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长老、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今日古城苏州秋风送爽，西园戒幢律寺法喜充满，由中国佛教协会和越南佛教会联合主办、苏州西园戒幢律寺承办的“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经过多方努力，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在此我谨代表苏州市佛教协会和西园戒幢律寺，首先向不辞辛劳，远道而来的越南佛教代表团团长清赐长老和全体成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中国佛协和各级领导、各位长老、教授、学者的光临，表示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佛教又是同根同源，自公元二世纪佛教由中国传入越南后，汉传佛教的大乘思想已成为越南佛教的主要流派。一千多年来，两国僧人往来参访，相互交流，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有过中断，但法源道谊绵延于古今。近年来，两国佛教又进行了互访，去年七月，我有幸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越，亲身感受到越南佛教政、教两界对中国佛教的友好深情，看到越南在社会主义时代，经过50年的振兴，在信仰建设，教制建设及僧才培养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越南佛教的教育体制，办学模式和管理经验等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当代中国佛教的振兴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宗教政策的落实，苏州这座具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在佛教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作为育人道场的西园戒幢律寺，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戒幢佛学研究所”最近已得到国家宗教局的正式批准，并希望我们为培养出高级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合格僧才作贡献。西园寺虽然多年来在僧伽教育上不断进行探索，并做了些基础工作，但从当代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新形势看，还亟需我们作进一步的努力。故在今后僧伽教育道路上还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中越两国佛教的历史与现状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越南僧人善超法师所言：“近世纪来，越南佛教的发展情形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样并驰在僧团的组织和僧教育与佛教文化事业的推展工作上。到目前为止，越南佛教与中国佛教可以说是踏在同一条复兴工作的使命上。”（《越南佛教略史》）中越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搞好佛教的自身建设，也是两国佛教面临的重要课题。“弘教在人”，僧伽教育是关系到新世纪佛教的走向与前景的重大问题。今天我们同越南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在这里共同探讨21世纪佛教教育的相关问题，正反映了两国佛教展望新世纪光辉前景的共同愿望。

我们西园戒幢律寺有缘承办新世纪首次“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为增进两国佛教的传统友谊尽绵薄之力，感到十分荣幸。我们深信并希望，通过各位长老、法师、专家、学者的研讨，广泛深入地交流佛教教育与僧才培养的经验，将有助于促进新世纪两国佛教教育的发展，增进两国佛教徒间的相互了解及友谊联谊，在中越两国佛教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最后，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同时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六时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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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清赐长老以及越南佛教代表团的全体法师：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老师：

在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西园戒幢律寺承办的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有幸在苏州举行，躬逢盛会，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受江苏省宗教事务局委托，代表他们并代表苏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向各位法师、各位老师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中越两国是齿唇相依的友好邻邦，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两国的领导人经常进行互访，进一步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巩固和发展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中越佛教同根同源，法脉相连，长期以来，两国佛教界为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次，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旨在共同探讨二十一世纪的佛教教育，这一培养僧才的重要课题，是发挥两国佛教界及佛学研究界共同智慧，加强相互交流、增进传统友谊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也必将成为两国佛教界业已存在的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们相信，通过与会法师和老师的共同努力，将对新世纪两国的僧团建设、僧伽教育及弘扬佛法提供许多真知灼见，并将因此不断完善佛教教育制度这一关系到佛教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大计。

衷心地希望各位法师和老师在苏州生活愉快。

衷心地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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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越、中佛教同道、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我首先代表江苏省佛教协会，对各位不辞辛劳前来出席此次盛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情同手足，两国佛教法缘深广。今天，中越佛教善知识云集苏州，召开佛教教育研讨会，探源溯流求发展，因缘尤为殊胜，江苏佛教界倍感亲切。

苏州古之吴地也，古之吴几乎包括了今日江苏地域。早在一千七百五十多年前，公元247年，即吴赤乌十年，康僧会从交趾来到吴首都建业（今南京），受到吴大帝孙权的崇敬，为其造寺称建初寺，为江南最早的寺院。康僧会在孙权的支持下，于建业翻译佛经，传播佛教，并将佛教的寺塔建筑，造像绘画、梵呗音乐等带到江南。为日后江苏佛教的弘传发展，开创先河，奠定基础。

康僧会祖籍康居，世居天竺，迁居交趾。他十余岁在交趾出家，研习经教禅观，以及中国儒家思想和玄学方术。三国时的交趾乃交州七郡之一，为今越南河内地区。当时中国北方连年战乱，交州一带比较安定繁荣，北方人民避难到此。《牟子理惑论》的牟融，即是奉母避难到交趾的。当时交州正是国际商人往还，中外文化交汇之处，学术交流宽松。正是古代的越南孕育了康僧会这样一位佛教高僧、文化精英。他又将佛教带到江苏，传播、生根、发展。江苏佛教经过近一千八百年的沧桑，佛教文化沉淀深厚，佛教人文遗存丰富。汉代佛教各个宗派、学派在江苏都能迢寻到源流和传承。今日的江苏佛教欣逢盛世，道场兴隆，四众安和，生机勃勃。全省有寺院5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寺院13处，省级重点21处，僧尼有3000多名，信众有40余万人。江苏乃鱼米之乡，湘夫山色，风景秀美。“天下名山僧建多”，佛教寺院又多建在山川美丽之处。希望，今后中越两国佛教友好交往不断加强。越南佛教的朋友常到江苏走走看看，亲戚常走愈亲，友谊不断增长。

这次会议，将研讨、交流越中两国佛教界在佛教教育方面的经验，加强相互了解和合作，增进两国友谊，我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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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宗教局的批准下，在江苏省宗教局、苏州市宗教局的指导关心下，在当地佛协的积极努力下，“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今天胜利召开了。首先，我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这次会议的召开，讫今已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在此期间，江苏省政府和江苏省佛教界作出了极大努力。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代表，我为苏州市佛教界、江苏省佛教界能够成功举办这次盛会表示由衷的随喜和赞叹。通过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也充分证明苏州市的佛教界、江苏省的佛教界有能力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我们也应为此感到自豪。

在会议筹备期间，国家宗教局曾多次过问，对会议的筹备工作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刀述仁副会长本来也准备出席，但因为公务活动未能到会，所以委派我代表他作一个书面发言。

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数虽不多，但规格很高。今天我来到会场，看到两国的教界代表和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中国和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进行努力。在新世纪到来的今天，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两国佛教界能够坐在一起研讨佛教教育的前景，意义非常深远。相信我们今天走出的这扎扎实实的一步，能够为中越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也希望，经过两国佛教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使这次学术研讨会在中越两国历史上留下美好的一页；在当代佛教史上写下重要的篇章。

下面，请允许我代读刀述仁副会长的书面讲话。

 

 

尊敬的中越两国法师们、学者们、朋友们：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中越两国佛教界的法师和学者相聚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研讨佛教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佛教教育问题，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并且影响深远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非常高兴的与越南佛教界共同开展这一项活动，其中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

中国与越南自古就建立起友好的睦邻关系，不仅两国人民往来密切，两国佛教徒也始终保持着广泛的交流。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中，双方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这是历史方面的原因。另外，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越南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这在当今世界佛教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全国佛教界纳入一个统一、健全、严密、协调的组织之中，这是一种优势，是开展各项佛教事业的有力保障。这一优势，特别体现在佛教教育方面。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佛教教育与普遍教育一样，都应纳入健全的教育体系使之统筹兼顾，环环衔接，层层深入。在这方面，越南佛教界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这些成绩是值得中国佛教界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这就是我们与越南佛教界一起研讨佛教教育问题的现实原因。

也许有人会问，当前世界佛教面临的问题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佛教教育问题来研讨呢？

我认为，佛教教育问题是当代佛教面临的最大和最紧迫的问题。

佛教从产生至今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佛教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上，有二千三四百年的时间是采取传统乃至原始的教育形式。这种教育形式往往以师徒授受、衣钵单传为特点。至多是以寺院为学院，以宗派为传承，教学内容也仅限于教义本身，世间学问不被重视。但是百余年来，科技发展迅猛异常，人类社会日新月异。致使产生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的佛教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巨变。这些巨变迫使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开始了艰难的探索。探索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使千古不变的佛理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二十世纪初，我国一些著名高僧大德如太虚法师、杨仁山居士等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并付诸了实践。其中影响最大、成果最丰的是将佛教教育从传统做法改为院校教育；把经咒、佛事的传授扩大到历史、地理、伦理、外语等世间学问中来。这应当是现代佛教教育的初创阶段。这一教育形式的出现，在佛教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虽然它没有全部取代传统的教育形式，但它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及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纪，是人类充满苦难的世纪。中越两国人民都曾经在战争与苦难中承受了煎熬。二十世纪末，世界虽然仍不平静，但我们终于看到了新世纪的和平曙光。在和平环境里，科技的高度发展使世界面临着新的更为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来自于被我们人类所破坏的环境。同时科技时代也给佛教弘法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在僧才培养的方向、形式和目的等方面就必须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并与之相适应。

关于佛教与社会适应性问题，我有两句话概括。第一句是“以不变应万变”。意思是，任凭社会不断发展，佛教的基本教义和核心思想不可变；第二句话是“以万变应万变”，意思是佛教要与社会同步发展，要在慈悲济世、弘法利生的精神指引下，以圆融的做法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利益社会。

我想，这也应当成为制定佛教教育方针的总原则。我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而进行佛教教育改革，而佛教教育改革的结果会使新一代佛教人才更好的为现代社会服务。这是一种承前启后，相辅相成的关系，其意义不言而喻。

世界的未来充满挑战与机遇，其中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仍是佛教徒关注的主题，我们希望未来一代佛教栋梁能与全人类共同承担起上述重大的使命。我们寄托希望于佛教教育。在未来的几天里，两国的佛教教育家们会就佛教教育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我相信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将会对两国佛教教育事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我也希望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使中越两国佛教界的合作、交流和友谊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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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远

 

乡贤卢可人先生，饱读诗书，尤好古文；睥睨权贵，一生耿介。每年春节都是不变的手书春联“自食其力，不饮盗泉”。

我读高中三年，常从可人先生游，零碎学习了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也能依样画葫芦写几句韵文，当时可人先生已五十开外，我且三十不足，如此忘年交，村人、同学称奇。

可人先生好读史，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煌煌四部，常给我讲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然而先生是辟佛的。他老先生讲韩愈《谏迎佛骨表》，又大讲“三武一宗”灭佛的史实与掌故。

一九七九年深秋，我考取了××师范文科班，文史老师谈佛教也不外乎卢先生的说法。但我总喜欢到定慧寺走走看看，定慧寺与师范仅一墙之隔，唐代所建，为我皋邑名刹。当时虽然已在恢复政策，但满目颓垣残瓦、朽木污漆，令人顿生凄凉。我常去定慧寺，还因为那里有三五老僧，都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也不曾听到念经撞钟的声音。在“苔痕上阶绿”的一座四合厢小院里有一老僧，圆脸，终日闭着眼枯坐着，我印象中是纹丝不动，如雕像一般的。后来我因为知道几句“菩提本无树”的偈语，被县城专事画佛像的谢宝森老先生叹作“孺子可教”。他还说，那是见月法师，还说当年法师是怎样怎样的风采，升座说法，满堂皆惊云云。不几日我又去定慧寺，目的自然是要去拜谒这位释门“宿将”了。不料，一位老尼静静地说，老人已经……已经西去了。噢？－－我惊叹道。终于分配工作了，我就专程去谢老家，又是一个“不料”的事，他家的堂屋已改成灵堂，谢先生的遗像赫然陈列着。唉！人生苦短，譬如朝露！我默立良久，死－－原来如此迅速而简单，死－－原来如此简单而迅速？

死，是怎么回事呢？心中的疑团驱使我常去定慧寺转转。时值八五、八六年间了，我也已做了几年书匠，定慧寺已修葺成新的规模了。当时的住持是树德（注：九零年深秋我去庙里又见到了他的追悼会布标，守门的说：“你来迟了。”），偶尔在他的案头看到几本香港的《内明》，时为沈九成先生（注：我寄过曼殊诗之篆刻作品给沈先生，他回过一封转道上海的航空函，不久也闻他出家的消息，后来又见到了他西化的消息，那封航空函对我来说已成绝笔。）编，我拐弯抹角说出想借时，他老人家爽快地同意了。

因缘、因缘，不可思议。正好有一期《内明》的末篇上有香港佛教图书馆何泽霖先生的赠书结缘启事，我当即惶惶然写了封索书刊的信寄出去。当时的惶惶然原因有二：一是信能寄到香港吗？二是素昧平生，人家真的会送书吗？又是意料之外，八七年七月我即收到何先生的包裹，内有《内明》和《香港佛教》各二期，并有一封亲笔信，说未免洪乔之误，让我回信，这封信我还收藏着。从此后，我每隔一、二个月便收到他寄来的以上两种杂志和经书，有时甚至一周两次地到。每当此时，那雀跃之心情不可名状，如贫极而得玉，如饿极而得盛宴，如倦极而得枕席，确非夸饰之词。小小后生，何德何能？受之无愧乎？我自然是夜以继日地读读读、想想想，也把一些零星的学佛心得寄给他，先生往往在下一次就有针对地寄些东西来。历数起来，有《心经》多部、“净土五经”多部、《地藏经》一部、《宗镜录》一大部、《梦游集》一大部，等等。九十年代初还寄过《十方》多期。何先生是知道我好书法也能制印的，他还寄过《心经》印谱一部，清吴芝瑛所书拓印本《楞严经》一部。如皋书画界的朋友也有向我索取的，有的还因此踏入了佛门，真是殊胜因缘！十多年来，何先生寄书不断，每每想起我偷懒或自矜的言行，实在愧疚之甚。

也许是饥不择食吧，在书店我也注意觅食佛学的东西，当时书店是难见佛书的。八九年六月，竟然在书店得到孤本的《弘一大师》（徐星平著），四百多页，一夜读完，毫无倦怠。弘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矣！于是我开始注意起佛教的流派了，特别是律宗，学佛对我来说，当时最大的收益是磨软了脾气、变化了气质。但坐着说何如起来行！要探究人生的真谛，必须修行，要以戒为师。到了一九九二年七月底，我有幸来到栖霞古寺，拜谒了圆湛法师（因他是《内明》在大陆发行人之一），试行断食一周，每日以打坐、写经和制印为务。其间有“断食日记”一折，“介经生”、“肖形佛”等印留存。自此，打坐、写经一直未断，然而俗世杂务多有缠身，常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之憾。

怎样才能息心静气、求得人生的解脱呢？

九七年深秋，我独自北上，在中国佛协得识妙华、宏度二法师。妙华法师笑道：“我们的名字都带个华字，有缘啊！”妙华法师原本也从教数年，毅然决然一切放下，出家修梵，我为何人，如何不能效法？梳理思维，无非是染俗太深、积重难返，当挥达摩剑，尽斩胸中魔！于是又一路南下直奔高旻寺，谒德林大和尚。大和尚十分礼遇，询我问我、疏我导我，令我怵怵惕惕，背若芒刺。数日长谒，德公以如何自安其心、如何了生死相问，我瞠目结舌，无以答对，自愧十年学佛，还是浮薄浅陋，岂敢直面高僧大德！意料之外的是，大和尚最后说：“你先住下来，住一住，看一看。”又令客堂无念师整日相陪。当时正值庙里打佛七，大和尚又令侍者亲奉文房四宝，令我书“念佛是谁”百幅。在高旻寺，我也进过禅堂，自恃年轻，有些静坐的功底，总觉高明于那些老、弱、妇，加之不太能听懂扬州方言，也吃了监香几香板，骄慢之气顿时打下。自忖禅门的契机教法确为修持之好方法，难怪英国人至今尚有“棍棒教学法”之说。

在高旻寺，最令我感叹的是“吃”。百余人过堂鸦雀无声，所行全按律仪。想想庙外肉山酒海、穷吃海喝，真判若天壤。仅此一面，便知高旻寺实为修行的好去处，难怪法国梅村的一行禅师也要来此参禅了。

在高旻寺，某日去无念师寮房，遇一新剃沙弥，我自道是南通人，他即问：“你是不是陈某某？”惊疑之间，他说他是江西人，大学生，曾在何泽霖先生处帮助寄递流通书刊，熟悉我的名字，接着又说了很多何先生于佛教如何诚挚的话，他出家高旻寺也是何先生的指引。如此奇缘真是不可思议。我后来也问过他的状况，无念师来信说他已受戒，法名雪痕，他的俗名我是知道的－－杨玉杰。

离开高旻寺，我一直想写篇《在高旻寺的日子》的散记，但直到现在都未敢动笔。不过，在高旻寺，我写过一首五律（有出韵处）“一上高旻呈德公法正”：

群鱼逐浅水，一塔耸高旻。疑路问行者，隔岸呼济人。

何缘对大德，惭愧扪微心。暮鼓铿然落，长坐待月明。

意想不到，大和尚立即和诗一首：

群明灿星斗，一月映萸湾。疑彼前村路，隔山有远音。

何缘来渡口，惭憾昧初心。暮散晨光现，长安遇故人。

他还解释说，有两句是化用了成句“欲知山前路，须问过来人”、“神在含元殿，何须问长安”。德公还多次说到《金刚经》。回到南通来，我就反复参究“法、非法、非非法”，似乎颇通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又合于逻辑学上的“概念不一定是所指，所指不一定是意义”。是也不是，他日当执卷相问于德公。

可人先生已退休十年了，还常来坐坐。三年前我给他看了一则消息，说范文澜老先生谈自己治史的最大憾事是对佛教的偏见，他很吃惊，回去又看了一通范氏的通史，就常来问我些佛学宗派、名实之类的东西，问得很细。我在高旻寺习禅后，他又问我具体的感受。我便详述了前后因缘，他凝思良久，说：“原来如此啊！”想起二十年前老先生是辟佛的，古稀之年幡然悔悟，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殊途同归，又何尝不是因缘中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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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中

 

我出生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一个小县城。父亲在县政府做事，母亲在中学教书。我还不到两周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下乡改造，母亲进了“牛棚”，于是老保姆带着姐姐和我回到祖籍山东农村。我入学前由保姆抚养，入学后跟随祖母居住，这样直到读完中学。抚养我的两位老人都信佛，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偷偷供奉佛像，在供桌前我必须守规矩，这是我与佛教最初的因缘。

一九八四年我考入大学，学习旅游专业，一些课程涉及佛教文化，实习时少不得参观一些佛寺，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对佛教产生兴趣，宗教对我来说依然陌生。大学时期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读书之外我没有参与太多的社交活动，闲下来就一个人跑到学校西侧的芦苇塘边发愣，每当思考起人生时，便有说不出的迷茫与惆怅。毕业实习（在河南少林寺）结束，我准备出国留学，朋友来信说他要去庙里为我祈祷，希望我留学成行，这使我心里为之一热：世间竟还有这样的祝愿！临毕业时有一种朦胧的想法，我用一首诗把它记在毕业纪念册的扉页上：

百年孤独不自哀，故纸堆里觅文采。

夜阑含泪听地声，日高俯首行田陌。

路平能无凡人去，山奇自有仙客来。

没酒喝水权当醉，心诚山门总会开。

这是一九八八年夏离校前的心境。

离开校门，又步入校门，八八年秋，我开始在××大学代课，第一年被评为校优秀班主任，可是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疑虑：学校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生产机器？此后我陷入更深的迷茫：“海上升起无边的迷雾，不知道，我的生命之舟在哪块礁石上倾覆……”

我想换个环境，于是继续自己的留学申请，九二年被美国夏威夷大学录取，但签证遇到麻烦。受到挫折难免沮丧，九二年冬“阿弥陀佛圣诞”，有同事约我去湛山寺，我答应了，听完诵经，同事带我拜见一位老和尚，老者简短的十二个字使我心有所动，他说：“物质不灭，精神不灭，常分常合。”读了《心经》和《金刚经》之后，我对这十二个字体会更深，对佛法也愈加佩服。起初，我只读过两本佛教小书，一本是《觉海慈航》，一本叫《肉食之过》，这后一本书极薄，说理却颇让人叹服。当时住单身，周末时常几个同事凑在一起会餐，做饭时我突然提起一个问题：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是什么？大家得出的结论很一致：是人。世界上其它动物大多在饥饿时才去捕杀猎物，而人类却常常以打猎取乐；其它动物抓来猎物只是撕碎吞下肚去，甚至来不及细嚼慢咽，而人类却可以将自己精心饲养的猪羊鸡鸭随意杀了，剁成肉丁、肉泥、肉末，做成包子、饺子、馅饼，还要极尽烹、炸、煎、炒之能事，不惜花费精力、财力，甚至发明诸如吃活鱼、活虾、活鹅掌、活猴脑等极不人道的吃法，这种变态式的残害生灵的吃法，在许多人却视之为文明或美其名曰饮食文化。

我开始素食，并试着念佛、打坐，很快便获益匪浅，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几个月后头发变黑，从前经常复发的扁桃腺炎得到控制。九三年“浴佛节”，我在湛山寺正式受三皈五戒。

我继续向我的第一个老师纯老法师请教佛法问题，同时向他借书看。当我一口气读完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时，献身佛教事业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可是出家的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九四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决定住在湛山寺体验出家生活，开学后不再回学校。就在这时，妹妹从上海寄来了要我赴阿联酋工作的签证和机票，我以为到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也许是一种锻炼。出国前向老法师辞行，约好三年后再见，就这样我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三年多的海外生活更加坚定了我出家的信念。迪拜是中东繁华的城市，它坐落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里，夏季气温经常在四十度以上，但我却没有在国内时那种焦灼、苦闷、热恼的感觉。这里是全民信教的穆斯林国家，每天要祈祷五次，这里的清真寺鳞次栉比，当寺塔上的高音喇叭传来召唤的时候，作为一个穆斯林，不论他正在做什么，都要暂停所做的一切，到清真寺或在自己办公室做祈祷，祈祷前有条件的要沐浴（主要是早晚二次），条件不具备的也要漱三次口，洗三遍手、脸、足，然后除去鞋袜，进入寺内祈祷，这种虔敬，和这种良好的净身习惯，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傍晚时分，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海滨大道上散步，暮色中棕榈树和椰枣树的轮廓很分明，一切都显得静谧、安详。

经常有当地的朋友问我信仰什么，开始我有顾虑，怕说实话会受到宗教歧视，于是回答说什么也不信，他们听了先是吃惊，而后露出一丝恐惧，似乎什么都不信的人很危险。后来了解到这里人对其他宗教信仰很宽容时，再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说“什么都不信”了。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迪拜给我的印象总是那么繁荣、富足、安详。打架、偷窃的事例极为罕见，以致抓到一个扒手还会公诸报端；半夜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也不必担心安全。我切身感到，这一切都和人们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有关。

当我有了一点积蓄时，便想去旅游。九六年七月，我孤身一人来到南非，一夜之间，我从酷热的夏季进入寒冷的冬天。为了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在犹太人家里住了几个月，和信奉基督的朋友一同去教堂，在和一位黑人牧师的偶尔交谈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当时南非的社会治安很糟，我试图和他探讨这个问题，他向我道出了社会不安定的深层原因，他说：我们（黑人）有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头领，可是他们（白人）来了，破坏了我们的信仰和制度，我们的头领成了摆设，现在贫富差别又这么大，社会怎么不乱呢！这是一位有头脑的牧师，他说自己已经退下来了，办了一个流动售货车。

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杜姓华人，他一家都素食，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他请我到他家作客，话很投机，又要我搬过去住，以便早晚切磋，同时还可以帮他照看农场，就这样在他家里住了几个月。九七年八月中，春天已经显露出生机。一天，我到农场的山坡上种向日葵，突然觉得心里堵得慌，思绪很乱，细心一算，自己出国整三年了，于是又记起出国前和纯老法师的期约，不由得跪在山坡上失声痛哭。

“坡上野草黄又绿，泪中忧思湿还干。

欲化红尘成净土，好梦何时共月圆？”

两个月后，我踏上了归途。

在家住了几个月，一方面陪伴年届九十的祖母，一方面做说服父亲的工作。说起来令我感激，家庭给我创造了优越的出家条件，父母用他们微薄的薪金将我们兄妹八个抚养成人，而且都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如今父母退休，兄弟姐妹都各有前程，父母没什么负担，身体又健康，这一切莫非是佛菩萨的加持！我终于得到父亲的默许。九八年八月，离开四年之后，我又回到湛山寺，为了兑现一个诺言。今年一月廿四日，时值“释迦如来成道日”，蒙湛山寺方丈明哲大和尚慈悲摄受，为我正式披剃并授沙弥十戒，今年四月十一日，我又于潮州开元寺受具足戒，多年的愿望成为现实。

真出家人是荷担如来家业，非一般情见凡夫所敢为，如来妙智慧也决非一般世智辨聪所能比，若不深入经藏，广研教典，乃至遍览古今高僧大德真知灼见，便难以对一代时教的精髓有准确而全面的把握，荷担如来家业便会成为一句空话。目前盛行于诸多寺院的经忏佛事，或徒有形式的诵经念佛、参禅打坐流弊很多，长此下去会使佛教与民间低级信仰相混淆，这是难以让正法久住的。

全世界有近80％的人口信仰不同的宗教，可以说宗教事业是人类最宏伟也是最能代表人类特征的事业。作为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以其悠久的历史、特有的包容性和圆融性突显于各大宗教之列，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普度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但为其它宗教所鲜见，而且对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一种高尚的宗教对塑造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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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

 

七月中旬，天气越来越热了，我很想到五台山去避暑，于是我就买了晚上从北京到五台山的车票，第二早上就到了山上。我是一个人去的，路上遇到了福建的二位受过菩萨戒的居士去朝五台山，她们虔诚朝山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我们三人结伴同行，住在寺庙旁边的山民家中。

第一天先朝了黛螺顶，上面有五方文殊的像，不少人是一步一拜，或三步一拜上去的。下来后，我又到台怀镇的寺庙群去拜，到了显通寺，这座中国第二座盖起的寺，我很惊奇地发现，在最后的铜殿处，与栖霞山上本下振师傅托我的梦中寺庙结构一模一样，在那里，普贤菩萨曾现金身历数我的三大过失（在去年毕业时，我因找不到工作，就抱怨不公平，后来菩萨在梦中，引我到与显通寺铜殿处非常相似的地方，指出我身上的袈裟有三条裂缝，并说出我三大过失，让我知道自己的错）。看到这里，我心中很是感慨，就在客堂里随喜供了一份千人斋。

出了显通寺，我又到了旁边的塔院寺，那里有比北京的白塔还要高二十多米的大白塔，还有一个小一点的白塔，供着文殊菩萨头发，在以后朝山的过程中，我发现五台山的白塔很多，把五台山装点得很是漂亮。吃过中饭，又遇到走散了的两位福建居士，然后一同朝殊像寺，那里的文殊菩萨骑着金狮子，说文殊像以此为正。又朝了梵仙山，从远处看，山显得很秀气，那里供着胡大仙。接着又朝了普化寺，寺的背面有座山，看上去很象睡着的佛，佛的头正好枕着普化寺。台怀镇是一个山坳，是五台山五个台的中心地区，有二十几座寺，但我只朝了七八个。

第二天，我们三人与北京的一对夫妇，包了一辆吉普车，从台怀镇出发，朝五台山的五个台。上午先到南台，然后是中台，西台，里面分别供着智慧文殊、童儒文殊、狮子吼文殊，在朝到西台狮子吼文殊时，看到这里只有四大菩萨中的三个，我心里有点不解，不知为什么这里没有地藏菩萨，这时心中好象听到栖霞山的上本下振师傅对我说：我一会就来（在南京时，人们常说本振法师是地藏菩萨化身，反正我感到他老人家很慈悲，听到人们讲起伤心的事，我就常常看到他的眼睛湿润了；还有就是他常常托梦给我，让我在梦中见到菩萨，及种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我拜完就出来了，看到山上景色很好，就让福建居士为我拍照，我看了看周围的景色，准备选一个景点，这时我忽然看到天上有一片彩虹，就惊奇得大叫起来，彩虹很漂亮，明显地可以分辨出有三条不同颜色的带子，但还有其它颜色，我不及细看，赶忙照相，照片后来洗出来了，因照相机很一般，照片上只有隐隐的一片红色。天晴朗得很，没有太多云，太阳很好的，天上挂着这样一条彩虹，大家感到不可思议，当时在场的人看到了，大为惊奇，也纷纷拍照，有人说或许是菩萨架云来了吧，我想起刚才在寺里心中听到的话，心中有所触动，但也没有说什么。

朝了三个台，我们回台怀镇吃饭。下午我们去朝东台的聪明文殊和北台无垢文殊。在路上，我们都认为彩虹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吉兆。一路上我们又看到天上的云很好看、奇特，形状各异，很是不凡。到了东台顶，我们朝了菩萨，又到流通处去看，那里有一比丘尼，见到我们很高兴，说她早就知道我们会来，提前了六分钟在这等我们。说今天五方佛来到了她们寺，我们说看到彩虹了，她说那就是五方佛架的云，而且说五方现在就在她们寺里，我们听了都很兴奋，就买了五方佛的彩带挂在佛前，祈求吉祥，我在彩带下面写上师傅、我父母和我的名字。我们都买了香、烛等法物供佛。尼师特别高兴，又送了我们不少珍贵的法物，还为我们念咒开光。我一直想知道五方佛在哪，但尼师说天机不能说，寺不大，人也很少，我就到处看，希望能看看什么。在转到通往龙王殿的拐角处，我看到了五个人在一起，这五个人可不是金光闪闪的，而是穿得非常平常，但本振法师托梦给我时，总是打扮成乞丐的模样，佛菩萨实在是很卑谦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当面错过。我心中一惊，就行了礼，一会他们就走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出了东台，我们很兴奋，同来的两位北京游客，同我们一起看到了彩虹，又听到了尼师的讲解，此时我劝他们皈依佛门，他们很高兴，就说好的（第二天，我们就带他们去广济茅蓬，皈依了三宝）。到了北台，我和福建的两位居士又看了龙王井，在拜北台文殊时，我也善根增长，布施了一点钱。由于算计不周，我的现金用完了，台怀镇上又没有工行和招商很行，卡里的钱取不出，只好由福建居士为我代付了朝五台的车费。回到台怀镇住的地方，我本想明天就回去，但我与福建两居士缘分特别好，我觉得她们是未来的佛、菩萨，就没有走，她们每人都借给了我一百元钱。

第三天我们一起去了佛母洞，据说山是佛母所化，洞里有五脏，人钻进去，再从里面钻出来，就可以脱胎换骨。在洞前，我用佛母圣水洗了脸、手、脚，很舒服。站在佛母洞里，排队等候，旁边有人在念佛，我看到佛象，看到佛母象，心中很有感触，觉得我母亲生我真是不容易，想起父母，心中不禁非常酸楚，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往下流，过了好久，心情才平静下来。出了佛母洞，我又到佛母圣水处，喝了一瓶佛母圣水，希望能治病，因为我平时一不小心就生病，不过喝了一瓶凉凉的泉水后，我的肚子反而不舒服起来了，看来好的东西也不能贪啊。

山朝完了，我们来到碧山寺，即广济茅蓬，找到上本下慧老法师，为北京两位居士授了三皈，过了堂，吃完斋饭，我们就准备回去了。回到住的地方，我与福建的居士说了很久话，彼此都很有启发，我们都发愿今生能精进修学，早早成就。

五台山，清凉山，是那样美好，如同人间仙境，我很是眷恋，不忍离去。她是那样的圣洁、明媚、吉祥，令人生起无限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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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常

 

九月十一日上午，位于全世界金融心脏地带的纽约世界贸易大厦双塔，在遭受恐怖主义份子的攻击后，通过电视镜头在全世界观众的眼前先后崩塌，剎时间烟飞灰灭，夷为平地；整个美国、整个西方军事的中枢神经－－国防部五角大厦也在同时遭受到攻击，烈焰浓烟延续了整整一昼夜才被扑熄。到现在两处的伤亡损失还没有办法统计出来，连大致的猜测都难作到。

除了共同的震惊，全球各地各国的人们还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感受和反应。这些差异而且矛盾的感受和反应虽然错综复杂，但总不外以下几大类﹕瞋恨、愤怒、恐怖、悲哀、迷惘、幸灾乐祸、甚至疯狂欢庆。

令人担忧的是，表现出两个极端反应的人们并不少。

美国的政治领袖和新闻媒体一致说﹕“美国进入战争”（“AT WAR”）。

全球多数重要的领袖也都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布什所提出的彻底缉凶惩凶的对策。问题是﹕真的有一场“战争”吗？

连敌人也没找到，能算得上是战争吗？或者说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敌人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又如何去打呢？

“敌人”的概念和定义先得搞个明确清楚才行。

直接犯案的敌人都已经死光了，还要缉凶惩凶？就算还有同案的“企图者”（非犯案者）在逃，就算找到了他们，会俯首就擒吗？他们不是早就全部都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吗？有谁可缉，又有谁可惩呢？

如果“敌人”是幕后的支持者和鼓励者，那么就要把所有幸灾乐祸者和狂欢庆祝者全部包括在内，这么一来打击面太大了。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里，在有色人种之中、甚至在一些白种人中间，这样的人有多少啊？难道把他们统统捉来判刑吗？就算他们个个自动前来自首投案，全世界有那么大的监狱来装下他们吗？

或者把他们之中最有知名度的抓来枭首示众，以达到“杀鸡警猴”、“杀一儆百”的效果。这样作行得通吗？

只要想想过去这几个月来，有多少人把自己当成人身炸弹？还有这次的直接犯案者，他们还有多少后备部队？别忘了，恐怖主义份子的特征就是不怕死、不怕杀。他们正是以行动来表达“必死自杀”的决心。杀掉他们一两个，直接效果可能是帮他招募一大票新的志愿军。正是《老子道德经》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样说来，难道就永远找不出敌人了吗？敌人是有的，也早就找到了。他有名有姓，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停地点他的名，怎么反倒充耳不闻呢？

“恐怖”就是敌人！他还有其它好几个别名，叫作“猜疑”、“嫉妒”、“瞋恨”、“愤怒”、“复仇”、“残忍”。他向来都是全人类的敌人，是每一次战争、每一次暴行的主宰者！

甘地说：“我们只有一个凶恶的敌人，就在自心之中。”甘地又说：“以眼还眼，会把全世界的人都搞瞎。”

当我们狂欢庆祝“沙漠风暴”和南斯拉夫的军事胜利时，可曾想到这世界其它角落上有多少人正在对我们咬牙切齿。当以色列的强硬路线的执行者每一次为他们有效的军事行动成果得意时，可曾想到他们又同时制造了多少不怕死、不怕杀的仇家？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每当我们以暴力去消灭敌人；每当我们沉醉于暴力的胜利时，我们只是为自己制造了更多更难消灭的敌人；我们只是为自己下一个悲剧、惨剧揭开了序幕！

中国人说：“怨家宜解不宜结。”又说：“冤冤相报何时了。”

佛陀的经典上也常提到“开解怨结”。

今天，我们的“怨结”结得很深很远，而且孰是孰非理不出个头绪来。因此，我们需要亚历山大大帝的智能宝剑。

必须用这把宝剑来斩杀自心之中那个最凶恶的敌人，只有消灭了他，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感。

这次的恐怖事件，的确为世界各国领袖，特别是美国总统，带来一个头疼棘手的局面。

对此，我们寄以同情，也感念他们的荷担辛劳。但是我们不能不提醒呼吁：必须拿出更大的忍辱负重的耐心和宽恕的胸襟，必须号召自己的人民以惭愧忏悔来取代谴责、惩罚、报复。

如果不小心把人民心中那个凶恶的敌人调发出来，只能使怨结结得更紧；只能使敌人更强大；只能使我们的灾难更加深重。

这样看来，敌人是谁，十分明确，因此我们也的确有一场战争要打，而且只许胜利，不许失败。我们不要再作受难者；不要再作哀泣者；不要再作瞋恨者或复仇者，我们要作战斗者、要作胜利者！

在此，让我们为本次恐怖事件的受难者和家属亲友祈祷：愿我们所有人对你们承受的灾难、牺牲和痛苦都能感同身受；愿你们的牺牲和痛苦不会白白浪费；愿你们的牺牲和痛苦成为今后消灭一切邪恶、一切残暴、一切灾难、一切牺牲、一切痛苦的动力。

 

头号敌人

美国首都和纽约同时遭到恐怖主义份子的袭击之后，总统立即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并誓言出兵报复，国会参众两院几乎全票通过授总统全权进行此事，并通过数百亿美元作为预算经费。全国人民的情绪，也被领袖们和媒体煽得高昂激烈，一片喊打之声。

往哪儿出兵？要去打谁？

在短短几天之内就“锁定”了三个国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还有一个个人－－宾拉丹。

其实，早在受到袭击之前，美国已将这三个国家列为头号敌人，而宾拉丹从一九九七年开始就被美国列为头号要犯。

如果我们还不太健忘的话，应当记得这三个国家和宾拉丹原本是美国最亲密的战友。

直到巴勒维国王被推翻之前，伊朗是整个穆斯林世界中和美国最友好的国家，并且从美国得到最多的援助，突然反目成仇，变成了头号敌人。

为了打击伊朗，美国又把伊拉克当成了亲密战友，结果，两伊战争一停，伊拉克又取代伊朗，变成了头号敌人。

当年为了打击苏联，美国全力支持并训练阿富汗的游击队。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巨富宾拉丹也在这时赶到了阿富汗，出钱出力帮美国一起作战，成了美国的好友。

打跑了苏联以后，阿富汗和宾拉丹一起跟美国翻脸，宾拉丹又再出钱出力号召全世界具有反美情绪的人们，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美国，美方一手培养训练的阿富汗游击份子中许多人又变成了反美的恐怖主义份子。由于同一师承，他们的手段高强，功夫了得，许多国家都有人前往学艺，又培训出大量第二代的国际恐怖主义份子。这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头痛之一。

原先全都是最亲密的战友，又连续都变成了最痛恨的仇敌，天下有这样意外的巧合吗？

在面对危机的严峻考验时，把自己假定为善良，把敌人说成为极端邪恶，很快能煽动起人们同仇敌忾的情绪，的确是减轻眼前压力的简易办法。

只是，用这个办法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吗？或者只能把问题搞成更严重。

利用这样的办法、这样的情绪，和我们大家原先共同的诉求－－安和利乐的世界－－有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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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佛教教育与东方截然不同，可以说只是佛教传播。佛教教育在欧美发展情形，目前仍局现于“点、线”的发展。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西方成为研究的对象，起源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对亚洲诸国的殖民，为了便于统治，欧洲国家对东方的宗教信仰开始深人了解，展开了对佛教研究的兴趣，原有的大学内也开始增辟佛学研究系所，以近代的科学方法，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予以研究、解析。如此一来，对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以及佛教的学术化、文献化，也产生了诸多贡献。

受到欧洲、日本的影响，二十世纪的美国有很多大学也设有佛学研究中心，但绝大部分不是以佛教研究所的形式存在，而是附属在“南亚研究”、“亚洲研究”、“宗教研究”、“比较宗教学”的名义下，因此教授群也不全是佛教学者，他们多以学术的态度，采文献学、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语言学等方法来研究佛学，开辟出一片新的研究天地。

 

美国设有佛学研究系所之著名大学:

学校　　　　　　　　系所

夏威夷大学　　　　　宗教系、佛学研究专修班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佛学研究所

斯坦福大学　　　　宗教学系

天普大学　　　　　宗教研究所

密西根大学　　　　亚洲语言文化系

威斯康辛大学　　　南亚研究系

哥伦比亚大学　　　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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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经处：吕建福

 

关于“佛教教育”，就佛教本身而言，必定是学修并重的，也即是通常所说的是“知行合一”的教育，这是由佛法的特质和“解行并重”的修学原则决定的。佛学非一般知识之学，而是由解而行以至证悟解脱的实践之学。近代学院佛教教育有侧重知识教育的倾向，有其历史原因。应该说是对传统丛林教育法久弊深、尤以明清以后下焉者不学无术、上焉者也笼侗真如、颟顸佛性，不重佛学义理、大多空疏之病的一种反动。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学院式佛教教育如何实现学修并重、切实以佛法的特质来培育僧才则已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迫切的问题。尤其在世俗社会普遍重视“知识”（所谓“知识社会”）而忘失“智慧”的时代，这关系到佛教如何站稳自己的本位、真正以佛法的修行来弘扬佛法、修己利人的根本。在这方面，学术界与佛教界的看法会有所不同，多年来在国内佛教学术会议上经常表现出来，在这次会议上也是这样。表面上这似乎构成了“教界”与“学界”对佛教学术研究态度的不同，就此我愿意多说几句，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强调佛教学术研究需有“体验与修持”的基础，往往是“教界”的看法，“学界”则将之归入“信仰”一边，以为是信仰上的问题，对之既尊重又慎重，不愿深谈。实质上，无论教界、学界，关于佛教学术研究的基础问题，本身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共通的问题来研究，这样有利于教界、学界的真正沟通和佛学研究的深入，回避不是办法，应该说也不是真正的“尊重”。学术研究以客观求真为基本态度，佛法也以“如实观”为根本精神，本来并无深入探讨的必然障碍。在我看来，通常将佛教界重视佛学研究需有“体验与修持”的基础归为“信仰问题”，这在学术上是并不正确的，也是没有明了真正的佛教精神的。而佛教界有些人强调佛学研究需有“修持”，若带着“信仰”的情见，以为不信佛便不能进行佛学研究，同样也是不明了佛法的真精神的。我常以为，一个人开始不信佛法，而研究佛学，倘若真以客观求真的态度去研究，久之将为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愈来愈明了佛法关于宇宙生命的正确道理，渐渐会亲近乃至相信佛法的，这就是“文字般若”的力量。由“见”而“信”才是“智信”。在原始佛教里，“信”的内涵就是“见”。倘若研究佛法多年而不起信，以佛法的立场来看，应该说是尚未真正明了“佛法”的缘故。此外就佛学研究而言，也有领域的不同，除“法义”的研究外（传统之“义学”研究），还有佛教历史、人物、宗派、经典翻译等方方面面的研究，以通常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学、文献学、社会学、史学等）对厘清佛教的某些史实、疏理佛教发展的脉络、辨析佛教与社会的关系等，往往能得到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引起佛教界的重视，可为佛教自身建设、佛教事业发展之重要参考。至于“法义”的研究，即作为佛教内涵的“佛法”关于宇宙和生命究竟说了什么，以及提供了怎样的方法去明了宇宙生命的真实，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需要有“体验和修持”的基础的，以通常的哲学、文献学、宗教学等学术方法来研究，是很难中其肯綮的。即如儒家学问之研究，离了体验，也很难把握其精义，何况发自人性对宇宙生命之深层悟证经验的“佛法”呢！当年熊十力与冯友兰先生论儒家之“良知”，冯友兰将其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来探讨，即遭熊十力呵斥，因为在熊十力的“体验”中，“良知”是人生一个真真实实的“经验”。佛法之“般若”、“空性”、“观照”等概念和方法以及禅宗研究中之公案禅理，倘无一定的体验和修持而作纯学术的所谓“客观”研究，大多是隔靴搔痒，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这在学者本人却是不自知的。当“积非成是”以后形成了所谓的“学术研究传统”，对真正的佛法研究就构成了障碍，这在佛学界是屡见不鲜的。即使就通常学术研究而言，当研究到“宗教”，若不重视宗教的“经验基础”，不去尝试对“宗教经验”哪怕作“比量”的了知，恐怕也很难说是客观求真的学术研究。所以我认为将教界注重佛学研究之“体验与修持”归为“信仰”问题是不正确的。若有此共识，我想学界和教界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困惑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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