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日本每个国立大学里，几乎都设有印度哲学科和中国文学科，提供研究佛学的环境。各佛教宗派也几乎都各自设有佛教大学与佛教专科学校。到目前为止，除了公立大学的印度哲学科舆东洋文化研究所之外，由佛教界所创办的正式大学已达三十余所，其中有十七所设有专研佛学的科系与研究所，连同其它各公私立大学每年所进行的研究、培养出的学士、硕士、博士，数量之多可以想见。

日本因其国内的佛教向以宗派为主要的统辖力量，由于其组织的活力旺盛，因此透过宗派的力量出资与办教学机构的风气也很蓬勃，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所都有。如此兴盛的佛教教育，在学术上的影响是，促使佛学水准的提升，并刺激佛教相关事业的发达，而在教义上也迭有新诠，使得传教方式不断地革新。

近百年来林立的佛学系所与佛教大学，为日本养成了一批批优秀的佛学青年学者。就读佛教大学的学生可略分为来自日本各宗派的僧众、信徒以及一般青年，其毕业后就业一般以教育、文化、社会福利或弘法修行为主。

日本目前的“佛教兴办大学”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利用现有的大学成立佛学相关科系或研究所，由佛教界出资并提供人才；一是以各宗派组织的力量创立综合性大学，培养佛学及一般学科之人才。

目前在日本设有佛教相关科系的国立大学，较著名的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九州大学等。

至于各宗派创立综合性性大学，可说是日本佛教现代化的产物。日本佛教在近代曾经历了“神佛分离”、“排佛毁释”等危机冲击，佛教界受此刺激，自觉佛教必须自救，因而派遣了大批留学僧远赴欧洲留学，这批留学僧回国后即成为日本佛教现代化的有力支持者，更将西方那一套佛学研究的方法带回日本国内，对日本佛教教育的革新有快定性的影响。自十九世纪末（一八九九年）开始施行的私立学校法中，曾有一条“宗教教育禁止令”，在一九四五年解禁后，由佛教各宗派所设立的大学即纷纷成立。

 

　　日本由各宗派所创办的佛教大学:

校　名　　　宗　派　　　　　　　　所在地

龙广大学　　净土真宗　　　　　　　　京都市

大谷大学　　净土真宗　　　　　　　　京都市

佛教大学　　净土宗　　　　　　　　　京都市

高野山大学真言宗　高野山派　　　和歌山朽县

花园大学　　临济宗　　　　　　　　京都市

驹泽大学　　曹洞宗　　　　　　　　东京都

立正大学　　日莲宗　　　　　　　　京都市

大正大学　　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京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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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杨维中

 

在我看来，整个佛教教育的过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字：学、修、悟。学的内容主要是指知识、理论与技能，修的范围很广，不仅指严格的宗教意义上的修行方式，如禅坐等，也包括佛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广义的修行包括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内。我们不应将学与修绝然分开，学习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修行，如读书、思考、与人交流、探讨佛法等都是修行的方式。

佛教教育大体可分为二种，一是以培养专业佛学人才为主要目标的佛教学院式的教育，另一种则是以教化普通信众与广大社会民众为主的普及性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弘扬佛法。这两种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

目前，国内佛教学院的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普遍不高，我认为除了师资力量薄弱外，学生的佛学水平、文化知识及综合素质较低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看看中国历史，为什么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如此兴盛，人才辈出？要知道，当时出家僧人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社会的精英。再说台湾和日本，佛教教育为什么搞得那么好？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在中国台湾、日本，大学生、研究生学佛、出家的现象是很正常和普遍的，这与中国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何提高学僧及广大佛教信众的文化水平、信仰层次及其综合素质，是佛教教育面临的一个长期、紧迫而重大的课题。从当前的情况看，形势并不容乐观，可以说，佛教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还是充满着浓厚的宗教乃至迷信的色彩，而佛教自身的世俗化趋向也越来越明显，金钱的冲击与物质的诱惑越来越严重。在修学方面，全国所有的寺院基本上都是净土一统天下，一句弥陀万事大吉，学习教理，讲经说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才奇缺。我所担心的是，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佛教的前途将会如何？谁来承担如来家业，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因此，我们每一个有志于佛教教育的人，不论是教界，还是学术界，都应该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去做。

另外，在普及性的弘扬佛法方面，我认为，佛教的中心思想及其命题，并没有得到深入浅出的挖掘，这些思想与命题，对普通人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正是佛教的价值所在。因此，我们在以后宣传佛教或弘法的过程中要紧扣一般世俗人（包括居士）的想法，这样，我们的弘法才能够到位，才能打动他们的心。法师们讲经说法时，除了要把佛教的教理讲清楚外，更为重要的是要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说明佛教的道理，尽量讲得通俗一点。比如佛教“不可得”，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可以讲得深入浅出，抓住一个很细微的东西讲出来。讲法要生动形象，多举例子，甚至有一种幽默感，让大家听得很高兴，很开心，不能只是照本宣科，经文里怎么讲，然后引一些古德的注解，一读就完事，这样效果就很差了。这种现象在佛教学院的教学中，也是很普遍的，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讲佛教重要的是把你理解的东西讲出来，而不能只是列举一大堆佛教名相、概念和术语，以经解经，这样讲起来就很枯燥，听的人也很累，并且不理解。讲经弘法与书面文章是两回事，我讲课不太喜欢用讲义，因为讲义读下来不一定能够适应当下的情况，不是交流式的。我觉得佛教对现实人生的很多侧面的价值没有得到很深刻的挖掘。

关于佛教与科学的关系，也是佛教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不赞成用现代科学来论证佛教的教义，佛教自己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果偏要说佛教符合科学，或科学的发现证明了佛法的真实不虚，这就意味着，佛教是依附于科学而存在，我觉得这是对佛教缺乏自信的表现，在佛法中有许多问题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当然，作为弘法教化的方便，这种教育方式也未尝不可，但从学术的层面来说，我是不同意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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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宗教事务局方面认为民族团结可以由共同宗教信仰而铸成，只要信奉了佛教，就可以防止异端思想的侵袭，正信是民族发展、民族整合所可依靠的。为此，宗教事务局设计了“传法使计划”与“宏法计划”，以加强人民对佛教的信从。

为实现这些计划，僧伽方面作了积极的响应。曼谷的两所佛教大学－－大宗派的朱拉隆功以及法宗派的摩诃蒙固－－都制定了培训比丘的计划，称作“大学毕业比丘参加山区佛教活动的规划”和“鼓励比丘参加社区发展的规划”。这些培训的目的注意到了：（1）保持和提高比丘的地位，以使其为人民提供宗教教育及有关社区发展计划的预期目标。（2）鼓励比丘和沙弥参与社区发展活动，以求达到现有社区发展计划的目标。（3）增进泰国人民的团结，以便有助于加强民族和宗教的安全。

与此同时，在泰国的一些府，僧伽集团中的比丘领袖，为了配合负责发展社区的政府官员的活动，认为有必要帮助当地和尚更好地理解政府的意图和方法。于是，1964年首先在乌汶府成立了佛教学习中心，该中心的活动得到曼谷的两家佛教大学的协助。参加中心的学员有寺庙住持，负责地方僧伽行政的青年比丘，佛教教师和主持剃度的和尚。学员们要学习僧伽法令和大长老会议及僧伽行政当局的有关文章。为适应政府的社区发展计划，还得学习卫生与健康、寺庙组织与发展、寺庙管理及配合政府行动的原则等课程。类似的学习中心随后也在廊开、那空拍侬、沙功那空、素林、四色菊和武里南等府建立起来。1967年，泰国东北部又建立了“僧伽社会服务中心”。到了1970年，这些机构都成为“鼓励比丘参加社区发展培训计划”的一部分。

参加这个计划的受训人都是由各府的僧伽监察选派出来的，其资格是：（1）至少通过了初级教理考试或任何一级巴利文考试。（2）至少有法腊5年，年龄在25－－50岁之间。受训者有两组。第一组来自44个府的144个比丘，都是府或区一级的各级僧伽监察或僧伽领导，第二组是佛教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基本任务为教育、宣传和社会福利。担任教育活动的主要是第二组比丘，他们被分往地区的学校和僧伽组织中任教师。他们的宗教宣传分两部分：以三皈五戒的佛教伦理原则劝导百姓，或者举办星期日学校教育青年人。整个来说，这些比丘有责任教导村民们依据施舍的原则，牺牲个人利益并增进社会福利，鼓励并创造人民忠于国家、宗教和国王的感情和气氛，领导或协助乡村建设。另外，他们也负责告诉村民们卫生知识，指导农民们的现代农业技术。

从1965年开始，僧伽对政府的计划作了热情响应，具体部署了“传法使计划”与“宏法计划”，大致取得如下成果：由于“传法使计划”的实行，1966－1971年间内共动员了9千人次的比丘到学校、政府部门、监狱和商行公司去宣讲佛教道德，主持传戒和习禅训练。听过他们讲道的人有近千万人次。从这些比丘受戒的有180人，习禅的有50万人，而旨在实现“泰国化”的宏法计划，据称加强了政府与少数民族的良好关系，信奉佛教的人民增加了。显示人民“正信正命”的标志是：1966年在曼谷给19位来自边境山区的部落成员授了戒，同年有一批比丘被派往两个山村住持新增的佛寺。到1971年这类寺庙在20多个山村建立了起来。从1967年至1971年受戒的山民共有249人，有的已回到原籍本土传法。但是，政府希望借助僧伽将山地部落统一到泰民族中来的打算看来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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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继如

 

佛教的振兴，最根本的是靠人才。我以为，振兴的标志，就是佛教界出现有学问的高僧，他们能与学术界很好地对话，能与社会精英、专家学者交流，能反哺于精英文化。佛教界的精英与社会上的精英互动，成为新建构的中华文化的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佛教振兴了。从历上来看，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以近代为例，晚清佛学的复兴，如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的兴起，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佛教界的领导人物，除了有很高的佛学造诣之外，也都有很厚的文化底蕴。就拿今天来说，赵朴初居士是有学问的，如果他没有学问，要担任佛协主席，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佛教界涌现有学问的僧人，对于提升佛教的地位，是很关键的。当然佛教是讲修行的，但我们不应将学问与修行对立起来。

要成为有学问的僧人，文化基础是很重要的，佛教培养人才不仅要为佛教自身服务，而且也要为社会大众服务，因此佛学院不仅要开设佛学专业课，同时也要学习世俗的文化知识。这些文化知识，不可能都靠老师讲授，靠课堂教学，主要还是要靠自学。自学就必须查资料，看文献，此时最关键的是必需有语言文字方面的能力。对学习佛教的人说来，有两种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外语，二是古汉语。学习外语是为了与外国人交流，学习古汉语是为了与古人交流。拿古代汉语来说，目前的情况很不理想，令人担忧，无论是佛学院或是社会高等院校的学生，古汉语的水平普遍低，即便是语文老师，随便拿一篇文言文来，考倒他很容易。这其中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不太合理的现代教育模式所造成的。现代教育过分强调专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从而忽视了语言基础能力的培养，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关于佛教教育，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这个问题是与世俗教育相同的。那就是现在中国的教育很强调规范化管理，强调量化，这其实有很多弊端。这种弊端也影响到佛教教育。教育的对象是人，人是千差万别的。教育不是制造齿轮和螺丝钉，齿轮和螺丝钉是需要规格化的。教育是培养人才，人才是不拘一格的。“不拘一格”方能“降人才”，必拘一格便没人才，不能什么东西都要规范化，都量化。我认为隋唐以前的教育是比较人性化的。教育必须因才施教，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与优势，提高人的独立思考与创新思维的能力，不能一刀切。因此，历史上世俗社会的书院教育、佛教界的丛林教育，并非毫无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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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佛教会下设有一个教育部，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教务部，它们的教育部给订有教学大纲，各佛教学校都得按照教学大纲开展教学，所以越南的佛教教育有全盘的制度和计划，各寺庙彼此互相合作，因此教育做的比较好，荣获硕士、博士学位的僧人很多。佛学院的设立一定得经过佛教会的许可，并分成初、中、高三级，每年举办联合招生，面向全国招出家的学生。报考资格限制很严，年龄与学历必须配合。例如九岁到十五岁的学生必须小学毕业，应考时需有父母、师父的担保；十五岁到二十五岁必须中学毕业，二十五岁以上必须是大学毕业，才有报考的资格。沙弥是小学、中学毕业的学历，比丘必须具有大学毕业的资格，而且必须出家九年以上才有资格受具足戒。佛学院毕业后，比丘尼管理初中以下的各级学校及孤儿院、养老院，高中、大学以及佛教所设立的工厂由男众管理，工厂的盈余充作奖学金或救济贫民之用。所以越南佛教虽然经过三十几年的战乱，却能继续培养人才，散在世界各地的越南和尚都有很高的学位，例如目前在台湾的三个越南比丘，都已得到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天恩博士更以其个人的才华在美国创立了东方大学。这些成就都是拜于越南佛教制度的恩赐！

现越南佛教在全国有三所大学本科佛学院，一所在北方河内，一所在中部顺化省，另一所在南方胡志明市。有四所专科佛学院及二十九所中等佛学院，总共有一万多僧尼参加学习。另外还有三百多名僧尼在各国留学。

佛学院只排有佛学课程，不过学僧们晚上在佛学院上课，白天却必须到相当的高中或大学念书，所以一个学僧等于普通科和佛学课程一齐念，可说相当辛苦。如果考试不及格就必须留级，三次留级则退学。退学后可到佛教工厂做工，如果不愿做工则必须还俗，而且要赔偿所有的费用。由于学僧的训练相当严格，所以出家人在越南的地位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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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轻工大学:邓子美

 

对当前佛教教育，我总的看法是八个字：成绩很大，问题很多。这二十年来佛教教育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不能否认。我认为目前佛教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教学体系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不但导致已有资源未能较好利用，潜在资源也没有进一步发掘，而且正如宋立道先生所说，为了改变不令人满意的现状，需要培养僧才，但这一工作本身就需要先有合乎理想的人才。这是个悖论。如果缺乏这样的人才去培养更多的优秀僧才，整个佛教教育实际上就处在“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非良性循环境地。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培养高层次佛教人才。要搞佛教教育，人的因素是最根本的，没有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所说的高层次佛教人才，大体来说包括三种类型：教学与研究人才、弘法人才、管理人才。无论哪一种人才，都必须具有坚定的信仰，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修养。培养高层次佛教人才，使非良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的突破口是实现研教结合，即各佛学研究所不但搞研究，而且培养研究生，如高素质师资不足，可进一步借助学术界的力量。第二步则为突破现有体制的局限，实现佛学院与佛学研究所的整合，并大胆招收文化素质较高的在家学佛者，为研究生培养提供高质量的生源。第三步可考虑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鉴于目前人才留不住的现状，佛教人才的流动与使用，也可以借鉴合同制，使具有较高素质的佛教人才的特长与优势能得到发挥。当然，我并非说优秀毕业生一定要留在寺院或教内，我认为只要他们有信仰，发心纯正，有愿力，无论干哪一行都可以，也许在社会上能发挥比在佛教内部更大的作用。总之，中国佛教教育发展必须走多样化的发展之路，多样化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则以规范化的手段解决，并建设合理的佛教人才培养、使用、流动机制，使现有的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获合理配置。目前的突破口，则要抓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龙头，带动整个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我想着重说明的一点是，佛教教育要有紧迫感、危机感，不要等待，教界学界要尽快达成一定共识并做起来，不要老是停留在讨论上。同时，还必须高举人间佛教的旗帜，大力弘扬人生佛教。佛教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历史、文化的层面，更要关注现实社会、现实人生，尤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如：道德断层、世界和平、环境保护问题等，使佛教教化化到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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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梵人文科技学院 是台湾佛教界举办高等教育的先驱，地址在台北市石碇乡大山＋仑山，面积三十四公顷。创办人为晓云法师。原本计划成立人文学院，因受限于当时只开放理工科学院的教育政策，乃于1989年以“华梵工学院”名义开始招生，1993年更为现名。

对于自创办人晓云法师以来的办学宗旨，现任院长田博元教授指出，在政策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他们发展出“以人文为体，发挥科技大用”的理念，走入科技世界，并为之注入人文精神，重视人的尊严及生命的意义，培养具备人文素养的科技专才。其创校理念是：秉持儒佛并重的精神，以“止于至善”與“觉之教育”为标的，教育方针则为科技與人文融汇，慈悲與智慧相生。

目前已有工业管理、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建筑、工业设计、中国文学、外国语文等七个系；以及东方人文思想和机电工程二个研究所。1996年增加了哲学、美术两个系與工业管理研究所。以后还准备增设大众传播、资讯工程、医学工程、室内空间设计、景观设计、企业管理、物流管理、社会教育、应用心理、音乐、戏剧、舞蹈等系所。

 

慈济医学院·护专 位于花莲市西郊，由证严法师创办。慈济的办学，配合慈济医院的一贯精神，也考虑到当时教育政策的限制，首先于1989年创办二年制的护专，然后医学院于1994年获准立案招生，目前则进行人文社会学院的规划。医学院校区占地十五公顷。

证严法师创办教育志业的目的，就是要启发每一位学生的良知，把人人埋藏在心底的爱心引导出来，使之服务人群。本着这样的精神，慈济以护专为起点，发扬“尊重生命”的特质，传承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使命，更进一步创办医学院，期望培育出慈怀柔肠、闻声救苦的护理人员，以及兼具渊博学识、精湛医技與悲天悯人、视病如亲的良医人才。

医学院先是设了医学系、医事技术学系、公共卫生学系、护理学研究所，1996年增设护理系、复健系、医学研究所。现有五年制护理科、二年制日间部、幼儿保育科、复建科各二班、医务管理科一班。

课程规划以生命科学及医疗知识为主，兼顾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类课程。课程内容着重基础與临床医学的整合及连贯，通识教育课程摒弃传统全学年单一课程内容的模式，而采用每学期分段式多单元教学规划，共涵盖慈济人文、医学史、生涯规划、生活艺术、哲学、美学、逻辑学等十六项怡情养性的单元科目，兼采讲授與讨论方式。

慈济最大的特色为公费制度及慈诚懿德会，每十位学生安排一位慈诚师兄與两位懿德母姐，以辅导学生心理、情绪上的困扰。另外还有慈济人文室、全体学生一律住校穿制服、每餐十元及全面素食等特色。目前，医学系在台湾联合招生中，已进入前十名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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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人文社会学院 位于新竹市香山区，由了中法师创办，资金由“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所筹设。原名“玄奘技术学院”，于1990年破土动工，至次年更为今名。以玄奘大师命名学校，乃为效法大师高瞻远瞩的行谊，愿为佛教、国家，树立永垂不朽的教育典范。

开办初期，以人文與社会基础领域为规划重点，然后逐年配合学校发展，设置较具应用、推广與服务特性的系所。从1996年招生，设立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社会工作、大众传播等五个学系。1997年增设日文、资讯管理、社会教育、宗教管理研究所。

在课程设置方面，除各系的专业课程外，并规划共同必修课程及通识课程。共同必修课程分为国文、外文、历史、宪法四大领域；通识课程则分为总论类、方法论类、佛学类、生活类、应用科学类、资讯科学类等。

 

佛光大学 设在宜兰县礁溪乡，星云法师创办，由龚鹏程教授担任校长。第一期校园面积为五十七公顷。该校为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大学，其创设目标为：“在空间规划上以森林大学、在师生比数及教学品质方面以精致大学、在学术标准上以研究大学为目标。”初期成立“人文社会学院”，然后将里面的系科独立了出来。有人文、社会、传播、教育及国际等五个学院。

从1996年开始招研究生，第一学年开办文学、哲学、出版学、教育社会学、资讯管理、亚太研究等六个研究所；并兴办编译出版、宗教文化研究、资讯、教育推广等四个中心。1997年，增设生死学研究所、美学與艺术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儿童教育研究所。1998年正式招收本科生。

 

法鼓人文社会学院 由圣严法师创办，为法鼓山佛教教育园区的一部分，位于台北县金山乡三界村，占地约五十亩。李志夫教授在谈到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成立背景时表示：自从丛林制度與大道场失去原有功能，佛教教育起了极大变化。没有僧伽教育之养成所，僧伽教育缺乏，只能在各自道场边走边学；社会也起了重大变化，佛教界需要與社会现象产生互动。因此，在僧材培养之余，还得把佛法精神灌注到高等教育中，以把握社会脉动，一方面栽培僧材，一方面强化佛学研究，同时也完成社会教育的功能。

学院从1998年招生。有宗教、外国语文、社会工作、企业管理四个系與佛学研究所。以后增设大众传播、艺术系、艺术研究所、翻译研究所與函授部。法鼓山佛教教育园区强调学术與文化并重、修行與弘法并进的理念，学院是早已成立的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延伸。学院的宗教系除以佛教为主外，尚兼容其他宗教；语文系则因为一方面对佛教经典翻译十分重视，一方面社会对语文笔译及口译人才需求量极大，所以不管是佛教语文（如梵文、巴利文、藏文）还是应用外语，在法鼓语文系科中皆占极重要的地位。对社会学系的要求是着眼于社会风气的抢救、社会人心的改善及社会理论的推动。在佛学研究方面，则一如既往，以培养高等佛教师资人才及解行并重的弘化人才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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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

 

我认为存在一些问题是正常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没有问题才不正常呢，因此对佛教教育中的问题，应有一种正确的心态。

首先，我觉得佛教界对佛教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能说很够，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有钱的寺院也不算少，但真正舍得投资办学，支持发展教育的并不是很多。对一个寺院来说，我并不认为每一个僧人都必须接受高层次的教育，这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领导层、中坚力量，尤其是方丈及执事，他们应当具有较高的的学识和能力，当然，同时应当有高尚的人格修养与宗教情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方丈，可以带领好大众，使一个寺院兴盛发达；一个不够格的方丈，可以将整个寺院搞得很不象样，乃至很糟。因此，如何培养人才，合理地任用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事。

作为佛学院的教育来说，我认为必须将师资建设作为长期的重要的任务来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各佛学院担任教学任务的主要都是佛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佛教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中有不少优秀人才，在教育中做出很大成绩。然而无论是从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看，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佛学院对人才的需求，佛教师资短缺的现象仍没有得到缓解。

具体来说，目前佛学院存在的主问题有以下几点：

1．高水平的老师的数量还不是很多。老师的素质与水平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老师水平有限，怎么能带出高水平的学生呢！我认为对于老师的资格应有一定的标准与要求，学历与文凭只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他的综合素质及其特长。当然，对于提高教员的水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是急不得的，要等待。佛学院也应当创造更好的生活和教学条件以吸引和留得住高水平的教员。

2．各佛学院自我定位不准确。初级、中级与高级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在招生方面，似乎也没有严格的比较一致的要求与标准，教材不统一，即便是同级佛学院，其教学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

3．经费到位与不到位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与主管部门和有关寺院的负责方面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佛学院经费到位、充足，就可以有较好的教学条件，例如可以配置电脑，开设电脑信息课等；相反，有的佛学院就做不到这一点。

4．佛学院的课程设置有待进一步调整、改进。我觉得佛学院在设置佛教课程之外，还可以考虑增设相关的人文科学、科技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课程，以适应佛教自身及其社会发展的需要。

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佛教界在借助学界的力量的同时，应充分发挥教内高水平人才（包括留学归来取得学位的学僧）的潜力，努力提高佛教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对于各佛学院教学水平不一的问题，教内应协调解决，如采用合作办学的方法，经常进行交流，请求上级进行统一调整等等。

同时，我想还应等待时机并积极创造条件，创办佛教大学或高等佛学研究院，以加强师资培养、培训与进修，并大力开展对外佛教学术文化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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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停止个人兴学二十多年后，于1987年这一政策解禁，开放私人兴学的领域，于是民间团体加入了一般公众教育的行列，佛教团体也一扫传统的刻板印象，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投入公众教育。兴办高等教育的化费是巨大的，但佛教团体越过最有经济实力的财团企业，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就先后创办了七所佛教大学，这在私人办学中出人意外地拔得头筹。这一近乎奇迹的现象，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台湾的佛教大学并不是佛学院的简单升格，也并非宗教断层中的异象，它的产生，不但有历史传承的意义，也是时代精神的再现。

江灿腾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佛教兴学，有译经兴学、同仁集团、技术团体等三种特殊背景和教育模式。所谓“译经兴学”，是由国家赞助推动的模式，代表人物为玄奘與鸠摩罗什等大师。采任务编组方式，译者互相研讨翻译的内容，而完成学术的经验传承。所谓“同仁集团”，以道安及庐山慧远为代表。其特色在于领导人物对儒释道精神、世间與出世间法都有相当素养，因此吸引当时精英分子加入，互相激荡后，形成思想风潮的带领者。到了近代，则产生所谓的“技术团体”，他们是“祗洹精舍”及其“支那内学院”等机构，可说是近代中国新式佛学教育的先驱。藉着各种语文训练及学科训练，强化对佛学思想的研究。同时把触角伸到国外对原始佛教的研究，而产生对传统佛学、经典的新诠释。

李志夫教授则从文化、社会的影响，提出另一种分类模式：第一期以玄奘大师为代表，着重经典的理解。由政府出钱提供道场，出家法师负责教育，主要集中在城市。第二期在禅宗以后，以百丈大师所发展出来的丛林制度为主。重心转到寺庙，师徒相授，注重悟境开展。第三期为清末民初的佛学院，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产生。这些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成为丛林制度與西方教育的综合体。期间又分别以两种形态展开：其一是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教教育，为隶属内政部管理的小型佛学院；其二为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办理的佛学思想研究机构。第四期则为现在正蓬勃展开的现代综合教育－－由佛教团体所办的一般大学，不仅传授佛教思想，更完全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分系、分科从事高等教育的工作。

毋庸讳言，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兴学，首先是回应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挑战。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指出，办学是教会发展过程中的一贯传统，首先最初以神学院为基本雏型，最后衍生为一般的社会公众教育，可说是西方办大学的老祖宗，所以无论他们把宗教传布的触角延伸到任何地方，在当地办学为其发展的基本模式，也对当地旧有的教育体制产生冲击。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即受到此一冲击，江灿腾表示，基督教、天主教兴办的学校，随着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带来完整的办学基础，有完备的经验、行政的制度等。这些方面與传统佛教的丛林教育对比极大。

其次是受日本的影响。早在八世纪中叶，日本即开始由各宗派陆续建立僧教育與庶民教育。天台宗僧最澄（767－823）上书天皇：“佛教可以帮助国家安定，佛教的兴盛需要靠教育。”由此开始由国家出资兴办佛教教育，明治维新期间，又在原有基础上，成功地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教育经验，由宗派派遣僧侣至欧美留学，回国后，不但改良僧教育制度，甚至进入一般的公私立大学开讲座，将佛学纳入正统的公众教育体系之中。江灿腾强调，日本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留学生能扮演学术瞭望台的功能，让师资全国皆可共享。

值得注意的是，创办上述学校的佛教团体，并不刻意强调学校的宗教背景，也不要求就读学生非信仰佛教不可，而是以落实生活教育、人文关怀为主要方针，希望在办学过程中，不但对学生，也对社会大众传达佛法的精神理念。圣严法师指出：“不一定要他来信仰，即使他不信仰，佛教能为我们的社会培养一个有用之才，也是出钱办学者的一份功德。”以佛教的资源投入世间法的教育，以兴学的渠道参與社会、深入人间，是各办学单位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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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赖永海

 

当前佛教教育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我觉得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佛教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我所说的整体素质偏低，主要是指佛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两个方面。要全面提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这也不是空话，而是切实可行的，关键是方法要对，措施得力。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作为佛教教育工作者，必须把握佛法的基本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要真正把握佛法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严格来说，有不少佛教教育者都不是很合格的。

教育者必须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全面提高自己的佛学水平与综合素质。只有教育者自身确实把握了佛教的基本精神，才能使受教育者受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培养一批精通佛法的精英是十分关键的。另一方面，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过于强调信仰，信仰不是凭空产生的。首先必须学习佛法、了解佛法、懂得佛法，然后才可能谈信仰。佛教是智慧的宗教，它是给人以智慧和觉悟的。因此学习、研究佛法是很重要的。一个不学习佛法、完全不懂得佛法的人，其信仰往往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所以，我认为学佛重于信佛。此外，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把佛教与迷信混为一谈，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佛法，连佛教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他们往往被佛教的一些表面的东西或不如法的现象所迷惑了，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说到佛教教育，我认为佛学院的传统讲课方式应有所改变，不能老是以经解经，这很不适应现代教育发展的需要。佛教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教育者自己怎么看佛教，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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