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

 

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如果有人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舍弃大家都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追求和拥有，甚或干脆舍尘出家，为僧为尼，一般被人们称作“看破红尘”。似乎这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是消极遁世。但人们的这种认识并不正确。原因是这种认识与判断事物的依据，是建立在一种唯物质的斗争哲学上的，所以在面对许多精神方面的问题时，无从解说就妄加评判，以致谬误层出。

事实上，人们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是可以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因为每个人若是在自由的环境中生长，由于所受教育、接触人事、知识累积，特别是人生经历的各不相同，所以形成各自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反之，那便意味着扭曲和强制，是一种病态。

“觉悟”一词，是人们都熟悉的。追其本源，“觉悟”一词出自佛教。“佛”便是“觉悟者”的意思。“觉悟”的对立面是“执迷”，是指人们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之中，而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真面目。那么一个人怎样才可以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而发现人生和世界的本质呢？这需要条件，需要“苦”来作媒，也就是佛教中所说的“缘”。只是，这样一种觉悟的缘，却非每个人随时随处可得，更不是有了这个“缘”就一定能觉悟，而是要看一个人在造化中的灵性，是否可以适时显现。如果留心观察身边的人和事物，就会发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人是最易“觉悟”的。

一是病痛。一个人生了重病，卧倒在床或住进医院，死神在身边低吟徘徊，生命如风中残烛，平时的种种追求和拥有，都成了过眼云烟。这时人们最易想开看开，对名利的斤斤计较和对他人的恩恩怨怨，这时大多就可以“放下”了。当然，如鲁迅先生临终时的“一个都不宽恕”，可另当别论。

二是牢狱之灾。不管因为什么，是罪有应得也好，是被冤受屈也罢，人只要关进四面墙壁之中，失却自由，与世隔阻，你在外面拥有的一切——权位、金钱、美色及各种享乐，就只能在回忆中相见了。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在高墙内“追悔莫及”的人，发誓赌咒若有明天将如何如何好好做人等……。这也算是一种“觉悟”吧，当然，这些人大多是真的贪官污吏。

三是灾变。这里所说的灾变，主要是指无情水火及不可预料的天灾人祸。我认识一个前些年暴发起来的大款儿。美妻、娇子、别墅、车子，作为大款标志的东西他都有了。但后来不知为何一场大火，一切都烧掉了，妻儿也丧了命。他自己命是保住了，却再也无心“奋斗”，而是流浪天涯，最近听说他在南方一座寺院出了家。

四是直面死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终点是死亡，但真能直面死亡，认识死亡意义的人，并不多。我有一位朋友，是位成了名的诗人。他的职业也不错，是某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两年前他在火葬场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当他看到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生命突然就消失了，化为了灰烬，又看到骨灰寄存处那一排排铁架上带照片的骨灰盒后，他几天没去上班。后来就坚决辞了职，决心做自己真正愿做的事情——自由写作。因为他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不想再浪费下去。

五是失恋。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情感灾难对人的改变和影响，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所以情伤对灵魂的触动，可能更深于其他。情伤往往导致人的心死（即绝望），进而对平日无暇思索的东西进行思索和反省，由此醒悟世界万物的变幻无常，并更深一步认识人生的本质和意义。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无论现实生活还是文艺作品中，都俯拾皆是。

以上几种情况，不过是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容易产生影响的一些特殊因缘而已，并且仅仅是有可能性。这就如人们常知的道理一样：将相同的温度同时加之一个鸡蛋和一块石头，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而石头却不能。这里就有一个所施对象的本质问题。

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要保持一份清醒，保持一份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认识，委实不易。除了以上列举的一些特殊因缘外，关键是教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能揭示人生真理的正确知识，才是破除人生道路上重重迷雾的灯盏或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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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闻

 

父亲、母亲是信佛几十年的虔诚居士。每到初一、十五，家里就有许多叔叔、阿姨，父亲称这些都是他的“佛友”。虽然我不信佛，但是受父母熏陶，对佛教总也略知一点。记得我读师专的第一个假期，母亲便带我去大青山九峰寺归依上成下果老和尚。母亲问师父我将来的因缘如何，师父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盯了我许久，然后慢慢地转过头对母亲说我的因缘很好，是“上上缘”。当时听师父说自己有“上上缘”，高兴至极，以为自己将来定为官相之才。也就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接触一些佛教书籍，最早看的一本是从父亲书房里拿的，南怀瑾老师的《如何修证佛法》。不但书厚，而且文字义理更厚，我被不能理解和觉知的东西深深吸引。从以前对佛的不信变为信而生敬，对佛所实践的人生观更是拍案赞叹。说老实话，无论我如何深信诚信，也绝不会信到后来出家那种地步，出家是我当时所不能接受的。可能是我怕清灯古佛的庄严吧。

不知不觉中，我完成了学业。正当母亲为我能进入政府机关工作而奔忙时，父亲却毅然决定送我去大青山九峰寺出家。这时的我，惊呆了、茫然了、气愤了。我不能理解，父亲、母亲那么辛苦供我读书，为何又让我做和尚呢？从母亲那双和蔼慈祥而又红润的眼睛看得出，她是拗不过父亲的。我也很怕父亲的威严，又怕母亲软弱的泪水，只好不情愿地跟着父亲去我的皈依师上成下果老和尚那里发心出家。到了九峰寺，师父只是对我微笑，并未对我说别的。父亲安顿了我像了完心事一般，第三天就回去了。我一个人在山上感到无限孤寂和疲惫。夜深了，我走入山谷，在旷渺万籁俱寂的天际大吼大叫，可是没有回音。仰望着满天星星在黑暗的苍穹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原来如此之凄凉、如此之无奈、如此之孤单、如此之伤心、如此之扑朔迷离……尽管我晓得昼夜更替、物象迁移、生老病死、花开花落的无常，但最终还是不能接受自己一生浪费在这远山古庙之中，灵光一闪，第二天便不辞而别离开了师父。

下山后，怕父亲责骂，在同学家中小住一月。之后悄悄地推开父亲的书房，本以为父亲会严厉责备，不料，父亲却温和地示意我坐下，以往那威严的目光不复存在。良久，父亲的口角微动几下，但没有说话，可能是从上面落下的两行热泪止住了他欲讲的话。在我记忆中，父亲从没哭过，也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我一时不知所措，惊慌地跪在父亲面前，轻声地说我错了，明天就回师父那里。这时母亲走进来把我扶起，父亲把脸急转了过去，母亲用手向门外一指，我恭敬悄然地离开了父亲的书房。我不明白父亲为何非要我出家？不明白母亲为何不反对父亲的要求？不明白我为何会向父亲认错，我并没有错呀？也许是我不忍见他伤心吧，我带着许许多多问题进入了梦乡。

傍晚，母亲进房来叫醒我，告诉了我想知道的一切。原来父亲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吃饭都成问题，所以父亲经常跑到离家五里多路的土地庙里去吃个饱饭。庙里有个老和尚，那时父亲才不到十岁，老和尚对父亲很疼爱，想收父亲做徒弟。父亲虽然年纪小，却跟老和尚很投缘，也愿意留在庙里。可是爷爷死活也不让父亲做和尚。就这样过了几年，父亲参军去了，临走的前一天还去看了那个老和尚，并许下心愿：虽然我不能做您的徒弟，可是如果将来我有了儿子，一定让他出家做您的徒弟。老和尚听了很高兴，从怀里拿出一串佛珠给父亲，父亲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和尚。在父亲当兵的这几年，正是文革高潮时期。复员后父亲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老和尚。可是，别说老和尚没见到，就连那座小土地庙也被当牛棚用了。几经周折终于得知老和尚在父亲走的第二年就圆寂了。父亲跪在已被当牛棚用的土地庙前，哭红了眼睛……从那以后父亲一直沉默少言，一直以居士自称。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在我身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做一个出家人。然后用一生的精力去研读佛经弘扬佛法，发起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大志，完成父亲的心愿。我被母亲的话深深感动，同时也理解父亲的心情。我想这也许就是因缘吧。那个老和尚已经带着遗憾走了，我不想让父亲也带着遗憾。所以决定把一生的精力、体力、智慧，都奉献给佛教。

清明节刚过，小雨还下个不停。我带着父亲的冀望，母亲的嘱托，自己一生的信念，来到了五台山古清凉寺礼上悟下道恩师剃度出家。清苦的生活造就了恩师修学有证和道德高尚的人品。每天晚上恩师都要诵地藏经，诵经时成百上千只老鼠都聚集过来听经。恩师慈悲的感召力一直激励着我勇猛精进。一年后恩师圆寂了。整个院子里又剩下我一个人，和上次在大青山一样，心境却截然不同。佛的睿智和光明在指引着我。我悲痛欲绝地拜离了恩师的舍利塔，搭上南去的列车，考入广东省岭东佛学院求学。

进入佛学院之初，觉得经文枯燥无味，觉得祖师的“空”、“有”之论是没有逻辑的逻辑，觉得经文的翻译虽也词语工整，却总不及中国古典文学那么有光彩耀人的生命力。固然有这些思想障碍，但在法师们的谆谆教导下，渐渐地放下所有成见，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成绩一直很优秀。并在1999年受佛学院派遣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组织的佛牙舍利出访团，应邀前往香港。欢送和迎接佛牙的场面很感人，令每一位参与者都终身难以忘怀。街道两边站满了居士们，前面的已经跪下了，他们手拿鲜花齐念着佛号，我们佛牙舍利护法团在慢慢移动前进着，佛号声渐渐消失于耳际，但却永远留印在我的内心。香港回来不久，我的学业也圆满了。

经过了这几年的参学、学参，我和熟知我的人们已经找不回以前的我了，连父亲也赞许我，称我为法师。我不再惧怕父亲威严的目光了，觉得那是慈悲的目光。我明白了上成下果归依师所指的“上上缘”的含义。无论是什么缘，总之这段缘将永远地伴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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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远

 

乡贤卢可人先生，饱读诗书，尤好古文；睥睨权贵，一生耿介。每年春节都是不变的手书春联“自食其力，不饮盗泉”。

我读高中三年，常从可人先生游，零碎学习了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也能依样画葫芦写几句韵文，当时可人先生已五十开外，我且三十不足，如此忘年交，村人、同学称奇。

可人先生好读史，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煌煌四部，常给我讲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然而先生是辟佛的。他老先生讲韩愈《谏迎佛骨表》，又大讲“三武一宗”灭佛的史实与掌故。

一九七九年深秋，我考取了××师范文科班，文史老师谈佛教也不外乎卢先生的说法。但我总喜欢到定慧寺走走看看，定慧寺与师范仅一墙之隔，唐代所建，为我皋邑名刹。当时虽然已在恢复政策，但满目颓垣残瓦、朽木污漆，令人顿生凄凉。我常去定慧寺，还因为那里有三五老僧，都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也不曾听到念经撞钟的声音。在“苔痕上阶绿”的一座四合厢小院里有一老僧，圆脸，终日闭着眼枯坐着，我印象中是纹丝不动，如雕像一般的。后来我因为知道几句“菩提本无树”的偈语，被县城专事画佛像的谢宝森老先生叹作“孺子可教”。他还说，那是见月法师，还说当年法师是怎样怎样的风采，升座说法，满堂皆惊云云。不几日我又去定慧寺，目的自然是要去拜谒这位释门“宿将”了。不料，一位老尼静静地说，老人已经……已经西去了。噢？－－我惊叹道。终于分配工作了，我就专程去谢老家，又是一个“不料”的事，他家的堂屋已改成灵堂，谢先生的遗像赫然陈列着。唉！人生苦短，譬如朝露！我默立良久，死－－原来如此迅速而简单，死－－原来如此简单而迅速？

死，是怎么回事呢？心中的疑团驱使我常去定慧寺转转。时值八五、八六年间了，我也已做了几年书匠，定慧寺已修葺成新的规模了。当时的住持是树德（注：九零年深秋我去庙里又见到了他的追悼会布标，守门的说：“你来迟了。”），偶尔在他的案头看到几本香港的《内明》，时为沈九成先生（注：我寄过曼殊诗之篆刻作品给沈先生，他回过一封转道上海的航空函，不久也闻他出家的消息，后来又见到了他西化的消息，那封航空函对我来说已成绝笔。）编，我拐弯抹角说出想借时，他老人家爽快地同意了。

因缘、因缘，不可思议。正好有一期《内明》的末篇上有香港佛教图书馆何泽霖先生的赠书结缘启事，我当即惶惶然写了封索书刊的信寄出去。当时的惶惶然原因有二：一是信能寄到香港吗？二是素昧平生，人家真的会送书吗？又是意料之外，八七年七月我即收到何先生的包裹，内有《内明》和《香港佛教》各二期，并有一封亲笔信，说未免洪乔之误，让我回信，这封信我还收藏着。从此后，我每隔一、二个月便收到他寄来的以上两种杂志和经书，有时甚至一周两次地到。每当此时，那雀跃之心情不可名状，如贫极而得玉，如饿极而得盛宴，如倦极而得枕席，确非夸饰之词。小小后生，何德何能？受之无愧乎？我自然是夜以继日地读读读、想想想，也把一些零星的学佛心得寄给他，先生往往在下一次就有针对地寄些东西来。历数起来，有《心经》多部、“净土五经”多部、《地藏经》一部、《宗镜录》一大部、《梦游集》一大部，等等。九十年代初还寄过《十方》多期。何先生是知道我好书法也能制印的，他还寄过《心经》印谱一部，清吴芝瑛所书拓印本《楞严经》一部。如皋书画界的朋友也有向我索取的，有的还因此踏入了佛门，真是殊胜因缘！十多年来，何先生寄书不断，每每想起我偷懒或自矜的言行，实在愧疚之甚。

也许是饥不择食吧，在书店我也注意觅食佛学的东西，当时书店是难见佛书的。八九年六月，竟然在书店得到孤本的《弘一大师》（徐星平著），四百多页，一夜读完，毫无倦怠。弘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矣！于是我开始注意起佛教的流派了，特别是律宗，学佛对我来说，当时最大的收益是磨软了脾气、变化了气质。但坐着说何如起来行！要探究人生的真谛，必须修行，要以戒为师。到了一九九二年七月底，我有幸来到栖霞古寺，拜谒了圆湛法师（因他是《内明》在大陆发行人之一），试行断食一周，每日以打坐、写经和制印为务。其间有“断食日记”一折，“介经生”、“肖形佛”等印留存。自此，打坐、写经一直未断，然而俗世杂务多有缠身，常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之憾。

怎样才能息心静气、求得人生的解脱呢？

九七年深秋，我独自北上，在中国佛协得识妙华、宏度二法师。妙华法师笑道：“我们的名字都带个华字，有缘啊！”妙华法师原本也从教数年，毅然决然一切放下，出家修梵，我为何人，如何不能效法？梳理思维，无非是染俗太深、积重难返，当挥达摩剑，尽斩胸中魔！于是又一路南下直奔高旻寺，谒德林大和尚。大和尚十分礼遇，询我问我、疏我导我，令我怵怵惕惕，背若芒刺。数日长谒，德公以如何自安其心、如何了生死相问，我瞠目结舌，无以答对，自愧十年学佛，还是浮薄浅陋，岂敢直面高僧大德！意料之外的是，大和尚最后说：“你先住下来，住一住，看一看。”又令客堂无念师整日相陪。当时正值庙里打佛七，大和尚又令侍者亲奉文房四宝，令我书“念佛是谁”百幅。在高旻寺，我也进过禅堂，自恃年轻，有些静坐的功底，总觉高明于那些老、弱、妇，加之不太能听懂扬州方言，也吃了监香几香板，骄慢之气顿时打下。自忖禅门的契机教法确为修持之好方法，难怪英国人至今尚有“棍棒教学法”之说。

在高旻寺，最令我感叹的是“吃”。百余人过堂鸦雀无声，所行全按律仪。想想庙外肉山酒海、穷吃海喝，真判若天壤。仅此一面，便知高旻寺实为修行的好去处，难怪法国梅村的一行禅师也要来此参禅了。

在高旻寺，某日去无念师寮房，遇一新剃沙弥，我自道是南通人，他即问：“你是不是陈某某？”惊疑之间，他说他是江西人，大学生，曾在何泽霖先生处帮助寄递流通书刊，熟悉我的名字，接着又说了很多何先生于佛教如何诚挚的话，他出家高旻寺也是何先生的指引。如此奇缘真是不可思议。我后来也问过他的状况，无念师来信说他已受戒，法名雪痕，他的俗名我是知道的－－杨玉杰。

离开高旻寺，我一直想写篇《在高旻寺的日子》的散记，但直到现在都未敢动笔。不过，在高旻寺，我写过一首五律（有出韵处）“一上高旻呈德公法正”：

群鱼逐浅水，一塔耸高旻。疑路问行者，隔岸呼济人。

何缘对大德，惭愧扪微心。暮鼓铿然落，长坐待月明。

意想不到，大和尚立即和诗一首：

群明灿星斗，一月映萸湾。疑彼前村路，隔山有远音。

何缘来渡口，惭憾昧初心。暮散晨光现，长安遇故人。

他还解释说，有两句是化用了成句“欲知山前路，须问过来人”、“神在含元殿，何须问长安”。德公还多次说到《金刚经》。回到南通来，我就反复参究“法、非法、非非法”，似乎颇通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又合于逻辑学上的“概念不一定是所指，所指不一定是意义”。是也不是，他日当执卷相问于德公。

可人先生已退休十年了，还常来坐坐。三年前我给他看了一则消息，说范文澜老先生谈自己治史的最大憾事是对佛教的偏见，他很吃惊，回去又看了一通范氏的通史，就常来问我些佛学宗派、名实之类的东西，问得很细。我在高旻寺习禅后，他又问我具体的感受。我便详述了前后因缘，他凝思良久，说：“原来如此啊！”想起二十年前老先生是辟佛的，古稀之年幡然悔悟，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殊途同归，又何尝不是因缘中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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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中

 

我出生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一个小县城。父亲在县政府做事，母亲在中学教书。我还不到两周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下乡改造，母亲进了“牛棚”，于是老保姆带着姐姐和我回到祖籍山东农村。我入学前由保姆抚养，入学后跟随祖母居住，这样直到读完中学。抚养我的两位老人都信佛，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偷偷供奉佛像，在供桌前我必须守规矩，这是我与佛教最初的因缘。

一九八四年我考入大学，学习旅游专业，一些课程涉及佛教文化，实习时少不得参观一些佛寺，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对佛教产生兴趣，宗教对我来说依然陌生。大学时期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读书之外我没有参与太多的社交活动，闲下来就一个人跑到学校西侧的芦苇塘边发愣，每当思考起人生时，便有说不出的迷茫与惆怅。毕业实习（在河南少林寺）结束，我准备出国留学，朋友来信说他要去庙里为我祈祷，希望我留学成行，这使我心里为之一热：世间竟还有这样的祝愿！临毕业时有一种朦胧的想法，我用一首诗把它记在毕业纪念册的扉页上：

百年孤独不自哀，故纸堆里觅文采。

夜阑含泪听地声，日高俯首行田陌。

路平能无凡人去，山奇自有仙客来。

没酒喝水权当醉，心诚山门总会开。

这是一九八八年夏离校前的心境。

离开校门，又步入校门，八八年秋，我开始在××大学代课，第一年被评为校优秀班主任，可是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疑虑：学校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生产机器？此后我陷入更深的迷茫：“海上升起无边的迷雾，不知道，我的生命之舟在哪块礁石上倾覆……”

我想换个环境，于是继续自己的留学申请，九二年被美国夏威夷大学录取，但签证遇到麻烦。受到挫折难免沮丧，九二年冬“阿弥陀佛圣诞”，有同事约我去湛山寺，我答应了，听完诵经，同事带我拜见一位老和尚，老者简短的十二个字使我心有所动，他说：“物质不灭，精神不灭，常分常合。”读了《心经》和《金刚经》之后，我对这十二个字体会更深，对佛法也愈加佩服。起初，我只读过两本佛教小书，一本是《觉海慈航》，一本叫《肉食之过》，这后一本书极薄，说理却颇让人叹服。当时住单身，周末时常几个同事凑在一起会餐，做饭时我突然提起一个问题：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是什么？大家得出的结论很一致：是人。世界上其它动物大多在饥饿时才去捕杀猎物，而人类却常常以打猎取乐；其它动物抓来猎物只是撕碎吞下肚去，甚至来不及细嚼慢咽，而人类却可以将自己精心饲养的猪羊鸡鸭随意杀了，剁成肉丁、肉泥、肉末，做成包子、饺子、馅饼，还要极尽烹、炸、煎、炒之能事，不惜花费精力、财力，甚至发明诸如吃活鱼、活虾、活鹅掌、活猴脑等极不人道的吃法，这种变态式的残害生灵的吃法，在许多人却视之为文明或美其名曰饮食文化。

我开始素食，并试着念佛、打坐，很快便获益匪浅，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几个月后头发变黑，从前经常复发的扁桃腺炎得到控制。九三年“浴佛节”，我在湛山寺正式受三皈五戒。

我继续向我的第一个老师纯老法师请教佛法问题，同时向他借书看。当我一口气读完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时，献身佛教事业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可是出家的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九四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决定住在湛山寺体验出家生活，开学后不再回学校。就在这时，妹妹从上海寄来了要我赴阿联酋工作的签证和机票，我以为到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也许是一种锻炼。出国前向老法师辞行，约好三年后再见，就这样我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三年多的海外生活更加坚定了我出家的信念。迪拜是中东繁华的城市，它坐落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里，夏季气温经常在四十度以上，但我却没有在国内时那种焦灼、苦闷、热恼的感觉。这里是全民信教的穆斯林国家，每天要祈祷五次，这里的清真寺鳞次栉比，当寺塔上的高音喇叭传来召唤的时候，作为一个穆斯林，不论他正在做什么，都要暂停所做的一切，到清真寺或在自己办公室做祈祷，祈祷前有条件的要沐浴（主要是早晚二次），条件不具备的也要漱三次口，洗三遍手、脸、足，然后除去鞋袜，进入寺内祈祷，这种虔敬，和这种良好的净身习惯，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傍晚时分，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海滨大道上散步，暮色中棕榈树和椰枣树的轮廓很分明，一切都显得静谧、安详。

经常有当地的朋友问我信仰什么，开始我有顾虑，怕说实话会受到宗教歧视，于是回答说什么也不信，他们听了先是吃惊，而后露出一丝恐惧，似乎什么都不信的人很危险。后来了解到这里人对其他宗教信仰很宽容时，再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说“什么都不信”了。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迪拜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繁荣、富足、安详。打架、偷窃的事例极为罕见，以致抓到一个扒手还会公诸报端；半夜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也不必担心安全。我切身感到，这一切都和人们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有关。

当我有了一点积蓄时，便想去旅游。九六年七月，我孤身一人来到南非，一夜之间，我从酷热的夏季进入寒冷的冬天。为了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在犹太人家里住了几个月，和信奉基督的朋友一同去教堂，在和一位黑人牧师的偶尔交谈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当时南非的社会治安很糟，我试图和他探讨这个问题，他向我道出了社会不安定的深层原因，他说：我们（黑人）有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头领，可是他们（白人）来了，破坏了我们的信仰和制度，我们的头领成了摆设，现在贫富差别又这么大，社会怎么不乱呢！这是一位有头脑的牧师，他说自己已经退下来了，办了一个流动售货车。

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杜姓华人，他一家都素食，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他请我到他家作客，话很投机，又要我搬过去住，以便早晚切磋，同时还可以帮他照看农场，就这样在他家里住了几个月。九七年八月中，春天已经显露出生机。一天，我到农场的山坡上种向日葵，突然觉得心里堵得慌，思绪很乱，细心一算，自己出国整三年了，于是又记起出国前和纯老法师的期约，不由得跪在山坡上失声痛哭。

“坡上野草黄又绿，泪中忧思湿还干。

欲化红尘成净土，好梦何时共月圆？”

两个月后，我踏上了归途。

在家住了几个月，一方面陪伴年届九十的祖母，一方面做说服父亲的工作。说起来令我感激，家庭给我创造了优越的出家条件，父母用他们微薄的薪金将我们兄妹八个抚养成人，而且都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如今父母退休，兄弟姐妹都各有前程，父母没什么负担，身体又健康，这一切莫非是佛菩萨的加持！我终于得到父亲的默许。九八年八月，离开四年之后，我又回到湛山寺，为了兑现一个诺言。今年一月廿四日，时值“释迦如来成道日”，蒙湛山寺方丈明哲大和尚慈悲摄受，为我正式披剃并授沙弥十戒，今年四月十一日，我又于潮州开元寺受具足戒，多年的愿望成为现实。

真出家人是荷担如来家业，非一般情见凡夫所敢为，如来妙智慧也决非一般世智辨聪所能比，若不深入经藏，广研教典，乃至遍览古今高僧大德真知灼见，便难以对一代时教的精髓有准确而全面的把握，荷担如来家业便会成为一句空话。目前盛行于诸多寺院的经忏佛事，或徒有形式的诵经念佛、参禅打坐流弊很多，长此下去会使佛教与民间低级信仰相混淆，这是难以让正法久住的。

全世界有近80％的人口信仰不同的宗教，可以说宗教事业是人类最宏伟也是最能代表人类特征的事业。作为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以其悠久的历史、特有的包容性和圆融性突显于各大宗教之列，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但为其它宗教所鲜见，而且对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一种高尚的宗教对塑造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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