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 道德 利益 佛教

林尤超

 

目前,环保工作所面临的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自然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剧减。人类社会在享受科技文明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生态系统破坏所带来的恶果。洪水、旱灾、空气污染、珍稀物种濒危……来自大自然的危机,正潜伏在我们的身边,向我们频频发出警告。

而更大的危机则是来自人类本身:社会公德的丧失;拜金主义的泛滥;刑事犯罪的多元化乃至年轻化……凡此种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所以,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生态环保的今天,心灵环保的开展也同样是不同忽视的。

事实上,心灵失衡所带来的危害,远比生态系统的失衡来得更严重,后果更不堪设想。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自从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以来,就已成为改造世界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为重要理论。而西方的人本思想,则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肯定了人类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在当今社会,更是对人才资源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切,都强调了“人之贵、人之重”。也正因其“贵”和“重”,我们也就无法回避人心的建设,这不仅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完善,更直接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前景。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的破坏,元凶就是人类本身。茂密的森林毁于一旦,使水土严重流失;辽阔的草原逐步沙化,使荒漠向城市逼近;多少良田正在被摩天大楼所取代;多少江河正在变成污浊的死水,甚至断流、干涸乃至永远消失;而多少野生动植物,也正在人类的杀戮掠夺之下,永远离开了我们共同的家园……大自然在哭泣!气候在异常变化!如果到这时,我们还不能醒来,不能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在肩,不能对以往的行为进行深思和检讨,我们又如何对得起子孙后代?

在今天,保护地球的呼声已越来越急迫,但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口号,更是行动!其中,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心灵环保的工作,也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自然生态的保护才能行之有效。

正是日益膨胀的欲望,使人们见利忘义,毫无节制地掠夺资源、破坏自然。但人类与自然是一体的,我们对自然构成的种种伤害,最后还是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份后果,所谓“害人终害已”。贪欲是我们无始以来的烦恼,唯有理智才可以战胜它。人们之所以一错再错,正是因为理智的弱化乃至丧失。所以,我们不能不直面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利益和道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潜在的物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于是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期待一夜暴富。在利益的驱动下,导致了贪赃枉法的权钱交易,也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为图一时之利,视道德如无物。因此,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乃势在必行之举。

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正当的利益,因为利益毕竟是我们生存的必要保障。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必须通过正当的渠道勤劳致富。只有通过智慧和努力和获取的财富,才是合法的、光荣的。另一方面,利益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主动寻求机遇,不断拓展新的生活。在这样的进程中,利益也会是一种美好的诱惑。曾几何时,人们为年薪百万元的招聘广告而深受鼓舞,它让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脱颖而出,事业有成。

但物极必反,所以在对待利益的问题上,必须恰到好处地掌握好分寸。由此,我想到佛教。我对佛教了解得不多也不深,只是略知一二,知道佛教“普度众生”,知道佛教“劝人为善”。我对佛教的亲切感,来自佛教对人生的关怀。在我们家乡一带,信奉佛教的比较普遍,他们的虔诚令人难忘,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大多都有着纯朴、善良的品质。从哲学角度来看,佛教实际上也是人性学。佛教注重人的觉悟,我认为这正是佛教最具亮点之所在。如果弘扬佛教精神,使其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应该是积极性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都需要修心养性,需要以理智面对各种诱惑,正确处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还需要以智慧来认识自我,认识人生,努力升华自己的人格。凡夫要成佛,不下一番苦功是难成正果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不加强道德建设,社会又如何能够健康发展?我们又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

所以说,道德与利益,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只有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我们对利益的追求才是合理的。而这两者的结合,也直接关系到生态环保和心灵环保,连同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命运。

 

点击返回《人世间》2002.2 :关注环保 目录

排版|正信

黄土地的故事

知见

 

由于工作原因和一些暂时还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缘分”,我常常到西安附近去出差。关中平原的景色虽然单调而略带一丝暮气,但是西安却繁华得有点令人“直把杭州当汴州”。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来汉唐“盛世”的遗风在这里已经成为人群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了。只有在街头不时闪过的白羊肚子手巾和老羊皮袄,才使游人依稀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那令多少英雄豪杰魂系梦牵的黄土高原—离这里并不遥远。

站在楼观台后的秦岭余脉上极目北眺,在西风残照中,渭北的黄土高原上一片苍凉。灰黄色的天空,灰黄色的塬面,再加上稀稀落落的灰黄色的绿色,竟使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脑海里刹那间闪现出了“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偈语。我正想得出神,那位年近80,满头青丝,慈眉善目的老坤道(道姑)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递给我一碗粘乎乎,黑乎乎,热乎乎的刚出锅的烀红薯。

我的思绪回到了7,000多年前仰韶时代。关中平原那时是一片森林覆盖率约在70%左右的森林草原,气候温和湿润。从北、东、西三面包围关中平原的黄土高原更加郁郁葱葱,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当美洲的第一批拓荒者来到Iova,Illinois,Wisconsin和Missouri西部沃野千里的北美大草原—当前生产的粮食几乎占了世界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的大粮仓—上时,他们疯了似地不住地亲吻那被丰富的腐殖质染成深褐色的泥土。而7,000年前,中华民族的子孙们也拥有一块同样肥沃的土地—当年的八百里秦川!

时光流转,我的思绪来到了3,000年前关中平原。茂密而成片的森林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而大部消亡。森林覆盖率下降到了不足20%。草原已荡然无存,由于开垦草原而产生的大片良田的地力开始退化,先民们早已把拓荒的目标转向残存的森林。同时先民们开始尝到了饥荒和随之而产生的流血战争的“滋味”。当时关中平原上有一位酋长古公亶父厌倦了氏族间没完没了的争夺,带领着族人迁移到了当时还是蛮荒地带的黄土高原的歧山脚下。在那里,没有已经开始离不开奴隶了的“文明”人群作为竞争对手,只有永远保持沉默的森林。百年之后,当歧山的森林最终变成了贫瘠而裸露的塬面的时候,这个氏族里出现了一大批穷兵黩武的青史留名者,发动了“血流漂杵”的东方战争,在掠夺了天下之民作为奴隶的同时也将他们自己出卖给了自己那无限膨胀着的占有欲。他们的名字是姬昌,姬发,姬旦和姜尚.......(渭河恐怕已经成为一条浑浊的泥水河了,不然姜太公如何只能自嘲地用直钩钓鱼?)

文,武,周公和姜子牙之类毕竟还是青史留名的人物,在蛊惑天下顺民们对自然界无限索取的同时,倒也还半真半假地制订了几条告诫人们应该如何细细地享受,不致于很快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半科学半迷信的“圣训”(这也许就是这些人还能“骨朽人间捧未销”的根本原因吧!)。而对那些贫穷得只剩下对财富,醇酒,美人和奴役的疯狂地也是致命地追求的野蛮民族来说,这些“高论”都成了“压制人性”的“奇谈怪论”。于是乎,在周公的没落子孙们象蚊子一样肆无忌惮地吸食着东方广大的被征服地区的奴隶们的膏血和眼泪的时候,栖息关中平原周围黄土高原上的那些狼群一般的乌七八糟的强盗部落在自己豢养的牲畜啃尽了自己的部落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的最后一丝绿色之后便一窝蜂似的拥进了关中平原,演出了一幕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无比辛酸的闹剧。从犬戎的长刀砍下了那位只能通过讨好美人来寻求刺激的周幽王那颗灌满了浆糊的混蛋脑袋开始,关中平原整整沸腾了400年。直到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炎黄子孙们充分地接受消化了犬戎们的“先进经验”并变得和犬戎们一样野蛮时,这块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流血厮杀才暂时平息。在这块血染的土地上,崛起了商鞅,张仪,范睢,白起,嬴政等一代代嗜血成性的恶魔首领,在翻译成现代语言后即类似于“向东方六国寻求我们伟大的上帝的唯一选民—世界上最最伟大,最最文明,最最进步的秦民族的发展空间”“让秦国百姓每个人和他们后代都能每天吃上一顿土豆烧牛肉”的蛊惑人心的叫嚣下,向东方“同仇敌恺”地发动了一场场血腥的侵略战争。尽管商鞅为了使满足秦国头脑空虚,目光呆滞的老百姓们“死也要做个饱鬼”的愿望而制定的大面积开荒,并进行以“多打粮食”为唯一目的的对耕地潜力的“败家子”式的“深入开发”的确使秦国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翻并保持了百年之久;尽管渭北的黄土高原上还有大片的茂密的森林可供人类糟蹋,但是对于那些对嬴政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体投地,麻醉得晕晕乎乎的秦国百姓来说,这一切都显得见效太慢,太迂腐了.......

杀!杀!杀!打!打!打!曾几何时,关中平原那些嗜血的恶棍们和愚昧的人群逃不脱历史严正的裁决,相继灰飞烟灭,留给刘氏王朝的是一块森林覆盖率已降低到5%左右,过度耕种过后又重新抛荒了的土地,和在和平的环境里迅速地象兔子一样被繁殖出来的,“历尽磨难,痴心不改”的头脑空空如也,被无限膨胀的欲望煎熬得终日坐立不安,总想找点事做才觉得充实的“凡夫俗子”们。蝗虫一般的人群潮水般的拥向渭北的原始森林,毁林开荒。为了弥补人类这种在自然界中体力和生存能力显得是如此地委琐的可怜生物的弱点,人们竟残忍地用火来对付地球上动物群落最慈祥,最无私的养母—森林!可惜!既不了解自然也不了解自己的人们在经历了十几年的丰收以后立即就发觉,黄土高原可不象关中平原那样对人类脉脉含情,虽然历尽磨难仍以她那已经开始渐渐减少了的慈母乳汁任劳任怨地喂养她那些变得越来越不孝,越来越野蛮的顽劣子孙,这是一块烈性的,象人类一样满怀嗔恨的土地,人类对他的任意践踏和肆虐都会很快地遭受到残酷无情的报应!失去了森林和草原的黄土地迅速地露出了一副苍老而狰狞的面孔。秋冬季的西北大风,卷起了干燥的表土,长安城刹那间成了“黄金世界”;仲夏的暴雨,使塬面上的每一条小沟都成为浑浊的泥流,同时这些小沟也在流水的作用下迅速地向下深切,终于形成了把塬面象切豆腐似的分割得七零八落的深沟巨壑!曾激起汉初文人骚客们无限暇想的“泾渭分明”的“胜”景不复存在了(泾水也变成了一条浑浊的泥流。)!而从春末到初夏的燥烈的“少阴君火”,又抽干了那些幸存的可怜的小树小草身体里的最后一丝水分。。。。。。

黄土高原无情地嘲笑着人们的野蛮和无知,可是大汉帝国的子民们却因为他们毕竟曾经在新垦的林地上获得过的十几年短暂的,饮鸩止渴的丰收而狂呼雀跃,从而更加疯狂地砍伐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同类糟蹋掉的森林。森林的边界迅速北移,一直移到了汉朝和匈奴的军事分界线附近,在残酷的拉锯战中,陕北,陇东的最后一片森林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河套大草原同时消失了,黄河终于变成了一条“一碗水,半碗泥”的泥浆流。黄土高原的陕北—陇东区域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变成了一块毫无希望的穷山恶水—那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水;原来也没有什么山:因为有了深深的沟壑,所以平坦的塬面相比之下就成了“山”。当长年累月的水土流失使得高原的主要地貌由塬面变成沟壑时,黄土高原也就成了名付其实的“山区”。不!是真正的山区!历尽沧桑,经历了西汉百余年的“开发狂热”后的炎黄子孙失望地发现:他们最“明智”的选择还是终老在关中平原这块虽然已被过度地使用,但是还暂时能使他们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的故土上。只是,他们的心态从此时开始就已经被极度地扭曲了.......

我闭上了变得有些模糊了的双眼,低声吟唱起一首日本民谣《荒城之月》:

春日高楼明月夜,盛宴在华堂。

杯影人影相交错,美酒泛流光。

千年苍松叶茂繁,弦歌声悠扬。

昔日繁华今何在,回首心悲伧。

秋日战场布寒霜,衰草映斜阳。

雁叫声声长空过,暮云正苍黄,

雁影剑光交相映,抚剑思茫茫。

良辰美景今何在,故人知何方。

荒城十五明月夜,四野何凄凉。

月儿依是旧时月,泠泠泛清光。

颓垣断壁留痕迹,枯藤绕残墙。

松林惟听风雨急,不闻笙歌响。

浩渺太空临千古,千古此月光。

人世枯荣与兴亡,瞬息化沧桑。

云烟过眼朝复暮,残梦已渺茫。

今宵荒城明月光,照我独彷徨。

 

点击返回《人世间》2002.2 :关注环保 目录

排版|正信

野兽为什么往蒙古跑

王力雄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的崩溃时期,大部分情况是政权解体以后。社会上立起形形色色的山头,拉起大大小小的杆子,虽然打着各种名号,但本质上都是一些军阀土匪。那些小土匪之间就互相征战,打来打去,打到最后打出一个大土匪,他登基做皇帝,就成了正统。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偷牛盗狗之辈,一当上皇帝也就神圣了,成了历史上的头面人物。圣旨一下,威加四方,那以后社会就重新恢复了法律和秩序。他们再重新把老百姓拢到一块儿,还是一个社会。无非是倒退了一些年,人口死亡一批。但是没关系,再继续发展就是了。

过去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最终有一个生态底座托着,即使发生社会崩溃,也使那坠落的结果不至于粉身碎骨。如果是人满为患,个个都活不下去,土匪们还打什么?哪还有东西供他们抢?扩大地盘不也是多余和自找负担吗?但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最多也就四亿五千万,大部分时间不超过二、三亿人。也就是只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那时中国的领土不比现在小多少,有几百年还多一个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简单地说,那种能够承托坠落的生态底座是什么?就是漫山遍野的森林,长满野果;动物到处游荡;群鸟漫天飞翔;大河奔流;水里鱼群翻跃。就像当年那首歌谣中所唱的北大荒一样:“北大荒,好地方,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当然,并非过去的中国全是如此,但是这样的地方不少。就算是中国乱了,政权崩溃了,礼崩乐坏了,其它的整合因素也一概没有了,整个社会粉末化,人们最不济的也还可以以家或家族为单位,守住一小块地盘自给自足,或钻进深山老林靠采集狩猎度过最乱的时期。人少地多,人的流动性差,封闭环境多,“桃园里头好耕田”,带点种子到哪儿刨块地,就能在哪儿活下去了。外面愿意怎么乱就怎么乱,不管它的事,乱到一定程度,都打累了,或者是那些打来打去的人都同归于尽了,各自生存的人们就可以再往一块儿组合,去形成新的社会。

而现在是什么状况呢?这次开车去内蒙东部,走了几个盟,途经二十多个旗。沿途所见,真正能保留一些原来生态面貌的,只剩内蒙和外蒙的国境线一带。的确,在那里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生态。用体会这个词是准确的。脚踏上那儿的草地,就会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质上。要是仔细观察你踩下的那个脚印,在那么小的面积上,我感觉就能聚集着上百种植物和昆虫。那些丰富的物种纠缠在一起,生长得又密又厚,几乎就没有重样的。有些蕨类、灌木什么的,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形成它们的根系。什么叫生物多样化?这就是最典型的状态。那都是在几百年的自然状态中生长起来的。看着那样的环境,你真是会切身地感受到对它的破坏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孽。

可是现在,能保持那种生态环境的仅仅是沿着国境线的窄窄一条。稍微往内地走一点,就看到大片大片的草原被开垦成耕地,种上了庄稼。草原的面貌立刻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上面覆盖的植物变成了单一物种,或是麦子,或是油菜,看上去显得整齐、单纯,毛茸茸一片,颜色全是一样的。那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庄稼长得特别好。但草原上千年时间里形成的腐殖质层只有一尺多厚。开垦者先是用火一烧,把需要百年才能长成的植被烧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腐殖质犁开。那种土壤肥沃得只需要撒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秋天肯定大丰收。然而甜头也就是三年,三年后就是苦果。一尺厚的腐殖质层下面就是沙子。破坏了原来的植被和根系,失去了植被的固定,再加上犁来翻去,表面那层土松得不得了,草原上的大风一吹,土就吹跑了。沙子就暴露出来,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沙化。

除了风,还有夏天的雨水冲刷。在所有有坡度的地方,只要是被开垦的,都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吨的泥土在坡下铺成的稀泥滩。那都是最肥沃的土啊!那不是仅仅用“水土流失”四个字就能概括的,那流失的是珍宝,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命根啊!然而看那些没有被开垦的地方,坡度不管怎么大,雨水怎么猛,流下来的水都是清清亮亮,一点土都不带。你不能不感叹,大自然自身的安排是那样奇妙与合理。

看到那些大片大片被开垦的草原,我想到布朗因为发表《谁养活中国》后,一些文人学者进行反击,说我们用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我们不是活得很好吗!不错,这些年来粮食不但不缺,而且过剩。不过那么多粮食是怎么来的?以眼前那丰饶草原变成沙漠为代价打出来的粮食,现在不也都是正堆在粮仓里,向世界证明“我们的粮食吃不了”吗?而这样的“粮食吃不了”,意味的却是将来将有更多的“粮食不够吃”!当然不是政府有意这样做,政府反复禁令不许开垦草原,但为什么就是有人不停地开垦?既然93年和96年政府两次把粮食收购价提高了105%,地租便宜而且撒下种就只管丰收的草原自然就成了逐利者眼中的肥肉。尤其对有能力进行规模经营的大户而言,开垦草原成本低而利润高。他们有雄厚的资金,一开荒就是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他们有的是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花钱,给个人一些好处,再给下面那些管事的机构。既然都是以利为先,只要有足够的利,就能一路绿灯。乡里区里那些基层机构财政收入没有来源,奖金福利都得自己搞,如果来一个人说开多少土地每年交几万块钱,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大数。他们知道,那都是荒山僻野,上边的人看不到。就是偶然看到了,圆活圆活也就过去了。就是这样。

千年形成的草原,只开垦三年就被毁掉,随后就既没有农田,也没有草原,而只剩沙漠。那沙漠还不是原地不动,它要蔓延,它注定要以沙进人退的结局惩罚人。

我这趟内蒙之行所见到的很有象征性。从那些正在被开垦的草原往内地方向走,走不了多远就可以看到几年后那些正在开垦过的土地将要变成的模样。问当地人,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大草原,是牧区,都是那种一个脚印里就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放眼望去,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不一定踩得着一根草。再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原来也一样是游牧蒙古人的地盘,现在全被农耕者占据,牧人们早被挤得一个不剩,都迁移到边境地区去了。那里有一些水利设施,有一些农田,还有一些人工林带,大概是“三北”防护林——那个被捧上天的绿化工程。然而那真的能改变已经被破坏的生态吗?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夸它有多大作用,可是当你真的以对比的眼光审视它的时候,那不过是一些孤孤零零的树,刷子一般地在那儿呆呆地立着。树种是单一的,树下光秃秃。周围耕地种的是一些适合人类食用的单一作物,除此之外就是沙子。那怎么能和一脚可以踩到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环境相提并论呢?

我不想再谈中国的其它地方,也没有必要。中国的生态状况怎么样,每个人从自己生活的局部都可以感受得很清楚。东蒙应该算是中国仅存不多的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它的状况尚且如此,别的地方可想而知。而且我刚刚描述的那种生态变化的不同状态,依次展现在一趟几百公里的行程里,跑一天就可以一览无余地全部看到,就像一个天然的生态环境展览馆。它可以形象地说明整个中国过去的生态环境是什么样,人们怎样一步步破坏了它,而得到的惩罚又是什么。

现在连黄河都干了,那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不说迷信的预兆,至少它足以表明中国生态系统被破坏的程度。仔细想一想,咱们这块土地上,茂密的森林还有多少,干净的河流还有多少?林子里还有几只动物,河里还有几条鱼?在中国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所有还存在活物的地方,几乎都有人以各种方式往外抠。我家旁边的引水渠,一天到晚都有人拿着形形色色的工具从水里和水底的泥里或钓或捕或捞,什么都给弄出来,然后不是吃掉就是卖掉。水里已经没有大鱼了,那些卖鱼人从几两重的到一指长的分门别类,卖不同的价钱。还有泥里那些螺蛳之类的,最后连一厘米长的小鱼苗也分成堆,卖给养宠物的人喂猫或喂鸟。你说那水里还有什么东西能剩下吗?

内蒙国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里穿行,我开车走过那里时,亮着车灯走在窄窄的路上,暮色中不时看到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我从来没见过那么肥的大野猪,领着小野猪从路上穿过去了;成群的鹿,穿过去了;狍子,穿过去了;闪着漂亮皮毛的狐狸,穿过去了。然而非常奇特的是:所有动物都是向着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的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就宁可暴露在灯光下穿越公路,也要拼命地跑到国界对面去。动物也知道了哪个国家比较安全。外蒙古16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多万。而这边的12亿人都在琢磨着怎么把它们吃进肚子。之所以它们还敢到中国来,是因为那里是国境线,一般人不让去。而一旦有什么危险,它们一抬脚就能出国不回了。

我们的家文化制造了太多的人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妻妾成群,中国女人因此都成了生育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生态毁坏的帐最终要算在家文化上。不过从这种家文化衍生出来的伦理,过去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举一个小例子,我见过一位老人按照老辈传下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一盘可口小菜;就连鱼鳞都不扔,小火炖足后冷却的汤可以凝成冻,又多一道菜;撇出来的鱼鳞和吃剩的鱼刺鱼骨一道,用油炸酥后,下顿饭的下酒菜也有了。那种节俭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也就能理解,过去中国人对生态的消耗和索取是多么的少。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西方个人主义者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的是天人合一、安贫乐道、知足者常乐等从家文化中产生的伦理。所以,尽管家文化制造了过多的人口,如果能够一直维持传统的伦理,那么几十个人的消耗也抵不上一个西方人,人口与生态的平衡也不是不可能达到的。

怕的就是在已经制造出来这么多人口以后,约束人欲望的传统文化却就此解体,中国从此转上西方物质文明的轨道,每个人都以无限追求财富为目标,那就会把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地推到毁灭的境地。不幸的是,中国的这种转变现在已经完成。

综合考虑社会与生态的关系,应该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人口、资源、欲望。如果人口少,人均资源自然就多;如果欲望不同,人均资源的意义也不同。这三个因素,最人为的变量就是欲望。从生活经验可以知道:从穷变富,尤其是暴发,欲望是最贪婪的。因为穷,穷怕了,对财富容易产生病态的渴望。因为穷,修养少,除了钱以外就很少能树立起别的目标。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本来是对欲望的主要制约,问题是在中国,随着文化结构的解体,那种制约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中国人的欲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向“钱”看。于是我们的状态就变成了三“最”:人口最多;人均资源最少;欲望最高。这实在是最可怕的一种状况——以最多的人口乘以最高的欲望,去吞嗜最少的资源,那将得到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

古代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欲望,但是要看平均水平。“贪心不足蛇吞象”者只是少数,多数人是认“命”的。家文化的等级意识使多数人安于自己的位置,沉重的道德观念也在很多方面能够压抑住贪婪。然而那一切今天都不存在了。就像装魔鬼的瓶子突然被打开,压抑千年的欲望一瞬间就爆发出来了。

可以说,这些年生态破坏的因素之一,是九亿农民集体投入到追逐财富的行列。公社时期的农民,除了种集体的地,个人开荒是修正主义,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就连养只鸡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那一方面制造了广泛的贫困,另一方面也在无意中保护了生态免受太大破坏。新时代让九亿农民焕发出了经济活力,允许他们为个人去追求财富,同时却不是通过推动城市化进程,而是继续保持种姓制度式的城乡壁垒,限制农民“离土不离乡”,只能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去折腾。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让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能去破坏生态环境和制造污染。结果到处是破坏式的开矿、开荒、淘金、滥砍滥伐、过度放牧和过度捕捞、扒发菜、盗猎野生动物......同时千千万万乡镇企业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而当恶果已经形成,迫在眉睫的危害达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时,现在再回头来限制农民,不许他们砍树、开荒、捕猎,关停并转他们的企业,则难以奏效了。致富的欲望一旦被调动起来,就是出了瓶子的魔鬼,再也收不回去了。何况目前对农村的控制力已经大大降低。前几十年以剪刀差让农民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积累,难道今天还能再牺牲农民,就是为了让城市有蓝天绿水,就让农民自甘贫穷吗?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以什么等级的珍稀动物的名义,都不会让几亿远比动物更有价值的人同意!

然而什么是摆脱了贫穷呢?没有了等级意识,农村人比城市人,城市人比都市人,都市人比美国人。先不说真正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时是否会满足,至少大多数人现在的愿望就是能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就意味着,我们要从人均750美元的中国现状迈步到人均29,000美元的美国现状,跨过28,250美元的空间。谁也不能说这不是合理的要求,平等是天赋人权,没有理由让中国人只能看着别人富有而自己贫穷。

然而中国的生态环境能提供这种可能吗?1995年9月世界银行推出衡量国家财富的新算法,把自然资源计算在内,中国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62(中国的这个排名到1998年仍然在162),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1/12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3。其中自然资本占的比例仅为3%(澳大利亚为71%),足以见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程度。且不说贪婪永无满足,即使只达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的资源总耗也要扩大几十倍。这是一个冷酷的提醒,不管自己觉得这个要求多么合理,都注定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怎么办?除非12亿中国人立刻集体把欲望降低到合理的水平,按照量体裁衣的古老智慧去安排生活,也许能走出一条真正的“中国特色”之路。然而,失去了文化结构的支撑,丧失了终极关怀和价值体系,我们还能靠什么抑制欲望?除了财富,又能找到什么去填充必不可少的人生意义呢?

说到这,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显露。它不仅支撑并整合人类社会的结构,也是保持人类与生态之平衡的关键所在。不幸的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被不断的革命所摧毁,又继而被拜金主义所腐蚀,已经失去血脉和骨骼,只剩一张千疮百孔的外皮,这就是我所担忧的悲观前景。如此下去,我们的生态环境注定要被破坏殆尽,现在的勉力阻挡只不过是延迟一些时间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或改变。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一旦再有历史上那种政权解体的状况发生,生态环境就无法再成为承托的底座。这一事实,现在的人都很少去深思其中的意义,可是它迟早有一天将会成为致命的因素。

 

点击返回《人世间》2002.2 :关注环保 目录

排版|正信

中国佛教生态学的理念及其操作上的盲点

圣凯法师

 

编者按:

  这篇文章在编辑部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意见的分歧主要是关于本文的一些观点,如:

  1、无情有佛性:本文以此说明人类不仅要尊重有情的动物,同时还要尊重无情的植物。可这是否意味就意味着:草木也可以修行,草木也能成佛呢?

  2、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达到宇宙生命和个体生命的融和。本文认为这就是净土的生活;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像《奥义书》的“梵我一如”思想,究竟孰是孰非?

  3、社会提倡环保,着重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佛教界提倡“心灵环保”,着重于内心的净化,所谓“心净则国土净”。本文引用杨惠南先生的观点,以为这是不了解外界清净是达到内心解脱的前提。但佛教讲“心随境转”,也讲“境由心造”,心灵与外境是互为因缘的。我们提倡环保,是否只要停留在外在世界的改造?还是应该深入到内心的净化,才能达到究竟意义上的环保效果?在心与物相互作用的世界中,究竟什么在起主导作用?

  4、宗教提倡苦行、关心来世,从而使人们忽略了对现世的关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又能对治人们的欲望,和对现世利益的追逐,是有利于环保的。您的观点又是如何呢?

  关于本文所涉及的一些批评,也代表着一种关注。我们希望,籍由这不一样的声音,能够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一、佛教与深层生态学

 

佛陀对众生的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宇宙人生是一种缘起,这就是说宇宙万物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华严经》用因陀罗网来形容这种缘起,表明了这种关联的广泛性与包容性。在这种关联的网络中,以人与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身与心的关系为三大主纲,从而形成了重重无尽的因陀罗网。

但是,如果我们用佛教来理解生态学,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生态学是研究生命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广义地理解生态学这个概念,可以把它解释成研究关联的学说。所以,佛教的缘起论与生态学都是说明生命与万物关联的学说。这样似乎又会产生一种新的学问——佛教生态学。当然,这不是想当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理路与根据的。

在这个关联网络中,我们人类从生态环境中采撷物质资源,但是在刀耕火种的时代,这种关系是十分平静的;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大地的史无前例地掠夺,远非任何历史时期可比。人类已被形容成极具破坏性的寄生虫,他威胁着要毁灭大自然以及最终毁灭自己。

大地是无言的。人类在大地上制造了太多的不平衡,于是大地以沙尘暴、洪水、温室效应来表示抗议。这样,我们人类似乎觉察到了大地的愤怒。我们应该反省自己对大地的行为,因为这种不平衡同时危害到人类本身的生存。

在目前国际社会中,关切环境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作法:一者是实际保护运动。如防治污染、保护动植物、反对核扩散等;二者是为生态保护寻找一种理论上的依据。如从形而上学、认识论、宇宙论、伦理学等方面,认为关心环境不仅需要改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需要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这被称为“生态哲学”、“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从“深层生态学”出发,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因此生态和环保不只是科技的问题,也是人文问题,其中包含有价值观和信仰基础方面的重塑和修正。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理论都是先从西方传过来的,其实,西方深层生态学将问题的症结归根于西方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是基督教的教义,于是他们开始加以批判。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与自然是主仆关系,上帝赋予人支配和控制其他生物及事物的权利,这样人类的任何作为都是理所当然的,从而激起人类最大的剥削性和破坏性的本能。当代西方批评家赫胥黎(A。 Huxley)也曾说过︰“比起中国道家和佛教,基督教对自然的态度,一直是感觉迟钝得令人惊奇,并且表现出专横和残暴的态度。他们把创世纪中不幸的说法当作暗示,因而将动物只看成东西,人类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任意剥削动物而无愧。”所以要解决当今生态困境,必须重新树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于是,他们纷纷转向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去寻求答案。曾受佛教影响的环保人士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诗人斯尼德(GarySnyder)。他广读铃木的著作,并且在日本习禅十年。他说:“草木和动物都是人(people)”(这其实就是中国佛教所说的“无情有性”)。斯尼德提倡自然界的一切万物也有其基本权利,如动物有“动物权”,草木有“草木权”,他也相信草木有“解脱的潜力”。与斯尼德相似,艾肯(RobertAitken)也是一个习禅的生态学家,他认为“人类和非人类(non-human)的万物之间不应有隔阂,一切众生,包括草木皆处于开悟的过程中”。在他的环保伦理观中“瓦石和云都有其生命权”,人类只有“无我”与“忘我”,才能与万物建立亲密的关系。

所以,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之路怎样走,不但取决于我们对生态的关心,更取决于我们对生态的理念。

 

二、中国佛教生态学的理念

 

当西方批判基督教的迟钝时,我们中国佛教界更是迟钝得可怕,可能都接近于麻木不仁。因为,每一个时代佛教的发展,都是要解决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困惑,都要为这个时代的发展提供一种清醒的头脑。佛教最大的社会功能,就是一种清醒剂的作用,可是我们现在佛教界根本没有时代意识,我们被经济大潮冲昏了头脑,社会搞经济开放,我们佛教也去凑热闹。所以,我们自己也困惑了,拿什么提供给社会呢?

但是,我们伟大的佛陀、祖师大德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思想资粮,佛法是最大的宝库,只是需要我们去挖掘。环保的理念一般来说,无非是清净国土、尊重生命,这就是我们佛教经常挂在嘴上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有关中国佛教生态学的理念。

 

 1、净心与净土

净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更是佛教徒的共同追求。但是,在佛教的经论中,“净土”被称为“佛刹”、“佛界”、“佛土”。池田大作先生说:“所谓佛界,就是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实际存在,它来自于探究宇宙和生命的客观规律的智慧以及对宇宙生命和自体生命一样的感知,它是建立幸福的真正源泉。”首先,净土或佛界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是必须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达到宇宙生命和个体生命的融和,这样我们就生活在净土中。

提起“净土”,一般佛教徒马上会说那是“西方净土”。佛陀所宣示的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印度世亲菩萨在《往生论》中,将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概括为三大类:器世界庄严、阿弥陀佛庄严、诸菩萨庄严,共二十九种庄严。其实,每一个净土都应该是环境净化、生活净化、经济净化、人群净化、身心净化。但是,我们在提倡“求生净土”时,不要忘记净土的成就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必须“庄严净土”。念阿弥陀佛,而不学阿弥陀佛的精神,努力去庄严净土,这就叫做“占阿弥陀佛的便宜”,非真佛子矣!

净土的修行,主要是从人性健全的发展着手,因为作为凡夫,总有许多欲望,所以阿弥陀佛在建设极乐世界时,就充分考虑到人性的特点,让人们在净土中生活时,满足往生者的欲望,这是顺应人性的特点,而且让人们明白生活本身的意义,从而清净生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净土的生活是着重于人的解脱,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修行。从净土的种种庄严,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弥陀佛并不是反对生活本身,而是反对生活享受的贪恋。

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为了让更多佛教徒重视现实生活,又提出“人间净土”,提倡在现实社会建设美丽的净土。而“人间净土”与“佛教环保”,其理论依据皆来源于《维摩诘经》中所说的“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但是,对这句话的理解,会引起不同的环保理念。

台湾佛教界已经开始从事环保工作。其中,以花莲慈济功德会所推动的“预约人间净土”,以及台北农禅寺和法鼓山所提倡的“心灵环保”来说,当代台湾佛教界的环保运动,可谓成果斐然。但是,台湾杨惠南教授对这两种环保理念提出批评:第一、在实际的环保工作方面。二者都偏于垃圾回收和植树,未能触及污染台湾环境的两大污染源:资本家所开设的工厂,以及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政府;第二、在环保理念的建立方面。二者都有重“(内)心”轻“(外)境”的倾向:二者都偏于“心理垃圾”(贪、瞋、痴等烦恼)的去除,却忽略了外在世界真正垃圾(土地污染、河川污染、空气污染、核能污染)的防治与清理。同时,杨惠南教授还认为“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之所以有所偏颇、值得商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一己内心烦恼的扫除,即可达到外在世界污染的彻底清理。他们不了解︰外在世界的清净,乃是达到内心解脱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在《维摩诘经》中,讨论到“净土之行”时,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经文,而后代引用者往往断章取义,因此引起一些偏颇。首先,宝积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菩萨净土之行”。佛陀回答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也就是说,众生有许多不同的类别;不同类别的众生,应该有不同型态的净土(佛土)。然后,佛陀详细开示十七种修习“净土之行”的德目:(1)直心;(2)深心;(3)菩提心;(4)布施;(5)持戒;(6)忍辱;(7)精进;(8)禅定;(9)智慧;(10)四无量心;(11)四摄法;(12)方便;(13)三十七道品;(14)回向心;(15)说除八难;(16)自守戒行,不讥彼缺;(17)十善。

然后,佛陀又作了一段重要开示:“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这段经文中又提出十三个修行次第,总结起来就是“行净则众生净”,“众生净则佛土净”,“佛土净则心净”。然后,才说有名的“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所以,杨惠南教授指出,“佛土净”显然比内在的“心净”更加必要而根本。这意味着:“佛土净”是“心净”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外在的佛土不清净,那么,内在的心中烦恼也就无法彻底地清净。只要“境解脱”,那么,紧跟着也就“心解脱”,乃至彻底的解脱成佛--“一切功德净”。

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净土的成就是因为修习“净土之行”,而我们虽然清净自己内心世界的烦恼,但是无法使所有众生都得到清净,净土的关键在于“众生净”。只有让更多的人从事“净土之行”,我们的净土才能成就。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一种“弱势群体”,出家人更是社会的“另类”,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我们佛教界只能呼吁更多的佛教徒参与佛教事业,对于非佛教徒来说,我们是缺乏号召力的。环保事业也是如此。佛法的教化,从来都是通过感动、劝导的方法,无法用强制力量来实行佛陀的教义。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心灵环保”与“预约人间净土”,所以证严法师才会把“不说谎”、“生气时念佛”、“开车时不要赶路、抢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等纯属内在心灵修养的德目,当作是环保的德目。这其实是通过佛教徒本身的努力,将更多的个体生命组成一种群体生命,从而才会因“众生净”而得到“佛土净”。只有将我们的目光,从经典移到现实社会,才会很好地理解教义与实践的差异。

 

  2、尊重生命

“国土净”是离不开“众生净”的,所以真正的国土净至少有两种内涵:一、在器世间,使一切存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二、在自他关系中,得解脱自在,更能实现和乐清净的人生理想于世间。如果把它转化成生态学的涵义,则是:一、维护生态系的完整性与良好的运作状态;二、建立和维持一个能够健全运作的社会。那么,国土净的最切合实际的行动,莫过于能够使生态系充满活力与使社会永续长存。

当然,要实现国土的清净,必须先使众生得到清净。所以,佛教提出“尊重生命”。从生态学来说,这里的生命应该包括一切生物界,即植物与动物。在这方面,我们提出无情有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慈悲三个理念。

(1)轮回、佛性、慈悲。深层生态学已经指出,现代生态的危机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因此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学发展的前提,也是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人类在摧毁其他动物及自然的完整的同时,同样危害到所有人类的健康。

而佛法虽然主张以人为本,但是能统摄宇宙内一切有情。人虽然是宇宙生命的中心,但是人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并不是固定的。生命形态的转化,让人类看到自己生命的无常态,任何生命形态都有可能是自己的过去或未来。这就是生命缘起理论所透露出来的智慧,从这一层面来说,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其他生命形态采取一种傲慢、残暴的态度。

同时,佛法还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不但人具有这种最高的权利,其他生命形态的众生同样具有,这充分肯定了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之所以至高无上,是因为所有的生命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至宝--佛性。在这一点上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所以,《法华经》中的“常不轻菩萨”正因为领悟到了这一点,才会对一切众生加以礼拜。就是说,任何生命都有构成作为生命的尊严性的根本,了解到这一点,就是用尊敬的心情来对待其他生命。

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生命尊严加以提升,佛法提倡“慈悲”,这就是消除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的精神。“慈悲”简单地说就是“与乐拔苦”。“拔苦”是建立在“同苦”的基础上,也就是去感受对方的痛苦,感同身受,来根除这种痛苦;“与乐”就是给予其他生命的“生之快乐”,这种乐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的纯洁、强有力的快乐。

任何生命都是贪生怕死的,都希望拥有“生之快乐”。同样,人需要维持生命,其他生命形态的生命也是如此。而我们人类却把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佛陀正是看到这一点,从生命的尊严处提出佛教徒要戒杀、放生。所以,《梵网经》中说:“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这种对生命的充分尊敬,正是我们佛教对生态的最大贡献。

(2)无情有性。生态是由生命体系与非生命体系构成的,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是融合而不可分的整体。这就是“依正不二”的思想,所以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网,这个网格是各部分有序运转的有机体,从而结合成和谐与完整的一体。因此,对非生命体系的掠夺、干扰、破坏,都会使支持生命存在的结构解体,都是违反生命网的原则。

对于非生命体系,佛教不但从这种缘起理论来给予相当的关注,而且还提出“无情有性”把非生命体系进行提升到生命的尊严。唐代天台宗的湛然法师遵循天台一念三千的性具思想,提出佛性圆融、体遍的特点。这就是说在众生烦恼妄染心体上,本具有正因佛性,能了解其非内外、遍虚空的特性,即不隔于无情。同时,湛然法师还认为法性即佛性,因此佛性不是有情所专有。法性即佛性而随缘,真如亦佛性的异名,故说真如随缘即佛性随缘,佛性是法佛性,而法佛与真如“体一名异”。这样,如草木等无情也具有佛性。所谓“一佛成道,观见法界,草木国土,悉皆成佛”,如此的佛性观,不但使人类对无情世界的草木国土不再以万物之灵的征服者自居,更使人对有情世界的其它众生平等视之,而将自然界视为“生命共同体”。

人不是生命共同体的主人,而是生命共同体的守护者,人的尊严就体现在这种守护之中。守护意味着对自然万物的慈悲为怀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的尊严正是从慈悲与和谐中涌流而出的。

 

三、中国佛教界在环保操作上的盲点

 

虽然,伟大的佛陀及祖师大德已经为佛教界在环保问题上提供了足够的思想资源,而且也为我们做出优秀的榜样。可是,我们这些子孙们并没有体会、理解佛言祖语。但是,在整个世界都在呼喊重视环保的时候,佛教界似乎也极力喊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们佛教界又为环保做了哪些工作呢?去栽一些树,都是民工已经挖好坑,然后我们这些高僧大德前往把树扶正,浇上水,然后我们向媒体宣传:我们佛教界重视环保,植树多少根。有些寺院提倡信徒们只烧“三根香”,说这是环保;或者说佛教提倡素食、戒杀、放生,是对环保的重大贡献。

这是几幅生动的画面,却正是我们佛教界的真实反映,这说明佛教界正在困境中,无法真正面对时代主题。中国佛教界在思想与行动上对环保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在环保操作上存在着许多盲点。这些盲点,并不是说这是佛教界的错误,而是缺乏善巧的理解与足够的行动。

 

 1、缺乏环保意识

这其实不但是我们佛教界的缺点,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但是,佛教界应该走在社会的前面,为环保事业的发展提供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会从更高的要求来反观我们佛教的现状。中国佛教从“文革”后,忙着修庙、塑像、开光,忙得不亦乐乎;其次,发现没有人才,于是便大力发展教育,大小寺院又忙着办佛学院;然后,觉得发展文化事业重要,大家便又开始办各种杂志……。其实,佛教界挺忙的,高僧大德都是“明星”级的人物,需要在各种场合露脸、讲话。于是,在这种“忙”中,我们佛教界丧失了对时代敏感的反应力,缺乏对时代的关注,对时代的焦点、主题总是无法做出即时、正确、有效的反应。这当然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因为佛教毕竟有佛教自己的事业,但是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也是我们的事业,所谓“弘法是家务”,就是要求我们能够起一种教化社会的作用。其中,历史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观念的阻碍,如苦行、来世、忍辱等观念。

苦行是每一种宗教所必须的,也是追求精神超越的重要手段。但是,佛法提倡中道修行,而且认为苦行只是修行的一种法门,不是适用于所有人。但是,人对于不能达到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向往,中国佛教界对“苦行”也是如此,往往用“苦行”来要求修行者。这样,我们可以住破房子、穿破衣服,根本不用去建设“人间净土”,不用去管这个世界的生存死亡。苦行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态环保者,但是不能用来规范所有的佛教徒,更不要说社会了。

错误地理解来世的观念是我们缺乏时代意识的主要原因。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来世,那么现实的生命便无足轻重了。现实的世界,无论好与坏,都不是来世者所关心的对象。往生来世的净土,是需要在今生今世积累福德资粮,这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只有“庄严净土”,才能“往生净土”。

对忍辱的错误理解,则导致我们对现实的世界产生一种消极的反应。我们称此世界为“娑婆世界”,为什么呢?我们众生生活在其中,乐之不知痛苦,堪忍自己的痛苦。这样,城市上空烟雾弥漫,江海湖泊中生物减少甚至灭亡,森林的大量砍伐,草原的沙漠化,全球性的“温室效应”,以及核辐射所产生的污染,我们都能安之、乐之,从而障碍了我们对环保产生一种积极的反应。

对佛法观念的错误理解,引导我们消极地漠视现实社会,所以很自然便会缺乏环保意识。

 

2、缺乏真正、有效的行动

虽然,台湾佛教界的“心灵环保”和“预约人间净土”遭到一些批评,但是其效果之明显、影响之大,是令人赞叹的。而我们大陆佛教界又做出哪些呢?那些表层化的作法,只能说明对待环保问题的困惑与无奈,真是有点“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从理论建设来说,我们佛教界缺乏对佛教生态学建设的重视,如何从古老佛教中找出一些有利证据,来论证佛教生态环保的优良传统。其次,如何将这些古老佛法进行现代化阐释,结合现代的生态学与环境伦理学的理论,使社会大众能够很自然地接受这些古老的智慧,从而树立良好的生态价值观与世界观。最后,如何将佛法的解脱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将生态保护提升到佛法的理想体系中,将那些已有的良好传统进行改造,使之能够符合生态环保的要求。

从实践来说,最主要的是如何将佛教的“放生”变成一种环保的放生。本来,放生是一种慈悲心的表现,“以平等慈故,普及一切”,而随时随地解救有生命危险的众生。而现在的放生,已经成为一种功德的交换,主要是为了救赎个人的业障、疾病或积累功德等。放生由慈悲心的流露转变一种目的论,片面追求放生的量与功德。如许多放生者,喜欢海龟,因为它是一种“灵物”,但是它价格高而且不容易购得,但是放生者却偏要去买。或者,放水产、鸟类等众生,因为这些东西比较符合经济利益。功德可以用数量来计算吗?至于,将淡水鱼放到海中,或者把大海的鱼放到淡水溪流,是否可以,则完全不管。另外,寺院放生时,将大批的鸟类、鱼等从很远的市场运到寺院,然后念一大堆经咒,这样就会有不少的鸟、鱼首先被“超度”了,然后再运到放生地点,又难免有不少“折损”。这符合放生的本意吗?

从生态学来说,是要建设一个清净的国土,这与“人间净土”的理想是相同的。而从寺院建设来说,虽然很多寺院修得金碧辉煌,但是其采光、结构、舒适等问题,令住在寺院中的出家人及信徒、游客,很难感到一种清净、幽雅的气氛。而从污染源来说,烧香、烧冥纸是最大的污染,尤其是一些城市中的寺院。虽然很多寺院采取“烧三支香”的作法,但是仍然有许多寺院依然是“黑烟熏天”。

中国佛教在环保的道路上可以说还没有起步,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其振臂一呼,天下回应,岂不令人快哉!又何须小僧唠叨呢?

 

点击返回《人世间》2002.2 :关注环保 目录

排版|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