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法味三则

助人为快乐之本

  辛瀚

 

总是习惯在这家店吃午餐,因离补习班近而且老板人又亲切。某天中午,我一样到那家店去吃饭,饭后我很满足地走在路上,准备回到补习班继续冲刺。

就在这时候,一位老婆婆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载满废弃的用品。她吃力地从我身旁驶过,我征征地看着她。正当她要驶上爬坡路段时,我突然警觉地一箭步跑过去,在车子后面帮她推,希望能减轻她的负担。她可能觉得车子变轻了,于是转过头来看,我正推着车子对着她傻笑。这时,老婆婆也靦腆地笑了。那一天我书读得特别快乐。真是印证了“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

 

 

闭关容易守关难 

圆明

 

记得,佛光会中华总会第四届第三次会员大会时,吴伯雄先生致词说:“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精神的充满实是我们的财富。”

经济的不景气、精神生活的失序,导致社会问题丛生,人与人之间产生冷漠与隔阂。当务之急是要充实精神生活,而佛法的禅修,是增进精神生活的不二法门。星云大师说过:“要有道德的生活,才算是有修行。”

提到修行,正如憨山德清大师所说:“闭关容易守关难,不肯修行总是闲;身在关中心在外,千年不出也徒然。”一语道出,不用心,修行也枉然。修行之难,难在修心、静心。古人所提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是禅修要领。在修行路上曾经请问禅师:“如何坚定信念?”禅师说:“能坚守定、静、安、虑、得的功夫,不为物移,不为物迁,才算是真修行人。”

修行者最难革除的除了贪、嗔、痴,就是规范“身、口、意”三者。因此要严加督促自己,在灵修过程中克制自己的私欲,坚定意志,精勤于善法的修持,才有功德圆满的一天;早日脱胎换骨,达到涅槃的境界。

正如《法句经》所言:“精勤于善法,才能成就佛道。如同繁殖许多花朵,才能成就一座美丽的花园。”愿以此与修道路上者同勉。

 

 

转个弯就好 

  林伶

 

在经济不景气的社会,往往好工作难寻,有时后找到一份工作,也会因不能胜任或出差错而自责难过,想离去又遇父母的不谅解,这时真想永离红尘。

有一天搭公车时,看见车上有一首小诗,其中有这么一句:“不是路已走到尽头,而是该转弯了!”激发自己勇往直前。

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当你遇到一件事无法解决,甚至是已经影响到生活、心情时,何不停下脚步,暂时想一想是否仍有转阛的空间?或许换种方法、换条路走,事情便会简单点。但是,通常在心情低落的那一刻,我们往往来不及想到这些,只是一昧在原地踏步、绕圈,让自己陷在痛苦的深渊中。

生命中总有挫折,那不是尽头,只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放手不代表承认失败,只是为自己再找条更美好的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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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忘与身心健康

香光 编

 

殿卿有一个不变的话题,那就是自己在孤儿院所受的苦楚,在读书时的穷困,因家境不好而受到的冷遇,还有婚姻的挫折,以及亲戚、朋友如何如何对不起自己……为此一直抑郁寡欢。其实,这都是数十年前的陈年旧帐了,他却为此所困,耿耿于怀,始终不开心,常年处于负面、阴暗的心态中,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这样活着真是痛苦啊!

岂不知,有的事情须刻骨铭心,永世不忘;有的事情则要尽快淡忘,所谓事来则应,事去则净。哪些事该被淡忘?应淡忘人生中的挫折与不幸;应淡忘名利的得失;应淡忘岁月的伤痕;应淡忘流言蜚语;应淡忘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应淡忘陈腐、过时的观念;应淡忘冷遇和种种烦恼。这样心理才能摆脱往事的阴影,保持随缘常乐的状态。否则,如纠缠于昔日的痛苦中,久而久之,必会损坏身心健康,导致疾病。加州大学一则保健资料提出:81%左右的恶性肿瘤和半数以上的早老性痴呆,都与生活中的负性事件及不良信息环境有关。因此,有必要学会淡忘那些负性事件及不良信息,学会心理的自我保护。

因此,近代高僧印光法师劝告我们:“在凡夫地,谁无烦恼?须于平时预先提防,自然遇境逢缘,不至卒发。纵发,亦能顿起觉照,令其消灭。……至于横逆一端,须生怜悯心,怜彼无知,不与计较。又作自己前生曾恼害过彼,今因此故,遂还一宿债,生欢喜心,则无横逆报复之烦恼。……金不练不纯,刀不磨不利。不于烦恼中经历过,一遇烦恼之境,便令心神失所。能识得彼无什势力,其发生劳扰心神者,皆吾自取。经云:若知我空,谁受谤者?今例之云:若知我空,烦恼何生?古云:万境本闲,唯心自闹;心若不生,境自如如。”(《印光大师文钞菁华录》81-82页)如此,则能淡化烦恼,少生烦恼,心境平和愉悦,久而久之,则能不为烦恼所动,犹如中流砥柱,宠辱不惊,处之泰然。有了这份修养和快乐,就是人生的成功。谁不愿拥有一个不为烦恼所动的快乐人生呢?

因此,对错怪或伤害过自己的人,我们的心灵不要被仇恨、烦恼所蒙蔽,怒火中烧、烦恼怨恨,对自己比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即使在不如意的环境中,也要努力营造一个充满欢乐与友爱的生活。那么,回想我们所恨的人的一些优点,念及他的本质善良及曾作过的好事,而对他拙劣的一面视而不见,如此怒气可能会缓和下来,烦恼会烟消云散,心中会充满慈悲。(参观达摩难陀法师:《如何无忧无惧过生活》)

是的,人生短暂,何必对过去的痛苦耿耿于怀呢?何必要自己伤害自己呢?对我们最有害的是怀恨、不满和烦恼,如果把怀恨、不满和烦恼融化,甚至可以使癌症痊愈。我们一定要将过去网开一面,宽恕所有的人;而宽恕别人,就是爱护自己,是真正、彻底地爱护自己。要知道,最有力量的是宽恕,是慈悲;最有力量的是“当下”,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我们当下就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淡忘不快,可以消解烦恼,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充满祥和与友爱。这一切其实就在当下的一转念之间:你不妨想想,哪一句是你常说的?这两句是:

“所有的人对我都不怀好意。”

“所有的人对我都有很大帮助。”(参观露意丝茜:《生命的重建》)

那么,什么事情须刻骨铭心,永世不忘呢?是别人对自己的恩德!所谓:人对我有恩不可忘,我对人有恩不可不忘。“虽行布施,而不希求施所得果,……虽有所作而无执著。”(《大般若经》卷第四百六十)为何要牢记别人对自己的恩德?因为要随缘报恩。猫、狗之类尚且知道报恩,何况人乎?不知报恩如何作人?故佛家提倡上报四重恩:祖国恩;父母恩;师长恩;众生恩。

那么,为何又要淡忘自己对别人的恩德呢?因为念念不忘所施之恩,就意味着时刻期待别人的回报,其心态迹近放高利贷者。一旦对方不报答,或报答得不够,势必恨从心起,大骂其“白眼儿狼”、没良心。于是,烦恼丛生,反目为仇,善缘竟成恶缘。这可真是划不来!所以应虽行布施而不求回报,作而不执。这就是智慧(般[读波]若)。有了这种智慧,就能度过烦恼的激流,到达无忧、安乐的彼岸。彼岸何在?就在慈悲与智慧的“当下”!

淡忘不快,作而不执,这是智慧、洒脱,也是审美:

瘦竹长松滴翠香,流风疏月度炎凉,

不知谁住原西寺,每日钟声送夕阳。(《五灯会元》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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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重新被发现的树荫

徐 均

 

在夏天的炎热之中,这个世界的人类以堪忍之力无奈地承受酷热和蚊蝇对于身心的侵袭。

什么是解脱这一炎热的道路?

扇子?风扇?冰箱?空调?......

这的确是抵御侵袭的方法之一。但不是绝对之法。即使我们使用扇子、风扇、冰箱、空调等设施,你总有机会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去接触那种侵袭。

即使我们逃避到南北极的冰天雪地去生活,我们却也无法抵御来自身体内部的烦恼之热。那则是另外一种夏天。

于是古印度人称我们的世界为“沙婆”,就是“堪忍”的地方。

什么是解脱这一炎热的道路?

去往神圣的菩提树荫下,那将是解脱这一内部和外部炎热的唯一途径。

那树荫在何方?

在名色身心法永远不再生起的地方。在那里没有炎热、没有蚊蝇、没有逼迫,以不再存在为树叶遮盖,以绝对寂静为大地,以清凉为轻风,并且不死、安全、清净。

那我们怎么前往那一地方?

通过摧毁愚昧的道路而能前往那永恒清凉的树荫底下。

什么是摧毁愚昧的道路?

是内观道。

什么是内观道?

是了解、观察被炎热、酷热、蚊蝇等所苦、所逼迫的身心。我们会发现那作为“我们”的身心充满了苦空的特性,身心就是不利、病、疮痈、毒箭、恶、疾患、毁、灾难、灾祸、怖畏、非保护所、非避难所、非皈依处、非去皈依法、无乐味、过患、恶之根、杀戮者、有漏、魔食、生法、老法、病法、死法,直至就是愁悲苦忧恼根本的法。最后我们会发现这团该死的蕴聚就是愚昧业集的结果。于是永远对于它们没有了愿望和兴趣,从而真正解脱。

就象有一屋主,晚上吃了饭,在上床入眠之时,屋内起火。他惊醒了,见火而恐怖。他想“我若在被烧之前逃出去便好”。于是他四方张望,看见了有可逃的路而逃出。急急趋于安全之处而立。这里,愚昧的凡夫执隐藏各种炎热等苦难的身心为“我与我所”,如屋主的食后而上床入眠;他行正道而见身心无常、苦、无我的特性,如惊醒之后见火生恐怖之时而逃出,不再顾及其屋子的好与坏。

为令人晕头转向的夏季炎热所逼迫的人的希求于寒冷,如是为轮回辗转的火所酷热的人希求于能熄灭炎热之火的清凉涅槃。

为了这一正确的目的——为自己找一片真正的树荫,我们接受佛陀的教导。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为炎热中的世界介绍这一片真正的树荫——永恒之涅槃。

这通过什么来实现?

这首先通过对于佛陀的教导、经典的记载、长老善友的协助如理的接受,然后遵守适当的道德和内观道的坐静实践就可以实现。那是当今世界中唯一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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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处境下的佛法信仰

陈永革

 

现代人谈论信仰的方式多种多样,但较为典型的则是谓之为主要与宗教现象相伴随的意识形态(包括观念体系和思想方式),而且是虚假的、非真实的意识形态。这种基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而对信仰所作出的价值性评判,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把信仰的实践推向个人性的决定。信仰实践的个体性,往往实则意味着信仰的可置换性。即随着时境的变迁,人们的信仰行为往往产生这样那样的改变。如日本虽说只有一亿多人口,却统计出超过两亿的宗教信徒,说明有些人至少在表面上归信二种甚至数种宗教信仰。在所有现代人的精神处境中,最令人担忧的事情,也许还不在于信仰的匮乏,而是信仰的混乱。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现代人的信仰混乱,正说明精神生活中真正信仰的匮乏。

真正的信仰抉择,必将导致人生行为的改观,所以具有实践性的内涵。从人生实践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的意义上说,个人的信仰行为与社会人心秩序相关。因此,现代人的信仰处境所面对的是力量强劲的社会实践活动。现代人精神处境下的一大现象,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生活的还原论者。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在现实的个人生活中,其实都有着一种典型的还原论心态。所谓精神生活的还原论心态,就是通过把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归约化,以寻找精神生活上的一致性与连续性。这是由现代人社会实践的复杂系统所决定的。如果说传统社会中(如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社会)的信仰生活源于普遍的宗教实践,那么现代人的信仰活动则受制于变动不居的社会实践。现代人的社会实践,需要的是源于经验(经济、政治等)的规则意识。现代人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实,交由常识客体和大众化的实践行为所解释,而不是象传统社会那样托付给具有神圣权威的教义知识体系、宗教修学规范。正惟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实践转向,为了保持或维护教义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各宗教信仰群体往往作出许多基于各自教义体系的新阐述。时下较为普遍的事情是,各宗教群体纷纷调整传统教义知识以适应现代人的道德实践,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中构建普世化的全球伦理体系。对于这种共同合作的努力结果及其对当代世界的影响,我们正拭目以待。

就现代人而言,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社会经验的多元化、现代资迅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影响以及全球化色彩的日益弥漫,不仅使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大为扩展,而且还使日常生活世界更加疏离心性祈向的生活方式,被动地满足于破碎的、浮面化的大众经验。在最完整的意义上说,信仰的本性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造,即通过仪式象征、教义知识等规范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中表现出信仰者心性生活中稳定的一致性,至少是保持着精神生活取向上稳定的一致性。尽管大众导向的生活经验同样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由于缺乏心性上的稳固支撑而摇摆不定。这正是现代人生活中会渴望事业成功而深感精神空虚的“成功精神症”。信仰的选择,虽说不必定与个人的现世成就构成比例关系,但以他人或社会经验为内容的大众导向下的生活方式,无疑会极大地增加原先的信仰被可能置换的变量。尽管信仰指向对现实失序生活的超越与克服,但在现代人的信仰抉择之前,已经堆积着许多他人经验(表现为大众化的强势话语)的影响,甚至可能认定某种信仰具有普世性的真理知识。这种误区,可以说明为何信仰群体中会产生或出现如此之多的不同分岐。

现代人谈论真正的信仰之所以如此困难,与现代人强调社会实践与关注大众经验的精神处境形影相随。如我们时下所普遍谈论的“诚信”话题,更多地是着眼于诚实守信的社会化行为规范,更多的是关注参与市场共同体的规则意识,而不是着眼于更富有挑战性的信仰建设或信仰教育问题。社会信用当然不可等同于信仰规范。诚信对于现代人来说,与其说是源于个体性信仰的行为规范,倒不如说处理社会化事务的大众经验。每当社会化的大众经验日益渗透个人化的心性生活时,必将导致信仰的片断化、碎片化而使人无所适从。信仰活动中充满不确定性的个人化的心性诉求,必将日渐消归于以确定性(稳定性)为指标的社会系统。因此,严峻的事情是,现代人的心性信仰的深层基础,正面临着来自社会大众文化的全面冲击而变得面目全非。

无论是面对现代人精神生活处境中的信仰匮乏,还是无所不在的信仰混乱,我们都有必要追问:人类信仰结构的内在本性究竟是什么?具体地说,“信仰”在佛教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应答,则有必要回溯到对人是什么的生存论追问。用佛法的语言说,人是什么的生存论追问,属于人的根性或根机问题;而人的信仰,则属于人的择法智慧。

佛教中有“无信非器”说,意指如果有情众生缺乏对佛法的真正信受,不仅殊难成就佛法,而且还丧失人生在世的生存目标。这其实是说明了人类生存根器与择法信仰的统一性问题。从现象或客观描述的意义上讲,信仰并不完全是由于人生有限的生存经验,也不完全是因其可信而信仰,而是因信仰本具的真理性内容。而佛法信仰本具的真理性内容,就是心性圆满觉悟的生存智慧。从理论或价值规范的意义上讲,信仰决不是人们对秩序世界的幻想,而是对秩序世界的向往。对于经验上可信性的事物,人们让给对科学解释客观世界的图景的相信;对于道德事物的相信,则可以出于对道德行为的普遍规范的认受;对宗教教义的认信,则必然意味着对社会人心秩序的接受与确信。在此意义上说,信仰意味着最真实的或最高的现实,是改善或完满日常生活的现实,这正是信仰的超越性意指。

上已表明,信仰的超越性必将体现于现实社会的人心秩序建构中。因此而言,任何宗教性信仰都是社会化价值取向的一种表达。然而,宗教参与社会人心秩序建设的实现程度,却取决于信仰自身的合理性证明。如果宗教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所谓参与现实社会人心秩序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宗教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证明,乃是关注社会人心秩序建设的必要前提。

具体到佛法信仰来说。佛法信仰的合理性证明,必须既是认识性的或者是规范性的,同时更应该是意义性的或者说是价值性的。所谓认识性或规范性的合理性证明,也就是对“佛法是什么”的整体信解;而所谓意义性或价值性的合理性证明,则必须从行证上切实体认“皈信佛法对于皈信者的生活意味着什么”的根本旨趣。探究佛法入世机宜,究其实都离不开对“佛法是什么”这一本源问题的深切反思。进言之,惟有真正审视佛教修证解脱的终极价值的内在理据,才能有效地说明皈信佛法对个体生命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在此基础上,佛教弘化才能确立其于现实社会结构的合法化或正当性地位,并在参与社会人心秩序的重建过程中,为全体佛教徒众构筑安身立道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空间,从而让皈信佛教者的个体生命获得了生活的终极性意义和价值。然而,在现代处境下,传统佛法以“出世”成佛为修行旨趣和不二法门,但现代国家却把佛教纳入社会化、制度化的行政掌管序列,因此,如何让以“出世”所标明的超越性佛法,落归于面向大众社会实践的即世佛行,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佛教弘化的一大时代课题。

从佛法信仰的合理性证明中(意在回应现代大众经验对佛法教义的知识结构,太虚为理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正是面向社会大众弘化而展开佛法合理性证明的典型实例),我们不仅引出了传统佛法中信解行证或闻思修证的修学程式,而且还关涉到大乘佛法中化度大众的社会实践旨趣。由此,我们还将进一步引出佛法信仰的开放性。

人生在世,充满着诸多不可确定的复杂性事件。信仰的一个经验性事实,在于寻找从充满无量变数的个体人生经历中的最为确定的、甚至是终极性的真实。所以,人们常说信仰是有限人生实存中的“终极关怀”。但另一个同样经验的信仰事实是,人生常常会由于境遇的变迁而出现阶段性的改信行为。改信的出现,往往出于对信仰知识体系解释人生经验能力的怀疑、信众忍耐意志的缺乏、内心道德的有限,当然还有修证范式的可公度性,如此等等。一句话,信仰时常面临着被置换的可能性。因此,经论知识或教义知识的可解释性(一种多义性)总是受制于时代根器的择法智慧。正信与邪信的较量,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同时也是佛教正法生命力的一种体现。释迦时代尚且如此,末法时代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经论知识或教义知识配合于时代根器的可解释性,正是佛法信仰的开放性特征的表现。但必须指出的是,佛法信仰的开放性,根植于佛法信仰的终极性与不可置换性。如果佛法信仰本身不具有终极性,那么佛法信仰就可能被种种外道乃至魔道的邪信所置换;如果佛法信仰是可以被置换的,那么就意味着佛法信仰不具有终极性。二者是共生互联而不可分离的。

太虚大师曾结合当时佛法信仰的现状,指出以信解双美“净信”对治种种“杂信”的弊端说:“现在我们中国人,往往信了佛教,同时也信别的宗教的神鬼,或别的学说的主张,这样信佛,便没有清净纯正的信心;原因就是对佛没有深刻清晰的认识,所以信心不能专一。对于佛,既如此。于法于僧,亦复如是。要知其他一切宗教学说之法,都是有漏杂染的不究竟法,唯佛法是无漏清净的究竟法;而僧乃是依佛法修学传承佛法的圣贤,亦非普通的宗教徒及一切学派的信徒所能相比的。故信解行证的程序,虽先由信而解,亦须由解而信;由解而信,方是净信。”(《清信士女之学佛以完成正信为要素》,《全书》,第35册,第252页)通过正信三宝与证解领悟的并进,把净信之成就落实于“理”性悟解之展开,以保证佛法的圆满究竟。太虚以为信既居于知解之先,亦彻于理解之后,实即主张信仰先于修行,信仰先于认知,修学与认知都应以佛法正信为先导,从而纠正知解等同于信仰、功德等同于信仰的佛法误区。

尽管“起三宝之信”的如法知见,其标准为人所熟知: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但如何面对立足于以“还原论”心态为依归的现代大众经验,充分保证正信佛法的步步推进、层层深入而融摄,却值得加以系统的、知性化的深究。在此,我们仅能提供极初步的粗见。

正信的佛教,无论是从知识描述的意义上,还是教义规范的意义上,其指涉性都极其明确,即皈信佛、法、僧,并落实到具体修学中的行为仪式。因此,佛法正信的开放性,还意味着佛法信仰在修学中的奠基性或根本性。人们经常引用的《华严经》“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之句,实即明此。世出世间一切善根功德之本,唯此信心。大乘佛教无不强调皈信三宝的奠基性作用。如禅宗三祖僧燦的《信心铭》(当然还有傅大士的《心王》及牛头法融的《心铭》),都指向信心不二,以明达磨西来明心见性之旨。永明延寿亦谓“但入信心,便登祖位”,足证皈依三宝之信心,实为佛教修证中超凡入圣的根本,是学佛者的第一层基础。基于如法信心而生解行证化,由信心方可成就佛法修学者的闻思修证度。

为了保证佛法正信避免被层出不穷的种种邪信所置换的危险,还必须极其重视修习佛法者的知性规范。对此,太虚尝称:“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信心犹立志也,志立而学成矣。信心立则一切善根具,无上菩提之基立矣。求正知正见之道,当具如下三种修习:一,经论为正教量,当精澈研究,学习思维,以为思想之标准。二、善知识为先知先觉者,当时刻亲近,乞其开示。三、息心静虑,以参研所疑,以期断疑生信,入佛知见。”(太虚:《信心》,《全书》,第35册,第240页)佛法正信作为菩提心的充实与修证工夫完善的过程,这是由佛法信仰的终极解脱指向所决定的。依太虚之见,佛法信心至少由研习经论圣言正教知识、善知识的先觉导引及个体参证努力三者所具体构成。

太虚大师的识见,对于佛法信仰如何如法回应现代大众知识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向。首先是确立正法胜解、如法净信与善知识引导三者相配合的整体修行观念,并必须落实于修学者个体的日常努力中。对此,太虚大师同样有明确的主张。他说,“虽由胜解而生净信,但能真正成就净信,亦非易易。须从信解上再起相当的修行,在自己平常的日用行事中去体验。……故虽由解而信,使信纯正清净,而更须由解而行,信心方能更加充实,不落于空虚。”“学佛者须先具有净,然后由解成立净信,由行充实净信;这充实就是净信的结果,便是做到实证了。所谓证,就是从原来信心中所信的得了实际的证明;从这实际上得到的证明,就是完成了净信。”然而,信佛不诳语之正行,信法无错谬之学修,证三乘所证之圣果,及佛果依正庄严之功德,所有这些佛教语境下的信仰规范,如何才能普摄异在于佛法之外的现代大众经验,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知性化探讨。

佛教经论中的信解一如的修行规范,具有三种明确指向,《成唯识论》将之界定为信实、信德、信能。对此,太虚解释说:“信实者:信有缘生因果的实事,更信诸法实相的真理。信德者:信有三宝一切的真净功德,知此功德,即从实事、实理中所成就。信能者:即信因能成果,信一切众生皆有证此实事实理之可能,如佛能了生脱死,众生亦能了生脱死;佛能具诸功德,众生亦能具诸功德。由此,此一信心,不但由信清净,亦由解成立,由行充实,而由证方知。”(《全书》,第35册,第253页)如理了达实相、如法虔修净德、生佛同证解脱圣果,作为可传达的实证心性解脱智慧,信解一如的佛法信仰,必须经由信解行证化、闻思修证度的修学、化导程式,方可圆满成就清净正确的信心。在此修学规范中综摄现代人的大众知识经验,才能对现代处境下的佛法信仰做出切实而如法的回应。

从由信发心、自信生解、因信起行、经行证果的修学规范,谈论佛法对现代大众的知识经验转化性融摄(转识成智),必然要求佛法的经论教义体系能够全面地回应于现代人的知识诉求,应答普世性或共同性的价值关注。现代人最为关注、最为核心的知识经验问题,是个体与秩序共同体(社会实践系统、心性价值观念)的关系问题。因此,现代处境下的佛法信仰建设或信仰教育,就应该关注如何从佛法正教的经论教义体系析解出能够描述并回应人类共同领域或公共价值的普世性知识。这不仅是当代“人间佛教”运动所直面的知识处境,也是末法时代佛法信仰能力的考验。这种处境与考验,当然不是佛法信仰的依据,但可说是磨练佛法修学者信行的广阔道场。应该指出,如果能够从佛法经论教义知识,构建起全面应对现代处境的阐释体系,提升佛法解答大众实践的创造性的沟通能力及融摄性的渗透能力,就完全能够融摄诸多类型的实践性知识。亦自可不必拘泥于佛法非宗教、非信仰之类的无谓论诤。现代人的知识经验,决没有完全为理性知识(无论是科学认知理性还是道德人文理性)所占领,反倒不时地展现出非理性、反理性乃至超理性同场共竞的情形。我们从邪说邪信乃至邪教的乱世之象中,甚至可以悲哀地看到理性化知识的无能。总之,如果认信佛法是不离世间而出世解脱的智慧,是不可置换而终极性的真理,就必须认信在佛法正信的指导下能够整摄人类经验的知识体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做到对现代人纷杂经验的全面融摄,佛法在现代处境下就难以得到合理性的证明。

对于作为非皈信三宝者的现代大众经验来说,佛法的信仰可能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真理性。放眼世界历史,自近代以降,先是科学、哲学与宗教相分离,然后是教育、政治与宗教相分立,都无不严重地限制了宗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发挥。宗教信仰的合理性一直需要这样那样的证明。佛教亦不例外。许多佛教大德都力图从人类宗教的构成要素中,可以重新审察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教化功能。如太虚曾指出,宗教家创宗立教的超常经验,应以特殊的修养工夫,才有根据,如佛教的持戒、禅定,以达圣灵境界。这是构成宗教信仰最为根本的要素。宗教的第二个要素是“大悲愿力”。即通常所说的仁爱心、奋勇心、博爱心,不求一己修证解脱,而更求救世觉人,使宇宙万物与世界人类的共享安宁快乐。宗教之为教化的第三个要素,是必须具有通达事理的知识体系。最后一个要素是具有适合时代需求的道德行为(德行)。于此可见,宗教教化功能在现代社会中的充分发挥,应该是一个包括情怀体验、信仰愿力、知识体系与道德行为的整合系统。我们今天谈论“人间佛教”,同样应该着眼于此。“人间佛教”作为普世佛教的现代展开形态,其基本涵义即在于能够全面融摄现代人实践经验的知识化、大众化、日常化。因此而言,皈依三宝正信,既是人间佛教普世性的具体表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代处境下佛法教义进行合理化证明的弘法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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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信仰

——读史铁生《病隙碎笔》

 

周国平

 

三年前,在轮椅上坐了三十个年头的史铁生的生活中没有出现奇迹,反而又有新的灾难降临。由于双肾功能衰竭,从此以后,他必须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了。当时,一个问题立刻使我--我相信还有其他许多喜欢他的读者--满心忧虑:他还能写作吗?在瘫痪之后,写作是他终于找到的活下去的理由和方式,如果不能了,他怎么办呀?现在,仿佛是作为一个回答,他的新作摆在了我的面前。

史铁生把他的新作题做《病隙碎笔》,我知道有多么确切。他每三天透析一回。透析那一天,除了耗在医院里的工夫外,坐在轮椅上的他往返医院还要经受常人想象不到的折腾,是不可能有余力的了。第二天是身体和精神状况最好(能好到哪里啊!)的时候,唯有那一天的某一时刻他才能动一会儿笔。到了第三天,血液里的毒素重趋饱和,体况恶化,写作又成奢望。大部分时间在受病折磨和与病搏斗,不折不扣是病隙碎笔,而且缝隙那样小得可怜!

然而,读这本书时,我在上面却没有发现一丝病的愁苦和阴影,看到的仍是一个沐浴在思想的光辉中的开朗的史铁生。这些断断续续记录下来的思绪也毫不给人以细碎之感,倒是有着内在的连贯性。这部新作证明,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不是一个残疾人和重病患者,他的自由的心魂漫游在世界和人生的无疆之域,思考着生与死、苦难与信仰、残缺与爱情、神命与法律、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他的思考既执著又开阔,既深刻又平易近人,他的“写作之夜”依然充实而完整。对此我只能这样来解释:在史铁生身上业已形成了一种坚固的东西,足以使他的精神历尽苦难而依然健康,备受打击而不会崩溃。这是什么东西呢?是哲人的智慧,还是圣徒的信念,抑或两者都是?

常常听人说,史铁生之所以善于思考,是因为残疾,是因为他被困在轮椅上,除了思考便无事可做。假如他不是一个残疾人呢,人们信心十足地推断,他就肯定不会成为现在这个史铁生,--他们的意思是说,不会成为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这么一个智慧的人。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加肤浅的对史铁生的解读了。当然,如果不是残疾,他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但也可能走上,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他的那种无师自通的哲学智慧决不是残疾解释得了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我们在别的残疾人身上很少发现这一显著特点。当然,在非残疾人身上也很少发现。这至少说明,这种智慧是和残疾不残疾无关的。

关于残疾,史铁生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在此意义上,残疾是与生俱来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看到人所必有的不能和限制,这是智慧的起点。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是因为知道人之必然的无知,而被阿波罗神赞为最智慧的人的。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就不是一个残疾人。我相信,史铁生不过碰巧是一个残疾人罢了,如果他不是,他也一定能够由生命中必有的别的困境而觉悟到人的根本限制。

人要能够看到限制,前提是和这限制拉开一个距离。坐井观天,就永远不会知道天之大和井之小。人的根本限制就在于不得不有一个肉身凡胎,它被欲望所支配,受有限的智力所指引和蒙蔽,为生存而受苦。可是,如果我们总是坐在肉身凡胎这口井里,我们也就不可能看明白它是一个根本限制。所以,智慧就好像某种分身术,要把一个精神性的自我从这个肉身的自我中分离出来,让它站在高处和远处,以便看清楚这个在尘世挣扎的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可能的出路。

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家是一种分身有术的人,他的精神性自我已经能够十分自由地离开肉身,静观和俯视尘世的一切。在史铁生身上,我也看到了这种能力。他在作品中经常把史铁生其人当做一个旁人来观察和谈论,这不是偶然的。站在史铁生之外来看史铁生,这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本能。这另一个史铁生时而居高临下俯瞰自己的尘世命运,时而冷眼旁观自己的执迷和嘲笑自己的妄念,当然,时常也关切地走近那个困顿中的自己,对他劝说和开导。有时候我不禁觉得,如同罗马已经不在罗马一样,史铁生也已经不在那个困在轮椅上的史铁生的躯体里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肉身所遭遇的接二连三的灾难就伤害不了已经不在肉身中的这个史铁生了。

看到并且接受人所必有的限制,这是智慧的起点,但智慧并不止于此。如果只是忍受,没有拯救,或者只是超脱,没有超越,智慧就会沦为冷漠的犬儒主义。可是,一旦寻求拯救和超越,智慧又不会仅止于智慧,它必不可免地要走向信仰了。

其实,当一个人认识到人的限制、缺陷、不完美是绝对的,困境是永恒的,他已经是在用某种绝对的完美之境做参照系了。如果只是把自己和别人作比较,看到的就只能是限制的某种具体形态,譬如说肉体的残疾。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以自己的残缺比别人的肢体齐全,以自己的坎坷比别人的一帆风顺,所产生的只会是怨恨。反过来也一样,以别人的不能比自己的能够,以别人的不幸比自己的幸运,只会陷入浅薄的沾沾自喜。惟有在把人与神作比较时,才能看到人的限制之普遍,因而不论这种限制在自己或别人身上以何种形态出现,都不馁不骄,心平气和。对人的限制的这样一种宽容,换一个角度来看,便是面对神的谦卑。所以,真正的智慧中必蕴涵着信仰的倾向。这也是哲学之所以必须是形而上学的道理之所在,一种哲学如果不是或明或暗地包含着绝对价值的预设,它作为哲学的资格就颇值得怀疑。

进一步说,真正的信仰也必是从智慧中孕育出来的。如果不是太看清了人的限制,佛陀就不会寻求解脱,基督就无须传播福音。任何一种信仰倘若不是以人的根本困境为出发点,它作为信仰的资格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去庙里烧香磕头,祈求佛为他消弭某一个具体的灾难,赐予某一项具体的福乐,我们就有理由说他没有信仰,只有迷信。或者,用史铁生的话说,他是在向佛行贿。又譬如说,如果有一种教义宣称能够在人世间消灭一切困境,实现完美,我们也就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它不是真信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乌托邦。还是史铁生说得好:人的限制是“神的给定”,人休想篡改这个给定,必须接受它。“就连耶稣,就连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来行那宏博的爱愿。”一切乌托邦的错误就在于企图篡改神的给定,其结果不是使人摆脱了限制而成为神,而一定是以神的名义施强制于人,把人的权利也剥夺了。

《病隙碎笔》中有许多对于信仰的思考,皆发人深省。一句点睛的话是:“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人的精神性自我有两种姿态。当它登高俯视尘世时,它看到限制的必然,产生达观的认识和超脱的心情,这是智慧。当它站在尘世仰望天空时,它因永恒的缺陷而向往完满,因肉身的限制而寻求超越,这便是信仰了。完满不可一日而达到,超越永无止境,彼岸永远存在,如此信仰才得以延续。所以,史铁生说:“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这条路没有一个终于能够到达的目的地,但并非没有目标,走在路上本身即是目标存在的证明,而且是唯一可能和唯一有效的证明。物质理想(譬如产品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理想(譬如消灭阶级)的实现要用外在的可见的事实来证明,精神理想的实现方式只能是内在的心灵境界。所以,凡是坚持走在路上的人,行走的坚定就已经是信仰的成立。

最后,我要承认,我一边写着上面这些想法,一边却感到不安:我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无情的事实是,不管史铁生的那个精神性自我多么坚不可摧,他仍有一个血肉之躯,而这个血肉之躯正在被疾病毁坏。在生理的意义上,精神是会被肉体拖垮的,我怎么能假装不懂这个常识?上帝啊,我祈求你给肉身的史铁生多一点健康,这个祈求好像近似史铁生和我都反对的行贿,但你知道不是的,因为你一定知道他的“写作之夜”对于你也是多么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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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时代的寺院风貌

维加拉特那 原著

  广兴译

 

 

最初,佛陀和他的弟子并没有固定的住所,而且他们也不在一个地方住得很久。

在经律中有许多资料记载了佛陀和他的弟子们在北印度中部恒河流域一带游化,他常常带领著许多弟子,但有时也只带几位或一位弟子,如阿难陀,有时只有佛陀一人。佛陀白天游化,晚上就住在陶工的茅棚里,如在王舍城(《中部》第三册237页)或者村庄、或市镇的公共聚会处(这些地方似乎就是为比丘,比丘尼以及其他苦行者,在旅途当中休息之用)。当佛陀第一次回到迦毗罗卫时,摩诃男为佛陀找住处,正好找到刚刚建好的市镇公共聚会所(《中部》第一册353页,《相应部》第四册182页)。在这之前佛陀住在苦行者的茅棚里。

经典中也提到许多佛陀曾住过的森林以及园林,如在王舍城的安婆拉(Ambalatthika)就是云游的苦行者们经常来的地方。当然佛陀住这些地方,就有机会与其他宗教的苦行者们会面并谈论,自然佛陀的弟子就仿效他们导师的行持,他们或是与佛陀一起游化,或是与佛陀的大弟子如舍利弗、目犍连等一起游化。为甚麽佛陀和他的弟子们如此云游呢?在佛陀时代有许多这样云游的苦行者 如邪命外道,耆那教教徒等等,他们在非雨季时云游,云游是他们实践去贪的一种方法。但是佛陀和他的弟子们云游的目的与此不同,经典中记载,他们是在“解脱人天一切缠缚後"才云游的。佛陀在成道了的几个月之後,去西那尼村之前,对他的弟子们讲:“比丘们,为了芸芸众生的幸福,为了芸芸众生的善益,为了人天的善益和幸福,出於对世界的悲悯,去弘法吧!"(《律部》第一册第20-21页)这些教诲就表明了他们云游的目的。他们到处游化就是为了“芸芸众生的幸福"。

这时佛陀只有六十位弟子,佛陀把他们派到各地去弘法。他们在路上到处行走,是一种很好的弘法方式,通过他们的旅行,阐现了佛弟子的微细威仪,行持,他们弘法吸引了许多人归信了佛教。根据律部,这些佛弟子每天都吸收许多人进入僧团。开始,为了弘法使云游成为必要,後来随时间的发展,不仅仅是那些解脱了的比丘、比丘尼去游化,而且那些没有证得果位的也去游化。一些在王舍城的比丘们长年游化,即使在雨季也不停脚。

於是许多社会人士开始批评佛陀的弟子。《律部·大品》中是这样讲的:“那时佛陀还没有制定任何有关雨季安居的戒律,比丘们无论在夏季或雨季照样到处游化。於是人们抱怨到`怎麽这些释迦的弟子在夏季、旱季,甚至在雨季也继续游化?他们会踩死幼苗,踏伤昆虫的。虽然其它教派修行者的行为不是非常圆满,但是他们至少在雨季安居,不再云游。就是鸟在雨季也要在树上筑巢度过雨季,可是这些释迦的弟子在夏季、旱季、甚至在雨季也仍然继续游化。'当一些僧人听到居士的这些不满与抱怨後,便汇报了佛陀於是佛陀召集了所有比丘并对他们讲:`比丘们,你们应当在雨季安居结夏'。"(《律部》第二册137页)

这种思想不仅是为比丘们提供住所,而且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在雨季旅行。在《大品》中具体的戒条是这样的:“每位比丘必须安居过夏,雨季不得旅行。"雨季是四个月,大至从六月到十月(注:因为根据地区的不同,雨季的到来也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开始早些,有的地方开始晚一点)。每位比丘必须安居三个月,或是前三个月或後三个月听便。

从此,比丘们每年便在雨季安居过夏,但是比丘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安居的,如露天、树洞中、墓间、伞盖下等都是不允许的地方(根据《大品》的记载,这些地方有时是其它教派苦行僧安居的地方)。除此之外其它形式的安居都是律中许可的。如比丘可在船中安居,可与商队一起旅行。但大多数的比丘们是在自己或居士建筑的茅棚中安居过夏。这些茅棚是临时建筑,每一所只能住一位或两位比丘,一般建在森林中,河边或山脚下靠近村庄或市镇的地方。

雨季过後,比丘们必须拆除自己的茅棚,再继续旅行。但是有些比丘特别喜欢自己的茅棚,不愿拆掉,继续住在那里。达尼亚(Dhaniya)比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律部》第一册152页)。雨季过後,他还是不愿拆掉自己心爱的茅棚,想望夏季继续住在那里。佛陀和其他比丘都否定了他这一想法。於是他不得不放弃它。因此佛陀又制戒:比丘、比丘尼在安居结夏後必须继续旅行(《律部》第三册第42页)。因此虽然比丘们云游的生活,安居也使他们至少定居三个月。比丘们是如何从云游变成定居的呢?这里有二种解释:一种是,安居导致了定居,另一种是,在家居士越来越多,出於他们对比丘健康的关心导致了定居。一些学者认为,在佛教历史上,雨季安居是僧团由云游,变成定居的关键。

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两个演变过程,但是雨季使这两个不同的级段连结了起来。在《律藏》中许多地方证明,及使在有地方居住之後,佛陀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放弃旅行。我们将会返回到这个问题上。旅行对於比丘来说,并不是日夜行走。当一群比丘来到一个小镇或村庄时,只要人们乐意倾听佛陀的教法,他们就会在此住上许多天或好几周。有时当比丘们听到佛陀住在某镇时,他们会来看望佛陀,并请教佛陀他们所遇到疑难问题,与佛陀住上几天。

有时佛陀与比丘们在苦行者的隐居处或市镇的公共聚会处住上几天。在经典中记载,有许多居士将自己的园林捐赠给佛陀和他的弟子使用。根据《大品》,第一个这样的园林是在佛陀成道的几周後,频毗娑罗王捐赠给佛陀的(《律部》第一册第38页)。“摩揭陀的国王,频毗娑罗手持一只盛满水的金杯,将水倒在佛陀的手上,如此便将园林捐赠给了佛陀:`我将此竹园捐赠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然後佛陀接受了他的捐赠。"因此,从一开始,僧团就拥有一些土地,但是佛陀的弟子们,自己没有有建寺,也没有要居士为他们建寺,以备夏季居住,同时他们也不允许这样做。《律部 小品》中(《律部》第二册第146页)记载了僧团第一次接受捐赠的情形。那是在王舍城进行的:“那时,比丘是不允许接受居士捐赠寺院的,因此比丘们到处云游,晚上就住在森林里、树下、山洞里、墓间、林间空地等处休息。一天,一位来自王舍城的商人,想给比丘们建筑僧舍。他问比丘们:`尊者,我给你们建一些僧舍,你们能住吗?'比丘们答道:`不能,佛陀不允许比丘接受僧舍。'商人对比丘们说:`尊者,请你们把我的话转告佛陀,看佛陀如何说。'

比丘们把商人的话转告了佛陀,佛陀答道:`比丘们,有五种僧舍是许可的:普通精舍(vihara)、平房(addhayoga)、殿楼(passada)、窟院(guha)以及楼房(hammiya)。'在佛陀的许可下,这位商人一天就为比丘们建了许多僧舍。"不久舍卫城的银行家,佛陀最虔诚的在家弟子之一,给孤独长者为佛陀和他的弟子买了一个园林。在这个园林中筑了许多僧舍、库房、客厅、厨房、卫生间、热水浴室、*径行道,莲花池等。

当佛陀从王舍城到舍卫城接受给孤独长者的捐献时,一路上佛陀还接受了许多其他居士捐献的寺院。就在这两个城市间,佛陀旅行了无数次(《律部》第二册第158-159页)。《瞿默目犍连经》(《中部》第三册第1页)中提到,卫塞卡优婆夷为佛陀建筑了一座七层高的僧舍,建了好几年才完成。另外一位大银行家,库库陀(Kukkuta)也为佛陀和他的弟子在骄娑罗建了一座大寺院,名叫库库陀寺。这位大银行家还在舍卫城和骄娑罗的路上建了许多小寺院。著名佛教学者拉毛特(Lamotte)曾计算过,佛陀在世时,僧团拥有二十九座大的寺院:八座在王舍城,四座在卫舍离,三座在舍卫城和四座在骄娑罗。我们可以推想到,在其它地区一定也有许多大小寺院,供比丘们在旅途中休息过夜。

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寺院所处的特殊环境,无论是频毗娑罗王,还是给孤独长者,当他们给佛陀和他的弟子们捐赠僧舍时,他们都想到:“佛陀住在甚麽地方适宜呢?佛陀需要一个离市镇既不远又不近的地方,来去容易,想来看望佛陀的人容易到达,日间不嘈杂,晚上安静,离人群远,不受干扰,适宜於宗教生活的地方。"(《律部》第一册第38-39页,第二册第158页)这里反映,出居士们对僧团的住处有一定的概念,甚麽地方适合,甚麽地方不适合。因此佛教寺院一般离村庄或市镇既不远也不近,人们很容易去看望佛陀和他的弟子,随著佛教的不断扩大,居士们所捐献的寺院和用品越来越多,因此佛陀不得不制戒加以管理。建立有关住宿的戒条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保证比丘能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二是为了防止他们滥用虔诚的善男信女所供养的物品。

有些比丘想要居士为他们建大一点的僧舍,但佛一律禁止这样做。因比丘的僧舍不得超过一定的大小,而且建僧舍的地点也要经过僧团的认可才行。但是如果一位居士,想建一座寺院或想在寺院中,为比丘们多建几间僧舍,他可以做,但建寺的地点要经过僧团的认可。建寺不得妨碍植物的生长,不得毁坏其它宗教的场所,并且在寺院的周围应留有空地。寺院建成後,比丘不得再向居士要求在寺院内多建僧舍。建立这些戒条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比丘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不懂佛教的人们也许会问,“谁拥有这些东西呢?"回答是:属於僧团,任何比丘、比丘尼都可以使用。根据《律部》,频毗娑罗王,给孤独长者以及其他的居士,都是把这些礼品送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的,而不是送给某个比丘。巴利经典中常用的术语是:“送给以佛陀为首的,来自四方的,由已到和未到比丘组成的僧团。"这样居士们把礼品送给僧团,并不提及个人。

早期,在僧团初成立时,居士们捐赠给僧团的寺院和共用之物品并不需人看管,也没有任何制度,比丘们和合共处,因此事情非简单,比丘们来到寺院时住上几天,然後继续云游弘法,并没有任何矛盾出现。但後来,僧团中出现了一些伪装的“比丘",如六群比丘,他们想把一些寺院或僧舍占为己有,因此佛陀不得不制戒:“在任何条件下,比丘不得把僧舍据为己有,如做则为犯戒。"(《律部》第二册第165页,第二册第41页)。为了防止此种情形的再次发生,僧团便委派一位比丘来看管一座寺院。当比丘们行脚来到一座寺院时,看管寺院的这位比丘便给来访的比丘分配住处(《律部》第二册第75页,第四册第291页)。

他不得对任何来访比丘有偏向或不公平(《律部》第四册第43页)。他一律平等对待。当一位比丘来到一座寺院,他必须按照寺院的制度行事,不得干扰有病和年老的比丘。任何比丘或比丘尼,无权将另外一位比丘或比丘尼驱逐出寺院,任何比丘或比丘尼不得在两座寺院中占据僧舍。当来访比丘来到寺院时,寺僧必须以礼相待,同时来访比丘,也必须对寺僧给与应有的尊重。只要有空余僧舍,比丘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属於僧团的寺院中居住,且可以使用任何属於僧团的物品,在离寺前,应当把一切物品放回原处。有人也许会问,当僧团拥有这许多寺院时,比丘们是否已经放弃了云游弘法的生活,而定居在寺院中呢?不是的。早期,比丘们并不是为了云游而云游,他们是在佛陀的教导下,为了弘法而行脚的。後来虽然有了寺院,比丘们也没有放弃行脚弘法。经律中多处证明,虽然僧团拥有许多寺院,但佛陀和他的弟子们,继续保持游化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寺使他们的游化生活更加容易:旁晚,他们旅行疲劳时,就可以在最近的寺院中休息。

《小品》(《律部》第二册第75页)中记载:一次,一群比丘从很远的地方来到王舍城,到达时已是深夜,管理寺院的比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很快给他们安排了住处。

在一般情况下,雨季安居期,每一所寺院都住满了比丘或比丘尼。安居过後,他们继续旅行。有的去看佛陀,请问佛陀有关教义或禅定上的问题,或听佛陀讲经。沙弥跟随自己的戒师旅行。佛陀的大弟子,有一位叫索那的沙弥弟子,从来没有见过佛陀,他对他的戒师说:“师父,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佛陀,我只听人说,佛陀像这样像那样,如果师父允许的话,我希望去看望佛陀。"他得到了戒师的允许,并且他的戒师还让他,给住在王舍城的佛陀传递了一个消息(《律部》第一册第195页)。雨季过後,佛陀也和他的弟子一起外出游化,有时佛陀从一个寺院,云游到另外一座寺院去看望他的弟子们。因此这些寺院也成了当地居士活动的中心。

有了寺院之後,虽然比丘们,仍然保持云游宏化的生活,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寺院并不是空的,寺院中也有长期居住的比丘。如有病和年老不能旅行的比丘,是允许长期住在寺院内的。寺院中有特别职务的比丘,如管理寺院的比丘,可以长期居住在寺中。其他的比丘,无病不得长期住在寺中。因此云游宏化,是佛世时比丘最主要的生活式。

 

*径行道:一条用细沙铺成的长约十米多的道,比丘们光脚在上面一边走一边做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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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森林岁月—–艰辛的异地之旅

转载于“内观论坛”

 

 

头陀僧如何面对各地文化

头陀僧行经的某些地方,人们多少还知道僧侣的身分与他们的所需,

但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村民,对头陀僧却非常陌生。

因此,这些遭遇对僧侣的应变能力是很好的考验。

 

本世纪的前半叶,许多头陀僧云游的足迹曾远至泰北地区,并越过国界进入掸州与下缅甸(见图一)。在头陀僧的云游旅程中,他们得面对各种不同程度的匮乏与不便。十三头陀支中,最难持守的律则是托钵乞食、日中一食、一钵食与时後不食等。然而,就如阿姜布瓦(Bua)所言,头陀僧并不因此而害怕云游到食物匮乏与舒适难期的地方。

 

◎暹罗北部、寮国、掸州等地—居民不认识托钵习俗

 

大多数的村庄地处偏僻,宗教习俗各异,头陀僧行经的某些地方,人们还多少知道僧侣的身分与他们的所需,但许多今日人们视为佛教传统的习俗,对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村民而言,却非常陌生。暹罗北部、寮国、掸州或柬埔寨一带,头陀僧常常经过一些个别的村落或整个部落,当地人对他们都不熟悉,因此,这些遭遇对僧侣的应变能力是很好的考验。

 

◎北掸州人向头陀僧买钵

 

例如北掸州丘陵部落的居民并不清楚如何对待僧侣。有一次,阿姜汶与阿姜特长途跋涉穿过帕省的树林,他们感到筋疲力尽、饥饿难耐,於是来到傜族的村落托钵。  当时房子都是空的,居民都到田里忙农事去了。他们走近一间相当简陋的屋子,这时有个人伸出头说:“朋友,我们没有东西可吃。”阿姜汶说:“请布施我们一些米饭。”他回答:“我只有少许的米,虽然有熟饭,却是给家人吃的,米是用来卖的。”然後他直视阿姜汶的空钵,并说要买下来当烧饭的盆。“我们几乎要笑出来,”阿姜汶回忆说:“那时连饥饿的不适也忘了。”阿姜汶就像很多头陀僧一样,接受民间异俗而不加批评,他说:“这个傜族人直率诚实,一点也不骄傲,他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并无意伤人或令人不悦,他是很诚恳的。”

眼见托不到钵,阿姜汶与阿姜特只好再往前走。途中又遇到一位傜族妇女,这次他们决心要得到一些食物,所以阿姜汶便直接地说:“朋友,我们非常饿,没有东西吃,请布施我们一些米饭。”妇人请他们稍待,便进屋去拿了个装满米饭的锅子,将米饭倒进他们的钵中。找到一个好地方後,他们便坐下来将水倒进钵中,和著米饭吃了起来。

 

◎南邦省居民不知供养托钵的僧侣

 

在另一个位於北方的南邦省,阿姜李也发现当地村民并不认识托钵的习俗。阿姜李与阿姜铿曾待在僻静的高速穴(GreatRapids Cave),那是个安和平静、利於修行的好地方,不过他们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阿姜李抱怨说:“当我们在附近一个村子托钵时,没有人理会我们,先前的两天,我们只有不含一丝盐味的白饭可吃;第三天,我只得到一球糯米团。”(1)

阿姜铿决定离去,他回忆此次经验:“两天了,我只吃了一些白饭,所以开始感到衰弱。”阿姜李却决定坚持下去,他不想与阿姜汶一样直接向人要求食物,但希望能与托钵乞食的头陀行之间,取得折衷的解决办法,他下定决心:“今天我将不会向任何人要求食物,也不托钵或不停地乞求,只在当有人请我进食时,我才接受。”   於是他收拾行装继续行程。步行约一个钟头,路经一个有三户人家的村落时,一个妇人从屋里跑出来,举高双手表示敬意,并邀请阿姜李入内进食。她说:“我先生昨天猎到一只深青褐色的鹿,我怕遭恶业,所以想在僧侣身上做点福德,请您到屋里来吃点东西吧!”(2)

阿姜李虽然过去从未吃过鹿肉,但他实在太饿了,只好一试,这顿饭吃得很丰盛也很愉快。他因为妇人害怕犯第一条不杀生戒的恶果而免除饥饿,至於妇人也因为住得离寺院太远,显然乐意接待一个云游僧,这正好给了她做功德的机会。

 

◎迈红桑的掸族人将食物取来给僧侣

 

在北暹罗最偏远的迈红桑省,当地居民也不懂托钵的习俗。阿姜汶记载说当地习俗是把食物取来给僧侣,阿姜汶曾独自在溪边附近的洞穴里雨安居,那里大多是掸族人,他们很欢喜见到云游僧。掸族人对僧侣祈福的重视,让阿姜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

他们一大早就出发,日出时就已经聚集在洞口。除了食物之外,他们还带来蜡烛,等到所有人都到齐後,就将食物与蜡烛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为他们祈福,否则就不愿离去……。若我不给他们一个祝福,他们就会急躁地在那儿等下去,不论功德大小,就是希望得到赐福。他们相信这非常重要,否则就得不到福德。我告诉他们次日会到村里去托钵,但他们宁可把食物带来这里给我,既然这是他们的习俗,我也就随顺因缘。

 

◎头陀僧以两盒火柴向掸州居民交换食物

 

阿姜帖也遭遇过不习惯僧侣的当地居民。一九三三年初,他与同行僧侣阿姜盎西(Aunsi)北行,欲寻找离开清迈节地伦寺後音讯全无的阿姜曼。两人在法宗派的寺院挂单数日後才上路,途中虽经过许多阿姜曼曾隐居的地方,但仍无法找到他,他们便决定要越过暹罗国界进入掸州,把这次可以住在树下与洞穴里的旅程,视作训练心的机会。

根据阿姜帖的回忆,此次在异地的旅程是一场超乎想像的心的训练。他与阿姜盎西两人必须应付一连串的意外之灾,以及各种心态,诸如饥饿、痛苦、疲惫、恐惧、挫折、激动与忧虑等。阿姜帖记得有一次:

当前方已经无路可走而必须回转时,几乎就在一瞬间,我一失足,便在岩石上跌了一跤,脚掌因此严重裂伤。此时天色渐暗,我只好用披肩来包扎伤口。之後,我们决定爬行攀越满是碎石的陡峭斜坡。嗯,这可真是难爬啊!因为每一步都是那么路滑难行。

他们大约於晚上七点抵达山顶,很高兴在那里看到一条绕著山脊不太明显的小径,这表示此地离村落不远,但在细察路径之後,发现距离有人烟处还有好长一段路。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便打算留下来过夜:

我们各自在草丛中寻找合宜的地点安顿下来,然而我们整夜都无法安眠,一来是风太大,伞帐都给吹开了;二来地上不只有白蚁会来咬我们,脚掌伤口的血迹以及人体的汗味,也吸引了成群的蚂蚁,使我们必须用衣物裹住眼睛,以防止它们跑进眼睛吸吮泪液。

黎明起身後,他们详细观察来时的路,发现远方有几处像小广场般的稻田,於是他们便往回走,取道捷径穿过树丛与较稀疏的森林,希望找到前一日走失的路,大约九点左右终於抵达一个村落。村里有个妇人跑出来看他们,两人便对她述说遭遇。“我们也想直接向她要一些食物,但又担心这样的行为会遭到指责。”只好间接地请问妇人是否可能找到食物,而妇人也好像了解他们希望吃点东西,然後他们便到溪边洗澡去了。

阿姜帖回忆道:

在我洗完澡後,脚伤的疼痛加剧,使我完全无法行走。我的同伴、可敬的阿姜盎西,经过这些折磨,也虚弱不堪而头晕目眩,无法自己站立了。此时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妇人拿食物来给我们,虽然一点徵兆也没有。

饥饿与疲累在当时已经快要打垮这两位僧侣。

幸好在我的肩袋里,还有一些治疗昏眩症的嗅盐,可以帮助阿姜盎西提起精神。而庆幸的是,早上十点过後,在他能够起身之前,昏眩的状况便好转了。

阿姜盎西走进那个只有两户人家的聚落,发现只有两个男孩,成人们都到丛林里上工了。而最後的结果是,村民并不明了布施食物给僧侣的习俗,所以两位僧侣只好以身上仅有的两盒火柴,交换些许熟食。“我们交换到两小篮糯米、两碟辣椒、黄豆面糊与两束水蒸蔬菜,这是多么美味的一餐啊!”餐後,阿姜帖伤口的疼痛加剧,以至於“我的整条腿也因发炎而颤抖,我忍痛到下午三点过後才继续行程,蹒跚跛行了三公里,才抵达另一个村落。我们在此地停留了十一晚,用来休息与恢复体力,也因此才能照料我的伤口。”

对阿姜帖与阿姜盎西而言,在掸州的旅程,须具备相当强健的身体与坚强的意志力,而且在面对困难时也必须有过人的韧性。

 

◎缅甸—托钵仅能得到少量食物

 

至於阿姜汶,他在一九二一年只身云游却遭遇到不同的问题。他从眉索县(Mae Sot District,今达省境内)渡河进入缅甸,当时他与缅甸的海关官员无法以语言沟通,但他还是获准入境了。越过一些多斜坡的树林後,他在考卡利亚(Kawkareik)度过一晚,之後,又以一整夜的时间乘船抵达毛淡棉与马他阪(Mataban)。在城里,阿姜汶遇到很多僧侣,但当他托钵时,却无人出来供养食物,他觉得很困惑:

第二天,一个掸州僧侣看见我,问我是否曾得到供养,我告诉他并没有人愿意供养我食物,他便请我跟著他一起托钵。当他走进一户人家时,我才明白此地的习俗,食物是在屋里供养给僧侣的。而每户人家只供养一丁点的食物:一匙的米饭、一匙的花生咖哩。这么少的份量,即使到十户人家的家里去托钵,我仍无法饱腹。

有好几天,我必须步行一段很长的路程,而感到特别饥饿。所以,当我一到偏僻的地方,不管钵里有什么,我就先停下来进食,然後再继续托钵……。在缅甸想依戒律修行是行不通的,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维持生命。

在缅甸时,阿姜汶遇到一位已住在那儿好几年的吉蔑僧侣,他与阿姜汶的想法相似,他告诉阿姜汶,在缅甸托钵是非常累人的事,他本身也经常只得到少量的食物,有时仅能止饥而已。他说:“暹罗的情况比较好,在沿路托钵时,常常能得到很多食物—足以喂饱我自己与一些动物,在缅甸我仅能自我裹腹了。”阿姜汶并未说明这位吉蔑僧侣所说的是指暹罗的那个地区。

 

寮国北部—村民傍晚才供养僧侣

 

当僧侣们在北部地区往更野外行脚时,遭遇到更多的困难。在寮国北部,习俗上显然是在傍晚时才供养食物给僧侣(虽然上座部戒律明订过午不食)。阿姜汶在他前几年的头陀行生涯中,曾与阿姜特云游到寮国,他们也在很多地方巧遇这个习俗。

有天傍晚在天黑之前,他们来到一个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歇脚,就在坐下休息的同时,看到约十位村妇正向前走来,然後把装有糯米的容器放在僧侣跟前。由於无法听懂妇女们的方言,阿姜汶便试著告诉她们请男人们过来。明白他的意思後,妇女们便离去了。过了一会儿,村里来了一群男人向僧侣说:“师父,请用饭,您们长途跋涉,必然筋疲力尽与饥饿了。”(3)他婉谢了供养,请他们早上再带米饭过来,而只要了一些热开水喝。

在行脚时,要时时严格遵守曼谷当局所设立的戒律,是不太可能的,例如涉及生命存活的问题,头陀僧也会因时制宜。阿姜汶回忆外出托钵的艰难时说:

要从森林村民的手中获得食物,我们必须依循老方法,即站在人家的屋前咳嗽或清嗓子,等著人们听到声音出门来,而有时还必须告诉他们要供养米饭,并将之放入钵中。

 

◎寮国水牛山—僧侣持素

 

几年後,阿姜汶在他第二次云游抵达寮国的水牛山(Phu Khao Khwai)时,发现当地的僧侣遵循一种不同的修行—吃素。

村民间也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当他们看到有僧侣来托钵时,便会互相叫喊大家出门,说道:“赶快出来布施,师父在这儿哪!拿甘蔗汁给师父喝,师父喜欢甜食。”邻居听到这样的叫喊,都会纷纷出门来将糖蜜倒在我的钵中。

阿姜汶解释这些村民类似掸州人,通常以米饭加甘蔗汁或糖浆供养僧侣,他们以为僧侣仅吃甜食不吃肉。(4) 阿姜汶结论此事说:“开始几天吃加了甘蔗汁的米饭觉得还不错,但是一些日子以後,我便感到厌倦了。”

阿姜维利扬(Wiriyang)与阿姜空玛(Kongma)(两者都是阿姜曼的弟子)在泰国边界也遭遇到类似的习俗。(5) 从柬埔寨返回时,他们经过塔通村(Thaton),当地的居民都是吉蔑人,头陀僧所受到的供养也只是白饭与甘蔗汁,这里的居民显然也认为僧侣不吃肉。

所以我们仅吃米饭与甘蔗汁……,我想他们可能会给较多的米饭,为了容易吞咽米饭,我们喝很多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觉得很满足。(6)

阿姜帖并不讳言要得到周遭人的护持是很困难的,他发觉身为陌生人,对於总是要忍受的种种困顿,觉得很习以为常;然而一出国境,挫折与艰难就遽增千百倍。他必须面对歧异的文化传统与习俗,以及语言的障碍。以掸州的佛教徒为例,他说道:

虽然我们都是佛教徒,但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我们所熟悉的有时截然不同,而且有时与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似乎并不相符。对於身为访客的我们来说,必须非常努力且十分麻烦。

但是对阿姜空玛与阿姜维利扬而言,习俗、语言的差异只造成些许的不便。阿姜维利扬回忆在柬埔寨巴坦邦(Battambang)郊区一个村庄的经验,他说:

上午我们去托钵,供养食物的吉蔑人发现我们钵的尺寸时,全都盯著钵。他们从未看过这么大的钵,便说:“La au, la au”,意思是“多么漂亮啊!”我们在一个寺院里认识了几位吉蔑比丘与沙弥,虽然语言不通,但同是僧侣,我们觉得彼此相应。(7)

 

◎尊重不同的文化

 

僧伽当局一直视曼谷为唯一的中心,也是他们的世界中心,而将所有其他不同於曼谷的传统视为“异端”。他们相信佛教的理性模式优越於地方“迷信”,坚持国教〔佛教〕适合於任何人。中央集权僧团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改变各族群人们的宗教与文化价值,并使之遵从正统的曼谷宗教形式。而头陀僧的宗教则是植基於地方传统,所以显得宽宏大量多了,这是因他们四处云游,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明白其他宗教的形式同样是有意义的,所以也是真正的佛法。

例如掸州一带,头陀僧就发现当地人全心奉行当地的宗教形式,也有相当高的道德观念,所以无须再对他们教导戒律。

阿姜曼在一九一一年遇到掸州村民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认为他们品德高尚,他说:

例如商店的老板无须时时守在店里,假使有要事得离开,他会将价钱标在商品上,顾客取货後,会自行留下钱。这里没有任何窃贼,人们都是慈眉善目,行止得宜,我很好奇他们奉持的是那一方面的佛法。

阿姜帖也看到许多很实际的当地佛教传统,虽然一九三三年到掸州的艰困经验,曾改变他第二次缅甸之旅的感觉,然而对掸州人的评价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提到:

我们看到许多令人赞赏的特色,他们爱好和平与宁静,慷慨大方,心胸宽宏。那儿没有小偷或流氓,而且没有家畜,又因为不杀生,也没有豢养猪、鸡类的动物。饮食以素食为主,用辣椒、盐、豆酱与芝麻等调味……,我真心欣赏他们虔诚友善的品格与宗教信念,以及他们和平有序的生活。即使村屋与寺院的围篱可能就相连在一起,在夜间你也绝对听不到任何嘈杂声,彷佛村子并不存在。(8)

阿姜草不像阿姜帖与阿姜盎西,他在掸州遇到的困难较少,可能因为他停留的时间比其他头陀僧要来得久,学会当地的语言,可以流利地以掸州话弘法。阿姜草分别在一九三○年代末与一九四○年代中,两次云游到缅甸,在掸州待了近六年的时间。他曾特别指出掸州妇女的美丽与教养,他说:

她们肤色光亮,外表秀丽,精神愉悦,这应该是她们严格遵守纪律的结果,而反应在她们的行为上。所以在我停留的这一段时间内,无须开导她们戒律。(9)

 

◎摄受柬埔寨人,以吉蔑语弘法

 

云游到柬埔寨的头陀僧,也有一种与陌生文化、语言沟通的能力。阿姜李、空玛与维利扬对他们的旅程都有详细的描述。

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间,阿姜李与两位弟子、两个男孩一同去柬埔寨,他们依惯例会住在森林、塚间、洞穴等处。阿姜李在北柬埔寨并不认识任何人,但头陀行使他在沿路上得到许多柬埔寨的随从者。在西所蓬(Sisophon)时,有一群吉蔑人曾经来到他的跟前讨论佛法:

他们深受感动後,便成群地跟在我身边。到了离别时,有些人,或男或女竟哭了起来。

离开西所蓬後,阿姜李与其弟子又徒步抵达巴坦邦,并在离城约一公里的塔艾寺(Ta-aek)的坟场过夜。而後在往金边(Phom Penh)的路上,他们爬越野荔枝山(PhomKilen),山脚下约有二十个小村庄。之後,他们在一座越南寺院停留了几天,这寺院有一尊佛像,刻在一个高耸悬空的峭壁上。阿姜李探索那里的洞穴後,便与同行的头陀僧分两个时段,待在越南寺院与附近的洞穴。(10) 在继续前往山的南边之前,他们在那里约停留一周。

在森林里的一座村庄,他们听说一个奇怪的故事,这故事对没有经验的头陀僧而言,可能会心生恐惧。据说离村庄约三公里远处有三座林木广袤的山,阿姜李回忆说:

传说发生在这座山的怪事是,假使有人到山中砍树,就会暴毙或得重病,或遭恶运之苦等诸如此类的不幸。有时在月黑的深夜,第三座山的山顶会射出一道白光。过去似乎有几次有僧侣在第三座山雨安居,但都因为强风大雨或雷电等因素,而在雨安居中途离开。

村民希望阿姜李能上山探个究竟,因此,次日清晨,头陀僧一行便前往第三座山。阿姜李在详察附近地形後,发现那是个可安住的好地方,不过同行的其他四人却非常害怕,可能是因畏惧山中神灵,而拒绝待在那里(在暹罗的寮族与原族传统里,山林守护神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他们不得已只好下山,并在附近一个安静的树林里过夜,次日到村庄托钵。那时,在村民之间已流传许多有关头陀僧的事迹,於是,当晚就有一大群人前来聆听阿姜李的开示。当时他已在柬埔寨停留超过一个月,已可用吉蔑语弘法了。

 

◎随顺柬埔寨习俗,留寺过夜

 

阿姜李在柬埔寨云游将近二十年,阿姜空玛与学生阿姜维利扬也追寻同样的足迹,这一次头陀僧已不需要护照,因柬埔寨的这个区域已隶属泰国(暹罗的新国号)。(11) 当时阿姜空玛居住在泰国东部尖竹汶省的一个寺院里。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听说十二年不见的老师—阿姜曼,已经从北方回到东北,因此两人便长途跋涉往东北出发,目的是希望能在沙功那空省见到阿姜曼,并且在沿途的僻静环境中禅修。

越过泰国边界进入柬埔寨後,他们来到了帕亚堪埔乡(Phaya Kamput),在树下过夜,次日清晨前往托钵。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地人有自己的佛教习俗:

居民大部分是吉蔑人,当他们见到我们时,会彼此喊叫 :“Luk song mok hoei ”,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很多人便跑来供养我们,不过只供养米饭,没有其他东西。後来我们回到自己的地方,有个人又给我们一碗汤。那米饭虽然并不黏,但很可口,有种香味。我们把饭与水和著吃,这样比较容易下咽。

饭後,头陀僧又继续他们的旅程。在傍晚时,他们抵达欧蓝甲村(Olamjiak),村落寺院的住持曾耳闻阿姜空玛的名声,於是请他们在寺里留宿一晚。起初,他以希望在树林里过夜为由婉谢邀请,不过後来还是同意了。当两人单独在寝室时,阿姜空玛对阿姜维利扬提起这个进退两难的处境说:“瞧我!试著要在寺院外过夜,结果却适得其反。”阿姜维利扬回答说:“但那是住持慷慨的布施啊!所以我们应该随缘顺从他的好意。”阿姜空玛接著说:“这种妥协会损坏头陀行的传统。”

在阿姜曼的弟子之间显然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随顺村落僧或俗人的意愿并没有什么不对,有的则坚持必须严谨地奉守头陀苦行。

 

◎应库拉人之请延後归期,教导禅修

 

如同随行的头陀僧一样,阿姜维利扬每抵达一处,就努力认识当地人。例如库拉(Kula)人希望他与阿姜空玛能长住在村落寺院里,当时每天村民都请村长前来请求阿姜空玛留下。而阿姜维利扬希望至少可以将归期延後,他相信头陀僧有义务教育在家人。但阿姜空玛却想立刻离开,他认为这种牵扯是种陷阱。阿姜维利扬回忆有天晚上阿姜空玛曾说:

维利扬!我既然已从尖竹汶省莲池村(Lotus Pond Cummune)美阪岩寺(Beutiful Banyan Monastery)离开,就不应该再与其他寺院有所牵连。担任住持是一种负担,也是禅修的障碍,我们应该明天就走。

阿姜维利扬想劝他留下,说:“我看到这些人的虔诚,他们对你的开示都欢喜信受,请再多留一些时日吧!”阿姜空玛却拒绝说:“维利扬!你年轻单纯,容易被他们的善意所动摇,但这是个陷阱,我坚持明天就离开。”阿姜维利扬接著又力劝阿姜空玛教导村民禅修,说:“我们既然已经在这儿,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路经此地……”

最後阿姜空玛同意再留两个星期,利用这段期间教导库拉族的男女信众禅修。阿姜维利扬对库拉人的评价很高,他说:

他们修行的速度快得令人惊讶,两周的训练就已经达到摄心一处的程度。当我们行将离去时,他们非常伤心,很多人都流下眼泪,那一幕真令人难忘。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这些虔诚佛教徒纯净的品格。

 

【注释】

(1) 像这样费心取得食物的事看来琐碎,但云游僧往往不知下一餐来自何处,甚至不知他们到底可不可能得到任何食物。阿姜李、阿姜汶与阿姜帖的故事反驳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头陀僧不会介意几天不进食而继续行走。

(2) 阿姜李接受食物但拒绝进入妇人的房子,坐在房子附近的树丛里,妇人端出两盘食物与一篮糯米饭。当他吃完後,为妇人祈福,然後离开继续他的行程。阿姜李对饮食的回忆并非不足取的,僧侣对他们所受供养都会有些许记忆,特别是如果他们好几天没有进食的话。

(3) 阿姜汶说他并不知道这些村庄属於那个种族,虽然他不懂得他们的语言,男人们却很了解他。他想这是因为男人要与其他部落或种族的人交易,因此学会许多种语言;相反地,妇女都留在家中,所以只知道她们自己的语言。

(4) 更北的地方,中国的佛教戒律以《梵动经》(Brahmajala Sutra)和《楞严经》(Lankavatara Sutra)为依据,禁止吃肉。

(5) 空玛‧吉拉喷友(Kongma Jirapunyo, 1900-1962)生於寇村(Khok),位於今沙功那空省通孔县(Tongkhom )。父亲是商人,而他则是水牛商。他与当地的妇女结婚,妻子不幸在怀孕时过世,那时空玛满怀悲痛,因而依寮族的传统出家。一九二六年,他在乌汶省布拉帕寺得遇阿姜曼,成为他的弟子,几年之後(和阿姜李同时)改皈依法宗派,依止师是帕雅披桑(Panyaphisan)。一九三三年,阿姜空玛在柯叻省的村庄附近建立隐居所,阿姜维利扬在此成为他的弟子,并与他一起到泰国东方的尖竹汶省过头陀的生活。一九四二年,他们由尖竹汶省徒步走到沙功那空省沛树村拜访阿姜曼。

(6) 在东北,清晨托钵时,村民的习俗是只给僧侣米饭,然後让小男孩带著其他食物跟著,一直到僧侣们坐下来用餐时,他们就随侍在侧。

(7) 寮族头陀僧的钵比当地村落僧的钵大一点。

(8) 苏黎旁(Suriphan)写道:阿姜草会说帕玛(phama)语,而且相信自己过去世曾经是帕玛人。曼谷人不论他们是什么种族,皆用“帕玛”这个名称来称呼所有住在缅甸的人,也用来称呼缅甸语。这个种族更正确的名称是掸族或泰亚族(Tai-Yai)。

(9) 後来,当阿姜草在泰国对信众讲他的故事时,加述:“无论是谁想在下一世出生时面目皎好、肤色白皙,就必须持守五戒。”显然阿姜草赞成一般信仰的看法,认为肤色白皙的妇女是比较有福的。

(10) 这可能是大乘寺院,地方上的僧侣对阿姜李与他的弟子们待在该寺并无异议,虽然他们遵从不同的传统。相反地,很多遵从现代佛教的泰国住持,通常不招待那些信仰习俗异於他们的云游僧,这些住持在允许访客停留前,会先检查他们的戒牒。

(11)一九四○年十一月,在披汶(Phibun)政权之下,泰国入侵西柬埔寨与寮国领域。日本人在泰国与中南半岛间调停,并强迫他们和解。因此,柬埔寨的巴坦邦省与先里省(SiemReap)被并入泰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这两省归还给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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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人间佛教与净土法门

贝叶堂

 

提倡人间佛教,已成为当前佛教知识界的共识,更有部分锐意改革的人士,想借人间佛教的思潮提升佛教地位,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信仰主流。佛教的根本目的是期求解脱道,强调人间佛教是不是要以所谓的“理性“否定或弱化净土法门,是不是要以新的佛教理念摆脱包括净土法门在内的传统宗派佛教?这涉及到人间佛教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走向。

 

一、人间佛教的核心是什么?

 

人间佛教是对传统佛教的抛弃吗?我想大多数提倡人间佛教的人士是不会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都知道离开传统是不可能构建新的佛教形式的,何况什么是传统佛教,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在义理上与印度佛教不同的汉化了的佛教?所谓汉化佛教是不是仅是知识界对佛教的一种认识?有鉴于此,人间佛教不是离开传统的新的佛教,它是对佛教发展的一个期望。这个期望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希望佛教在当代能融入信仰主流。

佛教在清季杨仁山居士时代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戒律松驰,僧俗混乱,迷信盛行,义学不振;一是部分清修的缁素偏于小乘,隐迹山林,期图自了。前者使佛教异质,后者使佛教滞噎。至太虚法师时代,提倡戒善,以佛教改变世道人心,在此基础上期求解脱道,已成共识,这是人间佛教提出的背景。

人间佛教的核心问题是戒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谈戒,是谈戒的精神。也就是要不要戒,要小乘戒还是大乘戒。佛世俗化事实上就是不要戒或者是改变戒,仅以世善为戒;佛教小乘化就是要小乘戒而不要慈悲救世的大乘戒。更为关键的是,在对待大乘的问题上,慈悲济世是间接的自证解脱,还是直接的自证解脱,这事实上是人间佛教特别要说明的问题。

人间佛教的理念认为,慈悲济世是直接的自证解脱,也就是说成佛唯依慈悲成就,慈悲不仅仅是个方便或基础的问题,慈悲即是解脱。认为慈悲是方便,是基础,在慈悲之外另有一个自证佛法的核心,这是慈悲间接论,它强调此岸与彼岸不是直接因,这就在理论上使佛教中的人天道与解脱道脱节了。慈悲的前提是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则一切善法都是世俗法。人间佛教的这一理念事实上恢复了佛教大乘法的真实面目。因此说人间佛教的核心是戒的问题,也就是是否恢复佛教大乘法的面目问题。

人间佛教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走出了近代佛教迷信、片面和斗诤的狭窄胡同,来到了众生中间,来到了佛法真正的源泉边。

近代人间佛教是由高僧大德推动的,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人间佛教的核心理念是讲戒的慈悲性,这一特性的展现以高僧大德应化是最合适、最准确的。而高僧大德推动人间佛教的发展,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风格。如,印光法师讲敦伦尽份,一心念佛;虚云法师建寺讲禅;谛闲法师弘倡义学;弘一法师以身示范,整理戒律;至于太虚法师则更不用说了,明倡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并毕其一生,付诸实践,生前虽然许多愿望没有很好实现,但当代佛教在体制上也基本按太虚法师的理路发展。所以说,近代佛教的复兴史,就是人间佛教史。总体说来,不可以一派攻击另一派,佛教的复兴应总汇在人间佛教的理念上来。在这个理念的框架下,提倡发表各种意见,佛教也只有发展了各种风格,各种派别,才能更好地更广泛地为众生接受,才能真正融入信仰主流。但论诤应有佛法基本精神的框架,没一这个框架,就很容易陷入“诤即失道意”的泥坑中,因为论诤不能破坏信仰,破坏信仰的论诤是魔诤。

 

二、净土正因体现了人间佛教的精神

 

人间佛教有强烈的此岸色彩,但近现代高僧大德都以彼岸净土为归宿,这说明了净土一门与人间佛教并不矛盾,人间佛教提倡者基本不认为净土法门是迷信。所以提但人间佛教,并不是要摒弃彼岸净土。

事实上也是这样,净土的彼岸正是以此岸为因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净土法门,严格说来应称为“往生净土法门”。广义地讲,佛法就是净土法门,因为大乘经中明确记载释尊不断授记净土,可见此岸一切因,皆是净土因。往生道较为特别的是,此一生终了,往生净土,脱离六道恶缘,往生当然这不是成佛,但却找到一个大大便利成佛的环境。环境在大乘法中是极为重要的,如人间佛教的理念,它是成佛的直接因。修行就是在环境中修行。在《观无量寿佛经》中,讲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经说“如此三事,名为净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三福的主要内容是人天善法,这个善法与菩提心融在一起,就是大乘佛法,它虽是此岸性的,但经中明确说明是往生彼岸正因。《阿弥陀经》中说:“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往生彼国”,在《无量寿经》中则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事实上都是讲“三福”正因的,它是此岸与彼岸的统一,是人天道与解脱道的统一,也就是彼岸在此岸实现。这个统一是人间佛教的一个难点,但净土法门将它们融合在了一起,表现了一个廓大的境界,把握了佛法的总体。所以往生净土一门,应是人间佛教基本内容之一。

传统宗派形式的佛教在当代确存在淡化的趋势,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和它与净土法门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间佛教在戒律问题上处理此岸与彼岸的重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更为宏观地理解净土法门,这是有利于我们修行和弘法的,是有利于佛教按照良好的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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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经与人间佛教

宏印法师

 

 

阿含经有四种:杂阿含、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为何我们说它和人间佛教有关?过去都将阿含经归入小乘佛经,但小乘都是厌世的、自了汉的佛教,以证阿罗汉果为目的,此种佛法会是最原始的佛法?现代佛教界以成佛为境界的大乘思想如何与小乘思想做一区别?事实上大、小乘的名称是历史上出现的,佛陀时代并无此分别,一切佛经均是历史上形成的,即佛入灭后,印度之佛弟子编集而成。我曾以“佛经的结集与特色”为题做演讲,有兴趣者可向台北慈济文化中心询问。早结集的经典即被称为小乘,晚结集者称大乘,由此来看阿含经较不致有偏见。阿含经被视为小乘之因乃是隋唐佛教禅净很兴盛,尤其是天台、华严之思想,受其判教的影响,阿含经被判入小乘经典,从此位贬低。近百年来才因历史考证的发达而被肯定。二十世纪来,世界佛教的学术研究,对佛陀思想的阐述、诠释、进入了新的领域,但我们并非否定、抛弃传统。佛是神?人?其境界何者可信?现代佛教对佛经都有一新的看法,修行的观念亦赋予现代化意义,我们都将一一讨论。以上就阿含经的历史地位及文献史上的意义来看。接下来由阿含经的结构风格来看出人间佛教的特性:

 

大小乘佛经结构不同,小乘经有地点、人名、时间,大乘经却不在人间说法,阿含经中尤其明白交待地点、对象,由此可看出其人间性。印顺长老的妙云集之“以佛法研究佛法”中曾提到:“大乘佛经是艺术化的,小乘佛经是科学化的”。宗教境界往往是宗教徒的心灵境界,在现实人生环境中或许不存在,但在一个宗教徒的心灵世界中它是可能真实的,例如入禅定者或能真见十方世界正有佛在说法,可是未达此境界者却无法真信之,故不能因大乘经典的艺术化而否定其所述的世界,只能说其表达方式是艺术化的,读大乘经典要以宗教的情操、心灵来看,对其描述的境界不要太执着。

 

阿含经处理的问题有其生活性,例如宇宙多大?宇宙初终为何?此类形上学问题,佛的回答是“无记”,即无答案,如此可明白原始佛教无形上学,但传到中国受三玄(易、老、庄)的影响,故中国佛学有些玄学化,偏离了非玄学的原始佛教。尤其阿含经中很贴切的落实在每个人实际问题来谈修行。大原则地有神通者不一定断尽烦恼,断尽烦恼者不一定有神通,故不能以神通的有无来判断修行的境界。原始佛教的特点是针对我们的身心来讨论问题,而身心离不开色受想行识。“色集、色灭、色味、色患、色离,于色如实知”;意指感受外物后身心所生起的喜悦(色味)、烦恼(色患),解除外物所引起的痛苦(色离)等都要就事论事,清清楚楚,这是修行人很重要的观念。除色之外,精神上的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受集、受灭、受味、受患、想集、想灭、想味...等,阿含经上均说得明明白白,可见当年佛陀指导任何人修行都能契其根器而不谈玄学,其人间色彩、生活及亲切性。

 

阿含经(三四五):“以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老、病、死,何等为三?谓贪、恚、痴...”,其中的“身见”指把一切法、境界执着有永恒不变的实在性;“戒取见”指错误的宗教行为、不会乎因果的修行方法;一疑见一指对佛、法、僧、戒仍有执疑。此段阿含经告诉我们要断贪、恚、痴、之前要先断身见、戒取见、疑见,在此也可看出修行是有渐次性的。中国佛教讲了一大堆但最缺修行方法,倒是密宗次第论的渐次性很值得探究,今天节录此段正好谈到修行的步骤。前面所述要断四疑,经上更说明有在白衣若断四疑,但戒取见尚未断者,便已趋向须陀桓果,且今生或来世,求福得福,求寿得寿,所愿皆得,故众生须称念三宝。另外“不律仪”指好戏论、不端庄;“不信”指不信佛法因果、善知识;“难教”指不听教化。“不欲闻法”针对台湾目前弘法太多,反致有些信徒自以为听了不少而失去积极闻法的心,我鼓励大家要多争取闻法的机会。此段最后的结语是离无渐、无愧、放逸后才能依序渐上修行,所以大家要有此观念。

 

“愿消三障诸烦恼”中的三障指惑、业、苦,要先断惑(身见、无明惑),才能消业、苦,方法是修缘起观,即“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绿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因缘是条件与条件、关系与关系和合,人生的成败聚散均有其因缘,从缘起观的正见才能彻底了解生灭法。至此,仍要将阿含经上的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看阿含经要看出佛的真正本怀,佛的知见及对于适应印度文化、社会的内也要明白,例如从四阿含中可发现早期无持咒修行的,因印度处热带,许多出家众有时在打坐中会遭毒蛇咬死,引起大家的困扰而向佛陀请示,佛陀教之打坐前持某咒来避免毒蛇咬;又如结夏安居原是外道所有,出家众外出托钵常因雨季而身染泥泞,且雨季虫多易踏死之而遭外道讥嫌,故佛才制定出家众亦要结夏安居。直读阿含经不太易懂,故须参见学者研究的论文,例如印度宗教与教的关系、印度哲学与佛教等,才能分析出那些是适应印度传统宗教的东西,然后把握佛的卓越正知正见、佛超越古代印度外道理论的地方。直接地说,若从思想上来看其卓越处,则是缘起论、因缘论,故想深入佛法者一定要证悟这些道理,又如四圣谛、十二因缘、三法印、八正道、四念处,均是佛陀的根本思想。在此提醒各位,若研究原始佛教则要多注意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人物和行为表现,如此读阿含经较不偏差,因为不论有无证果的比丘、比丘尼,其间随缘度众的情形很普遍,且那些阿罗汉很像菩萨,并非自了汉。阿含经早提到菩萨摩诃萨,可见这些观念是来自早期佛教经典,只是不常见而已,这是因佛出世于古印度,当时婆罗门的奥义书解脱思想充满厌世,急于个人的解脱,佛门下的出家众又多来自这些厌世的沙门,而佛的因材施教,才会教之解脱法门。但一些大尊者,如舍利弗、目健连等已证阿罗汉果,他们表现的就是积极的游行人间、讲经说法,故考证阿含经中的人物可发现有着浓厚的菩萨精神,若视其不具大乘精神,则是错误的。我们要开始纠正一直深受随唐判教后对阿含经的看法。

 

如何修禅定?初禅、二禅等境界如何?这些在阿含经中都有描述,且无交待不清的地方。各位若读阿含经最好倒过来读,从增一阿含开始,因其对同一件事的描述要比杂阿含清晰、简明;中阿含主要在说佛法与外道的关系;长阿含则叙述比丘修行的境界。

 

阿含经中大多是佛陀弟子问法后,佛才开始说法,才有佛陀主动开示。杂阿含经(六三九)中提到在修四念处前,佛陀要弟子先净其戒、直其见、具足三业。我此点之因乃感于目前台湾谈修行、证果的风气很盛,若从早期佛教、原始阿含经来看,必先进入四念处才可能谈证果,而进入四念之前又须先净其戒、直其见、具足三业(身、口、意)。戒的含义很广:五戒、八关齐戒、菩萨戒,五戒事实就是道德的规范、端正的行为。修行人若戒的基础不好,则说能证果是不太可能的。前面所说台湾大谈自己证果的人,依我所见是不太谈戒的。直其见即是正确质直的知见,有点类似赤子之心;若我们心的动机不正,则所学必有问题,尤其在学佛的道路上。从因果观点看,诚实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有就有不懂就说不懂,均是质直。而阿含经所指的直其见即是出世间的正见,在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上亦有类似的说法。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若一个人无法先净其戒、直其见、具足三业而说有宗教证悟境界的话,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即使能现神通,我们也要先观察其佛法的正知见是否有误,否则其境界虽对当人是很美妙奇异的,但仍不合佛法。

 

阿含经在谈论修行的境界、现象、观念、行为等概念均清晰说明。例如色、受、想、行、识,色即是四大(地、水、火、风),其余四蕴亦有解析。修行为断烦恼,烦恼因欲望而起,欲是什么?所谓:“归依法,离欲尊。”修行是要断欲,但首先得明白何者为欲,否修行将有误。阿含经早已将这些说明清楚(七六四)经:“五欲为色、声、香、味、触,然彼非欲,于彼贪著者,是名为欲。”意为这些境界非真欲,而是心对其产贪恋才是欲。佛陀曾告一婆罗门修行者,佛之比丘、比丘尼弟子眼见色、耳闻声(第一支箭),但不受第二支箭,即不起贪、嗔、不落入第二支箭的痛苦。金刚经:“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应无所住而生其”乃告知我们不要否定境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不是在生活上没有它们,不去接触它们,而是身在一切境界中,却不受其染,否则就否定、破坏缘起法,落入断灭法,世尊说法,于法不说断灭相。金刚经的这种观念,其实亦从阿含经中得来。

 

佛教的修行是中道的,正知正见的觉悟。觉:不逃避任何境界,故阿含经中均告示要认识烦恼、如实了知。佛陀以色为例,色蕴之集(生起)、灭(消失)都要如实知。也就是指在美妙、痛苦的境界中,心里很清楚这些境界怎么来,来多久,什么原因会使之消失、过去。阿含经中显示佛陀指道弟子的修行绝非谈玄说妙,佛法是人道有情众生现实生活中能感受的、亲切的,不离开我们所认识的之外去谈论的,从此点即可谓有人间佛教的色彩。它的确针对在、出家人每天生活的环境、知见的困惑、感情的体验,提出实际的描述道引。只可惜佛教在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中国后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故中国佛学有些玄学化。加上搞哲学的来搞佛学,亦将形上学加诸于佛法。

 

佛法的涅盘是解脱的境界。阿含经载录有人问:“如何知有涅盘?如何证明?何以佛陀所开示的涅盘是真实的?”佛陀处理的方式是从无常无我是苦的观点引人自思之,即四圣谛。先分析有无苦、集,再谈灭、道。苦、集是世间因果:苦是果,集是因;灭、道是出世间因果:灭指寂灭,道指八正道。佛陀对不信涅盘者均先分析世间因果、再导入出世间因果。在证明有为法,有漏法的世间因果是正确之后,同理推得出世间因果亦是正确无误的。因为此有故彼有,集的因有了,便有苦的果;由世间集苦的因果(此有故彼有),导致出世间灭道的因果(此无故彼无)。研究四圣谛这种解脱出世间的正见要建立在缘起,何谓缘起?苦、集是缘起和合,灭、道亦是起和合,用此有故彼,此无故彼无的观念便能融合四圣谛的缘起。只要是正常人就能感受世间八苦,阿含经即是谈每个人身心所面临的问题。

 

从宗教的生命解脱来看,人类愈来愈堕落,道德亦趋没落,古代的人之生命价值观较有追求生命永恒不朽的观念。希腊哲学亦有追求永恒的想法,但它到最终却以为只用思辨法便可解决生命问题;中国春秋以前的士大夫亦有安身立命的哲理,生命不朽的肯定。近代科学的发达便用来解决一切的问题,此称为泛科学,但以科学带动的人文学、宗教学不谈论价值观,而是价值中立的,即不谈生命意义。故前说的没落指人人以科学观而将生命局限在短暂的一生,不同于古代人类对生命死后留有很大的空间。事实上,目前科学尚无法触及宗教的某些境界。近来欧美学者提倡人文研究不能再只用考证文献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之,实因发现从前的方法有缺失,不见得能真正表现出人文研究的价值,故须停止目前发展已趋完全的考证工作,转而向人文价值的探究,简言之就是探讨生命最初及最后的意义。阿含经中虽有太多了生死的观念,但在今日的我们最好以同情的眼光来看二千多年前古印度人的生命观,因为他们的观念全在追求生命的不朽及永恒。基本上,佛教对生命的解脱仍与其它宗教站在相同的出发点上,认为生命要快乐宗美,则需解脱,所以涉及了生死问题,但不同的是条件和法。佛法是肯定六道中的人道,肯定我们所处的娑婆世界就是个修行的好地方,无需另觅天堂,而阿含经中修行的方法就是肯定人间及“人身难得”。

 

杂阿含(七六六)经当舍利弗尊者向佛陀请问圣贤所得到的禅定三昧是如何得来时,佛陀答道:有七种正确的修道是圣贤得三昧禅定的根本,即有了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精进)、正念之后才能进入正定,故前七项不正确的话,正定亦将有误,更不可能证果。何谓正见?破除那些邪见、烦恼之后才可谓得初果或得正见?得正见者会表现那些行为?在阿含经里对这些均有清楚的描述,甚至从初禅到四禅的现象,从初果到四果的境界亦都详述。所以若将四阿含研读一番的话,则清晰的概念,同时更能发现大乘经典、论典大多从四阿含的观念而来,例如,大智度论是四阿含经的衍伸,连典故都一样。得正见者,为阿含经中所谓的四证净,即对四种现象、四种境界是清净不疑不惑的,此四证净为对佛、法、僧、戒证悟到清净的信心,这种人叫须沱洹向,是将进入初果(须沱洹)的人。证初果的人能断三结:

 

(1)身见:即自性见、我见。

(2)戒禁取:错误的宗教行为。(有些宗教仪式或表征物,只是方便引导,不可当修行的了义。)

(3)疑:对佛、法、僧、戒彷徨困惑。

 

现在说明佛、法、僧的真义。“佛”非偶像、权威、依赖,但为何又要归依佛?实因佛为先知先觉、功德圆满、福慧具足,是人天导师,人间因佛出世才有佛法,我们今日享受释迦佛遗留下来的佛法,更要怀有感念的心情。“法”是指从此岸到彼岸,烦恼的解脱,得到清凉。从早期来看法是四圣谛、八正道,但后来的翻译愈来愈多,有八万四千法、了义不了义,究竟与方便...,那么到底法是什么?要归依何种法门?事实上法“不生不灭、法尔如是”。佛出人间、佛不出人间,佛已离开人间,法本来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法性常在、法尔如是,如此才真正契入实相正知正见。“僧”意为众,应包含七众弟子,故近来有人以为在家人亦可称为僧伽,不专属出家人之称,这样才能避免像婆罗门教的阶级观念。事实上,以崇拜僧人的心态去归依、礼拜他们的观念的确是错误的,但若拜居士为师而代替三宝,则在今天来说仍属谤三宝,因拜师虽可,但不能完全取代三宝的角色。此意非指僧尊俗卑,而是在缘起的世俗谛之中,仍要有伦理观,宗教的伦理观是遵循三个道德原则的:

(1)自增上:归依佛。

(2)法增上:归依法。

(3)世间增上:归依僧。

 

七众之中真可为归依师的共有比丘、比丘尼,而未受具足戒的沙弥、沙弥尼不论出家多久或年岁多大,都无资格当归依师,且非一旦成为比丘就可马上当归依师,而是要懂佛法、有戒、定、慧、有知见者才堪为依止师,故不会说法的比丘、比丘尼亦不可为依止师。至于居士能否讲经说法,能否成立居士林?印老的说法是在二种条件下是可允许的:

 

(1)从人来看:需是有德有望的居士,如李炳南居士。

(2)从财来看:弘法所需的钱财需合乎佛制,因为其属四方僧物,故不能取回家当私用。出家人亦如,此除了三衣一钵外,信徒供养的财物均属常住的,只能取几百元买日用品及车费。另外,居士讲经说法之前要先称念三宝,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且在为僧人讲经说法时需依佛教伦理与僧人平座或坐下座。所以归依佛是对生命人格完美的认同、归属,归依法是对真理解脱的不二法门之认同归属,归依僧是对一清净和合的群众组合之认同归属。

 

 

再来是论出家、在家的色角分别:出家人的正业正命应是勤修戒、定、慧、经律、论。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随缘托钵、受供养才是本分清净的出家人,而非放弃修习,参与在家人即可做的社会福利事业为最终目标。在家人的正业正命有四点:

 

(1)方便具足:即正当的谋生之道、一技之长。

(2)守护具足:守护所赚的财富,按佛陀所示的四分制善处理之。

(3)善知识具足:人一辈子中最好的宝物非财产,而是良师益友。因人的本性非恶,只受环境、朋友的影响,故不可不慎。

(4)正命具足:居士过活养家的经济来源要正。严格说来、捕鱼、卖酒、骗术等职业在佛家的观点是非正命的。

 

修行人一定要具备正见、正业、正命,若不合乎三者,不可能有正定,更不可能证初果,其中最重要的为正见。就世间正见来说是信因果、信业报、信善恶、信圣凡,由世间正见中肯定三宝及戒律而得清净的信心。阿含经云:若一在家人对三宝得清净信心,则求福得福,求寿得寿,所愿皆得。就出世间正见来说是观缘起。真正证得缘起能破三见,破三见者即证初果。破自性见的方法缘起: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离有无二边而求中道,是为破自性见。凡是有均为因缘有,无均为因缘无,没有断灭的无,也没有实体的有。经云: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空性即真谛。阿含经云:缘起是俗谛,是五蕴、十二处的有为法,有为法必是生灭法、生灭法必是染污、有漏,但有为法的生灭可导入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故有云“色即是空”。

 

读阿含经可强烈感受到人间佛教的真实性,因其所载之地点、人物均是真实的当代史实。人间的佛陀事实上亦每天托钵、乞食过日子,是人格化的佛陀,阿含经记载人间佛陀曰:“世尊是否为代天行道者?”佛答:“我亦是数。”,由此更能表现阿含经肯定佛出人间,诸佛非在天上成佛。增一阿含经云:“人间于天,则是善处。”人间到底是比天上适合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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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窗随笔节选

莲池大师

 

人命呼吸间

一僧瘵疾经年,久惫枕席,众知必死,而彼无死想,语之死,辄不怿。予使人直告:‘令速治后事,一心正念。’彼谓男病忌生日前,过期当徐议之耳。本月十七日乃其始生,先一日奄忽。吁!人命在呼吸间,佛为无病人言之也。况垂死而不悟,悲夫!

 

心喻

心无可为喻,凡喻心者,不得已而权为仿佛,非真也。试举一二:如喻心以镜。盖谓镜能照物,而物未来时,镜无将迎;物方对时,镜无憎爱;物既去时,镜无留滞。圣人之心,常寂常照,三际空寂,故喻如镜。然取略似而已,究极而论,镜实无知。心果若是之无知乎,则冥然不灵,何以云妙明真体?或喻宝珠,或喻虚空,种种之喻亦复如是。

 

坟墓

予既老病,众为择地作塔,数易之。予叹曰:‘世人极意营图风水,冀子孙长永富贵耳。尔辈望荫出紫衣国师耶?古人有言:“弃诸林莽以饲禽兽。”幸不置我于鸦肠狐腹足矣,余非道人所知也。’

 

菩萨度生

经言:‘菩萨未能自度,先能度人。’愚夫遂谓菩萨但度众生,不复度己。不知己亦众生数也,焉有度尽众生,而独遗自己一众生乎?何得借口菩萨,逐外忘内!

 

悟后

沩山和尚云:‘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道别有法教渠修行趋向。’沩山此语,非彻法源底者不能道。今稍有省觉,便谓一生参学事毕者独何欤?

 

实悟

妙喜云:‘若是干屎橛如是说得落时,如锯解称锤、麻三斤、狗子佛性等,皆可如是说得。既不可如是说,须是悟始得。你若实得悟,师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学者当切记妙喜此语,息却口头三昧而求实悟。

 

心得

以耳听受而得者,不如以目看读而得者之广也。以目看读而得者,不如以心悟明而得者之极其广也。以心为君、以目为臣、以耳为佐使,可也。用目当心,斯下矣。用耳当目,又下之下矣!

 

好乐

人处世各有所好,亦各随所好以度日而终老,但清浊不同耳。至浊者好财,其次好色,其次好饮。稍清,则或好古玩,或好琴棋,或好山水,或好吟咏。又进之,则好读书。开卷有益,诸好之中,读书为胜矣!然此犹世间法。又进之,则好读内典。又进之,则好净其心。好至于净其心,而世出世间之好最胜矣!渐入佳境如食蔗喻。

 

世智当悟

智有二:有世间智,有出世间智。世智又二:一者博学宏辞,长技远略,但以多知多解而胜乎人者是也。二者明善恶、别邪正,行其所当行而止其所当止者是也。仅得其初,是谓狂智,当堕三涂。兼得其后,是谓正智,报在人天。何以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也。出世间智亦二:一者善能分别如来正法四谛六度等,依而奉行者是也。二者破无明惑,如实了了,见自本心者是也。仅得其初,是出世间智也,名为渐入。兼得其后,是出世间上上智也,乃名顿超。何以故?但得本,不愁末。得末者,未必得本也。今有乍得世智初分,便谓大彻大悟者,何谬昧之甚!

 

时不可蹉

凡人初出家,心必猛利,当趁此时,一气做工夫,使有成立。若悠悠扬扬,蹉过此时,日后或住院,或受徒,或信施繁广,多为所累,沦没初志。修行人不可不知。

 

憎爱

语云:‘爱其人及其屋上之鸟。’言爱之极其至也。忽缘变而情迁,转爱为憎,憎而又憎,向之爱安在哉?转憎为爱,亦复如是。是故爱不必喜,憎不必怒,梦事空花,本非实故。

 

静之益(一)

日间有事,或处分不定,睡去四五更起坐,是非可否忽自了然,日间错处于此悉现。乃知尔来不得明见心性,皆由忙乱覆却本体耳。古人云:‘静见真如性。’又云:‘性水澄清,心珠自现。’岂虚语哉?

 

静之益(二)

世间酽醯醇醴,藏之弥久而弥美者,皆由封锢牢密,不泄气故。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言乎!

 

对境

人对世间财色名利境界,以喻明之:有火聚于此,五物在傍:一如干草,才触即燃者也。其二如木,嘘之则燃者也。其三如铁,不可得燃者也,然而犹可镕也。其四如水,不惟不燃,反能灭火者也;然而隔之釜瓮,犹可沸也。其五如空,然后任其燔灼,体恒自如,亦不须灭,行将自灭也。初一凡夫,中属修学;渐次最后,方名诸如来大圣人也。

 

去障

修行去障,亦有五等。喻如一人之身,五重缠裹,最外铁甲,次以皮裘,次以布袍,次以罗衫,又次贴肉极以轻绡。次第解之,轻绡俱去,方是本体赤□自身也。行人外去粗障,去之又去,直至根本无明极微细障皆悉去尽,方是本体清净法身也。

 

以苦为乐

厕虫之在厕也,自犬羊视之不胜其苦,而厕虫不知苦,方以为乐也。犬羊之在地也,自人视之不胜其苦,而犬羊不知苦,方以为乐也。人之在世也,自天视之不胜其苦,而人不知苦,方以为乐也。推而极之,天之苦乐亦犹是也。知此而求生净土,万牛莫挽矣!

 

思惟修

禅那者,此云思惟修,故称禅思比丘,是贵思也。经又言:‘有思惟心,终不能入如来大涅槃海。’又言:‘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是病思也。所以者何?盖思有二:一正思惟,一邪思惟。无思之思,是正思惟也;有思之思,是邪思惟也。又思有二:一从外而思内,背尘合觉者也。一从内而思外,背觉合尘者也。从内思外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无尽而真弥远也。从外思内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尽而还源也。由思而入无思,即念佛者由念而入无念也。

 

诤友

予初出家时,皋亭茶汤寺老僧,以诞日延予斋。时大岭有立禅,北人也,戆直无谄,顾予曰:‘彼延子为佛法耶?人情耶?彼以人情重子耳,何往为?’予大惭。又友古溟者,谓予言:‘子以后不出世为妙。’予告以素所愿,愿终身居学地,而自锻炼。溟笑曰:‘子却有出世日在,未免也。’今思如二友者不可复得,凄然伤感者久之。

 

道人重轻

古所称道人,以世所重者彼轻之,世所轻者彼重之故也。世所重者何?富贵也。世所轻者何?身心也。今与世同其重轻,是得为道人乎哉?

 

佛经不可不读

予少时见前贤辟佛,主先入之言,作矮人之视,罔觉也。偶于戒坛经肆,请数卷经读之,始大惊曰:‘不读如是书,几虚度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壮、而老、而死不一过目者,可谓面宝山而不入者也。又一类,虽读之,不过采其辞,致以资谈柄、助笔势,自少而壮、而老、而死不一究其理者,可谓入宝山而不取者也。又一类,虽讨论,虽讲演,亦不过训字销文、争新竞高,自少而壮、而老、而死不一真修而实践者,可谓取其宝把玩之、赏鉴之、怀之、袖之而复弃之者也。虽然,一染识田,终成道种。是故佛经不可不读。

 

睡着无梦时主人

雪岩初问高峰:‘日间浩浩作得主么?’次问:‘夜梦中作得主么?’三问:‘正睡着无梦时,主人公在甚么处?’今人便向第三问,以情识卜度,错了也。汝且日间作主不得,又何论最后极深深处?不如就初门着紧用心,以次理会去未晚。虽然,若于第三问了悟无疑,白日间、夜梦中无不帖帖地矣,过量人前,又不可以格例拘也。

 

布施

庞居士以家财沉海,人谓:‘奚不布施?’士云:‘吾多劫为布施所累,故沉之耳。’愚人借口,遂秘吝不施。不知居士为布施住相者解缚也,非以布施为不可也。万行有般若以为导,三轮空寂,虽终日施奚病焉?又凡夫胶着于布施,沉海之举,是并其布施而布施之也,是名大施,是名真施,是名无上施,安得谓居士不施?

 

尚直尚理编

国初空谷禅师,着尚直、尚理二编,极谈儒释之际,其间力辨晦庵先生暗用佛法而明排之。愚意晦庵恐无此心,或是见解未到耳。何以知之?记少年曾看朱子语类,自云:‘昔于某老先生坐中,听一僧议论,心悦之。后进场屋,便写入卷中。试官被某哄动,遂中式。及见延平先生,方知有圣贤学问。’以是知晦庵之学佛,不过如今人用资文笔而已,原不曾得佛深理。其排佛,是见解未到。空谷责之,似为太过。

 

心之精神是谓圣

孔丛子云:‘心之精神是谓圣,杨慈湖平生学问以是为宗,其于良知何似,得无合佛说之真知欤?’曰:精神更浅于良知,均之水上波耳,恶得为真知乎哉?且‘精神’二字,分言之,则各有旨;合而成文,则精魂神识之谓也,昔人有言:‘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认作本来人’者是也。

 

宗门问答

古尊宿作家相见,其问答机缘,或无义无味,或可惊可疑,或如骂如谑,而皆自真参实悟中来,莫不水乳投、函盖合,无一字一句浪施也。后人无知效嚬,则口业不小。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谚语,傍人听之,亦复无义无味,可惊可疑,如骂如谑,而实字字句句皆衷曲之谈、肝膈之要也。傍人固不知是何等语,而二人者,则默契如水乳、如函盖矣。今不如缄口结舌,但向本参上着力,只愁不悟,不愁悟后无语。

 

醉生梦死

醉生梦死,恒言也,实至言也。世人大约贫贱、富贵二种:贫贱者,固朝忙夕忙以营衣食,富贵者,亦朝忙夕忙以享欲乐,受用不同,其忙一也。忙至死而后已,而心未已也。赍此心以往,而复生,而复忙,而复死,死生生死,昏昏蒙蒙,如醉如梦,经百千劫,曾无了期。朗然独醒,大丈夫当如是矣!

 

真道人难

凡人造业者百,而为善者一二。为善者百,而向道者一二。向道者百而坚久者一二。坚久者百,而坚之又坚、久之又久,直至菩提,心不退转者一二。如是最后,名真道人。难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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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