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寮国、泰国的道场与寺院禅修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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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入灭前就曾训诫弟子要「以法为师」,不是追隨任何师父或传承。他不置任何人于僧团之上,法就是大家的导师。因此,我们不盲目相信佛法,我们只是相信解脱的可能,且明智地看到我们生命的烦恼,並有信心要开始修行,而且在修行时亲证法的真理。

前言我们现在可以从缅甸、泰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看到许多佛教的风貌。首先是它的宗教形式为大多数人所喜爱,如作功德、供养出家人、参加法会以祈求来生更好;或是以传统的修行方式,如致力于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经典的学术研究,也有传统的社会服务,像出家人在村庄从事教化和日常生活的协助工作。把这些总和起来,佛教在东南亚所发挥的功能,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组织的宗教有许多相同点。

此外,另一项传统是,为了灵性的提升,出家人和在家人秉持佛陀所描述的清净之道而修行。虽然在寮国和柬埔寨有一些禅修中心和道场,不过当前的政治环境並不容许西方人士前往参学,而这些地方未来可能不再延续下去。在泰国几千个道场当中,有好几百处是专门从事禅修的,其中很多大的禅修中心是由著名的大师及其弟子们所主持。我们看到禅修在整个社会和宗教里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对于佛教基本教法的保存却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缅甸的佛教气氛可能较泰国浓厚。缅甸人更关心他们的宗教,並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寺庙里。在此,经由禅修以提升自我的传统,也仅限于少数的出家人和民众,其余的佛教徒致力于仪式、学术研究和社会奉献。缅甸超过一万座寺庙当中,也只有少部分是禅修道场,它们有好几种形态,有些专属在家人,有些只限出家人,有些则两者皆有。禅修中心与寺院之差別

禅修中心和寺院有某些重要的差別。禅修中心主要为从事密集禅修的出家人或在家人而设计的。在缅甸,人们利用年度的假期去禅修中心,是稀松平常的事,他们找个禅修中心待下来,从事十天到数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做密集的禅修。他们努力修学是为了获得通达內观和智慧的高度禅定和正念。禅修中心的传统早已深植于缅甸,不过在泰国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些中心是极为安静和特別的环境,除了就教于老师之外,社交活动不是严格限制就是完全禁止。每个人全心致力于禅修,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独自用功,有的时段也许有团体共修。这里的环境是专为特別的任务──即正式的静坐和经行而设计的,所有外在的干扰都审慎地减到最低限度。

相对照之下,禅修寺院则是比丘或尼众(东南亚有许多尼众)长期居住的地方。在寺院里,禅修被视为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一天当中无论任何时间都该修学。其教授方式是︰在日常生活每个层面,如用餐、穿衣、缝纫、走路、洗涤,以及僧众中的社交活动中,培养警觉性。这种生活形态是为了培育开悟要素而设计的。在这些禅修寺院里,禅修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一项特別的练习。不过其教法也包括日常定时的静坐和经行。最好的寺院就是极为和谐的僧团,他们根据佛陀为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戒条来运作,在整天的作息当中是以觉悟的要素来仔细省察。事实上,寺院的一位法师说,他就是在接待很多访客及回答他们问题的当中培养正念和慈悲。由此所学到的佛法不输于其他方式的禅修。他鼓励每天好几小时长的正规静坐,不过也感觉到,在人际往来中用功是同等的重要,我们可以学习在各种情況下开发智慧。

短期密集训练的禅修中心和在生活中锻炼修行的常住寺院,都是有助于精神提升的特殊环境。它们提供了师资和安静的环境,除了致力于个人內心的探索之外,並沒有太多的事要做,生活方式简单,整个团体的价值观都是一致朝向心灵的提升。

在禅修中心里,整天的活动几乎都花在禅修上(一人独坐或团体安静共修),也许一天,也许十二小时到二十小时。这通常指交替的静坐和经行,而不是从头到尾坐二十小时。每天或隔一天跟老师当面晤谈,仅花最少的时间处理生活必需的事务。若出家人必须托缽,中午以前吃一餐或两餐,沐浴,最后就寝,一个晚上也许只睡四小时。在禅修中心所有的人作息无非是要人培育禅定和正念。寺院的日常作息和禅修中心相对照之下则更为充实。每人在清晨天色未明的时候起床,参加团体静坐,或者朗诵巴利经文。然后出家人托著缽去收集在家人早为他们准备好的食物。稍后整理寺院,一起用餐,有的寺院一天用两餐。这些都必须在中午以前完成。洗完餐具后,也许师父来个简短的开示。其余的时间则从事禅修、阅读、或者分担一些属于僧团的事务,像去井边汲水、协助建造所需要的新建筑物、清扫、洗涤等。这些工作通常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出家众,所以一天当中有几个小时是在打坐,一两小时用来研究或阅读,还有几个小时则用来做僧团的工作,此外,有些出家人可能会去教导信徒禅修。在丛林寺院也要自己缝补或染制僧袍。出家人可以完全自主地照顾日常生活所有的需求。最后在晚上时,出家众还有在家众,再度集合唱诵,团体静坐一小时或更久,以及师父的佛法开示。接下来讨论僧团事务,然后回到茅蓬或住处静坐直到就寝。这里强调的是,寺院整天的作息都是禅修的一部分。无论是正式出入息静坐,或者井边汲水,以及讨论僧团事务,每个人都要求尽量保持正念和专注。

密集禅修中心和寺院另一个不同点在于跟师父面谈的方式。在禅修中心的密集训练里,它鼓励学员每天或每隔一天跟老师晤谈,有时甚至更频繁。学员向老师报告自己练习的狀況,並接受老师的指导以免偏差。因为这些场所的特性就在于密集练习,所以这种方式是指导学员的重要环节。相反地,在寺院或修学佛法的团体里,虽然有问题也可向老师请教,但师生並不常面谈。其指导方式是向全体僧团开示佛法,因为这里修行步调並不紧凑,个別面谈也就不怎么强调。事实上,在某些寺院里,瑜伽行者或者禅修者学习解决自己的问题和疑惑,观察內心整个疑惑和思索过程,这让人感觉是生活中更有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方式导引他们回到自身的体验,並学习自我突破困境。把这个当作修行的一部分,而不执著于每日的面谈和需要老师的直接指导。在此我们又看到这两种亲近老师的方式都是精神修炼的有效方法。究竟哪一种方式较适当,要看你是从哪里开始修行以及衡量目前的狀況而定。

这些禅修中心和寺院细心设计的环境还有哪些优点呢?为了深度专注所需,它们不但塑造一个安稳的相貌,除了让人不分心的陈设外,也防止我们逃避面对自己。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念头和变化多端的心态,往內注意看,让心呈现出一切真相。你可以发现有趣的是,我们对环境强烈执取的习气,即使是在简朴的出家生活里也丝毫未减。我们虽然只拥有三、四件东西,对于个人的衣或缽却非常在意,心想著它们比別人的更漂亮或者更好,于是变得担心失去它们。即使在简朴的生活里,心仍继续执取新的事物紧握不放。发现这个,你会惊讶不已,也唯有看清楚整个过程,我们才能由其中解脱出来。在东南亚,跟几十万个出家人相较之下,禅修大师算是少数,不过他们仍属于社会上著名和受人尊崇的人。他们备受尊崇是由于其清净无染的心灵特质,有些则是人们相信他们拥有特殊的力量。在本书,我几乎不提经由禅修产生的神奇力量。这是遵守东南亚修行的传统,即使最有修行的法师也不特別谈论神通或奇异功能。对神通和奇异现象的迷恋会偏离慈悲和智慧的常轨,而所有的大师们是全神专注在一件事上─ ─即加深一切众生究竟解脱的內观智慧。

由于西方人不能获得缅甸两星期以上的签证(译按︰目前可以四星期观光签证,若禅修中心出证明,可申请长期禅修签证),以及寮国和柬埔寨仍处于政治的大变革中,大部分想学在东南亚所传授上座部佛法的西方人都到泰国去。目前約超过五十或者八十位,人数是过去几年的两倍。

要到泰国出家有些困难,除了不易获得签证之外,政府也要求你很快剃度,要不然就得定期离境再入境。此外,语言也是个问题,假使要到缅甸参加一星期的密集禅修,那里有很多人会讲英语,因为缅甸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泰国则仅有少数的禅修法师会讲英语,你必须学会泰语或者找个有翻译的中心,而翻译人员通常不易找到。

事实上,泰国允许也鼓励认真修学的西方人剃度出家。在最好的寺庙里,想出家的人首先必须在寺庙做劳役服务一段时间,然后成为沙弥,学习戒律、社会礼仪、出家人的威仪,经由这些,逐渐瞭解剃度后严格遵守出家人作息和戒律的重要性。

你可以在东南亚的禅修中心和寺院发现很开放的佛法,法师们都乐意把他们整个禅修法门传给上门求教者,除了內部比丘众的剃度传承之外,別无传承和秘密,也沒有神秘的禅修仪轨,一切都是公开传授,很直接、简要。人们被教导怎么修持,而且受到鼓励来到寺院或禅修中心的西方人通常都备受照顾,近年来西方人对佛法的兴趣与日俱增,缅甸人和泰国人对此颇为高兴,因此都很乐意帮助远来的求法者。在家人,尤其是那些纯朴的乡下人,对西方的出家人是感到惊讶的,在他们心目中西方是个天堂,因为我们有电视机、汽车和漂亮的房子,而竟然有人宁可放弃天堂不住,跑到禅修中心过著简单的生活,这一点颇令他们敬佩(在我出家生涯的后几年,我常跟村民们强调,所谓西方天堂並非真的如此美好,事实上,任何透过感官的快乐终究不是圆满的。它生起又消失了,来临又离去了,从未带来內在的宁静和智慧)。

住在寺院或禅修中心的在家人通常必须遵守八戒,即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可有性行为(大家共住时)、不服用麻醉药品和酒类。此外也不可手持金钱,喷洒香水,穿华丽的衣服,以及享用高广大床。最后一条戒是过午不食,一天只吃一餐或两餐,通常在清晨和中午完成。这些戒律为了简化生活,使外在生活朴素,大家和谐共处,修行进步。挑选师父与法门至于怎么挑选师父、道场和修行法门是大多数人共同的问题。佛陀的时代有个故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有一次佛陀坐在树林里,众多弟子围绕在旁,这时来了一位信徒向他致敬,並开始赞叹僧团,也就是佛陀的出家众。等他赞叹完毕,佛陀也接著赞赏僧团,並指著散布在林中不同团体的出家众。他赞赏著他们的德行说︰ 你看,那些倾向修学神通的都聚集在我的大弟子摩诃目犍连这边(佛陀时代 以「神通第一」闻名),那些根器喜欢修学智慧的人则追隨舍利弗(「智慧第一 」,仅次于佛陀),至于那些个性偏好修持戒律的就跟「持戒第一」的优婆离在 一起,而重视禅定修行的人又去亲近我其他的大弟子。。。。。。。即使佛陀住世时,他也教授各种不同的禅修技巧和修行方法,而他不同典型的弟子也去教导根性跟自己相同的人们。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问题不在于哪个法门较胜一等,而在于哪一个较为自然,更适合修学者的根器,使他在精神修炼上能最快速达到心灵的和谐和平衡。

找个师父或道场包含了几项因素,其中一项是直觉。你也许遇到一位师父,立刻直觉感受到他或她就是你所想要学习的人,你对他有种强烈的认同,认为他的教法正适合你。反过来说,上述情形不见得会发生,这时,明智之举是在这个国家或亚洲参访几位师父和禅修中心,以决定什么环境、训练和修行方式你觉得最好。信任自己的心和直觉,不过也要有足够的经历和资讯以做最好的抉择。你必须决定要去一个你可住得比较久的地方,在那里禅修跟大部分生活方式结为一体,或者去一个短期的密集禅修中心,你要跟一位严格要求戒律的师父修行,或者追隨一位不以此为首要重点的师父。不只是不同的禅修中心和寺院有不同的修行技巧和方法,各个师父们的特质和教授风格也彼此不同。以教授风格来说,传统上认为不同的师父將由他们所著重的三法印(实际上是深刻內观的一体三面)其中一项获得解脱,而这也影响他教导人们的方式。有些师父经由透视一切现象的空性(无我)而获得智慧,在他们的教法里就倾向于强调智慧和如实观。在佛使比丘︰<自然內观法>这一章里,就可以看出他属于这一类型。有的师父因透视苦的本质而体证真理,在修行上就会强调苦,像孙伦大师( SunlunSay^adaw)就是。而有的师父已体证无常的真理,据说在修行上就强调信心的修学,乌巴庆(UBa Khin )的教法就是这一种典型。当然这些方法不是统统有效,善巧的师父会注重哪一种方法对个別的学生最有帮助。师父人格和风貌的不同也许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阿姜摩诃布瓦(AchaanMaha Boowa)和阿姜查(AchaanChaa)的师父阿姜曼(AchaanMun)是本世紀最伟大的师父之一,他的教法出手很重,对学生凶暴、残酷而严厉。其他师父像阿姜朱连( AchaanJumnien)则极为慈悲、亲切和开放。这两位师父彼此都沒有比对方优越,不同之处只是反映师父们特有的习性和人格,个人的修持以及他最善于教导人们的方式。再重复说一遍,在选择修行道场时感觉哪一类型的师父才对或最好,大致上是一种直觉的过程。

师父们在教导时采用几个重要的方法。一种是关爱和接纳,使前来求教者也能关爱和接纳他们自己。在精神修炼上它要培养的是一项重要的心灵特质。另一种方法是「平衡」。当学生遭遇某一困难,师父通常会教他特別的禅修方法以为对治。譬如说,瞋恨心重者,教他修慈悲观;贪欲重者,教他修不净观。师父也许看到学生的精进和专注失去平衡时,就叫他多经行或者加强精进来调整使得恰到好处。或者他看到信心和智慧失调──即信心太强而沒有锻炼择法和看清楚身心的真相。为使他恢复平衡,师父可能引用故事指出学生並未真正领悟,必须减轻对信心的依赖,加强择法和智慧。整个心灵提升就是一项维持平衡的活动,师父的功能就是帮助学生保持修行上的平衡。师父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指出我们最新的执著。隨著禅修的进步,內心变得较细膩,原先对外在粗糙的感官欲爱执著转而执取微细的境界,像禅修而引发的喜悅、轻安或宁静。无论正发生什么事,师父会适时出现,他看得出我们困在哪里,在执著什么,並帮助我们放下,使我们回归自然的无执狀态以趋向解脱。叙说故事、改变禅修方向,都可以教导学生不要执著,在禅宗的风格里,师父会适时地敲打学生。不过在所有的教学方法中,禅修者仍要亲身力行,师父只不过从旁协助,使他不偏离正道,保持平衡。很重要的一点,不要过于在意师父或禅修中心的表象。我第一次参访是到一个戒行良好且严格的苦修寺院,师父阿姜查是一位模范典型的出家人,过著很简朴的生活。接著我到一所缅甸的寺院,里头有不同风格的师父,我发现其中一位名气颇大的,他有上万个学生,但是我第一眼见到他时,一副邋遢相,僧袍在地上拖著,抽著缅甸雪茄,整天在寺里跟妇女闲聊,完全不像个出家人,跟我以前的师父全然两样。他有时候看来是在发脾气,並且对芝麻小事也在意。在我密集禅修的前两个月,我在这两位师父之间做比较而烦恼不已。这位缅甸师父待我很好,分配我靠近他住处最好的寮房。结果是,我每天看著他抽他的雪茄,跟妇女们聊天。我心里纳闷著︰「我在向这个人学什么?我这么精进地禅修,而他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他沒什么可教我的,为什么不像阿姜查那样地表现呢?」经几个月以后我才瞭解到,他的外在表现无损于我从修行所获得的价值观。从外表判断比较,以佛陀的标准加诸于师父身上,只是为自己带来更多烦恼,是评价的心在制造苦恼。最后我终于能舍弃这种心态,並从他的教法获得极大的利益,他就是擅长于教人家这种禅修法的好师父(至于对我沒帮助的,我不向他学)。在瞭解分別计较心是怎么地制造烦恼之前可吃足了苦头,一旦看出这一点,我就可以舍离它。

很多修学上座部的人们(事实上也在每一种精神修炼的传承里)陷在评论批判师父和法门中难以自拔。他们认为自己的师父和教法才是最好、最纯、最正的。这种以此为是,以彼为非的分別心,会使人增强以善恶的标签加诸于所见的世界。这种错误的知见会造成更多的恐惧和痛苦。世上不会真有一种善或恶的力量,唯一之「恶」存在我们心中,也就是贪、瞋、痴的痛苦狀态。心外別无烦恼,贪、瞋、痴已净化的心不再存有邪恶,任何现象的生灭不再动搖它,因为它以智慧观诸世界,发现它是空无自性的。同样地,那些执著、宣称已建立或追隨纯正传统和纯正宗派的人们,有时会使人们误解佛陀的基本教法。纯正不存在于任何一项传统、方法和宗教里。唯一基本的纯正是佛陀所教导的,这个纯正就是解脱,也就是內心纯净,远离贪、瞋、痴。除了內心的净化之外,所有词满义丰的标榜只是徒增执著和分別。一切修行的本意是去掉执取和私我,要善用所有的工具,但不要死抓著工具或师父不放,误以为它们就是佛陀的真理。精进修行,舍离这些束縛,除了亲尝解脱滋味別无所住。

一旦持续禅修,你亲身的体验就成为自己的见证。佛陀入灭前就曾训诫弟子要「以法为师」,而不是追隨任何师父或传承。他不置任何人于僧团之上,法就是大家的导师。因此,我们不盲目相信佛法,我们只是相信解脱的可能,且明智地看到我们生命的烦恼,並有信心要开始修行,而且在修行时亲证法的真理。佛陀也曾鼓励人们要「以己为灯,以己为光」,这样才能获致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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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华法师与近现代佛教改革

 

 

  苏州大学 潘桂明

 

内容提要:

文章由震华法师所处时代的分析出发,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他的佛教思想和活动。①重视僧伽制度的建设,加强对僧团的纪律教育;②提倡和开展僧众教育,并身体力行从事佛学研究,在佛学上有重要建树;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身教言教并进,把慈善公益事业与爱国精神联系起来。文章认为,震华法师的上述思想和行事,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震华法师虽然因去世过早,未能如愿他生前的许多事业,但他重建僧团的理想、注重佛学研究的风格、强调道德实践的思想,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他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有代表意义的高僧。

 

 

震华法师所处时代,是中国佛教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苦难日趋深重,对摆脱现实处境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传统佛教及其思想理论已衰败至极,但由“四大名山”所引导的民间融混信仰及其香火供奉实践,则有不断强化之势。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军反对偶像崇拜,对佛教和道教都采取排斥态度,故使大量寺庙遭受破坏。清末民初,新文化思潮兴起,国民革命爆发,又将佛教作为重要破除对象,或毁坏寺庙,或没收庙产(山林、土地、房屋等),使佛教再度受到严重打击。抗日战争期间,寺破僧残,僧徒惶惶不可终日。在寺院和民间举办的瑜伽焰口、水陆道场、慈悲水忏、梁皇忏、金刚忏、大悲忏、打佛七等各类忏仪活动中,不仅包含了浓厚的世俗信仰色彩,而且也渗透了各类鬼神迷信观念。佛教继续沿着下行的路线展开,其原本个性鲜明的思想理论几乎丧失殆尽,富有特色的宗教文化也遭到严重歪曲。

佛教在近代不可言状的衰败,表明对它的改革已成为必然之势。这一改革首先由金陵刻经处的居士群体发起。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教学为近代佛教改革提供了一个范例,杨文会、欧阳渐、吕澂三代人的佛教思想和实践,有效地把宗教热忱(信仰)与佛学研究(理智)加以结合,又将精深玄奥的佛理与现实社会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儒释的相互激扬,表达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

太虚早年曾入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佛半年,接受居士爱国爱教思想的影响。后来他又景仰康、梁、谭、章等学者的革新思想,自述“对于谭嗣同的《仁学》,尤极为钦佩”(《我的宗教经验》),平生最心折的是欧阳渐、章太炎二人(见《欧阳竟无学说质疑》)。他们的思想激发了太虚以佛法救世救民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促成了他发起改革佛教的宏愿。

太虚指出,近代佛教正在走向全面颓败。在念佛净土泛滥的同时,僧尼队伍鱼龙混杂,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普遍低下,多以寺院为寄生之所,乃至与民争利。其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了佛教的形象,而且对善男信女造成毒害。他严厉批评说:“老幼男女烧香拜佛者甚多,考其真能了解佛法意义正信不谬者,则如凤毛麟角。其视庙中所有神像均与菩萨平等,而存一膜拜之观念,逢庙烧香见佛便拜而已。”(《真佛教论──即俗即真的大乘行者》)教界内部的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佛教的基础,也招致社会其他力量的排斥,改革势在必行。太虚佛教改革的重心是僧伽制度、僧团建设。与此同时,太虚还提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等所谓佛教“三大革命”,号召重视现实人生,走“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道路。

震华法师与太虚大师关系密切,虽师门有别,但都心无成见、胸襟坦然,同谋佛教的复兴。法师的祖师是当时江南丛林守旧派人物代表霜亭和尚,他曾竭力反对太虚、仁山等法师的革新主张,但法师丝毫没有门户之见,且全力支持太虚等人的革新主张。法师甚至还向霜亭和尚建议,在新的形势下,应打破一切成见,容纳各类人才。为了同谋佛教的复兴,他还把太虚的弟子苇舫介绍给霜亭,作为霜亭的法嗣,同时又征得太虚的同意,选太虚的弟子福善为自己的继承人。在佛教改革的共同理念下,震华与太虚建立起深厚友谊。事实上,震华法师的佛教改革思路与太虚大体一致。

 

 

震华法师对近现代佛教的现状也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他曾说,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已“积恶丛生,不可收拾,有如花事已入暮春,月色已过望夜”,教团内部“人各异心,心各异行”,“伪滥叠起”(《历代僧制泛论》),事实上已很难挽回颓势。

有鉴于此,法师在太虚佛教改革活动的启发下,也决心从重建僧制、健全僧团纪律入手,以作若干补救。他说:“值此东西文化沟通时期,凡百事业,莫不步入竞争阶段,新兴团体,日有所起。狂风骇浪,声声震撼山门,使门内人大有稳坐不得之慨。僧制若不积极重行整理,必将受天然淘汰,而归于灭亡之一日。僧制整理,必为当务之急。”(《历代僧制泛论》)

在震华之前,太虚已表达了“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佛教改革精神。在太虚看来,清末以后,佛教僧伽地位迅速下降,已很难担负起复兴佛教重任,为此他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在论中,太虚提出要对僧众严加训范,以佛法为学修的中心,旁及近代新思想、新学说,培养僧众高尚、优秀的品德和全面、完善的知识,以菩萨入世的精神去觉悟、救度世人,从而提高僧伽的社会地位。这种设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佛教固有的弊病,但无疑有一定道理,即看到了佛教自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故而从佛教内部的反省开始,着手进行对自身的改造。

震华受太虚的启发,带着同样的改革理念,决意从整顿僧制开始,以改变当时佛教极度衰微和堕落的状况。法师特著《历代僧制泛论》一书,从历代僧制的考察出发,详细阐述对僧制改革的认识。他在论及僧制存在的意义时说:“社会凡百团体,欲其保持精神,长久弗坠,非先立有一种完善制度,共同遵守,必不能革除猥弊,独立不移。”“佛教传来中国,已历千数百年,而能保存余绪,不致废坠者,赖有僧制之继续存在,以维持其命脉也。僧制若能克振,内之可以涵濡德行,陶铸英才;外之可以宣扬佛法,化导社会。社会果尔深久认识佛法,则知尊崇道德,熄灭贪嗔,以礼让化强暴,以慈祥胜斗争,岂唯个人身心受益,即未来原子能之劫运,亦可消灭无形矣。”这段话虽然过高地看待了僧制恢复的意义,但其维护佛教独立存在的想法还是可以理解的。为此,他高度评价太虚的僧制改革思想,说:“唯有太虚大师,独奋无畏精神,自言志在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奔走宣导,三十余年如一日。”

从对佛教自身的深刻反省中,法师认为,僧众应当自强不息,革去弊端,挽救佛法。他在《历代僧制泛论》最后作结论说:“凡属畦衣之士,不必空怀警惕,应从速各各负起责任,共纾患难。勿希望破坏者之赔偿损失,勿依赖一二大德之努力撑持,勿坐待龙天鬼神之拥护默佑。唯有急起直追,发愤图强,打破旧有因循观念,结成真正和合团体,大精进大勇猛,不受任何恶劣环境所支配,……能如此做起,庶能挽救危亡于万一矣。”佛教长期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仅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善,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从自身做起,从每个佛教徒的自律、自强出发,才有若干希望。为了挽救佛法,自近代起,僧俗两界有识之士奔走呼号,颇多感人之处。震华曾说:“凭着为教为僧的一颗心,好像火一般的热。”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当时的僧界虽非个别现象,但仍然具有代表性意义。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自身的奋发努力。

 

 

震华法师对佛教的另一方面贡献,是致力于僧伽教育,并身体力行投入佛学研究。

法师出家后刻苦向学,通达佛之经教,又熟识儒学,是不可多得的学问僧。早年他曾在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受学,一年后即担任教师。后出任竹林寺佛学院院长,任事之余,饱阅三藏经典,增进对佛教史籍的兴趣。

法师把僧众教育看作是挽救佛教的根本出路,也是佛教能否与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的首要问题。他说:“民国肇造,百事维新,尤以教育学制推行及于全国,独佛教徒故步自封,不思迎头赶上,以致演成庙产兴学之风甚嚣尘上,一般明哲大德目击斯变,忧心如擣!深知欲谋挽救,非造就僧材不可;欲造就僧材,非办僧教育不可。惜乎明了大势者少,有唱无和,若干年来,全国所立不过安庆、闽南、高邮、武昌数处而已。”(《玉山守老人传》)这表明,法师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中,清醒地看到了僧众教育的重要性。

据濮一乘《上海玉佛寺法师震华实禅师铭塔叙》说,法师在僧众教育上有较高的建树:“师改制分班授课,成绩顿异,其后各省市之佛学院,凡学僧以高材称者,大率来自竹林寺云。”又据莲庆法师《痛念亲教震华法师》文说,法师“志在教学,课余阅读自修,仍不稍怠。尤喜探讨佛教史实,检阅编著,数十年如一日。有时利用寒暑假期,专作采访之行,至今积稿盈架,皆佛教史料也。师既好学,其对学者亦循循善诱,爱护备至。每讲佛史,尤能使听者忘倦。”该文又载法师曾与同学言:“教育与著述,即为吾之生命及志愿,此外非吾所措意也。”这一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近现代教界有识之士的精神境界,它足以引起今日僧俗学者的重视。

在上海玉佛寺住持期间,法师仍念念不忘僧众教育,他创办了“上海佛学院”,继续培养僧材。为方便佛学院师生的学习和研究,他设法从日本购得一部《大正藏》。同时,还通过募捐为镇江竹林寺购得《明藏》、《频伽藏》、《续藏经》各一部。弘一大师去世后,法师为宣传和发扬弘一的精神,成立弘一大师纪念馆。这些,都表现出法师于僧材教育的重视,而僧材的水平首先体现在对佛法的认识上。晚年,他不顾病体尚未康复,应芝峰法师之请,为(太虚主持的)“中国佛教会”镇江焦山“僧材培训班”的学僧授课,终因不胜劳累,再病不起。

法师在佛学研究上也颇有成就。他勤于著述,生平论著都23种,其中尤以《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为要。在其法弟苇一等的《六虞传供祭文》中曾写到,法师“十余年主持僧教,培植僧材,修身洁行,致力撰述。苟能众老林泉,专治史学,赞宁、义楚未可专美于前。”这是对法师佛学水平所作的客观评价。如今《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的出版,当予法师有所告慰。

 

 

鉴于僧团纪律松弛,僧众道德堕落,震华法师决心以历代高僧为榜样,完善自我道德修养,身教言教并进。

法师认为,佛教致衰之由可归纳为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这“三滥”。因佛门积弊太深,此“三滥”一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故法师针对部分出家目的不明的僧徒循循善诱,发起真实道心,做个好和尚,切实在修行上下工夫。他说:“出了家并不是一闲了事,切莫走错路头,由闲变成懒,天掉下来都不管。”“众生是个被环境支配的动物,无论遇到顺的环境逆的环境,一拉便去,……修道好比打仗相似,当那浓雾密布大雨倾盆,正是天时赐予的好机会,赶快一鼓作气冲破敌方的阵线,然后凯旋归来,吃着太平宴,何等快乐。”出家非为消极避世,虚度时光,应当积极对待人生,展开修行活动。

说到修行,法师以为必须如实做起。他说:“修行做工夫,非要把一个道字,融化会通廓大范围,一定要贯彻到行住坐卧的威仪上,表现到日用的生活上,令人一望就知道是一位道人,浑身充满着盎然道气。那种古朴道貌,更是和蔼可亲,听凭你有多少俗尘烦恼,触着这位道人的道风,随时就会吹散一半,当下得到清凉。”(《佛教经济十二门论》)这种道人和道风,也正是法师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在《夹山弈叶集序》中说:“夫人厕于天地万物之间,卓然而称灵矣,若不克自振奋,求符其实,甘堕庸碌者流,终其生一无建树,固已辜负此昂藏之躯,得无为万物所嗤笑乎?吾辈况复剃发染衣,寄迹佛门,有尘外高士之誉,试一整心摄虑,反观内照,必将增不寒而慄之悚!”在对自身严格要求的同时,包含着对破戒僧的善意的批评。

法师的道德实践也确实足以令人感佩。他生活简朴,粗衣淡饭,数十年如一日。他曾说:“少欲知足清净自守,衲衣蔬食朴素成风,故能感发信仰受人恭敬。”(《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据莲庆《痛念亲教震华法师》回忆说:“师虽历主法席,初藉为教学助缘外,不作得天独厚之想。自守简朴,待人接物,尤极温和。玉佛往日道粮垂绝,尝以黄面作食,酸苦不堪下咽,住众多因此远去。师唯恨无力改善,从未独作好食。出门俱步行,稍远许雇车代步。师昼日处理寺务教务,阅读著作常在深夜,而上殿过堂,领众焚修,从不间断。”作为住持,法师的自守精神十分可贵,足以为后世僧众之楷模。

法师受近代社会思潮影响,在太虚大师的基础上,对佛教的社会功能也有比较开放的思想认识。在他看来,佛教徒的爱教与爱国是可以统一的。由此出发,他既批评佛教与世事隔绝的态度,又反对僧侣混同于政客的行为。

法师在所著《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中写道:“社会人士,对僧徒向有一种矛盾批评,即僧徒关怀时局涉谈国政民治,便认为六根不净;反之,僧徒精进自修理乱不闻,则又认为人类绝物。时而如彼时而如此,人情反复无常,可谓极尽尖刻之能事。”又说:“然则出家学佛,一味肥遁自甘,得无与国家政治完全脱离关系乎?曰是又不然,爱国不分界限,出家学佛亦可爱国;为政不必居官,出家学佛亦可为政。”他支持僧徒的积极参与爱国的政治,“绝不能以方自外,更不能以国自外”,“僧徒站在国民立场,注意本身之民事,自属应有权益”。

在法师看来,历史既然进入了“以民立国之时代”,所有人都应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以然者,国为吾之国,吾不得不护,教为吾之教,吾亦不得不护。同时国得其护则民赖以救,教得其护则生赖以度。国与教相为依辅,民与生结成同体,力量必益增雄厚,功用亦更为显著也。果能明了通达此义,则居官不碍为僧,随缘仍旧不变,斯可与言政治矣。”(《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他所说的政治参与,主要指兴利除害、洞察民情、造福社会等方面,诸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利济行旅、翊赞教育、解除疾病、赡恤灾荒等慈善公益事业。

法师又从国民义务的角度说明僧伽参与政治的理由,他认为,“僧伽为国民一分子,既受国家的保护,对于爱护国家义务,自亦不能例外”。又认为,“从来人类生活,多仰给于社会,决没有一人可以脱离社会一切需要,而自存在。……所以不论为僧为俗,皆有爱护国家的必要”(《僧伽护国史·弁言》)。将民众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显然属于时代的进步,显示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在新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思想也与太虚所倡的“人间佛教”相合。

同时,法师也告诫僧伽,“今后出家僧众,假使因时势所趋而走入参政之途,幸望仍以古人之信条为信条,不可忘失本来面目,而流为普通之政客也”(《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所以,他所说的僧伽参政,奉行的是佛教为善去恶的理念,充满了慈悲救世的精神色彩。

概而言之,震华法师的思想和活动,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与太虚大师相互发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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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高僧——正果法师

净因法师

 

在海外读书多年,方知华侨中信佛教者颇多,回过探亲时,他们常常向我询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国内佛教界中,谁是当今的高僧,我们想去亲近”。起初以为这很容易回答,便向他们推荐了几位社会地位高而且知名度大的法师,华侨们听后评论说:“这些法师我们早就知道,他们的知名度确实很高,但充其量只能算是”名僧“,不能算是”高僧“。听到这种评论后,令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静下新来想一想”名僧“与”高僧“确实有区别。”名僧“顾名思义就是名气大、知名度高,至于这种名气从何而来;却因人而已。有人是天生的”福报“无须劳碌、一等待、二忍耐,时机成熟,名利自然而来;有人在自己的名利大厦上不断”添砖加瓦“,辛苦了一辈子;有人为了名利而投机专营,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有人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以出卖自己的人格为代价。”名僧“的比率往往很小;即使”成功“了,辛苦了一辈子,到头来只落得个”名僧“的空名。而对自己的生死大事却毫无益处。‘高僧”的内涵则非常丰富,现以正果法师为例,略说一二以此来纪念正果法师圆寂十周年。

 

 

一、以德感人

 

我出家前便喜欢逛书店,看“杂书”,在一般人眼中,佛书自然属于杂书之列。也许上因为这些杂书看多了,成了我以后出家的因缘之一。一九八四年秋,我到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求学,法源寺离琉璃厂中国书店很近,一有空常去那儿转一转。那时书店中很难见到佛教方面的专著,每当看到书架上又多了几本新的有关佛教面的书籍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然后总是想方设法买下来。

一天下午,我又和往常一样在中国书店中转悠,突然看到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五灯会元》上中下三册,打开阅读后,为书中生动有趣的故事所吸引,为高僧们的动人事迹所感动,真是爱不释手。但看看定价,二十六元,这在当时来说就是普通工人近一个月的工资,对向我这样的学僧来说当然是无能为力购买。回校后不久,学校便给我们每人一套《五灯会元》,硕士正果法师给结缘的。我当时很高兴,后来又说,正果法师数十多年未回老家探亲,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一些钱,准备回家探亲之用,可当他得知《五灯会元》出版后,十分高兴便把准备探亲用的钱先拿来买书,给佛学院学僧结个善缘,鼓励我们在禅盯上下工夫。

正果法师向来两袖清风,不名一文,后来终因无钱而未了回家探亲之心愿,直到八七年圆寂为止。我得知以上情况后,心中感慨万分为他老人家人格所感动,便发了个愿,每天看几页《五灯会元》。读后收益良多,我想这也是他老人家的苦心所在。

以上类似的事不胜枚举。比如,为了培养青年学僧,正果法师在广济寺开办了一个僧伽培训班,老师的学费都是他个人支付;贫苦学生读书有困难,他便解囊相助;有人生活有困难,他便主动帮助。据说临圆寂时,他还欠千余元。后来还是中国佛教协会帮他还清欠款。这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除印光大师、弘一律师等外,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极为感人。

反观当今海内外佛界,不少僧人在物质财富上越来越富有;庙越修越富丽堂皇,车子越做越名牌;在社会上知名度越做越大,逐渐跨如了“名僧”的行列。但很少有人在僧团中提倡简朴、清苦的修道生活,实在是佛教的一大悲哀!

正果法师以德感人的事迹还很多,譬如“文革”期间,不少无知的人们狠狠地批斗过他。“文革”后,他不但对往事一笑了知,而且招待曾经打过他的人,并为他们出车票,和他们谈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人在他这种具有宽大的宗教家胸怀的招感下痛哭流涕,为佛教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总而言之,自古以来,高僧们的共同特色是并非以权压人,而是以德感人,然后教化一方、利益众生。

 

 

二、以道化人

 

作为高僧的第二个特色就是以道化人,只要有机缘,他们就会向人们讲解佛法,弘法利生。正果法师一辈子写作不辍,讲学不停,弘法育人,为“文革”后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九八六年是法尊法师圆寂五周年纪念日,得知正果法师欲朝五台山,为法尊法师扫塔,我表达了想随其前往五台山的愿望,法师得知后,不但欣然答允,还主动安排人帮我买火车票。到五台山的第二天下午,天下着大雨,无法出去,正果法师便请寺中僧人和信徒聚集在一起为他们开示、讲解佛法,这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平时只要正果法师有空,就会来到佛学院,为学僧讲座,有时他讲得高兴时,竟忘了时间。时间久了,极个别同学打起瞌睡的来,正果法师见到后,便作狮子吼,惊醒了无数瞌睡的众生,吼声至尽犹存。

 

 

三、具足正见为法忘躯

 

为了振兴佛教,抗战期间,太虚大师在四川缙云寺创办汉藏教理院,传授佛经教义。前来受学者甚多,盛极一时。解放前夕,很多有名的法师都去了海外,有人不仅劝法师也一同走,而且主张把汉藏理教院也迁移海外。据说法师坚持留下来,因为凭着他对佛法的正知正见,法师明白无论社会如何改变,维持有伦理道理的社会则不能变,这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在这个方面佛教是大有作为的。为了大陆上的芸芸众生,不顾个人安危,他毅然决定留下来,为佛教留下一粒佛种。

“文革”期间,法师和许多宗教界知名人士一起被下放到湖北农场养猪,在很多人心目中宗教算是彻底的完蛋了。在佛教界中,对佛教丧失信心者大有人在,此时最能考验一个人对佛法的正知正见。曾和法师在一起在农场生活过的圆湛法师告诉我,当正果法师看到很多人垂头丧气,对佛教没有信心时,正果法师非常坚定地说:“佛法不会完,有我在,就有佛法在!”在那特殊岁月中,没有对佛法之深刻体会,深得法味,为法忘躯的精神。怎能发出这掷地有声,流传千古的誓言!

文革期间,因经受不住考验而还俗改行者不计其数,有位好心的信徒也主动为正果法师介绍对象。有一次上课是,正果法师讲述了这段故事。他与女方见面后,为她讲解人生短暂,苦空无常的道理,宛然谢绝了对方的好意。事后正果法师批评那位“好心:的信徒,说她太糊涂,学佛多年,仍不知爱欲为生死之根本,应断除之道理。

作为高僧,由于他们对佛法有正知正见,深首法益,所以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们都能保持一个正念,无法改变他们对佛法的追求,对了生脱死境界的向往。

 

 

四、培养后学 绍隆佛种

 

自古高僧,都能随机教化众生,淳淳告戒后学,使佛教后继有人。

在北京读书期间,有机缘亲近老法师;一九八六年又有幸随正果法师朝五台山。期间,他老人家苦口婆心,不厌其烦,教导我做人的道理,这对改变我的人生观,奋发向上无疑都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在做人方面正果法师一再引用古德的一名言告戒我:”有德无才僧中宝,有才无德僧中刺。“这使我明白,对一个出家人来说,德道是首位,其次才是文章学问,没有道德,知识越多越危险。

在振兴佛教方面。正果法师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若能抓住讲堂和禅堂,将来佛教的振兴就有希望。“爱这二堂中,禅堂主要是指个人的修行,个人若能通过修习禅定而体现到禅悦为食的境界。深得法味,就能在逆境中不退转,顺竟中不迷失,并以此为资粮,教化苦难的众生,使他们早日离苦得乐,这也是出家修行人的本分事。

总而言之,我们举行正果法师圆寂十周年纪念活动,一方面是为了缅怀当代高僧正果法师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情操;更重要的是通过纪念活动,能激励我们新一代的僧伽,以正果法师为楷模,象正果法师那样,看破放下,淡薄名利。在物质财富上越来越穷;在精神财富桑越来越富有;在禅定上要越来越深,体验法味,才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真正使自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人天师表(比丘),纪念正果法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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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森林岁月—–艰辛的异地之旅

转载于“内观论坛”

 

 

头陀僧如何面对各地文化

头陀僧行经的某些地方,人们多少还知道僧侣的身分与他们的所需,

但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村民,对头陀僧却非常陌生。

因此,这些遭遇对僧侣的应变能力是很好的考验。

 

本世纪的前半叶,许多头陀僧云游的足迹曾远至泰北地区,并越过国界进入掸州与下缅甸(见图一)。在头陀僧的云游旅程中,他们得面对各种不同程度的匮乏与不便。十三头陀支中,最难持守的律则是托钵乞食、日中一食、一钵食与时後不食等。然而,就如阿姜布瓦(Bua)所言,头陀僧并不因此而害怕云游到食物匮乏与舒适难期的地方。

 

◎暹罗北部、寮国、掸州等地—居民不认识托钵习俗

 

大多数的村庄地处偏僻,宗教习俗各异,头陀僧行经的某些地方,人们还多少知道僧侣的身分与他们的所需,但许多今日人们视为佛教传统的习俗,对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村民而言,却非常陌生。暹罗北部、寮国、掸州或柬埔寨一带,头陀僧常常经过一些个别的村落或整个部落,当地人对他们都不熟悉,因此,这些遭遇对僧侣的应变能力是很好的考验。

 

◎北掸州人向头陀僧买钵

 

例如北掸州丘陵部落的居民并不清楚如何对待僧侣。有一次,阿姜汶与阿姜特长途跋涉穿过帕省的树林,他们感到筋疲力尽、饥饿难耐,於是来到傜族的村落托钵。  当时房子都是空的,居民都到田里忙农事去了。他们走近一间相当简陋的屋子,这时有个人伸出头说:“朋友,我们没有东西可吃。”阿姜汶说:“请布施我们一些米饭。”他回答:“我只有少许的米,虽然有熟饭,却是给家人吃的,米是用来卖的。”然後他直视阿姜汶的空钵,并说要买下来当烧饭的盆。“我们几乎要笑出来,”阿姜汶回忆说:“那时连饥饿的不适也忘了。”阿姜汶就像很多头陀僧一样,接受民间异俗而不加批评,他说:“这个傜族人直率诚实,一点也不骄傲,他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并无意伤人或令人不悦,他是很诚恳的。”

眼见托不到钵,阿姜汶与阿姜特只好再往前走。途中又遇到一位傜族妇女,这次他们决心要得到一些食物,所以阿姜汶便直接地说:“朋友,我们非常饿,没有东西吃,请布施我们一些米饭。”妇人请他们稍待,便进屋去拿了个装满米饭的锅子,将米饭倒进他们的钵中。找到一个好地方後,他们便坐下来将水倒进钵中,和著米饭吃了起来。

 

◎南邦省居民不知供养托钵的僧侣

 

在另一个位於北方的南邦省,阿姜李也发现当地村民并不认识托钵的习俗。阿姜李与阿姜铿曾待在僻静的高速穴(GreatRapids Cave),那是个安和平静、利於修行的好地方,不过他们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阿姜李抱怨说:“当我们在附近一个村子托钵时,没有人理会我们,先前的两天,我们只有不含一丝盐味的白饭可吃;第三天,我只得到一球糯米团。”(1)

阿姜铿决定离去,他回忆此次经验:“两天了,我只吃了一些白饭,所以开始感到衰弱。”阿姜李却决定坚持下去,他不想与阿姜汶一样直接向人要求食物,但希望能与托钵乞食的头陀行之间,取得折衷的解决办法,他下定决心:“今天我将不会向任何人要求食物,也不托钵或不停地乞求,只在当有人请我进食时,我才接受。”   於是他收拾行装继续行程。步行约一个钟头,路经一个有三户人家的村落时,一个妇人从屋里跑出来,举高双手表示敬意,并邀请阿姜李入内进食。她说:“我先生昨天猎到一只深青褐色的鹿,我怕遭恶业,所以想在僧侣身上做点福德,请您到屋里来吃点东西吧!”(2)

阿姜李虽然过去从未吃过鹿肉,但他实在太饿了,只好一试,这顿饭吃得很丰盛也很愉快。他因为妇人害怕犯第一条不杀生戒的恶果而免除饥饿,至於妇人也因为住得离寺院太远,显然乐意接待一个云游僧,这正好给了她做功德的机会。

 

◎迈红桑的掸族人将食物取来给僧侣

 

在北暹罗最偏远的迈红桑省,当地居民也不懂托钵的习俗。阿姜汶记载说当地习俗是把食物取来给僧侣,阿姜汶曾独自在溪边附近的洞穴里雨安居,那里大多是掸族人,他们很欢喜见到云游僧。掸族人对僧侣祈福的重视,让阿姜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

他们一大早就出发,日出时就已经聚集在洞口。除了食物之外,他们还带来蜡烛,等到所有人都到齐後,就将食物与蜡烛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为他们祈福,否则就不愿离去……。若我不给他们一个祝福,他们就会急躁地在那儿等下去,不论功德大小,就是希望得到赐福。他们相信这非常重要,否则就得不到福德。我告诉他们次日会到村里去托钵,但他们宁可把食物带来这里给我,既然这是他们的习俗,我也就随顺因缘。

 

◎头陀僧以两盒火柴向掸州居民交换食物

 

阿姜帖也遭遇过不习惯僧侣的当地居民。一九三三年初,他与同行僧侣阿姜盎西(Aunsi)北行,欲寻找离开清迈节地伦寺後音讯全无的阿姜曼。两人在法宗派的寺院挂单数日後才上路,途中虽经过许多阿姜曼曾隐居的地方,但仍无法找到他,他们便决定要越过暹罗国界进入掸州,把这次可以住在树下与洞穴里的旅程,视作训练心的机会。

根据阿姜帖的回忆,此次在异地的旅程是一场超乎想像的心的训练。他与阿姜盎西两人必须应付一连串的意外之灾,以及各种心态,诸如饥饿、痛苦、疲惫、恐惧、挫折、激动与忧虑等。阿姜帖记得有一次:

当前方已经无路可走而必须回转时,几乎就在一瞬间,我一失足,便在岩石上跌了一跤,脚掌因此严重裂伤。此时天色渐暗,我只好用披肩来包扎伤口。之後,我们决定爬行攀越满是碎石的陡峭斜坡。嗯,这可真是难爬啊!因为每一步都是那么路滑难行。

他们大约於晚上七点抵达山顶,很高兴在那里看到一条绕著山脊不太明显的小径,这表示此地离村落不远,但在细察路径之後,发现距离有人烟处还有好长一段路。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便打算留下来过夜:

我们各自在草丛中寻找合宜的地点安顿下来,然而我们整夜都无法安眠,一来是风太大,伞帐都给吹开了;二来地上不只有白蚁会来咬我们,脚掌伤口的血迹以及人体的汗味,也吸引了成群的蚂蚁,使我们必须用衣物裹住眼睛,以防止它们跑进眼睛吸吮泪液。

黎明起身後,他们详细观察来时的路,发现远方有几处像小广场般的稻田,於是他们便往回走,取道捷径穿过树丛与较稀疏的森林,希望找到前一日走失的路,大约九点左右终於抵达一个村落。村里有个妇人跑出来看他们,两人便对她述说遭遇。“我们也想直接向她要一些食物,但又担心这样的行为会遭到指责。”只好间接地请问妇人是否可能找到食物,而妇人也好像了解他们希望吃点东西,然後他们便到溪边洗澡去了。

阿姜帖回忆道:

在我洗完澡後,脚伤的疼痛加剧,使我完全无法行走。我的同伴、可敬的阿姜盎西,经过这些折磨,也虚弱不堪而头晕目眩,无法自己站立了。此时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妇人拿食物来给我们,虽然一点徵兆也没有。

饥饿与疲累在当时已经快要打垮这两位僧侣。

幸好在我的肩袋里,还有一些治疗昏眩症的嗅盐,可以帮助阿姜盎西提起精神。而庆幸的是,早上十点过後,在他能够起身之前,昏眩的状况便好转了。

阿姜盎西走进那个只有两户人家的聚落,发现只有两个男孩,成人们都到丛林里上工了。而最後的结果是,村民并不明了布施食物给僧侣的习俗,所以两位僧侣只好以身上仅有的两盒火柴,交换些许熟食。“我们交换到两小篮糯米、两碟辣椒、黄豆面糊与两束水蒸蔬菜,这是多么美味的一餐啊!”餐後,阿姜帖伤口的疼痛加剧,以至於“我的整条腿也因发炎而颤抖,我忍痛到下午三点过後才继续行程,蹒跚跛行了三公里,才抵达另一个村落。我们在此地停留了十一晚,用来休息与恢复体力,也因此才能照料我的伤口。”

对阿姜帖与阿姜盎西而言,在掸州的旅程,须具备相当强健的身体与坚强的意志力,而且在面对困难时也必须有过人的韧性。

 

◎缅甸—托钵仅能得到少量食物

 

至於阿姜汶,他在一九二一年只身云游却遭遇到不同的问题。他从眉索县(Mae Sot District,今达省境内)渡河进入缅甸,当时他与缅甸的海关官员无法以语言沟通,但他还是获准入境了。越过一些多斜坡的树林後,他在考卡利亚(Kawkareik)度过一晚,之後,又以一整夜的时间乘船抵达毛淡棉与马他阪(Mataban)。在城里,阿姜汶遇到很多僧侣,但当他托钵时,却无人出来供养食物,他觉得很困惑:

第二天,一个掸州僧侣看见我,问我是否曾得到供养,我告诉他并没有人愿意供养我食物,他便请我跟著他一起托钵。当他走进一户人家时,我才明白此地的习俗,食物是在屋里供养给僧侣的。而每户人家只供养一丁点的食物:一匙的米饭、一匙的花生咖哩。这么少的份量,即使到十户人家的家里去托钵,我仍无法饱腹。

有好几天,我必须步行一段很长的路程,而感到特别饥饿。所以,当我一到偏僻的地方,不管钵里有什么,我就先停下来进食,然後再继续托钵……。在缅甸想依戒律修行是行不通的,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维持生命。

在缅甸时,阿姜汶遇到一位已住在那儿好几年的吉蔑僧侣,他与阿姜汶的想法相似,他告诉阿姜汶,在缅甸托钵是非常累人的事,他本身也经常只得到少量的食物,有时仅能止饥而已。他说:“暹罗的情况比较好,在沿路托钵时,常常能得到很多食物—足以喂饱我自己与一些动物,在缅甸我仅能自我裹腹了。”阿姜汶并未说明这位吉蔑僧侣所说的是指暹罗的那个地区。

 

寮国北部—村民傍晚才供养僧侣

 

当僧侣们在北部地区往更野外行脚时,遭遇到更多的困难。在寮国北部,习俗上显然是在傍晚时才供养食物给僧侣(虽然上座部戒律明订过午不食)。阿姜汶在他前几年的头陀行生涯中,曾与阿姜特云游到寮国,他们也在很多地方巧遇这个习俗。

有天傍晚在天黑之前,他们来到一个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歇脚,就在坐下休息的同时,看到约十位村妇正向前走来,然後把装有糯米的容器放在僧侣跟前。由於无法听懂妇女们的方言,阿姜汶便试著告诉她们请男人们过来。明白他的意思後,妇女们便离去了。过了一会儿,村里来了一群男人向僧侣说:“师父,请用饭,您们长途跋涉,必然筋疲力尽与饥饿了。”(3)他婉谢了供养,请他们早上再带米饭过来,而只要了一些热开水喝。

在行脚时,要时时严格遵守曼谷当局所设立的戒律,是不太可能的,例如涉及生命存活的问题,头陀僧也会因时制宜。阿姜汶回忆外出托钵的艰难时说:

要从森林村民的手中获得食物,我们必须依循老方法,即站在人家的屋前咳嗽或清嗓子,等著人们听到声音出门来,而有时还必须告诉他们要供养米饭,并将之放入钵中。

 

◎寮国水牛山—僧侣持素

 

几年後,阿姜汶在他第二次云游抵达寮国的水牛山(Phu Khao Khwai)时,发现当地的僧侣遵循一种不同的修行—吃素。

村民间也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当他们看到有僧侣来托钵时,便会互相叫喊大家出门,说道:“赶快出来布施,师父在这儿哪!拿甘蔗汁给师父喝,师父喜欢甜食。”邻居听到这样的叫喊,都会纷纷出门来将糖蜜倒在我的钵中。

阿姜汶解释这些村民类似掸州人,通常以米饭加甘蔗汁或糖浆供养僧侣,他们以为僧侣仅吃甜食不吃肉。(4) 阿姜汶结论此事说:“开始几天吃加了甘蔗汁的米饭觉得还不错,但是一些日子以後,我便感到厌倦了。”

阿姜维利扬(Wiriyang)与阿姜空玛(Kongma)(两者都是阿姜曼的弟子)在泰国边界也遭遇到类似的习俗。(5) 从柬埔寨返回时,他们经过塔通村(Thaton),当地的居民都是吉蔑人,头陀僧所受到的供养也只是白饭与甘蔗汁,这里的居民显然也认为僧侣不吃肉。

所以我们仅吃米饭与甘蔗汁……,我想他们可能会给较多的米饭,为了容易吞咽米饭,我们喝很多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觉得很满足。(6)

阿姜帖并不讳言要得到周遭人的护持是很困难的,他发觉身为陌生人,对於总是要忍受的种种困顿,觉得很习以为常;然而一出国境,挫折与艰难就遽增千百倍。他必须面对歧异的文化传统与习俗,以及语言的障碍。以掸州的佛教徒为例,他说道:

虽然我们都是佛教徒,但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我们所熟悉的有时截然不同,而且有时与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似乎并不相符。对於身为访客的我们来说,必须非常努力且十分麻烦。

但是对阿姜空玛与阿姜维利扬而言,习俗、语言的差异只造成些许的不便。阿姜维利扬回忆在柬埔寨巴坦邦(Battambang)郊区一个村庄的经验,他说:

上午我们去托钵,供养食物的吉蔑人发现我们钵的尺寸时,全都盯著钵。他们从未看过这么大的钵,便说:“La au, la au”,意思是“多么漂亮啊!”我们在一个寺院里认识了几位吉蔑比丘与沙弥,虽然语言不通,但同是僧侣,我们觉得彼此相应。(7)

 

◎尊重不同的文化

 

僧伽当局一直视曼谷为唯一的中心,也是他们的世界中心,而将所有其他不同於曼谷的传统视为“异端”。他们相信佛教的理性模式优越於地方“迷信”,坚持国教〔佛教〕适合於任何人。中央集权僧团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改变各族群人们的宗教与文化价值,并使之遵从正统的曼谷宗教形式。而头陀僧的宗教则是植基於地方传统,所以显得宽宏大量多了,这是因他们四处云游,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明白其他宗教的形式同样是有意义的,所以也是真正的佛法。

例如掸州一带,头陀僧就发现当地人全心奉行当地的宗教形式,也有相当高的道德观念,所以无须再对他们教导戒律。

阿姜曼在一九一一年遇到掸州村民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认为他们品德高尚,他说:

例如商店的老板无须时时守在店里,假使有要事得离开,他会将价钱标在商品上,顾客取货後,会自行留下钱。这里没有任何窃贼,人们都是慈眉善目,行止得宜,我很好奇他们奉持的是那一方面的佛法。

阿姜帖也看到许多很实际的当地佛教传统,虽然一九三三年到掸州的艰困经验,曾改变他第二次缅甸之旅的感觉,然而对掸州人的评价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提到:

我们看到许多令人赞赏的特色,他们爱好和平与宁静,慷慨大方,心胸宽宏。那儿没有小偷或流氓,而且没有家畜,又因为不杀生,也没有豢养猪、鸡类的动物。饮食以素食为主,用辣椒、盐、豆酱与芝麻等调味……,我真心欣赏他们虔诚友善的品格与宗教信念,以及他们和平有序的生活。即使村屋与寺院的围篱可能就相连在一起,在夜间你也绝对听不到任何嘈杂声,彷佛村子并不存在。(8)

阿姜草不像阿姜帖与阿姜盎西,他在掸州遇到的困难较少,可能因为他停留的时间比其他头陀僧要来得久,学会当地的语言,可以流利地以掸州话弘法。阿姜草分别在一九三○年代末与一九四○年代中,两次云游到缅甸,在掸州待了近六年的时间。他曾特别指出掸州妇女的美丽与教养,他说:

她们肤色光亮,外表秀丽,精神愉悦,这应该是她们严格遵守纪律的结果,而反应在她们的行为上。所以在我停留的这一段时间内,无须开导她们戒律。(9)

 

◎摄受柬埔寨人,以吉蔑语弘法

 

云游到柬埔寨的头陀僧,也有一种与陌生文化、语言沟通的能力。阿姜李、空玛与维利扬对他们的旅程都有详细的描述。

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间,阿姜李与两位弟子、两个男孩一同去柬埔寨,他们依惯例会住在森林、塚间、洞穴等处。阿姜李在北柬埔寨并不认识任何人,但头陀行使他在沿路上得到许多柬埔寨的随从者。在西所蓬(Sisophon)时,有一群吉蔑人曾经来到他的跟前讨论佛法:

他们深受感动後,便成群地跟在我身边。到了离别时,有些人,或男或女竟哭了起来。

离开西所蓬後,阿姜李与其弟子又徒步抵达巴坦邦,并在离城约一公里的塔艾寺(Ta-aek)的坟场过夜。而後在往金边(Phom Penh)的路上,他们爬越野荔枝山(PhomKilen),山脚下约有二十个小村庄。之後,他们在一座越南寺院停留了几天,这寺院有一尊佛像,刻在一个高耸悬空的峭壁上。阿姜李探索那里的洞穴後,便与同行的头陀僧分两个时段,待在越南寺院与附近的洞穴。(10) 在继续前往山的南边之前,他们在那里约停留一周。

在森林里的一座村庄,他们听说一个奇怪的故事,这故事对没有经验的头陀僧而言,可能会心生恐惧。据说离村庄约三公里远处有三座林木广袤的山,阿姜李回忆说:

传说发生在这座山的怪事是,假使有人到山中砍树,就会暴毙或得重病,或遭恶运之苦等诸如此类的不幸。有时在月黑的深夜,第三座山的山顶会射出一道白光。过去似乎有几次有僧侣在第三座山雨安居,但都因为强风大雨或雷电等因素,而在雨安居中途离开。

村民希望阿姜李能上山探个究竟,因此,次日清晨,头陀僧一行便前往第三座山。阿姜李在详察附近地形後,发现那是个可安住的好地方,不过同行的其他四人却非常害怕,可能是因畏惧山中神灵,而拒绝待在那里(在暹罗的寮族与原族传统里,山林守护神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他们不得已只好下山,并在附近一个安静的树林里过夜,次日到村庄托钵。那时,在村民之间已流传许多有关头陀僧的事迹,於是,当晚就有一大群人前来聆听阿姜李的开示。当时他已在柬埔寨停留超过一个月,已可用吉蔑语弘法了。

 

◎随顺柬埔寨习俗,留寺过夜

 

阿姜李在柬埔寨云游将近二十年,阿姜空玛与学生阿姜维利扬也追寻同样的足迹,这一次头陀僧已不需要护照,因柬埔寨的这个区域已隶属泰国(暹罗的新国号)。(11) 当时阿姜空玛居住在泰国东部尖竹汶省的一个寺院里。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听说十二年不见的老师—阿姜曼,已经从北方回到东北,因此两人便长途跋涉往东北出发,目的是希望能在沙功那空省见到阿姜曼,并且在沿途的僻静环境中禅修。

越过泰国边界进入柬埔寨後,他们来到了帕亚堪埔乡(Phaya Kamput),在树下过夜,次日清晨前往托钵。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地人有自己的佛教习俗:

居民大部分是吉蔑人,当他们见到我们时,会彼此喊叫 :“Luk song mok hoei ”,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很多人便跑来供养我们,不过只供养米饭,没有其他东西。後来我们回到自己的地方,有个人又给我们一碗汤。那米饭虽然并不黏,但很可口,有种香味。我们把饭与水和著吃,这样比较容易下咽。

饭後,头陀僧又继续他们的旅程。在傍晚时,他们抵达欧蓝甲村(Olamjiak),村落寺院的住持曾耳闻阿姜空玛的名声,於是请他们在寺里留宿一晚。起初,他以希望在树林里过夜为由婉谢邀请,不过後来还是同意了。当两人单独在寝室时,阿姜空玛对阿姜维利扬提起这个进退两难的处境说:“瞧我!试著要在寺院外过夜,结果却适得其反。”阿姜维利扬回答说:“但那是住持慷慨的布施啊!所以我们应该随缘顺从他的好意。”阿姜空玛接著说:“这种妥协会损坏头陀行的传统。”

在阿姜曼的弟子之间显然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随顺村落僧或俗人的意愿并没有什么不对,有的则坚持必须严谨地奉守头陀苦行。

 

◎应库拉人之请延後归期,教导禅修

 

如同随行的头陀僧一样,阿姜维利扬每抵达一处,就努力认识当地人。例如库拉(Kula)人希望他与阿姜空玛能长住在村落寺院里,当时每天村民都请村长前来请求阿姜空玛留下。而阿姜维利扬希望至少可以将归期延後,他相信头陀僧有义务教育在家人。但阿姜空玛却想立刻离开,他认为这种牵扯是种陷阱。阿姜维利扬回忆有天晚上阿姜空玛曾说:

维利扬!我既然已从尖竹汶省莲池村(Lotus Pond Cummune)美阪岩寺(Beutiful Banyan Monastery)离开,就不应该再与其他寺院有所牵连。担任住持是一种负担,也是禅修的障碍,我们应该明天就走。

阿姜维利扬想劝他留下,说:“我看到这些人的虔诚,他们对你的开示都欢喜信受,请再多留一些时日吧!”阿姜空玛却拒绝说:“维利扬!你年轻单纯,容易被他们的善意所动摇,但这是个陷阱,我坚持明天就离开。”阿姜维利扬接著又力劝阿姜空玛教导村民禅修,说:“我们既然已经在这儿,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路经此地……”

最後阿姜空玛同意再留两个星期,利用这段期间教导库拉族的男女信众禅修。阿姜维利扬对库拉人的评价很高,他说:

他们修行的速度快得令人惊讶,两周的训练就已经达到摄心一处的程度。当我们行将离去时,他们非常伤心,很多人都流下眼泪,那一幕真令人难忘。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这些虔诚佛教徒纯净的品格。

 

【注释】

(1) 像这样费心取得食物的事看来琐碎,但云游僧往往不知下一餐来自何处,甚至不知他们到底可不可能得到任何食物。阿姜李、阿姜汶与阿姜帖的故事反驳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头陀僧不会介意几天不进食而继续行走。

(2) 阿姜李接受食物但拒绝进入妇人的房子,坐在房子附近的树丛里,妇人端出两盘食物与一篮糯米饭。当他吃完後,为妇人祈福,然後离开继续他的行程。阿姜李对饮食的回忆并非不足取的,僧侣对他们所受供养都会有些许记忆,特别是如果他们好几天没有进食的话。

(3) 阿姜汶说他并不知道这些村庄属於那个种族,虽然他不懂得他们的语言,男人们却很了解他。他想这是因为男人要与其他部落或种族的人交易,因此学会许多种语言;相反地,妇女都留在家中,所以只知道她们自己的语言。

(4) 更北的地方,中国的佛教戒律以《梵动经》(Brahmajala Sutra)和《楞严经》(Lankavatara Sutra)为依据,禁止吃肉。

(5) 空玛‧吉拉喷友(Kongma Jirapunyo, 1900-1962)生於寇村(Khok),位於今沙功那空省通孔县(Tongkhom )。父亲是商人,而他则是水牛商。他与当地的妇女结婚,妻子不幸在怀孕时过世,那时空玛满怀悲痛,因而依寮族的传统出家。一九二六年,他在乌汶省布拉帕寺得遇阿姜曼,成为他的弟子,几年之後(和阿姜李同时)改皈依法宗派,依止师是帕雅披桑(Panyaphisan)。一九三三年,阿姜空玛在柯叻省的村庄附近建立隐居所,阿姜维利扬在此成为他的弟子,并与他一起到泰国东方的尖竹汶省过头陀的生活。一九四二年,他们由尖竹汶省徒步走到沙功那空省沛树村拜访阿姜曼。

(6) 在东北,清晨托钵时,村民的习俗是只给僧侣米饭,然後让小男孩带著其他食物跟著,一直到僧侣们坐下来用餐时,他们就随侍在侧。

(7) 寮族头陀僧的钵比当地村落僧的钵大一点。

(8) 苏黎旁(Suriphan)写道:阿姜草会说帕玛(phama)语,而且相信自己过去世曾经是帕玛人。曼谷人不论他们是什么种族,皆用“帕玛”这个名称来称呼所有住在缅甸的人,也用来称呼缅甸语。这个种族更正确的名称是掸族或泰亚族(Tai-Yai)。

(9) 後来,当阿姜草在泰国对信众讲他的故事时,加述:“无论是谁想在下一世出生时面目皎好、肤色白皙,就必须持守五戒。”显然阿姜草赞成一般信仰的看法,认为肤色白皙的妇女是比较有福的。

(10) 这可能是大乘寺院,地方上的僧侣对阿姜李与他的弟子们待在该寺并无异议,虽然他们遵从不同的传统。相反地,很多遵从现代佛教的泰国住持,通常不招待那些信仰习俗异於他们的云游僧,这些住持在允许访客停留前,会先检查他们的戒牒。

(11)一九四○年十一月,在披汶(Phibun)政权之下,泰国入侵西柬埔寨与寮国领域。日本人在泰国与中南半岛间调停,并强迫他们和解。因此,柬埔寨的巴坦邦省与先里省(SiemReap)被并入泰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这两省归还给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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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森林岁月——在洞穴中修行

转载于“内观论坛”

 

 

头陀僧的洞穴学校

头陀僧不能在同一个洞穴里久留,

一旦他们感到舒适且习惯这个洞穴时,就是得整束行装、准备离去的时候。

这种从一个洞穴迁移到另一个洞穴的修行,可以避免僧侣执着某个特殊的洞穴。

 

 

行脚至远方

 

头陀僧相当重视行脚,认为它是一种苦行,是训练心面对困苦与不可知之事的方法。无论何时,一旦他们决定远离较为舒服且安适的寺院生活时,就必须面对恐惧、痛苦、疲惫、饥饿、挫折与苦恼,并且常有死亡的危险。行脚的范围不局限在暹罗/泰国的政治疆界内,他们经常跨越国界到掸州︵ShanStates︶、缅甸、寮国与柬埔寨,在阿姜曼时代,僧侣可以自由进出邻国,这正是头陀僧所愿。头陀僧不像僧伽制度下的学问僧与行政僧,他们有强烈的志趣要云游到远方,不假思索远行以到达目的地。

 

云游僧的旅程没有行程表,也没有任何地图与导览,而且时常对将去的地方没有任何特别的计划,他不在乎甲乙两地的距离,重要的是往前走,继续行脚,行脚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迫使他必须经常保持觉醒。他从不知今晚将在那里过夜,下一餐饭在那里,将遭遇到什么困难,他必须在危险与困苦里,学习生活中的﹁苦﹂是无法逃避的。

 

在云游的过程里,头陀僧虽然也会停下来向供奉舍利的地方佛塔礼拜,但参访知名的寺院与圣迹并非主要目的,他们对参访禅师或探索陌生环境︵含括自然与文化︶比较感兴趣。有时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群从未见过佛教僧侣,几乎不知如何对待僧侣的村民之中,有时也遇到属于其他传统的僧侣。研究这些种种机遇,将使我们对头陀僧的训练,及泰国不同宗派修行的了解更加丰富。

 

 

不断寻找适合的洞穴

 

要了解头陀僧的训练,我们就必须考虑到森林、深山与洞穴就是他们的学校。四处云游是一种苦行生活的练习,训练心不执着大环境或舒适的生活。在旱季时,僧侣们会在树下、高岩或洞穴中修行,但头陀僧总是不断地在寻找适合的洞穴,譬如一些空气流通的洞穴,因为他们相信过去很多僧侣,都是在这类地方禅修而开悟的。阿姜曼曾向他的弟子开示:

 

洞穴与岩窟能提供适宜的条件,容易使心毫不困难地达到心一境性。心一旦专注后,就能看到许多一般心所看不到的神奇事物。

 

僻静的洞穴是极佳的试验场所,一个坚定的云游僧,就是具备一股强烈的修行意愿,隐退到森林里人迹罕至的洞穴,无论发生什么事绝不放弃禅修的人。

 

在本世纪的前半叶,头陀僧在东北云游,曾远到北方的清通︵Chiang Tung︶与清容︵Chiang Rung︶等地,当时尚无从东北到北方内陆的道路,因此以徒步的方式旅行极为困难。阿姜帖在第一次跨区云游之前,为同修制定三条规则,这显示头陀行并不适合心性怯弱的人:

 

一、不能对路途中遇到的艰苦有任何怨言,譬如行程、食物或住所上的困难等。假设同行中的一人生病了,我们将尽力互相帮助,团结直到最后。

二、如果同行中有人开始思念家人或朋友—好比想念父母,则不能帮助他回去。

三、我们必须决心面对死亡,无论它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到来。

除非同行僧侣同意信守这些规则,否则阿姜帖就不会让他加入行脚的行列。

 

 

在洞穴中修行

 

今天在泰国已经几乎没有僻静的洞穴了,然而阿姜曼的时代曾有很多这样的洞穴,特别是在北部地区。阿姜曼、汶、帖、李都曾留下在北部地区寻找适宜洞穴的记录,阿姜曼本身曾在萨立卡︵Sarika︶洞穴有濒临死亡的经验,正如我们所知的,他大概已证得三果。

 

阿姜李留下一份详细资料,是有关僻静洞穴对心灵训练的重要性。当他在清迈寻找阿姜曼时,曾勘察阿姜曼提过的一些有利于独居禅修的洞穴。阿姜李在清迈节地伦寺︵WatJediluang︶未寻获阿姜曼后,他便开始往离豆萨给县︵Doi Saket︶摩盎村︵Meuang Aun︶三公里远的一座山去继续寻找。他在那里进入阿姜曼所提过的黑洞︵DarkCave︶:﹁蛇群曾来朝拜洞中的一个石笋,那是它们的宝塔。﹂虽然阿姜李单独一人,但对探勘洞穴毫无畏惧,他像其他云游僧一样,详细记录了洞穴内的一切,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回忆值得记录下来—证明洞穴在头陀僧生涯中的重要性。

 

这是个奇特且不可思议的洞穴,山顶上有一尊佛像,我无法判断是从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在半山腰的地面上裂开一个极深的断层,走进断层里,我看到一块像桥一样横跨在岩缝上的柚木。我慢慢地过桥走向另一边后,发现自己竟身处在一个巨大的悬岩上,当我再往前走时,变得非常黑暗,于是我点亮灯笼继续往前走。之后我又遇到了另一座桥—这次是一整块柚木—连接到另一座岩石,这里开始变得相当严寒。

 

阿姜李继续他的探索行程,来到了一个庞然巨大的洞窟。

 

我估计它起码可以容纳三千人,洞窟的地面很平坦,有着像水上涟漪般的波纹。从地面的中间向前看去,可以发现一个壮观的石笋,白如云朵,高八尺,而且非常宽—得两个人张开双臂才能环抱它。石笋表面有一圈圈像铜锣中间般的隆起,每个约半尺高,圈内是一个很深却平坦的盆面。这整个环境雪白绚烂,非常美丽。

 

当地人相信这是座神圣的山,他们告诉阿姜李,每当雨安居一开始,这座山就会发出吼声:﹁若吼声特别响亮,就表示那年会雨量充沛,农作丰收。﹂

 

离开黑洞后,阿姜李徒步到蓬村︵Pong︶,他在这里遇到了阿姜铿︵Khian︶。阿姜铿曾有一次随行在阿姜曼身边,了解洞穴的重要性,于是,他同意与阿姜李一起去探索离森林十公里远、人迹罕至的金葫芦洞︵ThamBuap Thaung︶。该洞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那里曾有黄铜矿从缝隙中渗漏出来后,沉落在池底。

 

这个洞穴很深……,当地人说洞里住着凶猛的恶灵,要是有人想在此过夜,会因觉得有人在踩他们的腿、胃、背部等而彻夜难眠。因此,大家都很怕这个地方。

 

阿姜曼告诉阿姜李,有个名叫柴︵Chai︶的僧侣,曾经有次在这个洞穴过了一夜,不过他根本无法入睡,因为整夜都听到有人进进出出的声音。阿姜曼建议阿姜李到此禅修—如此或许可以证实传言的真伪,并且考验自己对恐惧的抗拒力。阿姜李与同行僧侣在洞穴过了一夜,不过他们并没有看到鬼,也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

 

离开金葫芦洞后,有段时间阿姜李与阿姜铿各自四处云游,之后他们又在清道︵Chiang Dao︶山区共住一周,其中三天在清道穴(1)里度过,有两天两夜的时间全力在摄心上下工夫。阿姜李回想在月圆摩迦日︵MakhaBucha︶(2)的那晚,当他决定以坐禅来供养佛时,他说:

 

刚过晚上九点,我的心全然静定,气息与光彷佛自身体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我的呼吸……是如此微细,几近停止。我的心平静、安定,身体的气息几乎完全静止,我的心也完全停止思考,心念是如何静止的,我完全不知道。然而,当时我是觉醒的—感觉着光明、开展、自在,一种解脱的感觉驱走了所有的痛楚。

 

当心静止直到内观生起时的透彻阶段,阿姜李回忆这样静定过了一个小时后,佛法开始在他的内心中涌现:

 

简而言之,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专注并审视有、生、死与不知它们是如何生起的无明。﹂有一种再清晰不过的影像在我的眼前浮现:﹁生如一道闪电,死如一道闪电﹂。因此我专注在导致生与死的起因,直到﹁无明﹂这个字在心中生起……,我以这种方式反覆思惟,直到黎明。当一切终于清楚之后,我出了定,身心似乎都感到轻盈、开放与自在,我的心感到极其快乐与圆满。

 

阿姜李对这次禅修上的进步感到欢喜,之后,他又留在阿姜曼建议且其本身也经验过的两个洞穴。离开清道后,他与阿姜铿又往北抵达方县,他们在那儿的一个洞穴禅修一段时间后,便继续云游到清善、清来、帕尧、南邦与网帕等地。

 

头陀僧也相信无论洞穴是如何偏僻,在里面禅修的僧侣绝对不是单独一人的。就像阿姜曼对弟子开示:

 

在山洞里,禅修者应该收摄自我的举止,不应认为没有人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他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并端正行为,使该区众神在看到自己的形象时,能感到欢喜。(2)

 

这种与民间佛教传统紧密结合的信仰,使头陀僧能时时自我警戒,即便是在一个高山里僻静的洞穴中,僧侣也会感到有人在审视他们的所作所为。

 

照规矩而言,头陀僧不能在同一个洞穴里久留,一旦他们感到舒适且习惯这个洞穴时,也就是得整束行装,准备离去的时候。这种从一个洞穴迁移到另一个洞穴的修行,可以避免僧侣执着某个特殊的洞穴。例如从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阿姜草︵Chaup︶在位于清通与清堪︵ChiangKham︶山区的卡任︵Karen︶山区部落雨安居,在两个雨季的空档期间,他在山间四处行脚,在许多洞穴中禅修,每个洞穴停留的时间大约是六天到一个月。

 

 

【注释】

(1)清道山脉相当高,且包含了许多陡峭的山峰。清道穴是泰国境内最大的石灰洞之一,这个大洞穴由错综复杂的地下通道系统组成,连结许多小洞穴。阿姜曼非常喜欢这地区的僻静,以至于在一九四○年代初再度回到这里,随行的有阿姜汶与阿姜特,他们每个人都各自停留在不同的洞穴中,只有于每个月两次的布萨日才聚在一起。清道穴后来成为最受观光客欢迎的景点,修筑了一条六公里长的路连结到清道镇,和一条七十二公里长的路接到清迈。一九八○年代,阿姜汶对清道不再是个僻静适合禅修的地方感到惋惜。

(2)月圆摩迦日︵巴利文:Magha︶的礼拜仪式,于农历三月,也就是阳历二月或三月初举行,以纪念当初一千二百五十位阿罗汉不约而同来听佛陀开示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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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师的一生·曹溪风景

十四、曹溪风景

 

 

万历二十六年(1598),大师五十三岁。正月来了一位侍御轩樊,因坚持建立太子为副主的意见,被贬谪雷阳。他来到五羊访大师,大师正在校对《楞伽笔记》。轩樊问大师:“雷阳风景如何?”大师拈起经卷说:“这就是雷阳风景啊!”轩樊听了惊叹大师非凡的胸怀,即为大师募集资金,刻印《楞伽笔记》。

有一儒生龙璋,一次听到大师议论佛法,心里非常惊异,回去对他的朋友王安舜、冯昌功说:“北来的一位禅师,说佛法很奇异。”这二位听后即来向大师请教,大师对他们开示了禅宗的向上一着。他们听后即深信不疑,切志于禅宗的参究。从此,五羊在这三人的带领下,来皈依大师的人日益增多。

大师常常回忆起达观大师许下的诵经之愿,但因一直没有条件,所以未能遂愿。到了夏天,大师在山岩叠壁之间建了一座禅室,模仿大慧禅师冠巾说法的事迹,召集了旧日皈依的弟子,一边诵经一边为弟子说法,当诵到“见宝塔品”时,忽然悟入佛陀的深意即是指娑婆世界人人目前便是华藏,但须“三变”的目的,特为劣根人渐示一斑罢了。于是立即着手写了一部《法华击节》。

大师的弟子丁右武,生性急烈,为人慷慨,但只知敬僧,不知有佛法。他将要回家去时,大师送他到船,并重下钳锤,这时丁右武幡然大悟。大师替他取了一个号叫“觉非居士”,又作了一篇《澄心铭》警策他:

真性湛渊,如澄止水,

憎爱击之,烦恼浪起。

起之不休,自性浑浊,

烦恼无明,愈增不觉。

以我取彼,如泥入水,

以彼动我,如膏益火。

彼乱我真,乱实我生,

我若不生,劫烧成冰。

是故至人,先空我相,

我相若空,彼从何障?

忘我之功,在乎坚忍,

习气才发,忽然猛省。

省处即觉,一念回光,

扫踪绝迹,当下清凉。

清凉寂静,挺然独立:

恬澹怡神,物无与敌。

第二年春,《楞伽笔记》刻成,大师为弟子讲了一遍后,印了一百多部,遍送海内外佛教界的善知识和护法宰官。

广东风俗好杀,到了中元节,家家都要杀牲口祭先辈。这时节,市场上牲口堆积如山,真是惨不忍睹。大师此时建了盂兰盆会,又讲解了《孝衡钞》,劝大家斋僧、放生,用蔬食祭先辈,听从的人很多。从此凡遇丧祭大事,父母寿日,或者祈禳,或者拜忏,都放生素斋,后来还成立了放生会。佛法的慈悲救世精神,在大师的倡导下,逐渐在这里生根发芽。

万历二十八年,榷使初出朝廷,横行于民间,加上日本入侵,人心惶惶不安。大师见局势不便于弘法活动,即分散了弟子们,独自闭关绝迹,深藏以避扰乱。

会城一带因荒年而粮食不足,常从福建用白艚运米,时值地方混乱,大家只恐商人乘机提价,百姓都为此事担心。

会城新任军门的公子即将外出,停船在海边,这时凑巧有几只白艚也停在公子船旁。税使早已蓄谋打击大将军,便借口这几只白艚是大将军为公子送行的,集合几千个市民,投掷砖石,打破了公子的船只。他们又围住帅府,持刀相逼,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正巧三司府县的官员都赴端州行节礼去了,会城没有一个正官,如果再无人解救,危险就在呼吸了。

大将军无法解围,即派中军到大师关前求解,大师不答应,说:“我并没有什么神术。”中军跪下哭泣说:“大师即使不考虑兵主的安危,难道就不考虑地方生灵的死活吗?”大师听他这么一说,心中不禁惕然,即刻起身到税使处,从容劝化,开晓其意。税使听大师一劝,果然明白了道理,愿意去招安百姓,解散乱民。这时,大师先来到乱民前说:“你们今天所要求的,无非是想吃价格便宜的米,但如果今天犯了大法,就会有杀头的危险,即使有了价格便宜的米,谁来吃呢?”乱民听了都觉愕然,顷刻之间,帅府之围即解开了,父老们都十分感激大师。

这时三司官员正在军门吃饭,听说市民作乱,都放下碗筷,一齐赶到会城,见乱民已散,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秋天,南韶观察使祝惺存,请大师入曹溪祖庭,大师乘兴而入,看见四方流棍集于山门,打赌的,开酒食店的,无所不有,环境被搞得非常秽污。这积弊已有百年之久了,更可叹的是,坟墓占了祖山,僧产多被侵占,并且寺中恶僧勾合外棍挟骗寺产,寺中僧人没有一个敢正视现状。大师不禁叹息说:“这是心腹之患啊!假使不除去,那六租的道场终将化为狐窟,永远不可药救了。怎么办呢?我即使住在这里又有何用?”大师考虑了半天,只得去告诉戴制台,戴说:“这事好办,我试为大师去做。”即下令本县坐守,限三天内把流棍全部驱逐,不留一人,拆除店铺,不存片瓦。从此,曹溪山门的积垢如洗,又恢复了往日的清净。

戴制台留大师过斋,谈话间制台说:“六祖道场的腥膻,我已为大师洗净了,目前地方生灵涂炭,大菩萨有何慈悲之法来救济呢?”大师问:“这是什么意思?”制台说:“这一带海上有一伙强盗,他们拥有采珠船千艘。近来钦差奉旨采珠,又资助了他们的势力。采珠结束后,他们横行于海上,到处劫掠,这是第一。第二是地方开矿,朝廷采役横暴乱来,挖掘坟墓,破坏百姓的财产,百姓处处遭受毒害,这比强盗的劫掠更残酷。有上述这二害,所以百姓不能安宁地生活,请问大师如何处置呢?”大师回答说:“此事不容易,慢慢地再想办法吧!”

朝廷派来的李采使,对佛教颇有信心,这年秋天他到曹溪进香,在山住了好几天,大师对他开示了佛法,他听了非常高兴。大师劝他做重兴祖庭的布金檀越,他慨然独力承担。大师又暗中对他说:“开采珠、矿对地方百姓损害很大,这大概不是皇上的本意吧?请你把采珠的船只约束以期限,往来超过期限的就处以罪;矿一采完,应尽快地撤除差役,使他们无害于百姓。可以吗?”李采使听了唯唯应诺,回去之后就力行约束。从此山海地方就安宁下来。

戴制台很感激大师的帮助,写信感谢大师说:“今天我才知道佛祖的慈悲广大!”因为这样他护法的信心更切了。大师也因为有他们的帮助能够在曹溪安心弘法。大师开辟了祖庭,改修道路,选择优秀的僧人授戒,设立教育沙弥的义学。又设立了库司,清规。查阅了租课,赎回了僧产。仅在一年之间,百废俱兴。

第二年,大师重修祖殿,改路径,辟神道,移僧居,拓禅堂,又创立了新的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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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师的一生·一路到曹溪

十三、一路到曹溪

 

 

大师到了圜中,读《圆觉经》时作了一篇四相章:

 

 

一、我相

  钟鼓铃锣不断声,

  声声日夜说无生。

  可怜醉生梦死者,

  镜里相看涕泪倾。

二、人相

  突兀巑岏耸铁城,

  刀林剑树冷如冰。

  谁知火向冰山发,

  烧尽冰山火不生。

三、众生相

  铁门紧闭杳难开,

  关锁重重亦苦哉。

  可怪呻吟长夜客,

  不知因甚此中来。

四、寿者相

  一条血棒太无情,

  触着须教断死生。

  痛到切心酸鼻处,

  方知王法甚分明。

 

出了圜中,路过长安市,又作了四首诗:

  (一)

  长安风月古今同,

  紫陌红尘路不穷。

  最是唤人亲切处,

  一声鸡唱五更钟。

  (二)

  体若虚空自等闲,

  纤尘不隔万重山。

  可怜白日青天客,

  两眼睁睁叹路艰。

  (三)

  飘风骤雨一时来,

  无限行人眼不开。

  忽尔雨收云散尽,

  太虚原自绝尘埃。

  (四)

  空里乾城野马人,

  目前仿佛如烟村。

  直须走入城中看,

  声色原来不是真。

 

 

这诗中的禅味法味,耐人寻思。

第二年正月,大师渡过文江,访问了邹给谏。庐陵的大行王性海,拜谒大师在文江畔,请大师为《楞伽经》作注。二月,大师上大庾岭,在岭头观看了惠明夺衣钵的遗址,并作了一首诗吊念,其中有:“翻思昔日宵行客,何似今朝度岭心”的句子。大师见行人度岭艰难,汗流满身,就嘱咐一位行人,要他设立一座茶庵在岭头。又见山路崎岖难行,劝人修造山路,几年后这条山路即成平坦了。

大师到韶阳,入山礼六祖大师。当他喝了一口曹溪水时,内心感慨地吟了一首诗:

 

 

  曹溪滴水自灵源,

  流入沧溟浪拍天。

  多少鱼龙从变化,

  源头一脉尚泠然。

 

 

大师到了祖庭前,看见一片凋敝不堪的样子,只得怀着凄然的心情离去。

到了五羊,大师身穿充军的囚服朝见了大将。大将军亲自替他松了缚,又以斋食供养他,晚上就宿在海珠寺。

大师住下后,一位常讲阳明之学的周鼎石先生,一天率门生数十人来访大师。谈话间,周先生提出“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的《周易》论题,其中一位老道长者提出自己的见解说:“人人都有知觉,日间应付事务的是这个知觉,夜里做梦的也是这个知觉,所以说:‘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周先生说:“大家都这样说,我心里认为不一定如此。”又问大师:“老禅师,请见教!”大师问:“这句话出哪部典籍?”周先生回答说:“《易经》的《系辞》。”接着便把《系辞》的章句连读了几句。大师听后说:“这是圣人指示人要悟不属生死的一着。”周先生一听,立即拍案叫好,说:“还是老禅师指示的亲切!”大家听了都觉罔然,纷纷提出问题。周先生解释道:“死生即是昼夜之道,通达于昼夜,就不属于昼夜了。”这样一说,满座叹服。

三月十日,大师抵雷州,住在城西的古寺里。

四月一日,大师开始着手注《楞伽经》。

这年雷州闹饥荒,疫疠横发,经年不下雨,死伤不可胜计。大师所住之处,好象尸陀林一样,到处都是尸体,因为有法力加持,才得安稳无碍。天时干旱得连井水也都枯竭了,随从大师的侍者福善,在半夜时等了一罐井水,以充一日之渴。

到了七月,城内外横尸遍地,大师劝人收拾掩埋了数以万计的尸体,又为当地百姓作济度道场。道场的仪式刚毕,天即下起倾盆大雨,地面上的雨水上涨了三尺,从此厉气即解,百姓于是得救。

第二年正月,会城也死伤了许多人,尸体遍地暴露。大师命人收拾掩埋了数以千计的尸体,又建了普济道场七昼夜,会城也便安宁下去。以前广东人士多不知有佛教,自大师教化以来,有很多人皈依了三宝。

四月,大师写成《楞伽笔记》。因为皈依大师的许多读书人士未入佛理,大师又为他们撰写《中庸直指》,发挥佛法的道理。

大师初到五羊时,上下官员见大师是带罪的僧人,都很轻视。当时的制台大司马陈冈如,对军法极严格,大师也没去见他,但陈大司马却常派人侍候大师。这年九月,大师同丁右武去拜访他,门役回说不见,大师只得折回。晚上陈大司马亲到船中拜访大师,还携带了茶点,一直谈到三更。大师非凡的才能,使在座的大为惊佩。此后,陈大司马对部下极力称赞说:“憨山大师是僧中的麟凤啊!”又下令让三司往拜大师。从此,岭南都知道大师是十分有德行的高僧,同时也知道恭敬三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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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师的一生·为法忘躯

编者按:为了使现代人对佛教僧团的历史和现状有更多的、客观的、如实的了解,本刊将不定期地转载一些国内外学者撰写的古今中外高僧大德的生平介绍。

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且接触的范围有限,难免“坐井观天”之讥。因此编者非常希望各位有心读者能踊跃地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为本栏目投稿,向本栏目的读者们介绍自己所熟悉和崇仰的有修有证的出家及在家大德。若所投的稿件是从其他的网站上下载的,请务必注明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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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为法忘躯

 

 

万历二十年,大师四十七岁。这年七月到京都访紫柏尊者达观大师,相会于都门西郊园中。达观大师见大师到来非常高兴,两人相对兀坐四十昼夜,目不交睫,谈论着如何撰写明代《传灯录》,并约定在曹溪相见,共同开辟禅宗的一代法脉。后来又同大师一同上石经山,观看了石经洞。石经洞里石板刻的藏经是晋朝一位静琬法师,因顾虑三灾坏劫无佛法,就在房山县凿石为板,刻了一藏佛经贮藏在山洞里,又用石门封闭。到了明朝时,这石经洞的塔院被和尚出卖,达观大师发心把它赎了过来。因此保全了石经法宝。这时,大师作了《琬公塔院记》和《重藏舍利记》,刻在塔院里。

第二年,牢山东区出现灾荒,饿死了很多人。大师把山中储存的斋粮,全部分给近山的居民,但仍不够,大师又乘船到辽东,买来豆数百石,使靠山的居民,没有饿死一个。十月冬至节,大师到京朝贺太后,太后留大师过冬,并请大师在慈寿寺说戒。这时大师知太后储蓄已厚,就请她修建报恩寺。但因日本侵犯朝鲜,朝廷正商议派兵讨伐,修建之事只得暂停。

神宗皇帝因信仰道教,对内使经常为佛事行走,素来憎恶。有一次,太后派内使到东海牢山时,内庭以偶然事故触怒了神宗,又傍及了太后,大臣们都觉得很危险。这正给朝内反对太后的朝贵一个下手的机会,有些打算先把送经内使除掉,然后借用以前方士闹事的流言来打击大师和太后。因此他们先命令监视官员的服役人员,扮作道士的模样,上殿击鼓呈状,告大师侵吞国家库银。皇上一阅,不禁大怒,下旨逮捕大师与送经使者。

大师听到这一消息,就召集了大众说:“佛陀的慈悲拔苦精神,就是为了一个众生,也不舍三涂苦趣。这东海是边地,素来不闻三宝的名号。我在这里教化十二年,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念佛了。至于那些舍邪归正,修行佛法的,连乡比户都是。看到佛法在这里生根发芽,我的愿心已满足了,死又有什么值得遗憾呢?只是未能重兴报恩寺,感到有些痛心罢了!”

当大师告别大家,离开即墨城的时候,城中的百姓老少,都流着眼泪来送别,对大师此行的安危都十分担心。

大师到了京都,奉圣旨下押镇抚司。在升堂拷问时,执事官先受风旨,准备迫大师尽招太后在各山所施的资财。在苦刑的拷讯下,大师说:“我作为僧人来说是惭愧的,因为无法报答国家和人民给我的恩典。今天,我不会可惜这生命的完结,只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死去,的确有伤于皇上对太后的大孝啊!我如果为了奉迎皇上,曲意妄招而损坏了纲常之道,的确不是臣子爱护君王的诚心,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历史上那些清白高尚的贤哲们呢?”大师以精诚之心抵制了诬告,仅招认了以前供养的七百余金,愿请皇上查内库帐簿。当清查了内库后,除了以前代赈的七百余金外,果然没有丝毫差错,神宗这才明白过来,于是母子和好如初。但皇上还是以大师私自建寺为由,贬大师流放雷州充军。

自大师三月下狱起,京城内外诸寺院都为大师诵经礼忏,有些和尚还燃香炼臂持咒加持大师。

到了十月底大师将南行时,朝中许多士大夫们,大多穿着亵服,偏倚一足来相送。

十一月,大师到了南京,在长江边上老母亲来与大师诀别。大师见老母亲欢喜交谈,音声清亮,胸中没有丝毫的滞碍,于是问:“当您听到儿子死生之际,难道就不忧愁吗?”老母亲说:“死生是由业力而定,我自己的死生尚且不忧,何况是你呢。但人言参差,我对此事又没有决定的见解,所以觉得有些怀疑。”母子俩就这样坐谈到天亮,在即将诀别时,老母亲嘱咐说:“你应善以大道自爱,不要替我担忧,今天我也与你长别了!”老母亲说完,头也不回地欣然上路去了。大师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感慨地想:“天下的父母都能这样,岂不可以顿尽生死之情了吗?”于是下笔写了一首《母子铭》:

母子之情,磁石引铁,

天然妙性,本自圆成。

我见我母,如木出火,

木已被焚,火原无我。

生而不恋,死若不知,

始见我身,是石女儿。

达观大师因在石经山与大师相约,愿在曹溪共振宗风,当大师遇难时,达观大师正在匡山天池等候。听到大师遇难的消息,内心大惊道:“要是失去憨山大师,那曹溪共兴的愿望也不能实现了!”

达观大师先赶到曹溪,然后到京请好友相救。再折回聊城,听说大师准备离京,就回南京等待。

大师到南京后,在长江边一个庵中与达观大师相见。达观大师提议要大师陈白冤屈,大师不同意,认为这是定业所感,不必多言。临别时,达观大师把住大师的手臂说:“我在天池听说你遇难,就对佛许下了诵《法华经》百部的愿,为了你平安,只有靠我的心愿和你的口舌来完成了!”大师听了,唯唯谢别。达观大师又把所作的《逐客说》赠给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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