；大乘密教传播到我国的西藏以及西南西北藏区、内蒙和蒙古，形成了藏语系佛教。在近代，这三大语系佛教传播到欧美各国，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大有蓬勃发展的势头。为了叙述方便，作图示意如下：

 

（小行大隐）　　　　（大主小从）　　（密主显从）

部派佛教－－－－　大乘显教－－－－大乘密教

巴利语系佛教　　　　汉语系佛教　　　藏语系佛教

 

在上述三个时期佛教之间及三大语系佛教之间，既有著密切的联系，又有著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在遵奉的三藏经典、宗派的理论、修行的仪轨、方法等方面，还是在寺院的规制、供奉的佛像乃至饮食、衣饰的习惯等方面，都存在著显著的区别，而这正是佛教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种民族不同的社会风俗的结果，表明佛教能因地制宜，因机施教，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

即便从中国佛教来看，更能说明这一点。佛教传入我国汉族地区已有2000年的历史，大约也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东汉至隋唐约9O0年间为传播、繁荣阶段。三藏经典的编译审定、八大宗派的创立，无不是佛教与以儒家、道教为代表的中华固有的文化相碰撞、相融合的结果，标志著佛教大体完成了她中国化的进程，使自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唐代末年到清朝末年900多年间为守成、衰落阶段，佛教与儒家、道教全面融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净土宗及各种佛事活动盛行，影响及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标志著佛教进一步民间化，成为与中国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及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为老百性喜闻乐见的一大宗教；从鸦片战争至今150多年间为变革、复兴阶段，随著西学东渐、国家体制的膻变、现代科技的发展，佛教界在思想观念、寺院规制、传教方式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变革，推动了佛教的复兴和向欧美的发展，并趋向于文化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环节。值得一提的是，三大语系佛教在我国都有传承，其中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文化分别成为藏族、蒙族和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尤其是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是在我国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因此可以说，中国不愧是佛教的故乡。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佛教不断适应中国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

历史经验证明，佛教与社会相适应是佛教求生存、求发展，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利国利民的必然要求，并且早已成为佛教的一大传统。在现代，我国进入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较高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引导佛教与之相适应，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我认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不要适应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适应以及如何适应的问题。

 

二、佛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佛教属于一种上层建筑，主要由佛教的意识形态、佛教文化以及由同一信仰的人们组成的佛教社会实体三个方面构成佛教实在整体。佛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须从这三个方面综合来看。我国的佛教在建国之初的一段时期内，经过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和社会民主改革、社会政治运动的洗礼、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废除了压迫剥削制度和封建特权，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十余年来，佛教团体、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支持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促进祖国统一，发展对外友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可见佛教的社会实体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依据。

那么，从佛教的意识形态及佛教文化来看，有没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在依据呢？回答是肯定的。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而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众生平等的主张；报四重恩、普度众生的愿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和的精神；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的教诫；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禁止杀、盗、淫、妄等戒规，以及中国佛教的许多优良传统，都与‘四有’、‘五爱’的要求有相通之处，对于信仰佛教的人们来说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动力和增上缘。

其次从文化建设方面来说，社会主义文化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至于藏语系佛教文化和巴利语系佛教文化，更分别是藏族、蒙族和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辨证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论，忘我利他、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请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

过去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理论界一提到宗教便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片面强调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忽视了信教群众在政治、经济的根本利益上与党和国家的一致性，忽视了宗教文化的巨大影响，简单地把宗教意识斥之为精神鸦片，把宗教文化视之为‘四旧’，把宗教界人士视之为‘牛鬼蛇神’，从而在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信教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造成了许多消极的影响，教训是深刻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待宗教界人士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在信仰上相互尊重，极大地调动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为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形下，根据上述佛教适应社会的传统及佛教在意识形态、文化、社会实体三方面具有的众多的积极因素来看，佛教是完全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依哈尔滨佛教界为例，近十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先后恢复开放了极乐寺、普照寺、华严寺等寺院，每年接待的国内外香客游人数十万，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我国的对外交往。由于调动了信教群众的积极性，涌现了不少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先进工作者。以1989年来说，哈尔滨市佛教徒被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有10人，市级先进工作者有40人，单位先进工作者200人，五好家庭250余户。事实表明，佛教在总体上已经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了。

那么佛教有没有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问题呢？应该说有，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还很严重。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存在滥收徒、滥传戒、滥赶经忏的现象；一些寺院佛事活动在时间、规模上过频过大，干扰了社会正常的秩序。中国佛教中的某些习惯及寺院管理工作有待改进、加强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相适应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因此需要根据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引导佛教经常地保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例如：过去几百年来我国僧人受戒有烫香疤的习惯，有害人的身体。中国佛协通过决议废除了这一陋俗，受到普遍欢迎；又如各级佛协三令五申禁止私自化缘，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过去僧尼在社会上随意化缘的混乱现象等等，这些表明佛教界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在做积极的促进工作。

三、如何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党和政府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要前提下，要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必须广泛进行爱国爱教的教育，并通过推动弘法利生事业，不断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提高四众弟子的整体素质。既然佛教包括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实体三个方面，那么，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妨从这三个方面著手。

从意识形态来说，佛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在各个时代各种社会都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理论，积累下来的经典著述浩如烟海。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应研究并提倡一些符合时代精神的佛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优良传统，制定不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实际的寺院管理制度等。赵朴初居士在纪念中国佛协成立三十周年的报告中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佛教应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从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人间净土；要提倡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开展国际佛教友好交往这三大优良传统。赵会长提出的一种思想、三个传统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指明了方向。此外，中国佛协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以及中国佛教协会最近颁发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规定》、《全国汉传佛教实行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等，是根据中国佛教的实际制定的，若能认真贯彻执行，就能基本保证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从佛教文化来说，它是佛教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积累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广大佛教徒和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至今仍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乃至生命科学各个领域有著一定的影响。其中有的已湮灭不显，有的已不合时宜，这就需要我们去认真的研究、发掘、整理、提高，让她在我们这个时代焕发青春，成为增进教外人士了解佛教、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让她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从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来说，他们既是佛教徒，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与祖国大家庭的其它公民一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又要承担平等的义务。所以要引导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学习，自觉地遵守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关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事业。同时要组织他们学习佛法，学习文化，提高素质，树立正信。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报告中指出：‘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著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我认为，赵朴初会长的这一号召应成为新时期我国佛教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应著重抓好各级佛教协会的建设、抓好寺院的管理。这是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推动弘法利生工作的组织保证，是当前佛教工作的中心环节。佛教协会是各地区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应帮助它搞好自身建设，搞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应强化它在教务规划、指导方面的作用，维护其权威。这是维护佛教界稳定，保证其健康有序发展所必须的。

寺院是僧人修学、住持、弘扬佛法的道场，是保存、发扬佛教文化的场所，是僧人从事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活动的基地，是佛教的基层组织，是联系、团结国内外佛教徒的纽带，具有多方面的职能。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国佛协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等文件，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寺院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寺院管理好了，就能教化一方，净化一方，造福一方，稳定一片。否则就可能走向反面。要防止滥建寺院之风，特别是教外一些单位和个人兴建的非经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纯属借佛敛财，应予禁止。应注意寺院及念佛堂的合理分布。宁可少一点，但要管理好一点。

作为佛教协会、寺院和僧人来说，‘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在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四众整体素质的基础上，必须广泛开展弘法利生工作。只有这样，佛教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谈得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总之，若能大力提倡中国佛教一种思想、三个优良传统，大力弘扬符合时代精神的佛教文化，遵循已故赵朴初会长提出的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的号召，充分发挥各级佛教协会的职能作用，加强寺院管理，全面开展弘法利生工作，佛教就一定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促进世界和平的宏伟事业作出贡献。

从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发展方针和工作目标来说，我认为可以用以下八句话加以概括：

坚持四个维护，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三大传统，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整体素质，积极弘法利生；促进环保事业，争取世界和平。

（原载中国佛协《研究动态》）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汉语系佛教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佛教教育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任务空前紧迫，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改进思想观念和教学与管理体制。进而围绕这两大方面问题，提出了21世纪中国佛教教育应确立的理念以及与此相应的神圣使命，并就当前佛教教育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办学资金、课程设置、教材编制、师资培训、居士教育和运用计算机及其网络等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中心词：21世纪　　佛教教育　　思想观念　　教育体制

 

佛教传入我国汉地已有两千余年，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汉传佛教，在世界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佛教正走向全面复兴，如何在新世纪中使汉传佛教再创辉煌，已成为当前佛教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如何办好佛教教育。

 

一、我国汉语系佛教教育的现状

 

佛教教育工作，事关佛教人才的培养，关系佛教百年大计。已故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于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把培养人才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引起了一切关心佛教教育事业的人士广泛共鸣。八年多来，我国汉语系佛教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初中高三级佛教院校已发展到三十多所，僧伽教育逐步走上轨道，尼众教育的发展尤为突出。各级佛教院校培养了一大批佛教人才，其中不少人在佛教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会议的目标多数都未能实现，不仅过去佛教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今天更面临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佛教教育工作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要求空前紧迫。主要表现在：

1、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佛教寺院日益增多，佛教信众达一亿以上，而僧人相对较少，尤其是整体素质偏低；“文革”以前培养出来的老法师越来越少，佛教市场出现了若干真空地带，这给附佛外道和邪教以可乘之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些外来势力侵害佛教界合法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教内苦于人才奇缺，应接不暇。

2、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寺院众多，三大语系齐全，而我们的佛学研究水平却与此极不相称，不仅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与国内学术界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全国已初步形成了高中低佛教教学体系，但在师资水准、适用教材等方面还极不规范；硕士和博士人才极度缺乏；我国佛教界的对外交往日益增多，而缺乏深层次的交流；我们派出去的留学僧少，且未能引导他们回国，安心在佛教中充分发挥作用。至于接待海外留学僧更少。

3、教内有些长老缺乏全局观念和未来眼光，对培养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佛学院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学院管理等方面不尽人意。例如对佛教教育事业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远远少于用在修庙、塑像、开光、升座等方面的投入；我们对电化教学、计算机运用、建立佛教网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佛教教学资源；二十年来各级佛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却有相当一部分人未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高层次的人才更是缺乏，一些学僧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未能荷担起住持佛法的重任；对广大居士普及佛化教育不够重视，更缺乏对居士骨干的专门培训。

如此等等，说明佛教现实的需要和人才的奇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的一些观念和佛教教育事业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这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我认为，问题的症结，一在于思想观念，二在于管理体制。赵朴老常说，各级佛协都要将培养人才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但如何来抓？我看关键还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进体制，灵活管理，以认真务实的精神解决好佛教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21世纪中国佛教教育的理念与使命

 

当前我们正跨入21世纪。这将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世纪，是一个各种宗教由对立走向对话、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并驾齐趋的世纪。而佛教一向崇尚和平，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作为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佛教在这一世纪，无疑负有许多神圣的使命。其中一个重大的使命、也是我们完成其它使命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大力发展佛教教育。

佛教教育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就广义言，佛陀创立的八万四千法门，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从狭义来说，则专指丛林式的或学院式的佛教教育。与一般偏重知识与技能传授的世俗教育不同的是，佛教教育着重于教导人们如何修行，完善人格，服务社会，净化社会，乃至如何成佛作祖。佛经常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即反映了佛教教育的这一重要特点。因此佛教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性教育、普世性教育和终身教育。

弘扬佛法或办佛教教育无不强调两大原则，一个是契理，一个是契机，二者缺一不可。然而在今天，这两大原则遇到空前的挑战。一是佛教发展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佛教文化，只有对佛法深有研究者和有修有证者，才可能从中认识佛法真谛，并使自己的言行契合佛理；二是近百余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宗教和思想文化体系竞争日益激烈，佛教从来没有面临如此之多复杂的情境和不同的根机。佛教需要有一大批有识之士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并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能使佛教适应时代，适应不同的社会，契合众生之机。时代在呼唤人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说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显然，只有契理契机地办好佛教教育，培养出一大批佛教研究人才、教学人才、寺院管理人才和有修有证的高僧大德，才能使佛教发扬光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佛教最重要的使命，第一是办教育，第二是办教育，第三还是办教育。

现在各国的竞争十分激烈，都十分重视“科教兴国”，而各宗教的竞争同样十分激烈。因此从佛教来说，不妨提倡“科教兴教”。只有大力发展教育，并汲取某些科学的方法，借助于某些科技成果，才能振兴佛教。

如上所述，当前我国佛教教育存在两大关键问题，　一是思想观念有待改进，二是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因此要办好佛教教育，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确立21世纪佛教教育的新理念

第一，应推行全方位教育。自上个世纪以来，我国佛教教育实现了由传统的丛林式教育走向学院式教育的转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可谓成效显著。然而学院式教育弊端也不少，偏重于知识的传授。而且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将佛教教育局限于僧尼、局限于寺院、局限于课堂、局限于学生阶段，这不大符合佛教的宗旨和佛教教育的特点。因此在21世纪，我们应大力倡导和促进全方位教育。具体来说，即应以学院式教育为主，辅以丛林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在佛教理论课的基础上辅以各种文化课和修行实践课；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各种专门的教育；在学历教育的基础上，辅以短期培训、继续教育乃至终生教育；在僧尼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居士教育、大众化教育，甚至还可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普及佛教教育。例如：各地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夏令营、讲经法会，四川佛教界举办的函授教育，港台和东南亚佛教国家举办的短期出家活动，计算机网络上开设的佛教网站、佛教网页等等。21世纪应将这些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第二，应处理好学与修的关系。记得《论语》中有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想学佛乃至办佛教教育也是这样，应注意教观相资，学修并重。不过对广大佛教徒来说，应“学修并进，以修为主”。这里的修不单指念佛坐禅，还包括基于佛教的理念修六度万行。对佛学院的学生来说，则应“学修并进，以学为主”。这里的学不单指学习佛经，还包括对“五明”的学习。

第三，应重视素质教育。２１世纪的佛教教育，应贯彻“人间佛教”的思想，以人为本，着眼于素质教育、完善人格。具体来说，应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这里的所谓德，是指爱国爱教、具有良好的宗教操守和修养；所谓智，是指具有良好的宗教学识，善于用佛教缘起性空等思想观察思考问题；所谓体，是指身心合谐、健康，具有良好的体魄；所谓美，是指基于佛教的理念、禅的意境，对佛教文学、建筑、音乐、美术乃至自然山水等的审美情趣和能力；所谓劳，是指具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吃苦耐劳的精神。应改变过去那种忽视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片面强调德或才的现象。

 

　（二）改进教学和管理体制　加强佛教院校自身建设

大家知道，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的佛教教育，得到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在许多方面是与国家的教育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资金、师资、学校规模、教学水平等方面能达到较高的要求；即以日本、韩国的佛教教育来说，依靠社会团体、宗派力量，也能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而在我国，多年来，中国佛教协会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初中高相互衔接的三级佛教院校管理体制，这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各级佛学院均建于寺院，比较分散，且多依附于寺院，形成不了规模；而且在资金、师资、课程设置、教学设施及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三级教育体制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目前佛教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我国大一统集权思想的体现，在佛教恢复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已有许多方面不适应民主化潮流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以及佛教发展的形势。虽然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大陆的佛教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与东南亚佛教国家和日本、韩国存在相当差距，而且与台湾的佛教教育也存在一定差距，这与丰富的汉语系佛教及我国的国际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因此我以为，除了更新观念外，还应从改变佛教教育管理体制着手。

1、佛教界应从教材、师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乃至等级考评认定等方面，切实建立起初中高相互衔接的三级佛教院校管理体制，要有可操作性，仅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过去我们仅限定有一所高级佛学院，即北京中国佛学院。现在看来，这种人为的硬性规定已极大地制约了佛教教育的发展。宜由中国佛教协会牵头，各地和各寺可采取联合办学的方式。应当制定一套严格的规范性的评价标准，符合标准的则中低级的可以成为高中级，不符合标准的，高中级的也可降级，从而形成一种竞争性的激励机制。这样有利于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

2、应鼓励和支持各佛学院与社会力量合作办佛教教育。可以是佛教界委托有关大学的宗教系培养人才，也可以请一些大学教授到佛学院授课，也可以佛教界和民间财团及相关的大学合作办若干综合性的和专科类的佛教大学。还可以为一些宗教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宗教系培养人才，并创造条件接受海外留学生。我国三大语系佛教院校之间也可进行合作培养人才，这样就可更多更快地为佛教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增进我国佛教界与学术界和各国佛教界的交流。长远来看，也完全符合国家和社会有关方面的利益。目前我们有些佛学院已在这方面初步做了一些尝试。

3、在教学体制、编订教学大纲等方面，应体现大乘佛教即世而出世的精神，在21世纪作适当调整。应面向现实，改变佛教那种神秘化、巫术化、来世化的形象；面向大众，改变佛教那种脱离大众的经院化、贵族化倾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佛教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利益更广大的人群。尤其是佛学研究，应与学界和国际接轨。《地持》云：“菩萨学法，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五明处求”。五明即包括佛学，语言、音韵学，逻辑学，医药学和各种技艺类的学问。为了适应时代，更好地弘扬佛法、住持佛教，佛教教育不仅要建立健全高中初三级相互衔接的教学体系，还应将普通教育和各种专门教育相结合，设立佛教师范学院、佛教文化艺术学院、寺院管理学院等专门的宗教院校和若干佛教研究机构。应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加强与相关的大专院校或学术界的学术交流，并在条件成熟时创办佛教自己的综合性大学；应与各国佛教界加强交流，多层次地互派留学生。

4、应积极寻求各级政府的理解、支持，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建立和运作佛教院校教学和管理体制。此外应强化和充分发挥各级佛教协会的指导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以联合四众的力量办好佛教教育。

5，应改进现有的用人机制，积极营造人才健康成长的环境，这是体现佛教教育的宗旨与价值的重要一环。人才应当自重、自强，更需要尊重、需要关心、需要有发挥其所长的环境和机遇。因此，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我们要纠正那种叶公好龙、五大郎开店或任人唯亲的心态。我们不仅要善于培养人才，还应善于发现人才，善于运用人才，要切实改变那种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另一方面是大量人才流失或被埋没的现象。

 

　（三）关于佛教教育一些具体问题的思考

除更新观念、改进体制外，我国佛教教育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亟需解决。需要依靠各方面力量，群策群力，真抓实干，予以解决。

经费不足一直是困扰佛教教育事业发展的一大因素。我们应当拓宽筹资渠道，充分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有条件的地方都应设立佛教教育专项基金，专款专用，集中用于佛教院校的建设。

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于师资。解决师资问题，一是要提高师资的地位和待遇，以体现佛教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二是要加强培训，不断提高师资的水平。我们至今没有一所佛教教育和师范学院，这是不正常的。全国佛教界有必要集中精力办一所研究佛教教育学和供法师进修、培训的这样一所佛学院　，在此前可先办几期教师进修班。

课程设置是关系到办学方针和能否造就有用人才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容易造成学僧想学的学不到，学到的用不上，不仅会挫伤学僧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关系到他们日后能否适应佛教界的实际和社会的发展、住持佛教、弘扬佛法的问题。原则上初中级佛学院应以基础佛学课和文化课为主，适当安排一些知名法师和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高级佛学院或中级佛学院专修班则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所修专业设置课程，如英文、日文、梵文、藏文，藏语系、巴利语系课程，佛教教育学、心理学、编辑学、佛教音乐学、建筑学、文学以及雕塑、绘画艺术等。应适当安排一些选修课，多组织一些专题讲座，以扩大学僧的视野，提高学僧独立研究的能力。要逐步改变那种主要根据师资设置课程的情况。

佛教教材不统一、规范，不仅使初中高三级佛学院教学无法衔接，而且也无法反映或检验一个佛学院的教学水平。目前教内外已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佛学专著，近二十年来各地佛学院也已找到一些适用教材，现在到了汇总、编制和审定的时候了。应审定一批，推荐一批，不足部分则组织力量编撰。应由中国佛教协会会同各佛学院、研究所以及一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来做这一工作，佛教界必须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大事来抓。

居士教育问题一直是佛教教育的薄弱环节。法轮功等邪教或附佛外道的盛行把这　个问题暴露无遗，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解决之道，一是要改变观念，把居士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是要开办佛学院居士班和函授班、佛协工作人员培训班等；三是要以各种形式大力开展弘法活动，如各佛学院定期举办讲经法会、禅修或念佛法会、各种夏令营，办佛教报刊、设佛教网站、网页等。

计算机运用及其网络的建立，对于寺院管理、佛学研究、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佛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信息把各个国家、各种民族、社会各界以及各大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而计算机网络是最便捷有效的工具或载体。佛教院校应率先运用计算机，并建立佛教教育网络，充分开发和利用网上佛教资源，增进佛教院校间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积极开展网上弘法，净化网络空间，甚至可以开办网上佛学班、网上佛学院。 　　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佛教历史悠久，三大语系齐全，寺院众多，各民族佛教徒多达上亿人。中国佛教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为佛教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上佛教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21世纪，汉语系佛教将日益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赵朴老在上海会议上指出：“培养人才，培养继承传统、顺应时代、德才兼备的合格的佛教事业接班人这一历史使命，落到了老一辈大德长老、诸善知识们的肩上。我们如果认识不到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现在起不把主要的精力、财力投入到佛教教育事业这方面来，就有负于佛祖和古德，对不起后人，就会犯无可弥补的历史性错误。”（因此，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佛教界要齐心协力，通过我们这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积极努力，在21世纪，使我国的佛教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飞跃，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多方面的佛教人才，为佛法的弘扬和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陈星桥

 

普照寺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邻文化公园，西接极乐寺塔院，占地7000平方米。寺创建于1985年，是目前市区内最大的一座尼众道场。因取“佛光普照”之意，故名普照寺。

哈尔滨市原有多处尼众寺院，然而岁月沧桑，毁废殆尽。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哈尔滨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了安置寄住于养老院和居士家中的尼僧们，满足她们住庙过宗教生活的愿望，决定拨款40万元，在极乐寺塔院东侧划出一块，新建一座尼众寺院。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尼众师父们爱国爱教的热忱。在政府在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自1986年以来，监院妙观法师率领大众，自筹资金、自行设计，陆续翻修或新建了大雄宝殿、山门殿、钟鼓楼、画廊、藏经阁、僧房、斋堂、库房等。从此，佛教新添一座庄严道场，哈尔滨增加一处风景名胜。

普照寺座西北朝东南，共分三进。山门原是牌坊式建筑，落成于1988年。1995年拆除扩建成山门殿，重楼式屋顶，覆以黄色琉璃瓦，高13米，面积145平方米。“普照寺”匾额为当代著名比丘尼隆莲法师所题。钟鼓二楼左右峙立，八角形，直径约5米，二层，高11米。飞檐翘角，上覆以黄色琉璃瓦，显得小巧玲珑。与钟鼓二楼相连的是左右各长44米、宽5米、高6米的半封闭式画廊，墙上嵌有普陀山、九华山、峨眉山等四大佛山全景的大型油画，每幅各长10米、宽2米。画前砌有1米高的案台，上面依次供奉着108尊观世音菩萨示现的各种形象，墨玉雕就，饰以彩绘。

第二进为大雄宝殿。建于1992年，面积394平方米，高15.5米，重楼式屋顶，飞檐翘角，覆以黄色琉璃瓦，巍峨庄严。“大雄宝殿”金匾高悬，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所题。殿前设有一铸铁宝鼎，高4.4米。大殿正面供奉着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三世佛坐像，各高3.2米；背面供奉着观世音菩萨（高2.5米）和善财、龙女（各高1.5米）立像；左右供奉着十六尊者（各高1.5米）和文殊、普贤菩萨（各高约1.7米）。所有造像均采用优质汉白玉雕成，雕工细腻，饰以彩绘，十分庄严；外面罩以雕花木龛，飞檐翘角，三面镶有玻璃。龛内外设有灯光、花瓶等供品，尤显明净高雅；三世佛前嵌有二龙戏珠欢门，观世音菩萨两侧墙上嵌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故事木雕。

第三进为藏经楼。建于1996年，共有三层，高19.25米，总面积785平方米。二、三层四周设有回廊，飞檐翘角，画梁雕栋，古色古香；重楼式屋顶，覆以黄色琉璃瓦。总高19米，登临其上，哈尔滨市区尽收眼底。第一层为毗卢殿，居中供奉着铜质华严三圣像，其中毗卢遮那佛像高3.5米，文殊、普贤菩萨像各高2米；第二层作三圣殿，供奉着西方三圣像，其中阿弥陀佛像高3.3米，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像各高3.2米；第三层为藏经阁，供奉着释迦牟尼像，高2.2米，迦叶、阿难二尊者像高1.8米。背面供有观音菩萨像，高1.7米。东面墙壁上嵌有“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木雕图案，共33幅；西面为经柜，现藏有《大正新修大藏经》和《频伽藏》等。

从大殿到藏经楼之间砌有花台，供有一对铸铁“千佛塔”，六角形，高11米，各嵌有千尊佛像。两厢各有一栋僧房，相向而建，宽约7米，长32米，建于1985年。1996年在其上各加接一层，飞檐翘角，覆以绿色琉璃瓦。两栋楼总面积896平方米，内部装修整洁、方便而舒适，从而使尼众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藏经楼右侧为地藏殿、功德堂、延寿堂；左侧为斋堂；左侧画廊背后是一栋宽约6米，长44米的库房。库房左侧开有一个边门，汽车等可从此门出入。左侧僧房后是片空地，目前建有一个水房和锅炉房。

目前全寺建筑面积达4150平方米。多为钢筋水泥结构，但看上去如同木结构古建筑一般，吸取了闽南古建筑的风格，而且全部造像几乎都由全国著名的雕刻之乡河北省曲阳县的雕刻厂采用优质汉白玉或墨玉雕凿而成，雕工细腻逼真；寺院虽不大，但布局比较合理，殿堂及佛像庄严。

普照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短短的十年多时间里创建起一座如此规模的寺院，从佛教来说是一种感应，其实更是一种因缘。一是缘于有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好政策，有国家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一是缘于普照寺监院妙观法师德高望重，讲持戒、讲因果、讲修行，凡事以身作则，始终坚持寺院修建与寺院管理一起抓，使该寺形成了良好的道风，赢得了各级领导和四众弟子的称誉和支持。十几年来，普照寺虽然修建工程不断，但全寺上下坚持上殿、过堂、接待信众、举办佛事，各项管理井然有序。正是：

佛寺巍峨，庄严国土，晨钟暮鼓，欢迎八方来客；

道风整肃，净化人心，经声梵呗，祈祷世界和平。

公元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六日　　普照寺常住立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盖闻大道阐化，法流肇自天竺；震旦垂风，慧日耀于东土。由是山头谷地，衍为佛刹名山；窟宇庵堂，争供金容宝像。威灵罕测，谅感应之难思；色相可求，固归依而有属。虽有三武一宗与“文革”浩劫，而晨钟暮鼓依旧。盖五戒十善之教，有助世道人心、仁王之化也！

普照寺者，乃龙江之一大尼众道场也。监院妙观尼师，早年出家，久蓄弘法利生之志；年届七旬，欣逢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之机，而悲夫众尼失寄。故发大誓愿，凝聚四众之人心，感召十方之檀施，复蒙党政有关部门、社会各界之支持，鸠工十余载。普照寺由是平地起楼台，宝殿琼阁，雕梁画栋，圣像庄严，梵音不绝，蔚然一佛门胜地也。值此金龙曼舞世纪之交，隆重举行寺院落成、佛像开光法会，上报四恩，下济三途。一时海众云集，人天同庆，诚所谓盛时盛世盛会也。谨志缘起，并作颂曰： 　　北国冰城，人杰地灵，经二百载，风雨历程。始逢国弱，列强频侵，生灵涂炭，洋教乃兴；华夏志士，愤懑不平，建寺度僧，以作抗衡。东北解放，万象更新，信仰自由，一切为民；后遭文革，国事无宁，寺毁像摧，僧尼归隐。三中全会，推陈出新，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宗教政策，贯彻执行，法不孤起，仗缘而生。妙观尼师，年届七旬，爱国爱教，斩棘披荆；率身垂范，四众倾心，十稔鸠工，道场复兴。殿堂巍巍，宝像装金，藏经万卷，僧寮百楹；五观应供，管理先行，培养人才，寺有传薪。晨钟暮鼓，发人深省，经声佛号，福国佑民；佛添道场，国增胜迹，诸般胜境，怡情赏心。纪元千禧，岁次庚辰，落成开光，人天同庆；四众云集，嘉宾盈庭，法轮常转，佛日昕昕。谨志缘起，用报四恩，愿诸同侪，戮力齐心；　护持道场，弘法利生，庄严国土，共祷和平。

佛历二五四四年九月十九日　普照寺常住立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已有一年多，它作为我国一个大型的民间反邪教团体，为团结、组织各界人士反对邪教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建立中国反邪教网站、组织反邪教百万人签名活动、举办“崇尚文明，反对邪教”大型展览、多次召开反邪教研讨会或座谈会、组团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以揭露法轮功的真相、从多方面参与对法轮功痴迷者的转化和帮教工作等等，成就有目共睹。我作为中国反邪教协会的一位成员，衷心祝愿它总结成绩，克服不足，在未来的反邪教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当代世界，由宗教引发的民族和文化冲突不断，宗教极端势力和邪教泛滥成灾，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虽然说宗教应当尊重、保护，而对于邪教，应当予以取缔、打击，这在各国都是天经地义，似乎不应成为问题。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首先，将宗教与邪教绝然区分开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其次，如何保护和管理宗教，如何防范和处理邪教，更是一个政策性强、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在我国，中央对宗教问题是相当重视的，管理也很严格，总体来说，宗教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问题是一种矛盾往往掩盖着另一种矛盾，如法轮功的恶性发展就与我国的宗教状况密切相关。1996年我曾撰文提出：法轮功是一种新型的具有民间宗教特点的附佛外道，相对于佛教来说，是一种邪教。这主要是相对于正教－－佛教而作的判断，这一判断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至于法轮功是否是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邪教，我个人通过分析，也认为应当判为邪教，但最终还是应由当政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取证，从政治和法律上作出判断。1999年7月，政府是将法轮功作为非法组织来取缔的，过了几个月后才正式确定法轮功为邪教，还特别强调它不是宗教，以避免受到违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和侵犯人权的指责。这样一来，相当多的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法轮功与宗教的关系，加上许多人对宗教缺乏了解，存在大量的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影响了我们与法轮功邪教的斗争。两年多来，国内外法轮功痴迷者屡屡滋事，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法轮功表现出许多宗教具有的群众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所以，认真研究宗教与邪教问题，对于我们懂得如何保护和管理宗教，如何有效地防范和打击邪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宗教学与宗教类型
在当代，社会各界都应该重视、关怀宗教，因为宗教和我们的社会脉动，息息相关。宗教的学术研究，名为宗教学，它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宗教问题，例如：文化人类学的宗教学、社会学的宗教学、心理学的宗教学、哲学的宗教学、文学及艺术的宗教学、文化史的宗教学、政治及经济的宗教学、法学的宗教学、科学的宗教学等。它们各有其自身的背景和立场，故也各有其偏重及偏轻之优点和缺点。
以宗教立场的宗教学，来探讨宗教乃至邪教问题，应该说具有特别的优势，不过要以超越于各宗教教派的立场，也超越于各种学派领域范围的立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宗教、判析宗教，确认宗教本身的特性，才是最中肯的，也是对于社会人心最有益的。
宗教学是一门非常繁复和深奥的学问。宗教的层面，相当宽广，不仅教派名称，多得无法尽知，单以属性而言，即有原始性的、家族性的、民族性的、地域性的、民俗性的、世界性的各种宗教。若以出现时代的早晚而言，则有传统宗教及新兴宗教。若就信仰者的阶层而言，则有庙堂性的士大夫宗教及民俗性的民间宗教。若以宗教的功能而言，则有作为祈愿灵验的、作为伦理实践的、作为哲学思辩的、作为开发灵性的等四种。若能具备这四种功能的全部，则为高级宗教，若具有两三种功能的，则为中级宗教，若仅有第一种功能的，便是原始型态的民间宗教或民俗宗教。
二、各类人士对宗教的态度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人沉迷于宗教现象及信仰效果的追求，因而失去了自主自立自信的能力，也混乱了正常人的生活秩序，甚至招致族群之间的互相对立，家人之间的口角纷争。也有许多人认为宗教信仰，仅是庸夫愚妇的行为，说什么求神、拜佛、许愿，无非是原始人类所残留的风俗习惯及神话传说。纵然有若干奇迹的效应，也不过是出于信仰者本身的心理作用，充其量亦系自然现象的巧合，根本没有什么仙灵、神明与佛菩萨等的存在。
其实，这两者都不是当代文化人应有的态度。因为人类的高度文化及其智慧的产生，多是渊源于宗教，人类之有心灵生活与精神领域的开发，也多是来自宗教信仰的实践。而在科技昌明的今天，人们也需要更多的理性来审视、疏导自己的信仰。宗教信仰，之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造成沉迷泛滥及否定排斥的两种极端，乃是由于知识分子们对于宗教所持态度不明确，所做的正面关怀太少，对于宗教的常识不足，也无法给宗教信仰多做一些疏导性的工作，便使得我们的社会大众，若不是一窝蜂地盲从，便是一面倒地批判。加上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利益集团的经济炒作，新闻媒体的不当报导，以致让大家一方面错认为宗教信仰非常发达，另一方面又误以为宗教信仰给社会带来了更多不安的因素。这也正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加以深思的一个课题。
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宗教的态度曾有三种现象：
1、以为宗教即是鬼神信仰，便如孔子的思想“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或视宗教为神道设教。乃是存而不论或作为工具加以利用的态度，不是关怀的态度。
2、以宗教为愚夫愚妇的迷信，对社会无益，于文教无用，甚至有害，此以范缜的神灭论等具有唯物论者倾向的态度。
3、以传承儒家道统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例如宋明理学家是阅读佛书而排斥佛教，吸取佛学而否定佛法。直到民国初年，仍有读书人的大门口张贴着“僧道无缘”的告示。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宗教的态度，也大致可分作三类：
1、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学者，包括文、史、哲学，乃至宗教学术的研究者，对于宗教，多少会予以关怀，但也仅止于研究，从社会学家及文化思想史的角度，多少会给予宗教若干程度的正面肯定，却未必接受宗教。
2、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包括理工、数学、生化、管理、政治、法律、经济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如果是在西方科技环境中成长者，多少也对宗教抱持信仰的关怀，因为西方的顶尖科学家们，多半虽不一定相信教会型式的宗教，却也相信神的爱，是存在的。而在中国国内成长的知识分子，则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潜在影响，多半仍认为宗教不是知识分子所需要的，乃是一般民众赖以安慰的迷信。
3、马克思主义者和无神论信仰者，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精神鸦片，近乎于迷信，是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它属于个人的私事，不应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和教育。
从以上各类人士对宗教的态度可以看出，为什么宗教在我国历史上始终处于世俗政治的统治之下，而在当代，宗教更是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的原因。但为什么宗教又能历数千年而不衰呢？我想主要还是根源于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压迫下的一种心理需要，人性的弱点和伟大于其间展露无遗。宗教为高级生命－－人类所特有，各种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的追随信从者遍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各取所需，他们的合力促成了宗教的延续与发展。虽然宗教多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但力量不可小视。一般来说宗教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若缺乏必要的研究，给予关怀和正确的引导，反而会成为社会的一大不安定因素。
三、宗教的功能与存在价值
（一）宗教具有人类文化的原始性及开创性
1、人类的祖先们，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奇缺，凭藉原始型态的宗教信仰、传说、巫术等，解答了许多困惑不安的问题，让他们尚能有希望、有安慰和安全感。
2、由于宗教师就是部落中的领导人，例如神权时代的社会制度、规章律法，都是出于天启神示，其实也正是那些宗教师在祈祷冥想中所激发出来的智慧，变成文字言语，就成了原始宗教的圣典。人类的文明，例如文字、礼仪、服饰、音乐、雕刻、绘画，多半也是藉着宗教的活动而产生出来的。
3、人类的思想是从人际关系的互动以及与自然关系的适应中开创出来，原始宗教只提供信仰，不负责解释。后来由于民智开放，便为信仰的基础，提供了思想的、逻辑的合理性，那就是哲学的诞生，由哲学提供了理念的依据，便又开创了科学的领域，故有人说：哲学是科学之母，宗教是哲学之母。
（二）宗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和良心的保证
在现代，发展科技与现代化是个两面刃，它在给人类带来极大的便利与富足的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副作用，如环境污染、社会失衡、道德失范等，这时就特别需要宗教随时予以纠偏除弊，维系世道人心。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其宗教也往往很兴盛，这可能是人类及社会的一种自然选择和需要，说明宗教至今依然是人类一大宝贵的财富。
对于宗教，我们应从其实在整体上来把握。宗教通常由三大要素构成：一是宗教思想信仰体系，普列汉诺夫给宗教所下的定义中讲的宗教观念、情绪和活动可归为这一大要素中的诸因素；二是宗教文化，它几乎涉及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门类；三是宗教实体，即由同一信仰的人们结成的具有一定物质形态的社会实体。我认为，如果疏导和管理适当，宗教包含的这三大方面，都可以为人类的精神文明乃至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就我所研究的佛教来说，佛教的思想信仰形态，是佛教的核心，是广大佛教徒精神所寄，佛教的教理、教义、教规中包含有许多积极因素，特别是其中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对于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稳定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亿万佛教徒爱国爱教，奉公守法，诚实劳动，积极工作，讲文明，讲道德，守纪律，行善事，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把其佛教信念作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如今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要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佛教理念及其道德规范在国家各项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至于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是一笔用之不竭的财富。常言道：“世上好语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祖国的许多山川由于僧人的营建与绿化妆点，蔚然成为名山胜地，其环境宁静整洁幽雅，集建筑、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于一体，成为人们竞相朝拜、观瞻的旅游胜地，客观上促进了物质文明建设。在人类的现代化建设中，它依然可作为一种无尽的源泉，丰富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作为宗教实体来说，遍布于社会各界、占人类三分之二的亿万宗教信徒奉公守法，诚实劳动，更是人类两个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理应给予充分的尊重，积极引导。
其次，如果仅从世俗的层面来分析，有时很难让人认识宗教的特殊价值。其实宗教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在于，它是人类良心的保证。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拥有的知识、技能及生活的富有、便利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伴随而来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核战争威胁、贫富差距加大、人们精神空虚、社会道德失范、犯罪增多的现象也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往往使人们的贪欲、傲慢、我执极度膨胀，从而凸显出人类认识与规范自我的能力严重不足。尽管许多政党和社会精英提出了这个主义、那种目标，但由于其主张和目标的有限性、无常性与人类自我和私欲的无限膨胀的矛盾，总是一而再三地让人失望。在我国，由于“文革”浩劫带来的信仰危机，以及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带来的精神空虚、道德失范，使许多人亟于从宗教中寻找寄托，或从形形色色的气功门派中修心养性以安顿身心，这种现象多少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心中蕴藏着强烈的宗教需求。象荒诞不经的“法轮功”邪教居然能在短短的七年间吸引数百万人，正是利用了人们在宗教上的无知和信仰上的饥渴。
宗教的最高信仰及目标一般具有神圣性、超越性、普遍性，虽然遥不可及，难于验证，反倒使其历千年而不衰，能为不同时空的各民族、各阶层的人们所仰信，作为精神寄托。从佛教来说，更不局限于此，如佛教的缘起理论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佛教的业感理论教导人对自己的思想与言行负起责任；佛、菩萨的高尚人格及觉证的彼岸世界足以引发人们的无限崇敬，而毕生去追求。佛教对世法的洞察与批判可以使人幡然醒悟而自觉自律。我个人认为，佛教是一种崇尚智慧、具有慈悲与包容精神，重实践、非暴力的宗教，是最适合当今时代和全人类的宗教。
四、由宗教衍生的社会问题
宗教造成的种种问题是由于人对“神”的过分依赖及运用。原始型态的宗教信仰是自然神及祖神的崇拜，由自然神的崇拜，形成多神信仰，祖神的崇拜，形成唯一神信仰。多神信仰，转化为民间信仰，即是自然物的精灵、人物的英灵，形成巫术、启灵、神签、牵亡、禁忌等。依赖过度之后，便成为淫祀的铺张浪费，也易成为只有求神酬神，不作人智的开发，有了病疫，不从医疗卫生着手，光去求神媚神，所以“信巫不信医”。发生了天灾人祸，不去尽人事求改善，光去向神灵祈求许愿。为了经营事业乃至出门行方，不去考查研究、详细计划、预作评估，光去向神求指示、乞求好运。乃至为了搬家、开业、婚嫁、子嗣，都不考虑主客观的条件因素，光凭祈祷神佑祖荫，求梦示、求灵签、求灵异。从而给人们一种消极、迷信的印象。
而一神信仰，的确要比多神信仰单纯得多，许多民间信仰的迷信行为，均会受到一神信仰的过滤而消失，或者变成隐伏性的宗教行为。但是一神信仰，源出于部落民族的祖神崇拜，祖神有其民族及种族的局限性，各族群间均有自己的原始祖神为保护神，结果就可能在自族与他族发生冲突时，各自的祖神都站在保护自族的立场，因此而产生以自族的祖神对抗外邦人的魔神，引伸成为民族主义的排他性的战争。除非这种一神信仰的神，被认定为既爱护自族也爱护敌人的博爱之神，既爱护善良者也爱护犯罪者的宽容之神。否则，一神信仰构成的危险性，是主导对外战争的原动力，也具有征服异端的使命感所形成的侵略性。世界史上，从古到今，许多族群之间的大小战争，岂不就是奉了神谕神旨，或在为神、为爱、为公义而战的口号下所发动的圣战吗？这些对于人类社会都不是健康的现象，且极易为巫婆神棍和社会极端势力所利用，有的可发展为反主流文化、反政府、反人性的邪教。现代人的知识分子，对此应当予以关注和疏导，各个宗教的领袖们尤应深刻反思，以道德的勇气来呼吁纠正，而当政者则须依法加以监督、管理，对邪教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五、宗教信仰及行为的特点
（一）宗教信仰及宗教行为，基本上是属于感性的
1、人性之中，虽有理性的要求，却无可避免各人的内心世界最偏向于感性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有百分之百的自知之明，也没有一个人能有百分之百的自主能力。命运顺利时，好像白日我能够主控一切而踌躇满志；命运逆转时，就有心不由己、身不由己的无奈感了。人在一生之中都能全程顺利的，实在太少。载浮载沉而能于伤痕累累中，尚保持坚强意志而百折不挠的人当然有，但是不多。所以不须仰赖宗教信仰的慰抚者，绝不是人口之中的大多数。因此宗教信仰不一定跟所受的教育程度成正比，许多硬汉的知识分子，突然成了某宗教的信徒，不足为奇，没有必要问他们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当时他需要宗教，正好某一个宗教人士和他们接触而让他获得了安定感、安全感、安慰感。那个宗教也不一定要有多杰出，只是好像在他口渴时适当地给他提供了一杯普通的饮料。所以也请不要以为知识分子信了某一宗教，甚至是某一个新宗教而觉得奇怪。
2、宗教信仰基本上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
原则上，宗教都是主观的、感性的产物，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哲学在基本上也属于主观，但哲学家们都认为，是由于客观世界，引发出他们的理念世界。他们的理念世界，才是最具真实、客观的存在。其实只是主观性的客观化，其本身依旧是主观的。
宗教所信仰的对象，不论是人、是物、是抽象的神，或是神秘经验的身心反应，虽然有其大同小异的共通性，但也必定由于人类各自的身心环境及其文化背景的共通性而形成的。事实上都不能脱出主观性的条件因素，这应该是知识分子们当知的宗教现象之本质。
若以宗教立场的宗教学者，来看宗教现象及其宗教所信仰的对象，虽然也以主观的因素为基础，却也不能完全否定客观宗教因素的事实，例如东西方各宗教都传有神异事件、神迹灵验的文献记载，佛教所称六种神通，绝对不能说它仅是个人的内心现象，真的曾被许多人亲眼目睹，共同经验。此在各大宗教的圣书圣典中都有记载，在宗教史传中有许多资料，乃至像《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大套书中，也列有“神异”类的许多著作，所以绝对不可把客观的宗教现象，一概斥为无稽之谈。不论是谁，只要遇上了一两次灵异的经验，纵然口头依旧坚持不信，也不得不在内心里偷偷地相信了。尤其是在自己的亲人之间，发生了心灵的互动，或者跟已经过世的亲友之间，发生了使你不得不信的灵应事迹时，你就不会不信人类除了肉体之外，的确尚有精神体的所谓灵体现象的存在。对于这个问题，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应当信其是有，但却不应信其可靠，凡遇事，仍应尽其人力，勿光靠天赐神佑。完全否定神异近乎于武断，而执迷于神异是愚痴。
3、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有其相关性，但非必然性
基本上说，宗教信仰都不会违背善良风俗及伦理道德，其实应该是鼓励伦理道德的，否则这种宗教便不能被任何一个社会所接受，所以在中国有儒家的伦理观念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和善良的民风，在西方是以基督教的十诫及神爱世人的原则为伦理基础，伊斯兰教亦有其道德标准，是以《可兰经》为指导原则。佛教则以五戒十善为人间的伦理依据。但是，宗教若缺少包容性，而光强调灵验的保护性，便会把道德的尺寸缩小到只有与同一教派信徒之间的关系，凡是非同一性质、同一教派的其他人，都会被置于道德的保护之外。更严重的是，若此宗教为了保护自己、扩张自己，而受到阻力之时，便会以极端的手段来征服异端，而造成攻击性及破坏性的行为，他们甚至可以为了拯救人类而屠杀人类，为了拯救世界而毁灭世界。
另有一类宗教现象，也可以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人们为了达成自私自利的某项目的，便去求神、媚神、贿神，并不考虑他们的目的跟道德有何关联，甚至即使明知是不道德的，是违背因果的，他们也照常去拜去求。因此，现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关注类似的宗教品质及宗教现象，使得一切的宗教行为，均宜在人间道德的尺度和国家的法律范围内活动，否则就不足以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宗教。其实，与道德行为不相关联的宗教信仰，也不一定就是民间信仰的特色，即使传统性的各大宗教之中，如果没有教规的约束及国家法律的监督，败德的教会、劣行的教士及信徒，也是会出现的。相对地说，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士，未必就是不道德的，如果有其哲学理念及人格修养，一定也会有其道德标准。
（二）健康的宗教信仰必须具备理性的条件
1、宗教行为及宗教现象的产生，虽然是基于感性及主观的因素，一旦某一个特殊的新宗教师所创建的宗教信仰，有了固定的众多信徒之时，就必须着手教规的制定，同时为了满足信徒们对于宗教行为及其现象和效果的求知欲，便得建立理论的架构。这就是宗教的行为、规约、理论。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这个宗教便注定了不会维持多久的。
2、宗教的本身，并不会由于传统的或新兴的差别，而应受到人间的差别待遇。现代世界的各大宗教，开创时也都是新兴宗教，但在全人类的历史洪流之中，不知曾有多少万个新宗教产生了，不久便又消失了。其间虽然也有由于受到既有的老宗教，利用政治势力的迫害，而使得新宗教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可是现有的各大宗教，在历史上，都曾遭遇过再三再四的迫害，仍能屡仆屡起，其中必有原因。而许多另外的新宗教，一受到考验就在人间的舞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原因在于新的宗教无法在理论依据方面，开出更美的智慧之花，甚至仅仅在宗教行为上有其新兴的功能，在宗教理论方面，只能摭拾传统宗教的若干部分，七拼八凑，作为他们的理论架构，结果在不久之后，他们的宗教功能，很快地被传统宗教所吸收运用发挥，他们的宗教理论又经不起独立思考的批判，故在创教者过世之后便难以为继，纵然继续流传，其空间也一定有限。当然，若站在人类文化史的立场以及宗教学者的立场来看，能有比传统各大宗教更适合于当代社会而为世人喜爱的宗教出现，应该是人类的一大福祉。
3、宗教的信仰是属于各人的内心生活及其自我的主观经验，未必一定要在理论的逻辑思考上给予什么注解。但当某一宗教信仰已成为许多人共同接受的事实时，理性化的要求便会自然发生，否则只能是一般的民间宗教，而不会成为一个有伦理架构的高级宗教。新兴宗教及民间宗教，每每依附儒、释、道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伦理观念，尚能流传若干年代，只是没有深度，芜杂荒谬者居多。若是仅有宗教行为及宗教现象，既无理论架构又没有伦理原则的话，便会失去道德的准绳，所以就有许多不良分子利用这些宗教而行骗作恶，被称为神棍。今日的知识分子亦宜关心、明辨传统宗教、新兴宗教、民间信仰乃至邪教，好让各类信仰者在感性方面求得安慰之时，能有理性的观点给予调和、疏导，庶几不致造成信仰“宗教”的人士，反而被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伤害了。
六、邪教信仰及行为的特征
邪教问题古已有之，而在上个世纪末，已然成为全世界的一大公害。　邪教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着传统宗教的旗号，或剽窃其中的某些名词术语加以曲解利用。从我国已知的“呼喊派”、“新约教会”、“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统一教”、“天父的儿女”、“三班仆人派”、“门徒会”、“灵灵教”、“全范围教会”、“被立王”、“主神教”、“观音法门”、“灵仙真佛宗”、“法轮功”等邪教来看，“观音法门”、“灵仙真佛宗”、“法轮功”和一些形形色色的气功门派属于佛教和道教的背景；其它的基本属于基督教背景。
在历史上，邪教相对于正教而言，是与正统的、传统的宗教，或与统治阶级、主流社会认同的意识形态相抵触的一套神学说教，并由此形成为一股反政府、反社会的势力；在现代，邪教相对于被政府承认的传统宗教和准宗教社团而言，是指那些不被政府承认的具有反主流文化、反社会、反人性倾向，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造成一定危害或威胁的具有破坏性的“膜拜团体”（cult）。因此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对邪教无不采取高压手段令其改“邪”归正，或予以取缔并严厉镇压。
邪教虽然在构成上与宗教没有多大的差别，如有教主，有教团组织，有教理教义，有形形色色的修行方式，有一些基本的信众等，而且常常打着宗教的旗号或歪曲利用传统宗教的某些概念，以招徕信众或寻求法律保护。但它们绝非当代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宗教，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准宗教或伪宗教。一般的人很难将正当的、健康的、合法的宗教与非法的邪教区分开来。何况在历史上，正当的宗教有时也被视为“异端”或“邪教”，也可能滑向“邪”教；而“邪”教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合法的宗教。尤其在近代，新兴宗教和宗教团体不断涌现，或邪或正，亦邪亦正，邪教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如何给邪教下一个统一的确切的定义并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通过对一些邪教的观察，我发现，邪教信仰及其行为与上述健康、正当的宗教信仰及行为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除此之外还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1、歪曲利用传统宗教的某些概念或民间神话编造邪说　，宣扬神秘主义，内容芜杂甚至荒诞不经，主观、感性的色彩更浓。
2、编造比较具体的末日、劫难或灾祸之说，蛊惑人心。
3、渲染宗教性的神秘经验，以能快速成就神通异能、成仙成道相许诺，造成信众强烈的功利之心和精神依赖，不惜疏远乃至脱离家庭和必要的社会联系。
4、教主通常道德和文化素养不高，喜欢搞个人崇拜，常以神佛或先知自居，加上人为的炒作、造势，在内部形成为一种崇拜和神权中心。教主由此政治野心和私欲膨胀，上则干预政事，下则骗钱渔色。
5、通常背离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又不甘心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故而秘密结社，行为诡秘，易走极端，反对政府，危害社会。
虽然一些正当、健康、合法的宗教也多多少少含有上述的某些特征，但整体来看，它们的性质为良性；有系统的教理教义，文化内涵丰富，能与主流文化和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兼容，并不过分强调神通异能或神秘体验；教主多已不在世，个人崇拜成分少，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精神控制问题；虽然也有末法和劫难之说，但并没有太具体的时间，或刻意渲染；其组织是合法的公开的；其传教目的是化导人心，提升道德，一般来说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利大于弊。　而邪教的上述几大要素，其核心是“骗”，其特征是“邪”，其手段是以“超自然能力”招徕信众，以批判社会、拯救人类为口号吸引信众，以建立封闭的组织来控制信众，其目的是妄想的最大实现和私欲的最大满足，其结果是造成对信众钱财两空，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极大的破坏。因此邪教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十分隐秘）、扩张性、排他性、功利性和社会危害性。我们从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和已揭露的法轮功邪教的犯罪事实来看，法轮功完全符合邪教的上述五大特征。
七、对邪教的防范与治理
我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依存的、庞大的生态体系，邪教只是社会的一种病症或毒瘤，要治疗或切除它，必须了解它产生的真正原因，才能有的放矢。有的人认为邪教导源于有神论、宗教和气功，于是主张彻底批判有神论，严格限制宗教和气功。这种观点是可商榷的，而且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造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弊端，正象用农药消灭害虫，同时也把许多益虫益鸟消灭了，破坏了生态环境一样。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谈比较敏感的宗教问题？目的即在于促成人们对宗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能更有好地识别、防范与治理邪教，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附作用。
以法轮功邪教的发展来说，它部分导源于多年来我国传统文化受到过分的破坏，健康、正当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受到过多的破坏，正确的宗教知识和资讯传播不力。例如在法轮功信徒中，学自然科学的比学社会科学的人多，需要宗教关怀却缺乏基本的宗教认知的离退休老干部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多；法轮功明明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特征，不少人却有意无意地加以忽视，不能及时地加以监管；在揭批过程中，也不知如何利用邪教的天敌－－正当、健康的宗教来进行批判和对法轮功痴迷者进行转化；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轮功时，也极少有人注意到法轮功痴迷者所反映出来的强烈、扭曲的宗教心理或情感；在研究依法治理邪教时，也极少人能从宗教立法的角度来进行阐述，以保护合法，打击非法；在民间的宗教信仰者中，包括一些似乎反对法轮功的人中，我发现持有类似法轮功歪理邪说观点的大有人在。这一切说明，我国社会对宗教还存在相当多的无知、误解和不信任，对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正当、健康的宗教的关心、宣传严重滞后，引导乏力，上层的宗教人士和宗教学者与民俗宗教群众存在相当大的认知鸿沟。所以，如何做到既充分发挥宗教的正面作用，又能有效地抑制民间宗教尤其是邪教的发展，是摆在政府部门和宗教界的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我国正全面地融入世界。我们对邪教的认识也需要具有世界眼光，能从宗教的、人性的、法制和科学的多种视角加以审视。限于研究水平和篇幅，我在此不能更多地展开来谈。最后我仅提供三条意见和建议结束本文：
1、扶植和利用邪教的天敌－－正当、健康的宗教，应是揭批、转化、防范邪教的优先选择之一；
2、尽早制定宗教法及相关法规，依法保护宗教、打击邪教，符合依法治国的国策和世界发展趋势。
3、搞好全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依德治国，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尤其是提高宗教信众的宗教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是防范和治理邪教的根本途径。

 

编辑：李路野

 

 

陈星桥

　　“外道”为梵文底体加（Tirthaka）意译，原指佛教以外的宗教、学派，本无贬义。后来才有了“心游道外”的诠释，便带有了非正道乃至邪道的意味。佛典中分外道“为佛法外外道”、“附佛法外道”，“学佛法成外道”三类（见《摩诃止观》卷九等），其中“附佛法外道”，指佛教内部见地与释尊正法不符的人和派别，如犊子部、方广道人等。此类多是佛教弟子不善修学而致见地不正，虽人属佛教，身披袈裟，实际上心离佛法，与佛教外的诸外道堕于同类，因而被斥为外道。这里所说的“附佛外道”，主要指佛教内外依附、攀附佛教，利用佛教招牌贩卖非佛法、邪法货色的种种宗教、准宗教、邪教。
在提倡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代，新兴宗教不断涌现，外道和附佛外道多如牛毛。就附佛外道来说，虽然有一部分属于良性，具有顺应时代、安抚人心、利益社会的作用，但多数是弊大于利，它们在教内与传统佛教争夺信众，误导信仰，坏人慧命，在教外招摇撞骗，聚敛钱财，极易发展为邪教，祸乱社会，同时也严重地败坏佛教的声誉。因此，无论从续佛慧命还是从报四重恩来说，佛教界高僧大德都有责任和义务对附佛外道予以深入剖析，对其中的邪教尤其要坚决予以揭露批判。
不过，附佛外道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即以佛教界自身来说，究竟谁为“心游道外”的外道，古来也是聚讼争端，莫衷一是。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我们还是可以作出一些基本的界定的。为了有利于佛教界的自身建设和当前国家反邪教斗争的需要，笔者不揣谫陋，试就附佛外道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附佛外道的历史回顾
附佛外道由来已久，早在释迦牟尼佛创教时期即已存在。如以神通获取名利、分裂僧团、欲图佛陀教主之位、多次谋害佛的提婆达多，堪称一切附佛外道的始祖。佛教传入中土蔚成大势后，渐有附佛外道出现。起初多是不法僧徒、妖妄刁民，借佛教威望、假佛僧旗号，造反作乱。如东晋建武元年（317）北平（今河北满城一带）人吴祚立沙门为天子，聚千人造反；后赵建武三年（337）安定（今甘肃泾川）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聚众称帝。北朝乱世，不法沙门造反者，如张翘、司马百年、昙标、法秀、司马惠、刘惠汪、刘光秀、刘僧绍等，不胜枚举。其最著者为北魏宣武帝时冀北沙门法庆，他自命“新佛”，创“大乘教”，力倡杀人，谓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法庆自称“新佛”，当是利用佛经中“弥勒下生成佛”说在社会上的广大影响，迎合民众不满现实，渴望像弥勒那样的救世主降临的社会心理，自称弥勒以煽惑民众，起事造反。此后，假弥勒降世为旗号起事者此灭彼兴，如北魏五城郡胡人冯宜却、贺悦回城，隋代唐县人宋子贤、扶风沙门向海明，唐贝州王怀古、怀州沙门高昙晟、四川万年县女子刘凝静、延州白铁余等，皆假称弥勒造反。
宋代以降，附佛外道更为活跃。如宋金元之白莲教、毗卢教、糠禅、香会，明清之罗祖教、闻香教、斋教、黄天教、大乘教、圆顿教、青帮，近代人之同善社、先天教、灯花教、归根道，一贯道等，其名目流派愈演愈繁，势力愈来愈大。在有些地区其教势远远超过正统佛教，如明万历十四年（1586），憨山大师到山东崂山一带时，发现当地人已不知有佛教，多信奉罗祖教。由于历代朝廷严禁，附佛外道与其它类似道门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至民国肇兴，政府失驭，乃得公开活动，泛滥成灾。
解放初，人民政府对会道门严加取缔，附佛外道一时消声匿迹。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借助于宗教的复兴和风行全国的气功热潮，附佛外道又乘势而起，如大多数气功门派都争相与佛教拉上关系，有的甚至以正宗佛法或最高佛法自居，其中以法轮功最为典型。此外还有从境外传入的，如卢胜彦的灵仙真佛宗，清海的观音法门等。

二、附佛外道产生的原因及其特征
产生附佛外道的因素很多。从认识根源来说，佛法义理深邃，法门广大，名相繁多且艰涩，穷其一生也不易认识和掌握，真能大彻大悟、亲证佛法真谛的更若凤毛鳞角。认识易出偏差，而且不能根据时代和众生的根机准确而灵活地运用佛法；或因修行不如法，走火入魔；或我慢山高，不满于文化压制，欲标新立异；而大多数民众有渴望佛菩萨救度解脱苦难、改变人间黑暗的需求，其信仰往往虔诚热切，但对佛法不求甚解，不能明辨佛法真伪。这些都是滋生附佛外道的认识根源。从社会根源来说，佛教是国家和民众认同的一大宗教，体系庞大，在社会和民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在佛教界，佛教讲慈悲，讲自修自悟，自业自受，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真能与形形色色的附佛外道论争、抵制、批判者不多。而许多附佛外道或邪教正是抓住了佛教的这些特点，大肆利用，乐得鱼目混珠，乘势发展。
附佛外道有两大来源，一是产生于佛教内部，多表现为学理上和行为上的异端，影响大的可造成佛教的混乱、分裂和严重异化；二是产生于佛教外部，如形形色色的气功门派、民间宗教等，或附庸风雅，以求得生存空间；或恶意歪曲利用，以至喧宾夺主。这两类附佛外道虽然都受到正宗佛教的排斥，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地域环境下，都可能形成一定的规模，或秘密结社，或公开发展。随着社会的民主化，政治力量对附佛外道的压力越来越小，附佛外道公开自由地发展，将有可能升格为合法的新宗教，与佛教新派相混。在日本和南韩，新兴宗教层出不穷，数以百计，其中便不乏实际背离佛陀正法的附佛外道。这已成为现代宗教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佛教界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中国形形色色的附佛外道，多表现出以下共同特征：
1、具有相当的功利动机。其教首或求名，或求利，或求神通，或为实现自己宗教或政治的抱负而歪曲、利用佛教。他们往往离经叛道，有反当局的政治目的，一有机会即造反作乱。
2、喜欢搞个人崇拜。附佛外道皆表面崇佛，打着佛教或佛教新派的旗号，其实并不真正皈依佛法僧三宝，尤其是不皈依以僧伽为核心的佛教教团，不皈依代表佛陀正法的佛教多宗祖师大德的正见，而且多反对、否认、排斥正统佛教和住持僧伽。其教首率多自称为未来佛弥勒菩萨降生，或称是观音菩萨的传人，或称自己苦修得道，已证得很高的果位，或已得到佛的冥中印记，甚至自奉为真佛，是最大的佛。虽然也有奉、诵《金刚经》等佛经、念阿弥陀佛者，但实际上主要尊奉其教祖编造的《五部六册》等伪经，其说多杂糅三教言句，鄙俚粗浅。
3、喜欢强调神通感应，强化末劫意识。其教首或诈现神迹吸引人，或以扶乩、灵签迷惑人，或诡说恶报、灾祥恐哧人。等等。
4、附佛外道的教首祖师，绝大多数为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很低的在家俗人，在正统佛教中没有地位，或出生于民间宗教家庭或聚居地。多有家室之累，往往传位于其子女。即使是僧尼，也多属不守佛戒、不通佛法的伪僧、庸僧，多带头破戒，但有一定的宗教和社会活动能力。

三、如何识别附佛外道？
首先应当了解什么是佛教正法，什么是附佛外道，附佛外道有哪些基本特征，然后对自称为佛法或源自于佛教的某一教门、某一功法及其倡导者，从如下几方面来加以甄别。
1、从教义上加以甄別。看它讲的是否符合佛教的基本教义，如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等，尤其是符不符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
2、从行为上加以甄别。看他是否尊重三宝？是否守持佛教的基本教规，以及对佛教戒律的态度；看他的道德修养如何？创教的目的和落脚点在哪里？对世俗的名闻利养的态度如何，平时是否讲究享受。等等。
3、依据佛经加以甄别。《佛藏经》载佛言：“当来之世，恶魔变易，作沙门形，入于僧中，种种邪说，令多众生入于邪见”。《楞严经》预言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许多佛经都有辨析和破斥邪伪的教诫与方法。如《楞严经》开示，修禅那者达静寂之境，色、受、想、行四阴已尽而识阴未尽、未见真道之际，各有十种阴魔境界，或心理变态，烦恼膨胀，狂慢自大，自认开悟得道，教主欲、控他欲、名利欲难以按捺；或被各种鬼魔所附，能现身化紫金光聚、手执火光、履水行空、穿墙透壁、存没自在，及令人得神通、使人归服座下等神异；或发种种邪见邪解。当事人不知被魔所附，自认成佛，乃聚徒说法，潜行贪欲。被外魔所附的关键，还有自心贪着名利、神通等的阴魔，所谓“主人若迷，客得其便”，自心有魔，外魔才有空子可钻。《楞严经》描述末法时期的魔事时说：
“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炽盛世间，潜匿奸欺，称善知识，各自谓己，得上人法，玄惑无识，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耗散。”
“自言是佛，身著白衣，受比丘礼，诽谤禅律。”
“诽毁戒律，轻贱出家。”
“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世自然，不因修得。”
“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汝相随归某世界。”
“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后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我灭度后，教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及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4、从社会效果上加以甄别。看它所说和提倡的修行方法是否如法，是否有益于信众的身心健康、人格升华，是否有益于家庭和睦、社会安定。

四、如何防范和抵制附佛外道
法轮功是一个典型的附佛外道。它发展迅速，迷惑了那么多的人，对我国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来说，教训十分深刻，引起全社会对附佛外道和邪教的广泛关注。从佛教界来说，尤其应反求诸己。正法不立邪法兴。附佛外道是佛教衰颓的伴生物，也是反射佛教弊病的镜子，佛教应从这面镜子中发现自身的病症缺陷，从而针治弊端，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大力弘扬佛法，振作图强。这是佛教界防范、抵制附佛外道和邪教的根本途径。我以为，佛教界当前亟需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1、应在保持佛教精神特色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提出符合众生根机的理念和修行方法，解答信众在生活中遇到的信仰问题和当今人类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应进一步完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以人为本，实现对佛陀创教本怀的回归。在适应社会的同时，应注意保持和维护佛教的出世性、神圣性品格。
2、应呼吁国家对佛教给予切实的法律保障和必要的政策扶持、引导。政府主管部门应对佛教依法实施监督和管理，但不宜对佛教的内部事务包办代替，或单纯为了政治、经济目的加以利用。因为这往往会使佛教严重异化，滋生宗教腐败，损害佛教应有的宗教功能和对广大信众的吸引力。
3、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弘法活动，扩充佛教的信仰空间，不给附佛外道的歪理邪说留市场。僧人的定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应加强自律，以堪作信众修行的榜样；应不断提高宗教学识和文化修养，以堪作信众精神的导师；应在契机施教上大下功夫，说法应尽量通俗易懂，尽量契入民众生活，使广大民众容易接受，能从佛法中首先得到祛病健身、安和吉祥的实效。应尽量提高佛教徒的素质，提高信仰层次和佛学水平，积极弘扬充满智慧的佛教哲理，充分发挥富有伦理道德指导意义的佛教教义，发扬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以真实体现佛教的不朽价值。
4、应改进和加强寺院的建设与管理。寺院在我国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首先是宗教活动场所，应让四众弟子广泛参与各种修行活动；其次是弘扬佛法的场所，应经常地组织学经讲经活动；第三是清净、俭朴、自然，禅意浓厚，文化品味高雅的场所，应特别懂得如何营造和维护。然而许多寺院往往有些本末倒置。如经忏佛事过多，鬼气、阴气过重；殿堂建筑及诸造像求大求多求奇，忙于旅游观光应酬接待，商气、浮华之气过重；管理理念与体制不够完善，缺乏民主作风与六和精神，佛教重戒、重德、重学、重修的传统得不到体现，官气、俗气过重。这就使有道之人只好遁入“深山”，广大有识之士难免疏远寺院、藐视僧人，广大信众也难于从寺院中学到佛法，往往停留于盲目、偏执、迷信等不如法的低层次的信仰状态。
5、应加强佛教团体的组织建设，加强四众弟子间的团结，增强教团意识，切实维护佛教的合法权益。三大语系佛教间有不小的差异，各种宗派与修法亦多有不同，对此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对佛教内部的附佛外道，应予驱摈揭露；对误信附佛外道的人，应以友善的态度予以劝导，帮助他们弃暗投明；对教外的　附佛外道，佛教界应向民众和政府有关部门揭露其假佛教旗号贩卖邪法的行径，批驳其邪说，揭示其祸害，以佛教团体的名义对其毁谤、伪托佛教的做法和助长附佛外道宣扬邪法的有关部门提出严正抗议，乃至通过法律程序维护佛教权益。

 

编辑：李路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