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幢佛学研究所参与敦煌文献整理工作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廿六日(1900年8月22日),敦煌道士王圆箓,雇人清理莫高窟流沙(或说抄经)时,发现第十六号窟甬道北壁另有秘室,於是窃开了封泥。这样,封闭了近千年的藏经洞(即第十七号窟)被打开,无数中华瑰宝重见於天日,但同时也揭开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的序幕。

西方风闻敦煌的发现后,种种“探险队”、“考察团”便纷至沓来,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俄罗斯人奥登堡先后来到敦煌,挟走了大量的卷子、刻本、绘画和丝绣艺术品。这就是至今仍然收藏在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的中国敦煌文献。

《俄藏敦煌文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编)所收,即是收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全部敦煌写卷,据称是俄国人奥登堡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从敦煌民间“寻觅”和地下“挖掘” 到的(孟列夫俄藏敦煌文献《前言》)。总计有近二万号,数量不可谓不巨,其学术价值也毫不逊色於英、法所藏。圣彼得堡的这批敦煌写本文书,近一个世纪来一直秘不示人,直到前苏联解体之后,才被轻轻撩开面纱,向世人展示其风彩。现在又得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公开出版,诚为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我国以至世界学术界、佛教界都无不欢喜赞叹。

中俄双方为了满足学术界的迫切愿望,尽快地将最后一批秘藏文献化身千百,来不及作相应的考证和分类的工作,只就原来编号按照顺序影印出版。现经中、俄双方协定,其后期工作全部由中方承担,包括出处的考证、文字的校勘、内容的分类和叙录的编写等等。全书总计十七册,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和戒幢佛学研究所四家承担。戒幢佛学研究所由湛如法师和宗舜法师任本课题负责人,负责其第十一册到第十七册全部佛教部份的整理。敦煌文献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佛教内容,而佛教内容又纷繁芜杂,包括了藏经中经律论各个方面,另有各种不知出处的疑伪经、谶仪文、祈祷文、讲经文、佛经论述、佛经注释、佛法问答等,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

今年三月份,四家在苏州西园寺召集了工作会议,商讨了工作的分工、要求、进程等。普仁大和尚以及其它几家负责人均都出席,都认为这项科研课题的意义深远,对於敦煌学和佛教的影响巨大,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热情的鼓励。会议过后,各家都迅速地开展了工作。相对於其它各大家而言,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力量,显得略为单薄了一些,但是也不甘人后。现在由文正义研究员独立完成了将近两册,并且写出了其中一册的校读报告。预计一定能够预期完成所定的任务,不致延误共同的工作进程。

敦煌所展示的古代佛教文化,犹如中国的一颗摩尼真珠,向世界溢放出奇光异彩,既吸引着各国的游人,也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而敦煌学更将向世人昭示,中国人有能力创造光辉的古代文明,也有能力攀越上世界科学的高峰。(文正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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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幸福 惜福

很多人将全部的生命和时间都用于追求财富,这样做值得吗?

范卫平:现代社会中,追求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在替社会创造财富,所以追求财富是值得推崇的行为。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从对权力的追求转到对财富的追求,应该是更为健康的选择。

方应看: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于怎么花钱,其次在于赚钱的途径。光明正大地赚钱,花到该花的地方,挺好。

王一蘅:不把全部时间用在这上面,就会用在别的上面。人活在世上总得做事,追求财富应该是正经事。

邓兰:将全部时间都用于追求财富是不智的。财富的作用体现在使用上,如果不能善加使用,财富再多亦是无益;如果为此而牺牲人生中更有价值的亲情、友情等等,则更不值得。

见明:人生百年,转眼即逝。除了追求财富还有更多事情值得去做,若一生致力于此,最终还是空手而去,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

净印:财为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不会把毕生的精力用于求财的。在现实社会中,首先把本职工作做好,把身边具体的小事做好,财富自然就来了。

果菁:那是目光短浅的行为,他们不了解无常终将剥夺他们执着追求的一切。

徐冉:就他们而言,肯定认为值得。虽然我认为不值得,但也拦阻不住。随缘劝导,能听则听,不能听也无法。

李亚琴:财富毕竟身外物,再多也不能换回生命和时间。我们用财富供养这个色身,是为了凭借这色身闻法修行,直至极乐彼岸。若用全部生命去追求财富,无疑是拿着如意宝珠去换一个盒子,盒子有了而宝珠没了,是何等悲哀的事呵!

刘腾亮:财富决不是人生唯一的目标,这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但多数人还是深陷于自己的贪心。所以,任何事都应把握好分寸和尺度,不要走极端。

 

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有哪些?

范卫平:幸福的标准就是个人被社会的认可程度。从心理上来说,往往是希望拥有,而目标快要达到的时候最幸福。

王一蘅:幸福就是满足的感觉,因人而异,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标准。一般说来,无灾无病、家庭和睦便是幸福了。但这种幸福是农耕社会的幸福。在信息发达的社会里,人知道得越多,要求也越多,幸福就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完全不比较也不可能,所以,幸福还意味着与社会一般状况保持相对平衡。

邓兰:自个儿觉得开心就是幸福。至于条件,吃饱穿暖,有蔽身之所就可。不过有时饿肚子的人会觉得自己很幸福,锦衣玉食的人却未必有这样的感觉。

刘昆:幸福简单来说就是乐,我们一生都在“找乐子”,但好像没几个人找到真正的“乐子”。尽管这样,我们还在拼命的找,至少想找出一个标准来。有人觉得有了很多钱可以消费,那就幸福了;有人觉得儿女事业有成,那就满足了;有人觉得当上众星捧月的公众人物,才是天上人间的滋味;也有人觉得老来能有一大堆影集回忆青春,也就不枉此生。但等到目标实现的那一天,幸福的感觉往往无影无踪了。所以说,我们要追求大乐、永乐、真实之乐,而不是这种短暂的、似是而非的幸福。

乐伦:心灵不再流浪就是幸福的标准,外在条件是家庭与事业都具足。

夏莲:在我看来,幸福就是轻安、自在、法喜充满,最重要的是具有智慧。

见明:我觉得幸福就是心想事成。

明静:幸福是心灵的微笑,能享受幸福的心灵往往是纯朴宁静而不是喧嚣扰攘的。幸福生活也许有很多样式,但获得它都需要智慧、勇气和爱心。

震邦:世人得到财富会感到幸福,沐浴情爱会感到幸福,事业成功会感到幸福。但这种幸福都是短暂而虚幻的。追求真理的人,向真理迈进的每一步都会感到幸福:得闻正法、得遇善知识、得尝法喜、得解惑、得成就等等。

若莓:我认为人生幸福应是在和睦的家庭中,拥有宁静的心灵,远离浮躁、有一份精神信仰,并对社会有所奉献。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包括:安定的环境,一定的物质基础,工作之余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蒙卫芝:我的标准是快乐安祥,不论发生什么都能好好解决;同时有能力帮助别人快乐安祥。至于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首先是能遇到善知识,至少有机会看到古圣先贤的著作,不然会活得很迷茫,空过一生;其次是有信仰,这样才能为自已和他人营造幸福生活。

果菁:幸福来自于内心的安祥自在。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就是了解幸福的内涵,包括智慧和能力两个方面。

徐冉:幸福的最高标准就是常乐我净。现实生活中,能具备暇满人身,得闻佛法,得成净业,将来回入娑婆,广度众生皆不退转,是为幸福,所谓“悲心始遂开颜笑”是也。

李亚琴:我认为“幸福”可以这样来定义:具有品质的生活,即使在逆境下仍能保持高度理智。幸福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但更主要是精神的。首先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若不能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甚至从来没有想过,那只是生活在梦中,所谓的幸福也不过是梦幻泡影。在我的概念中,闻知佛法的人是幸福的;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这样的人不会因个人境遇而随波逐流,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就象勇敢的舵手不为风浪左右,最终驶向幸福的彼岸。所以说,幸福来自于能创造幸福生活的人。

刘腾亮:对我来说,身得轻安,心得清净就是最大的幸福。它的必要条件就是解脱,包括身解脱和心解脱,最难的是心解脱。记得《红灯记》里有这样一句台词,鸠山问王连举:“你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没有智慧,常常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所谓“作茧自缚”。所以,幸福的本质在于心灵,如果内心一片智慧光明,必定是幸福快乐的。

 

惜福的传统是否具有现实意义?

范卫平:生存的前提是能保证富得稳定,即小富能安。现今社会保障系统几乎没有,生老病死样样得自己操心,摊上其中一样,足以让你从小富打回到贫穷潦倒。所以惜富应该是人人遵守的准则,要把艰难困苦看得实在些。

方应看:惜福是最重要的一条人生法则,与知足常乐有相通之处。

乐伦:现代人面对经济利益很现实,但使用财富的方法却华而不实,惜福可以让人脚踏实地生活。

夏莲:人们生活条件好了,但也造成了更多罪业。为贪一时口福而杀生无数,想想真令人伤心。我愿人人懂得惜福之道,克勤克俭,社会就会好很多。

震邦:就算以世间法教人,也应当爱物惜命。当今,世人因自然的报复而认识到环保,也是传统观念体现出的现实意义吧。

菡萏:现代人只知及时行乐、奢侈浪费,最终福减祸临。所以惜福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尤为重要,应大力提倡。

蒙卫芝:惜福这个观念在现代只是换了种说法,涵义也更广些:像环境保护、能源保护、水土保护等等,都可以说是惜福的新诠释。

果菁: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惜福无疑是一剂清凉药。惜福就是爱惜自己的福德因缘,宇宙之间,一滴水都有它无穷的功用,都值得我们珍惜。

徐冉:地球资源到2010年前后即达临界点。所以惜福是珍惜资源,正与大众利益符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亚琴:我觉得福报就象银行中存的钱,取用越多,存得越少,一旦用尽即为无源之水。但自己究竟存了多少福报?谁也难料,所以挥霍乱用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古人就知“惜衣有衣,惜食有食,惜福有福”的因果之理,传至今日是一份无价之宝,永具现实意义。

刘腾亮:现代人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知惜福。从轮回的角度讲,我觉得生命存在一种“振荡”。今生福报很好的,大多是过去修行所累积的。我观察了许多腐败的高官,他们都声称信佛,并常常到寺庙拜佛。我想他们这么有佛缘,很可能在前世是修行人,今生福报所致而身居高位,结果因为不懂得惜福,爬得高却摔得惨。佛陀说,众生在苦海中“头出、头没”,应该就是指这种可怕的“生命振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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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野蛮

邢晓彤

 

文明与野蛮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人,能发展出高度的文明,而人性、人心中野蛮的成分却未见减少;人,于是兼二者而有之,成了文明与野蛮的混合物;人,实在是一种怪物。

文明,是不可能直接对抗野蛮的。去对兽性大发的强盗、暴徒、侵略者大讲文明哲学、仁义道德,不过是自找挨刀。文明,如果要抵御野蛮的威胁,只有依赖另一种更高程度的野蛮。文明,可以从其工具理性、技术层面中发展出这种野蛮,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一旦发展出来,这种野蛮也就异化成为与文明非同质的力量,甚至成为破坏文明的新的威胁。国家、军队、警察、监狱,以及武器装备,都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并随文明的进步不断地强化。同时,它们又都是暴力机器,一旦让专制暴戾者、法西斯独裁者掌控,文明社会将暗无天日。二战末期,为加速法西斯的灭亡、尽快结束战争,科学家们提出研制核武器,果然核武器杀伤力的野蛮程度举世震惊。战争结束后,科学家们又倡议控制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然而时至今日,还不见有乐观的前景,科学文明所发展出的杀人武器,已是异化了的、脱离了文明范畴的野蛮力量,已不是文明自身能作得了主的了。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民族,却被外来的野蛮民族所毁灭,那不是它文明发达之过,而是因为,在它发展高度文明的同时,没有建立起足够强大的野蛮力量来保卫这种文明。宋代文化发达却备受外族欺凌,并最终为外族所灭,同为重文轻武的国策所致。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有清醒地看出此结症的。朝中始终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包拯任监察御史时,就曾力主加强边关军备,抵御外敌。阿育王在皈依佛教之前,是用强大的武力,野蛮的杀戮统一全印度的,成为护法明王之后,对佛法的保护、弘扬也始终有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玄奘大师的译经成就,还少不了太宗派御林军保卫译场的功劳吧!当然,再强大的野蛮力量,即使它的产生和存在是为了保护文明,也终究躲不过无常法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是被外来更野蛮的力量所打败,或是被内部异化的力量所瓦解,最终难免灰飞烟灭的结局。新一轮野蛮威胁文明,文明借助野蛮来对抗的悲喜剧接着开演。

人与人之间,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以文抗暴,死路一条,以暴抗暴,又没完没了。那么,人类以文明替代野蛮的善良愿望,究竟能否实现?出路又在那里呢?为佛弟子,当然相信是在佛法里!既然文明与野蛮的混合存在于人心,既然以文明替代野蛮的愿望出自于人心,那么,也被称为内学、心学的佛法正是单刀直入、直指人心,“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是引导每个人通过自身的修持,增长智慧,再用智慧修持的力量,在自己心中培植起醒觉、分辨、抉择的能力。当自心能作得了自主时,便能选择让文明的种子现行、熏生、增长,让野蛮的潜在势力起不了现行,熏不出新种,熄灭于无形。人类以文明战胜野蛮的愿望之所以难于实现,只因人类对文明的发展过多地求之于外、用之于外,却忽略了返之于内、用之于内。只有在佛法智慧之光的普照下,在每个人的自心中,文明战胜野蛮的理想才是可能实现的,前途光明的。不过,在佛法感化到每个人的自心之前,佛法自身在世间的存在与弘扬,同样暴露于野蛮的威胁之下,同样需要依赖、借助更强力的野蛮的保护和支持,虽然菩萨戒中有“蓄杀众生具戒”的律条,那也只是从戒杀心而论。大雄宝殿上,两侧的护法诸天中,多有拿刀持剑者,确是功德无量,理当位列于释尊亲侧。

野蛮,是不可能直接战胜文明的。野蛮所能摧毁的,只不过是文明的物质外壳,杀掉一批人,毁掉一些东西,消灭的只是承载文明的人的色身和物质的遗痕,作为文明本质核心的精神传承和精神遗痕,是任何野蛮力量所无法触及、无法摧毁的。野蛮,如果想要征服一种文明,也必须借助另一种更高级的文明,于是有了冒亡国之险,发倾国之兵,去别国强抢一位高僧法师的历史记载;有了在文明最高级、最核心的哲学、宗教思想领域中,一手威逼利诱文人动用哲理为己歌功颂德,炮制天赋己任的神话,一手批判、禁锢、封杀异己异端的思想自由的两面派手段。无非都是为了在文明世界中树立起与其野蛮相称的地位。然而一种文明征服另一种文明自有它截然不同于一种野蛮征服另一种野蛮的规律和方式。从这层意义上说,高级文明与低级文明间不适用“征服”一词,更恰当的表达或许是交汇、融合,即低级文明在高级文明中获得进步、升华,高级文明融合低级文明中诸多独特的成分而使自身更丰富多彩。正因如此,当一个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民族去征服一个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民族,成为军事上的战胜者,政治上的统治者,同时却又会不自觉地成为文明上的被征服者、被同化者。军事胜利、政治统治只能是暂时的,文明上被同化而获得进步的影响则是恒久的。也正因如此,文明需要进步这一堂而皇之的口号,使文明相对落后的民族为其野蛮侵略找到了发展自身文明这一绝好理由,也使文明相对发达的国家为其野蛮侵略找到了带给他国先进文明这一绝佳借口。

然而,还是因为文明发展与融合的自身规律,显示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程度、不同特色的文明之间,交汇融合、发展进步的最佳途径,就是和平友好、平等对话、协作交流。文明的进步,绝不能自相矛盾地去成为殖民扩张、野蛮屠杀、疯狂掠夺的借口。如果一件文物因被掠夺而得到更好的保护,那也绝非文明之幸。因为文物本身只是一个物件,甚至是并不起眼的物件,是历史赋予它承载一段辉煌文明史的意义和荣耀。但当它被侵略者以野蛮手段劫掠而去,无论它在强盗手中得到如何高贵的尊宠和礼遇,仅就其被劫掠的这段历史,就其以不该有的方式出现于不该出现的地方的这个事实而言,它所承载的,决不再是文明的荣耀,而永远只是文明的耻辱!如果说只有被劫,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那就会引出强盗有理的谬论,引出哪国军事最强大、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先进,全世界的文物,所有国家的国宝都该归它的谬论。须知一切文明的成果既是人创造的,也就和人一样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如果一种文明创造了它,后又无法保护它、无力保卫它,为不蒙受被劫掠的耻辱,毁灭恰是它正确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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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策划:本刊编辑部

 

本期嘉宾:

姓名  年龄 学历       职业      信仰      城市

范卫平 39  本科  IT 彩票   无   北京

方应看 25  本科  证券期货   无   深圳

王一蘅 30  本科  传媒文案   无   成都

邓兰  34  博士  学生     无   墨尔本

刘昆  39  硕士  食品服务   佛教   墨尔本

洛可  28  本科  律师     佛教   深圳

乐伦  27  高中  广告     佛教   上海

夏莲  25  本科  公务员    佛教   商丘

见明  27  本科  工程师    佛教   苏州

明静  35  本科  教师     佛教   成都

震邦  39  大专  国企职员   佛教   武汉

若莓  38  大专  干部     佛教   惠州

菡萏  34  本科  公众教育   佛教   上海

净印  38  硕士  教师     佛教   沈阳

果菁  37  大专  公务员    佛教   丽水

蒙卫芝 39  本科  编辑     佛教   南宁

徐冉  33  大专  企业员工   佛教   北京

李亚琴 40  大专  画家     佛教   苏州

刘腾亮 39  本科  电脑工程师  佛教   昆明

 

 

编者的话

 

在编辑这份答卷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保留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对所有回答的默认或赞同。每个人的认识,都来自于他们各自的生活背景,来自于他们的经验和思考。虽然这些回答未必标准,但显然是亲切而可行的。可以提醒读者的是,上述所有问题,在本期《佛教的财富观》一文中都有详尽的阐述。

生活有无限的可能性,但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现实,我们的选择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让我们用行动来填写一份可以告慰此生的答卷吧。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如何看待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范卫平:精神财富是不断增长的过程,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吃一堑长一智”中的“堑”,就是指物质财富的失去,而长的却是精神财富。其实成功更是一笔精神财富,因而才会有“人生没有失败”的说法。“失败是成功之母”也是这个意思,但失败往往是别人的成功之母,而不是自己的,因为社会已不能再给你机会了!

王一蘅:物质财富就如身体,精神财富则如灵魂。只有身体没有灵魂尚能存在于世,而只有灵魂没有身体却不行,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邓兰:没有精神财富的人生无异于动物的一生,而缺乏物质财富的人生将是苦难的人生。

刘昆:财富是什么呢?说到底,应是“我”的附属物,为我所役,为我所依。最表层的意义当然是钱财,用于维持生命并满足感官需求。深一层而言,色身也是“我”的财富,所谓“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若为追求钱财而损害健康就大可不必,因为钱财是为身体服务的,失去服务对象,服务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再进一步,健康还应为“我”的心灵服务,把时间都用于保养这个皮囊,而不去滋养自己的心灵,甚至迷失了人生方向,那健康又有多少意义呢?看得见的钱财和身体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相比起精神财富来,则如衣服与人的关系,自然应以后者为重。

洛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既存在相互抵触的一面:如致力于非商业性学术的学者往往苦于物质贫乏,而年薪百万也未必可以弥补心灵空虚;亦存在相互依存的一面:我们需要衣食住行来确保色身延续,也无法回避精神层面的渴望。

乐伦:两种财富应相互促进比较好,但人的精力和自制能力都有限,所以我们要懂得选择。

夏莲:我觉得毛主席说得好,要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好物质财富问题,其它精力全部用于精神追求。

若莓:我曾目睹过一件小事:一位母亲让女儿布施乞丐,孩子轻蔑地将钞票从乞丐头顶扔去,钱飘落在地上。父亲严厉地叫孩子捡起,孩子连连跺脚不肯,母亲要捡却被父亲阻止了:“要教她学做人。”这一幕使我想起一句名言:“教育,是给孩子最宝贵的财富。”

菡萏: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既可形成良性循环:如物质财富的积累以创造精神财富为最终目的;而精神财富的增长又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也可以是恶性循环:如对物质财富的极端追求导致精神财富的匮乏;而精神财富的匮乏又造成物质财富的贫瘠。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如何协调,使两者能够形成良性循环。

净印:物质财富是硬件,精神财富是软件。

蒙卫芝:在马克思那里,与这两个概念对应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物质财富是精神财富的基础。孔子也说过:“欲贫者富而知廉耻,知廉耻而学礼仪。”道理很简单:没钱三餐不饱,很难接受最基本的文化教育,更谈不上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在佛教中,与这两个概念相对应的是“福”和“慧”。佛陀教育我们要福慧双修,不可偏废。菩萨六波罗密中,布施、持戒、忍辱是修福,精进、禅定、般若是修慧。这也说明了修行的次第,即先修福以积集福德资粮,然后修慧以积集智慧资粮,直到福慧圆满。

果菁:我们以色身应世,借假修真,如能合理地积累物质财富,却又不为物欲所牵引,只为利他作奉献,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方式。但物质财富只是人生的外延,精神财富才是人生的内涵。我们不要做物质财富的囚犯,而要做精神财富的主人。

徐冉:物质财富可用来资身、利众。自奉方面,够用即可,多了分心,反而不美;利众方面,多多益善,但也须来得清白,去得分明。精神财富本来可以养心,然而世间所谓精神财富,有的不但不能养心,反而损害心智,令人沉迷。本来佛道清闲,为九十五种外道所不及,可现在出版的一些所谓佛教书刊却也以盲引盲,良可浩叹。由此可见,具备择法眼是多么重要。总之,无论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应为人所用。若被其所转,则多不如少,有不如无。

李亚琴:物质财富是生存的基础;精神财富则是生存的目的。一个人能同时拥有两者,当然是“富中之富”。但我最仰慕的还是那些可以舍弃荣华富贵而出家修行的人,因为出离物欲而去体悟精神生活是最具智慧的。人生犹如过海之舟,如果只在温暖的港湾留连忘返,又如何能到达解脱的彼岸?

刘腾亮:从绝对意义上讲,真正的财富应该是不生不灭、具足万法的佛性。财富的根本用途是用于自身解脱,物质财富大体对应于身解脱,精神财富大体对应于心解脱。所以,二者大致可看成是身解脱和心解脱的关系。如果走极端,即使赢得了整个世界,却输掉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用呢?

 

 

佛教徒能不能追求财富?

方应看:佛教徒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可追求,否则生存都是问题,何来布施?何况世上有多种方法可使两种财富相得益彰。

王一蘅:人类要维持生命,必须获得生存的基本保障,佛教徒也不例外。靠化缘为生也是一种获得财富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显得太堕性。如果一点也不喜欢,自然可不去追求;如果还有点喜欢,就不妨去追求。只要不起邪念,与人为善,财富只会给大家带来好处。

洛可:作为佛教徒,对于这个问题,着眼点不仅在于“追求”,更重要是在于“财富”。何为财富?世俗以黄金万两为物质财富,以学富五车为精神财富,对佛教徒而言,应视之为便利而非“财富”。佛陀提倡布施,不仅是要我们放弃对财富的占有,更是要我们修正对财富的认识。倘若存在财富之前提,则不追求财富是不合理的压制;倘若不存在财富之前提,则不追求财富反而是如释重负的解脱。更进一步,以世俗角度而言,修得佛果便是佛教徒所应追求的财富,但如是反受果位之束缚而不得解脱,故佛陀在《金刚经》中反复告诫不得着相,即是此理。

夏莲:观自在菩萨不可思议威力成就无边珍宝,是为利益众生;毛主席说要为人民谋福利,亦是追求财富。

明静:佛教徒可以追求财富,但不能穷凶极恶地追求,应使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保持平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物质匮乏会影响生活质量,但仅有物质财富绝不会带来幸福。而在某些情况下,仅有精神上的富足也会感到幸福。因此,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应随缘,对精神财富的追求应积极进取。

震邦:一切治生产业,与实相不相违背。信佛修行的人,财物聚散,只要不住于此,施受两空,不碍正觉。

净印:佛教徒可用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问题是得到后如何运用,以及在求财过程和得到财富后能否保持不贪着的心。能做到这一点,追求财富对学佛就不会造成逆缘。

徐冉:佛子应使用财富而不是为财富所用。所以说成追求,已是不当。佛子以无所得为方便,虽广行六度,亦知乃梦中佛事。穷则独善,达则兼济,素位而行,更无羡慕。当然对初机而言,物质财富支命,精神财富助道,都不可缺少。但个人认为,佛菩萨只是让佛子们脱离饥寒、衣食丰溢而已,不会支持其恣纵贪欲的。先以欲钩牵,最后还得令入佛智。

李亚琴:佛教徒追求财富的目的和途径都应是正当的。作为一个居士,虽然和别人做着同样的工作,但发心要纯,要有热情回报社会的心,要有乐施众生的心,这样财运就会增长。如果财富还是不多,也不用执意追求,深信因果的人对财富应淡然处之。

刘腾亮:追求财富是手段而非目的。我自己也追求财富,但目的不是为了享乐,而是用它来帮助自我修行,并去帮助他人信佛、学佛。人体是四大假合,要维持相对的平衡。如果过于贫穷,肉体承受的痛苦过大,是不太容易修行的。太苦和太乐都是极端,所谓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所以应当奉行中道。

 

强调信仰与精神的重要性,是否一定要以牺牲物质利益为代价?

王一蘅:把两者分割开来,只会导致绝望和精神分裂。

夏莲:牺牲的只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但成就的是众生福田,同时自已也能得到更大的利益。舍有限之财作无边之利,何乐而不为?

见明:我认为这是在信仰上诚与不诚的问题。在半信半疑的状态下,必然会衡量物质与精神哪个更重要,而虔诚的信仰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菡萏:应抱着随缘不变的心态,明了牺牲的目的和本质。如果确实需要牺牲物质利益时,应该毫不犹豫的牺牲。但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否则也是急功近利。

蒙卫芝:特定情况下可以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但是这种牺牲不应是无益的。佛陀在世时,印度有很多修苦行的外道,佛陀并不赞成无益苦行。

果菁:《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并不是要我们放弃所有,而是强调佛法的中道观。《维摩诘经》也告诉我们,维摩居士在生活中实践佛法:虽然身为在家弟子,却常奉持清净戒行;虽享有富贵荣华,却不为物欲所牵引,是在家弟子实践佛法的典范。

徐冉:一点物质利益不舍得牺牲,无论说得多圆融,都说不过去。

李亚琴:我想除非是特别对治物欲的想法,一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因为物质本身是无自性的,善加利用也能为精神文明作贡献。比如寺庙建筑也是物质造就,而住持其中的僧团又代表着信仰,物质和精神在这里就是统一的。

刘腾亮: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比方说,某人觉得一本书没用而丢在垃圾堆里,另一个人捡到后却如获珍宝,这里就没有发生“牺牲”和“代价”的矛盾。真正学佛的人,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发生根本转变,这也可以说是硬指标,否则必定尚未入门。具有智慧的人,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和常人不同,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因为众生是颠倒的,想要解脱就必须再颠倒过来。对我来说,学佛是生命的全部而不是生活的点缀,所以肯定要否定许多世俗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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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与魔

法 雅

 

一、有限性之歌 

 

歌为心声。尽管心声可以作为一种魔性而流露。《阿含经》中的波旬就是这样一位魔性的歌者。

四部阿含的经文中,皆有提及波旬之处,其中较为集中的地方是《杂阿含》的第三十九和四十五卷等。在《杂阿含经》卷三十九,波旬“反复”以偈而歌演魔性。在1091节,波旬展现的是手执琉璃柄琵琶,鼓弦而歌的形象;只不过,当佛同样以偈的形式对答了他,这位歌者先是“忧恼”,“琵琶落于地”,继而“内怀忧戚”,“没而不现”。这位歌者在佛陀面前,常常是这样失意而沮丧的。

我并不试图仅从《阿含经》的文学性上来说明何以称波旬为歌者。印度古典文学从《吠陀》以来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多是歌集,类似于古希腊的史诗,它们都是以歌演口传的方式继承发展下来的。作为早期的佛典,《阿含经》多多少少保留了古典歌集反复咏唱之风,是很自然的,在这里也无需特别说明。而若深究何谓歌者,这只能在文学之外。歌者必然是洞达者,其声音超越个人性,具有一般的、普遍的意义,并且深远地回响。俄耳浦斯即便不鼓弦,其声音也已是漂离之歌,因为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漂离。同样,佛陀的讲法无不是法音宣流;如果不能唤起人们内在觉性的共鸣,他宁愿沉默。而波旬呢,他宣演的是人的有限性之歌,是爱欲染著之歌,是忧惑恐惧之歌,是放逸懈怠之歌……只要未成就,人人心中都有一处有限的角落,就像一个音箱,只要波旬一开口,他的歌声就在其中波动。而成就者的心胸是无限广大的,其中一派宁静,根本没有魔音着落的地方。

“心无所著法,超出色结缚,了达一切处,不住魔境界。”(《杂阿含经》卷三十九,1102)而有限性,就是可住性,可结缚性;有限即未了达一切。可以说,凡是有限的境界都是魔的境界。

 

 

二、《阿含经》中的魔波旬

 

波旬(梵文Papiyas或Papman)在《阿含经》中常作魔(mara,即魔罗),或魔波旬(Mara-Papman)。经载,他是欲界第六天主,故又称为“自在天主”或“天子魔”,其所为,在于夺取或断除人的生命、善根,而妨碍善事、破坏正教。有意思的是,波旬的在世,恰恰与释迦牟尼佛同时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恶魔之“出现”于佛经,并不单单限于《阿含经》,其他如《愣严经》、《佛本行集经》、《大品般若经》等经典中皆广载恶魔或波旬之名相、语意,及其娆害佛陀或诸修行者、破坏善法的事迹。本文主要是从《阿含经》中波旬的行迹、变化出发去揭示其性格之特征——即魔性的。

波旬常常追随佛及其弟子,进行娆乱、留难。其行迹所到之处,遍及王舍城、毗舍离城、波罗柰国、郁鞞罗聚落、娑罗婆罗门聚落、释氏石主释氏聚落、乌暂婆利梵志女林、婆奇瘦鼉山怖林等各处,可以说,凡是佛及其弟子所在的地方,波旬皆可能出现。波旬既出现于佛成道后与入灭前这样的重要时刻,又频频出现于佛陀独处径行、卧息、禅坐、乞食,以及为比丘或四众说法之时,还常常单独出现于佛弟子跟前。通过其他经典,我们还可知,佛在成道之前亦曾与波旬发生过“交锋”。

逆佛乱僧时,波旬会借用多种变化手段。如化身年少、大龙、少壮婆罗门像、大牛、壮士大身,或施以碎石、蒙蔽阿难等魔法;在《中阿含经》的降魔经中,波旬是化为细形而潜入大目犍连尊者腹中的;有时波旬会直接以魔力动乱梵志心意。在《杂阿含经》卷三十九中,波旬的三个女儿爱欲、爱念和爱乐也来到佛面前进行娆乱。从策略上讲,波旬对佛及其弟子可谓软硬兼施,极尽威吓利诱、诓瞒误导之能事。如《杂阿含经》卷三十九波旬“执大团石,两手调弄,到于佛前,碎成微尘”(1087),及“化作大龙,绕佛身七匝,举头临佛顶上,身如大船,眼如铜炉,舌如曳电,出息入息若雷雹声”(1089)等,这是使用威吓的策略。再如波旬对佛说“大修苦行处,能令得清净,而今反弃舍,于此何所求?欲于此求净,净亦无由得”(1094),这是以极端苦行来误导正修行。而有时波旬看似来称赞佛,实是威逼不成,而改为打“糖衣炮弹”:“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今可作王,不杀生,不教人杀,一向行法,不行非法。世尊!今可作王,必得如意。”(1098)佛要作的是三界的法王,而不是人间的转轮圣王,所以,波旬的赞叹和怂恿,实际上也是一种扰乱。正如印顺导师所说,我们不但要降服自己内心中的懒惰、懈怠、放逸等的恶魔,对于师友们的劝慰,也要多加留意;凡是引导鼓励我们向上进步的,才是善知识,而劝导我们退一步的,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是恶知识,也就是魔。另外,在阿含经中,波旬还直接诱导修行者,使其发愿往生魔界,例如,他对优波遮罗比丘尼所说偈:“三十三天上,炎魔兜率陀,化乐他自在,发愿得往生。”(杂含卷四十五1026)

由以上几个方面可知,魔波旬与佛及其弟子的关系实在是很“密切”的。波旬施展种种变化和伎俩,这只不过是魔法的外在形式,魔法的实质内容是以放逸、爱欲、忧惧、退转、愚蠢的苦行以及片面的执著等动乱或蒙惑人心。可以说,正是这些构成了魔性的“实体”。如果说可以把由一己身心所生之障碍称为内魔(内枪),把来自外界之障碍称为外魔,那么,究竟而言,此二魔实为一魔,实为心魔——心魔是人天绳索。因为,无论魔性以什么样的侧面表现出来,最终都要通过我们的心来起作用。一方面,我们要向善,要修习佛法出离三界;同时,面对客观环境和人际的种种障碍,以及自身的种种病苦,我们人性中的弱点,即我们内心中懦弱、自私、愚蠢的方面,就容易趁势生起、显现出来,从而使我们退失道心。这就是着了心魔,前面所说的人的有限性,其实正是指这种心魔。

《阿含经》对恶魔侵扰佛及其弟子身心的有关描述,可谓详尽、生动。而经中对波旬的心理以及性格的描写——如何作意娆乱或留难佛及弟子,乃至于被识破后之沮丧、忧戚、惭愧、懊恼,以及当佛告以即将灭度时之欢喜踊跃等,尤其让人难忘。这些文学性的效果无外乎带来一个人性化或人格化的恶魔,进而又深刻地反映出,在人性之外无处有恶,在人性之外无处有善。所以说,魔性不离人性。

此外,在《阿含经》有关波旬的文本中包含了丰富的佛法思想,如其集中于《杂阿含经》卷三十九中的,大致上就有:四圣谛(1101);舍无益苦行而修正愿、戒定慧(1094);佛对饮食的态度——欣悦为食,不依有身(1095);以哀愍众生故而行教化(1097);舍非时乐而就现世乐——离诸炽然,不待时节,能自通达,于此观察,缘自觉知(1099);修平等观(1099);正念系心修禅定三昧(1093、1100);不住色著法(1102、11030);断欲离爱(1086、1087、1091、1092、1099)等。

 

三、佛-魔关系

 

魔界义有二。其一指欲界六天之他化自在天、化乐天、兜率天、夜魔天。其二指魔道,即指恶魔之境界。前者见于《长阿含经》卷二十忉利天品;后者集中见于《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九。在《杂阿含经》中与魔及魔界有关的名词,还有魔军(1091、1092)、魔境(1092)、魔境界(1102、1103)等。

《大智度论》说,除诸法实相外,其它一切均为魔。佛教修行的目的是成就圆满觉悟,这就是要超越人的有限性。超越有限性即是去除与超越魔性。《杂阿含经》卷三十九所集中开举的放逸、爱欲、染执、恐惧、退转……等境界即是魔境界,波旬的三女爱欲、爱念、爱乐亦即是魔军。以上种种,实质上都是人自身的有限性,是人的心境、人性的弱点。不仅是世间的一般人,即便是修行人,如果不够精进,缺乏定力和正念,也容易堕入魔道或魔境,而克服这些弱点,超越这样的有限性,正是佛教修行的重心所在;也正因如此,于一切有为法无所著与勤修戒定慧,就成为了圆满觉悟的基础。

魔既由心而起作用,自然亦由心而退灭。在《阿含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佛在遭遇波旬时,总是要作是念:我知汝(恶魔)。而波旬在隐没前也总是会想:佛(沙门瞿昙)已知我心。这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退魔却乱的重要而根本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修正念:

“如是知恶魔,于是自灭去!”(《杂阿含经》卷三十九)

这里,知就是觉知,正念或观照。所谓:观念念即住,就是这个意思。在《阿含经》中,“正念”是得到反复强调的:

“身得止息乐,心得善解脱,无为无所作,正念不倾动。了知一切法,不起诸乱觉……”

“于佛无价宝,正念系心住。随汝变形色,我心不倾动;觉汝为幻化,便可从此灭!”(《杂阿含经》卷三十九)

正念反映了定力,而定力的建立与培植,必然是跟精进心、慈悲心与般若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对治魔性,也正是精进修定,悲智双运,故也就是显发佛性。

在《杂阿含经》卷三十九中,佛所说的两个经偈道出了五蕴六识的身心与魔界的关系:

“色受想行识,非我及我所;若知真实义,于彼无所著。心无所著法,超出色结缚,了达一切处,不住魔境界!”(1102)

“色声香味触,及第六诸法,爱念适可意,世间唯有此。此是最恶贪,能系著凡夫;超越斯等者,是佛圣弟子,度于魔境界,如日无云翳。”(1103)

著于或系于身心境界即是住于魔境,不住即超越此魔境界,即了达一切。了达一切即敞开了无限的“如”的境界,即是通达于佛性或佛界。什么是佛界?佛界是超越魔境界,是超越一切境界,是无境界——实相非相而依相显。在《阿含经》有关波旬的文本中,显而易见,正是在魔性作种种张扬之处,佛性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魔界即佛界”(《摩诃止观》),或者,“魔界如即是佛界如……不二不别”(《首楞严三昧经》)。

正像在欧洲的浮士德传说中,浮士德博士与魔鬼墨菲斯托曾“签下契约” ,在《阿含经》中,佛陀与魔波旬也有过两次“约定”。第一次是佛陀在尼连禅河边菩提树下初成道时,波旬到佛跟前,劝请入灭,佛与之“约定” :“……须我诸弟子集,乃至天人见神变化,乃取灭度。”第二次时,佛陀年已八十,身老体疾,波旬又来到佛前劝其入灭。佛陀说:

“止!止!波旬!佛自知时,不久住也,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长阿含经》游行经)

每当读到此处,我的内心都会被深深地打动。也许正是在这种死亡约定中,佛陀内在的平静打动了我。与其说在约定中,佛陀与波旬之间长久的默契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么不如说,这种默契是佛陀深刻地默契于其自身,或所谓生命本身。一切深义都在于佛陀对自性的通达。通达自性即能平静安详地纵浪大化之中,这是通达一切的标志。通达一切,必通达自性;反之,通达自性,即标志着通达一切。通达“一”与“一切”(宇宙)正是佛教修行的目的,也是印度其他林栖圣哲们努力的共同目标;生是为了亲证生命与一切对象的和谐无碍,灭是使生命融化、契合于宇宙万物。

正是在衰老病痛与平静安详的入灭中佛性得到了最高体现(涅槃)。与此形成天壤之别的是,浮士德通过与墨菲斯托的“契约”,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以此而换取知识与权力。浮士德与墨菲斯托的对立与统一反映的是在个体生命中,魔性(墨菲斯托式的)与人性的一体两面的关系。这种关系揭示了人类心灵内部的冲突——求知的崇高与危险,靠这种内在的张力与冲突实现了(欧洲式的)荒谬理性与悲剧性人格。不同于墨菲斯托与浮士德在浮士德传说及诸作品(匿名作者的《浮士德书》,C·马洛的《浮士德博士悲史》,歌德的《浮士德》等)中的一体两面、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阿含经》中,佛性与(波旬)的魔性却是体用关系。佛性为体,魔性为用。《阿含经》中波旬的所有性格表现,都是为了体现佛性——正像波浪体现了水一样。所以埃略特说得对,究其实,摩罗并不是毁坏好世界的恶魔(《印度思想与宗教》),而是佛性借以显现的力量。从大乘法门言之,魔王实为深位菩萨以大方便力所示现者,其目的在于教化众生。

 

 

四、摩罗的基因

 

在浮士德的后期传说及有关作品中,魔性即人性(一体两面),而在《阿含经》中,魔性即佛性(体用关系)。但是,要分清这里的魔性是在不同层次上说的。由人性到佛性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而同样是魔性,墨菲斯托的魔性与波旬的魔性也必然是差异的。在《浮士德》中,浮士德最终得以净化和赎罪——基督教强调恶魔是罪或原罪,而在佛教乃至大多数印度宗教体系中,世界的缺陷被认为是痛苦而非罪(埃略特)。释迦牟尼初成道时所思维的问题不是罪或原罪,而是生老的痛苦,通过逆顺观十二因缘,佛陀找到痛苦的根源,那就是痴(无明)(《长阿含经》大本经)。痴是难以去除的。由于不能精进修行,不能开发慈悲心与般若智,染著、爱欲、放逸、疑惧……等等,皆成为我们人生的巨大障碍。

如果说无明是流转生死的根本,那么无正念就是魔罗的基因。无明的存在和正念的缺乏,凸显了社会现实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与危机,凸显了人的认识与心智活动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与危机。逐渐增长的复杂性使善与恶都同时有所增长,从而使社会中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内部时时刻刻都发生着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善恶之战,也是生死之战。根据佛教的缘起观,没有一个绝对的死亡,死亡是当下的,死亡时时刻刻都发生在我们身上。魔罗的基因,使我们听任自身陷于无明而不能自拔。不打赢这场战争,不战胜魔罗,不战胜自我,我们的生命就会永远在大苦中轮回;反之,征服了自心的魔性,我们的生命就解脱了无明和痛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真正幸福美好的人生。《阿含经》中的佛陀及其弟子,为我们树立了勤修正念、增长慈悲与智慧,在这场与魔性的战争中取胜的光辉榜样。

在今天,我们的整个社会现实与认识活动,无论就其复杂性还是危机性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可以说,现在的人都发疯了,现在的人都着了魔,一个魔罗的时代已经到来。佛教承认“诱惑者”或“魔”的重要性,佛教的修行实践紧紧围绕着对治恶或魔性这一中心,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在《阿含经》——这部佛教的“创世纪”中,违逆佛与娆乱僧的极恶者魔波旬的形象与性格是丰满的、复杂的,在每次与佛的“交锋”之后,波旬或忧戚,或惭愧,或欢喜……,我无法判断在佛陀灭后,波旬的“内心”会有怎样的反映,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再一次弄弦而歌,尽管我不知道那是孤独的歌、失落的歌、悻悻的歌,还是得意的、喜悦的,或者赞叹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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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富的随想

悲 智

 

财富不仅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财富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们的人生态度。

在学佛以前,听说香港片《霍元甲》中演霍元甲的那个人出家了,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在世,粗茶淡饭足矣!”我听了很感动,且回味体验了许多年。后来开始学佛,也是用这句话来构筑自己的价值观。我坚持吃长素,喝很便宜的茶,穿着也尽量简朴。细细体会粗茶淡饭的人生,很有一番滋味。

外国有位学者通过计算发现:人类只需现有物质财富的几十分之一,就完全可以幸福地生活。我觉得,这其实是人类学的大问题。我们整天说自己穷,并为这种贫穷的感觉而痛苦,到底是为什么?西方理论界提出了“异化”的概念,认为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异化”。也就是说,现在的许多消费都是异化的,所谓的物质消费其实是心理消费,而所谓必需性消费其实是奢侈性消费。

我们常常笑话孩子玩许多没有意义的玩具,其实成年人又何尝不是沉溺于种种玩具中呢?反思中国二十年来流行的消费时尚,从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视机,到VCD、DVD乃至家庭影院,每一样都曾经让我们趋之若鹜又弃如敝履。我们拼命追求的这些,难道是我们的真正需要吗?如果是,为什么它们会那么快地失去作用,那么快地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现在很少有人再听收音机、录音机了,甚至VCD、DVD也不再让人感到兴奋。现在人们梦想的是家庭轿车,好象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交通不便。

这就是成年人玩过就扔的大玩具。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消费的异化”,这种“异化”消耗了多少资源?浪费了多少财富?消耗了人生多少宝贵的时间?现在流行一个绝妙的词:“发烧”,实在是一针见血--因为没有理智和智慧而处于病态之中。

从个人角度来说,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我们不妨看看今天的社会现状:震耳欲聋的现代音乐,已使现代人感到麻木而迟钝;目不暇接的山珍海味,已使现代人感到无所适从;而高度的物质消费,更使许多现代人变得精神空虚,只知一味地追求刺激。这是一个老子所说的“人心发狂”的时代,一个可怕的时代。

人的各种感知、享受,实际是由主体(人自己)和客体(被感知的客观事物)共同决定的。如同改进收音机的接收效果,或者加大外部信号的发射强度,或者提高内在的接收灵敏度。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人类。我们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为什么不改造自己的心灵世界,提高我们的“接收灵敏度”呢?美好的事物都在我们身边,为什么我们总是感受不到呢?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总是苦苦地“外求”,而不考虑“内修”呢?

从社会角度来说,“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短短二百多年,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和利用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可人类“解放”了吗?“自由”了吗?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产业革命迅速打破了国家间的力量平衡,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势能”,又演变为“动能”——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连连发生的“2.5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革命的、进步的人类文化吗?事实上,它只是使人类变得更加疯狂,使人类更加信奉“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

曾几何时,“竞争意识”已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不能否认竞争带来的活力,但盲目强调竞争,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因为过度竞争必将激化人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必将造成资源的快速枯竭,造成环境的急剧恶化。竞争的哲学来自于“动物法则”,即“丛林法则”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片面的哲学思想,其结果只能加速人类的毁灭。实际上,“生物达尔文主义”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十分荒谬,它只是建立在自我利益上的短期行为。在生物界,竞争现象确实存在,但共生现象也同样存在,而一些人却把竞争无条件地抽象成为自然界的“绝对真理”,只字不提共生现象的存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粉饰掠夺和屠杀,为强权寻找美丽合法的外衣。

无休止的竞争,更使现代人的生活变得高度紧张。即使在和平时期,有多少人能好好地品味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心灵被这样或那样的烦恼所占据。当我们发明了机器,并用机器来组织、构造现代社会时,自己也变成了这个机器系统中的一个小小齿轮,只能迫不得已地随之运转,“自由”何在呢?这里是“信息爆炸”,那里是“金融危机”,我们何时能真正静下心来?何时能体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祥和心境?

万物都是相互制约的。如果一个单元不受限制地生长并扩张,那是癌细胞的特征。当癌细胞把肌体破坏之后,自身也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所以说,人类要幸福平安地生活下去,就必须知足而有所节制,必须考虑整体的和谐与平衡。

对于财富,我们应该从古代哲人的思索中去寻找答案,那里有着关于和谐、中庸和天人合一的法则。我们也应该从佛教的智慧中寻找答案,早在两千年前,佛陀就为我们讲述了如法求财的种种方便,更为我们讲述了因果之理、缘起之法和中道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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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管理 适应时代

西园寺财务室

 

寺院财务管理是寺院管理的重要基础。寺院财务搞得如何,直接影响佛教事业的开展,影响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教徒的生活。为此,西园寺的财务管理工作,始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国家相关财务管理政策和规章制度、国务院宗教事务局(1981)178号文件和中国佛教协会制定的《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为依据。同时结合本寺院的特点,制定具体的财务管理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提高,硬件与软件设施的增设,寺院财务管理也在加强力度,强化工作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僧众和员工的生活质量也同步提高。

 

 

一、规范财务制度,强化财务管理

 

针对财务管理的重要性,我寺首先在财会人员的选用上严格把关,在财务人员任用之前,须经严格考察,最终选用有道心、有责任感的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僧职人员从事财务工作。如今财务工作由有相当财务工作经验的三位法师,共同分工、合作地执行,业务上做到分工到位、职责到人,确保各项财务工作顺利有序地展开。他们业务娴熟,对工作认真负责,不折不扣的西园风格,得到了常住的信任。西园寺财务管理经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制度化

1993年10月21日通过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中的第八章“财务制度与物资管理”、第五章“生产自养事业与布施佛事收入”,以及《佛协、寺院财务制度》等,都对寺院的财务管理,进行制度化制约。这是指导财务工作的基本法规,我寺进行了坚决的贯彻执行。财务室始终严格遵从有关财政政策和财经纪律,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在日常运作中严格做到帐册分类、专帐专册专用。帐册字迹端正、整洁,帐目清楚。财务工作人员定期检查各类财产物资的清理工作和盘点情况,每月都与有关部门核对帐面内容。皆能做到帐与物、帐与帐、帐与款、帐与表符合,各项工作均依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操作和运转。

 

2、程序化

财务管理,收支依法,核算公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赋予会计人员的“天职”。西园寺财务人员依法执行日常的发票报销,付款票据都进行严格审核,必须符合报销发票所具备的程序方给付款。对票据有无复写字迹、日戳、签字笔迹等等,如有疑问者,坚决拒付。每一款项皆依循经办人、验收人及部门负责人分别签字,最后一关是大和尚审批,方可报销。这样一环套一环,层层严谨对待,严格把关,杜绝疏漏。而较大款项支付,必须预先书写申请报告,说明用款之原因,金额多少,经部门负责人同意,然后经寺院组织上协商,呈报财务主管审批后,方予付款、汇款。2002年4月4日,苏州市宗教局财会领导来我寺对财务工作进行审计,对其中的帐本规范、制度健全、程序完善,以及普仁大和尚的一支笔,给予了很高评价。

 

3、规范化

财务人员的工作处在经济工作的第一线,结合寺院的特点,维护国家方针政策,进行把关守口,履行会计的监督职能,监督各项收支活动是否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办事。尤其是财务人员一尘不染、正道直行的品德就显得特别重要,要随时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贪污盗窃、挥霍浪费等行为进行抵制。

寺院发生的每一笔收支业务,通过规范化的计算、汇总、上报及归档,为加强财务管理提供重要的数据资料,所以财务人员不仅是寺院管理的命脉之一,也是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此这项工作是“光荣的岗位,艰苦的任务”,财务人员的工作得到了全寺僧俗的充分理解与倾力支持。

 

4、专业化

本寺用人极其注重以德为本,同时兼顾学历和年轻化,正常要求必须是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特别是财务人员,应当是佛学院毕业,具有一定的佛学基础及深信因果,经过客堂等有关部门的考验,被认为是忠厚老实,工作认真负责,具有财会基础知识,经寺院主要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后,方可进财务部门工作。

同时,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修学知识。这是管好各项寺院资金,保护寺院财产,增收节支,发展佛教事业的关键。本寺财务人员定期送往市会计培训中心培训,财务室也常备《会计之友》、《会计实务》、《财经法规》、《审计》、《票据法》等有关财务资料,进行学习与提高。尽量与社会接轨,达到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业务水平。

 

5、现代化

21世纪的今天,高科技被人类普遍的运用。西园寺为了与现代财务电算化趋势接轨,2000年6月份在苏州市佛教界率先正式运用财务软件,填补了苏州市佛教寺院财务电算化的空白。电算化技术的运用,能够随时操作,迅速、准确的核对有关财务资料。全面提供各类财务项目信息,即时全方位反映所查的内容与数据,克服了人工查帐速度慢、易漏查的欠缺。基本做到天天对帐,这样,更确保财务的安全,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

当然,财务方面除了做到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之外,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如民主理财、财务公正、公开等方面。同时,还应主动反映真实资金流动情况,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实事求是。对正当的开支积极支持,主动配合,不设卡,不刁难,不任意降低标准,遵守财务制度,不避亲疏。财务人员们克尽职责,钻研业务,体现了西园寺的财务作风,起到了模范表率作用。

 

 

二、适应时代,树立理财意识

 

《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第23条:“根据农禅并重的传统,因寺制宜,举办符合寺院特点的农业、林业、手工业等事业和法物流通、素斋、客舍等自养事业,逐步做到以寺养寺。”常言道:经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寺院同样也不例外。所谓财务收入当然来自方方面面,城市寺院的特殊情况,不可能进行农禅、林业等事业,但同样可以积极有效地进行增收创收。西园戒幢律寺其主要收入来源是:门票、写缘簿、功德箱、善捐款、法物流通和茶饮小吃等几个方面。其中门票最为主要,其次是写缘簿,其三是功德箱,这些为西园寺主要经济来源的组成部分。随着旅游方向的多元化,造成西园寺游客量逐年下降,门票等财政收入大大下跌。尽管近几年,西园寺僧团的发展,下院定慧寺的修复,创办戒幢佛学研究所及筹建“三宝楼”工程的前期筹备等投入大量资金,使西园寺的财务负担比较重。但是,既定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这关系到佛教事业的未来,我们要精进不懈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诸多困难。面对以上困境,西园寺积极开发新的经济项目、强化理财意识,开源节流,二件事情是同等重要。例如,2002年初,根据苏州市府精神,我寺积极响应,为市民提供便利,办理年月票参观寺院。同时,专门成立工艺组,不断开发佛教法物,已制作了千手千眼观音卡、开光证书、新款彩色五百罗汉卡及各种佛像挂件饰品,扩大法物范围,经营方式更加灵活,使其充分为寺院财务服务,取得较好效果。下一步还计划进一步开拓自己寺院的特色相关产品:如西花园放生池斑鼋系列纪念品的生产。再如适当开展法务活动,以突出佛教文化特色,充分满足信众宗教生活的需要,扩大西园寺在信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节省寺院各方面开支,相对创收而言,节省每一分钱的资金也就是积累。对药费、上网、电话费、购物手续等严格控制,勤俭节约本来就是佛教财务管理的优良传统,也有助于寺院道风建设,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在丛林管理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西园戒幢律寺的财务管理经验概括起来就是:既继承汉传佛教财务管理的优良传统,又适应时代,坚持以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为纲领,积极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面向未来,而又高树戒幢风范;坚持“三风”建设。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我们的管理还有许多不理想的地方,尚存在许多不足,还有待于我们长期努力,逐步改善。我们还应当勤奋精进,虚心向先进学习。

 

  本文为西园寺财务室在“江苏省宗教局财务培训班”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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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财富

尹 慧

 

在我们的生活中,财富是放不下的甜蜜负担。我们背着财富的重担,眉头紧锁,身心疲惫,所能品尝的也只是背篓中几颗干枯的果子。而财富似乎又有难以想象的魔力,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把生命交到它的手中,任其侵占吞噬,直到生命旅程终止的那一刻,仍然带着迷惘的笑。

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运转的齿轮,财富就是它不断运转的枢纽。我们每个人都盲目投入在追逐财富的旋涡中,努力构建心目中辉煌的财富金殿。接着把自己关在里面,陶醉于这种囚笼的生活,忘了身在何处,更不知将走向何方。

在这种追逐财富的癫狂状态中,善良、正义、崇高似乎都成了奢侈的字眼。能够让人们大脑皮层兴奋起来的,只剩下电脑屏幕上不断增值的数字;只剩下汽车、洋房堆积起来的物质泡沫。在财富席卷一切的吞噬中,人性中一切曾经被认为是最美的东西被毫不犹豫地拿来和财富作了交换。每个人都以为交换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占有的短暂兴奋之后,是漫无尽头的绝望和空虚。生命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物质决不能抹煞人类追求崇高精神的本性,人活着也决不是仅仅因为财富。于是,人们渐渐从癫狂状态中清醒,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重新审视财富的价值。

创造财富只是一种生命的冲动,而我们却把自己创造出的第二性的东西,人为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用来约束奴役自己的生命。从而堵塞生命之源,使生命变为一潭死水,丧失向上的创造力。生活失去了本应有的恬静和谐,每个人都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追逐中疲于奔命。人类在穷困中被穷困压迫,只能充当生存的奴隶;但人类在富有中又转而被财富压迫,结果成为财富的奴隶,充当生活工具的工具。如今,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就被这种欲望的惯性驱使,早已突破了温饱的界限,却还停不下茫然的脚步,仍然执迷于数量的积累,最终导致了价值的丧失,人性的堕落。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绞尽脑汁思考的,只是怎样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满足一个会出现另一个。于是,需要、满足、再需要、再满足......形成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人们追求财富的脚步从未因一时满足而停止。不仅如此,还总是不知疲惫地对财富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以保持对财富的恒久兴趣。似乎除了对财富的追求外,生命已空无一物,无所寄托。

我们要找回生命失落的价值,就必须从对财富的执迷中退出来,找回生命中第一性的东西;就必须摆脱财富的奴役,把财富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生命的全部甚至终极目标,还生命以清净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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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不是鬼节

圣凯法师

一、盂兰盆会的由来及其发展

 

盂兰盆会,是汉语系佛教地区佛教徒根据《盂兰盆经》而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法会。《佛说盂兰盆经》为西晋竺法护所译,全文八百余字;与此经同本异译的还有东晋失译的《佛说报恩奉盆经》,又名《报象功德经》,其文字更短,约三百余字。另外,在《开元释教录》卷十八“疑惑再详录”中有《净土盂兰盆经》一卷,此经已佚;《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引用其文,称为《盂盆净土经》,说十六国王闻佛说目连救母脱苦之事,各造种种宝盆以盛饮食,献佛及僧事。

《盂兰盆经》的经题有两种解释,一说“盂兰”为梵语译音,义为倒悬(困苦),“盆”为汉语,即盛供品的器皿,据说这种供品器具可解先亡的倒悬之苦。第二种说法是“盂兰盆”三字都是梵语Ullambana译音,意为救倒悬。实际上第一种解释是误解,第二种解释才是正确的。

据《盂兰盆经》所载,佛弟子目连以天眼通见其母堕在饿鬼道,皮骨相连,日夜苦闷相续;目连见已,以钵盛饭奉母,但是他母亲因为恶业受报的原因,饭食都化为火焰。目连为了拯救母亲,向佛陀请示解救的方法。佛陀于是指示目连在七月十五日众僧自恣时(印度雨季期间,僧众结夏安居三个月,此日是安居结束的日子),以百味饮食供养置于盂兰盆中以供养三宝, 以此功德使七世父母和现生父母在厄难中者,脱离饿鬼道,生人世或天界受乐。

《盂兰盆经》中说:“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中常忆父母供养,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顺慈忆所生父母,乃至七世父母,为作盂兰盆会,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此外,在盂兰盆会中所设之斋食供养,称为盂兰盆斋;供佛的百味饮食和百种器具,称为盂兰盆供。后世多以瓜、果、面、饼、茶、饭等,供养饿鬼。

至于依据《盂兰盆经》而举行仪式,创始于梁武帝萧衍。《佛祖统纪》卷三十七记载,大同四年(538),梁武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梁武帝于每年的七月十五日给各个寺院送盆供养,用车每天运送。唐代风俗对于盂兰盆供十分重视,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卷六十二“祭祠篇”记载,当时长安西明寺、慈恩寺等,皇帝每年都送盆献供,并且有专门的送盆官人,来者非一。有时皇帝宫内也举行盂兰盆供,供器十分庄严,以金银作为装饰。民间于盂兰盆会也日见热烈,如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四年(844)条记载,当时长安民众作各种奇妙的花蜡、花饼、假花果树等,七月十五日在城中诸寺设立供养,城中百姓都到寺庙参观,乃一大盛会。不仅在家信徒竞修供养,出家僧人也各出己财,造盆供佛及僧。

到了宋代,这种风俗一直在沿续着。但是盂兰盆供的富丽庄严和供佛及僧的意义减少了,荐亡超度的意味更浓。北宋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条记载,当时寺院印售《尊胜陀罗尼经》、《目连经》,又用竹竿搭成三脚架,高大约三、五尺,竹竿上织成灯窝形状,称为盂兰盆。在三脚竹竿的周围,挂上纸衣、冥钱,用火焚烧。在大街上,从初七至十五,乐人上演《目连经》救母戏剧,观众很多。

宋代以后,盂兰盆会成为寺院中每年重要行事之一,其主要内容是诵经施食,白天诵经,晚上放焰口施食。元代德辉重编《百丈清规》卷七“节腊章”月分须知中说:“七月初旬,堂司预出盂兰盆会诸寮看诵经单,预率众财办斛食供养。十三日散楞严会。十五日解制。当晚设盂兰盆会,讽经施食。”元代明本《幻住庵清规》说:“七月,(中略)十五日解制人事。此夜分启建盂兰盆胜会以济幽爽,以报劬劳。此会亦须预出经单,请大众随意披阅。此会有开甘露门一坛,请依而行之。”这就说明盂兰盆会的主要内容在于诵经施食了。

这种仪式一直流行到明代。明代袾宏《正讹集》中曾加以辩正:“世人以七月十五日施鬼神食为盂兰盆大斋之会,此讹也。兰盆缘起目连,谓七月十五日,众僧解夏自恣,九旬参学多得道者,此日修供,其福百倍,非施鬼神食也。施食自缘起阿难,不限七月十五。所用之器是摩竭国斛,亦非兰盆。盖一则上奉贤圣,一则下济饿鬼,恶可得混?”清代仪润曾欲两全其道,谓日献兰盆,恭敬三宝;夜施斛食,普渡鬼神。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八中详载《兰盆仪轨摘要》,其中有净坛绕经、上兰盆供、众僧受食诸仪节,又附兰盆会约二十一条。但是各寺院遵行者不多,在群众中仍多以荐亡度鬼为盂兰盆会的主要行事。

 

 

二、可以改变的“七月”

 

1、七月不是鬼节

炎热的七月,却是“鬼”的世界,这总是令人感到有点不自在。七月,鬼节,世间与阴间,似乎在这个时候得到一种连接。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或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在日本、韩国,忙碌的人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忙着纪念死去的祖先。但是,七月,却不应该是“鬼节”。

人死为鬼,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但在佛教里,人死后不一定为鬼,有可能因清净业而往生净土,或者因善业而生为天人,或重新投胎为人,等而下之,才可能为鬼,乃至到地狱受苦。佛法的因缘业报告诉我们,鬼趣众生多为嗔心太重。所以,我们纪念“鬼节”时,应该想到嗔心的危害性。

嗔,就是对不喜欢的事物所产生的厌恶心理。有些人怒目狰狞,这是外现的嗔心;有些人口蜜腹剑,这是隐藏的嗔心;生活中的破口相骂,举拳相打,都是由于内在的嗔心所发动!

当一个人嗔心生起的时候,再好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毁坏。我们常见到家庭里夫妻起了争执,某一方为了发泄自己的嗔心,什么心爱的物品打破了也在所不惜,等到事后花钱再买,只能懊悔不迭。人们往往为了一时的感情冲动,压制不住嗔怒之火,恩爱的夫妻因此离婚,相知的朋友因此反目。嗔心是希望加深别人的痛苦,但首先伤害的却是自己。不论什么刻毒的言词,不论什么狠恶的手段,都会从万恶的嗔心中衍生出来。经中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恚之火,能烧功德之林”,嗔心的确是人生最大的不良情绪,对身体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

人与人之间,因为嗔心而产生争执。而种族之间、国家之间,更会因为嗔心的扩展而导致可怕的后果。中东问题久久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印度宗教之间的冲突又使多少生灵涂炭,9·11事件的阴影至今还萦绕在所有爱好和平的人的心中,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颗可怕的嗔心。人类只有灭除嗔心,才能和谐地相处,才可能实现永恒的和平。

所以,炎热的七月,需要我们一颗清凉、宁静的心。“坐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只有这样,火焰才能化红莲,炎热的娑婆世界才能成为“清凉地”。

 

2、活着比死去的重要

炎热的七月,却传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庄严的施食道场,感人的梵音,但总是令人有几分凄凉。死者往矣,生者又有何奈呢?但是,生命的无常会令我们更加珍惜难得的亲情与缘分。

目犍连尊者原为救度其母,而于七月十五众僧自恣日供养众僧,依众僧道德力令其母得免于难。因此,盂兰盆会的来源于目犍连尊者的孝心,这是最根本的。

在中华文化中,“孝”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孝”,是对生命的挚诚感谢,更是无悔无怨的回馈报恩。孝是对国家和亲人的至真感情的流露,是人我之间应有的一份责任,是人伦之际的一种密切关系。在千百年流离颠沛、迷惘失措的时空里,孝维持了长幼有序、世代相承的美德,并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伦理。中国文化主张三纲五常,但是一切人生的重心主要在孝道的阐明,以孝顺为中心,扩而充之,对国家的孝顺就是忠,对兄弟的孝顺就是悌,对朋友的孝顺就是义,乃至对众生的孝顺就是仁。

在动物中,有“羔羊跪乳”、“乌鸦反哺”。人贵为万物之灵,不能忘记父母从前哺育襁褓的恩泽,今日一切成就,皆由从前乳育而来。子女爱亲,非但要从物质上给予回报,而且最主要在存有极谦恭和睦的心态,让父母顺心适意,弥补他们为养育子女而牺牲奉献的生命时光,抚慰他们为子女承受的卒劳伤痛。这样,才是真正的“孝顺”。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报父母章》说:“慈父悲母长养恩,一切男女皆安乐;慈父恩高如山丘,慈母恩深如海洋;若我住世于一劫,叙述母恩不能尽。世间大地称为重,母恩其重胜过彼;世间须弥称为高,悲母恩高过于彼。”这说明父母养育之恩,世间难比。为人子女累劫累世,甘旨奉养曲意承欢,乃至割肉刺血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哺乳之恩。因此经上又说:“若有男子与女人,为报恩慈行孝养,割肉刺血常供给,如是数尽于一劫,种种精勤修孝道,犹未能报暂时恩。”从中,我们可以明白父母慈恩的伟大深远,子女的区区寸草孝行,怎么报答得了父母的春晖之爱!

佛教认为孝可分为三种层次:一般的甘旨奉养父母,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中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辗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所以,佛教的孝道不仅强调在物质上给予奉养,而且要求在精神上给予愉悦,并且能够引导其信仰佛法,解脱生死。

佛陀的父亲净饭王去世时,佛陀亲自回去出殡,也参加了诸位王子抬棺的行列,亲自为父母抬扶棺木。佛陀为了报答母后摩耶夫人的生育之恩,特地以神通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三个月。佛陀为了感激姨母大爱道夫人的抚养恩惠,广开方便慈悲法门,允许五百位释迦种族的女众出家,佛教终于有了比丘尼的教团。

佛陀为后代佛弟子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使我们明白了孝道的重要性。佛教徒不仅孝顺还活着的现世父母,更要孝顺生生世世的父母。人身难得,十月怀胎,含辛茹苦,养育成长。“生前一滴水,胜过死后百重泉。”父母长辈在世的时候,不能承欢膝下,甘旨奉养,甚至百般忤逆,等到慈亲逝世了,纵然身后极尽风光体面,墓冢巍峨,又有什么意义呢?“堂上双亲你不孝,远庙拜佛有何功?”,倒不如父母活着的时候,多尽一点孝心。

因此,炎热的七月,我们可以少烧一点金银纸,多买一些东西孝顺父母;少休息一点时间,多在家陪父母度过幸福的晚年。我们可以与父母一起到寺院礼佛、诵经、修行,让亲情在佛前提升;让爱随经声而扩大。人,只有好好地活着,才可以好好地死去。这不仅是为了父母,也是为了自己。“树欲止而风欲动,子欲孝而亲不待”,这又是何等的不幸?我们要好好孝顺现在的堂上双亲,为世间奉献一点爱,为人间增加几分温暖,为自己少几分遗憾,这又是何等的幸运!

炎热的七月,点燃的金银纸,纸灰带着生命的哀思,飘向遥远的世界。过去的父母,或许已经转生为人,与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和我们共同感受这个世间的苦与乐。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不再烧那些金银纸,为地球减少几分污染,给我们的过去父母营造更好的环境,那不是很好的纪念吗?如果我们能够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过去父母。我们到老人院伺候那些已经在世时间不多的老人,到孤儿院里照顾那些苦难的孩子,到难民营里布施自己的爱与智慧,这比我们朝山拜佛更有意义,佛陀也会赞叹:善哉!善哉!于是,这个夏季不再炎热了,清凉在人间流荡着。

 

 

3、佛教的整体发展最重要

炎热的七月,庄严的梵刹,涌动的人群,一颗颗虔诚的心呈露在佛菩萨面前。三宝者,佛、法、僧。佛陀已经涅槃了,我们在追寻着他的足迹,走向生命的彼岸。住持佛教者,唯有那些剃发染衣的比丘、比丘尼。于是,我们修建佛殿,塑造金身,建筑僧房,供佛安僧。我们记住了“师父”,却忘记了“僧团”;记住了“寺院”,却忘记了“佛教”。

佛教,在一片金碧辉煌的建筑与塑像中,却没落了。因为,我们忘记了佛法。

佛法在哪里?在那些黑白文字里吗?似乎是。于是我们拼命地印刷并流通经书,经书的确是随处可见了,却总是尘垢满面,象一堆废纸般被人们遗弃了。佛法是一种精神,一种智慧,一种“不忍众生苦”的愿力。我需要佛法,你需要佛法,众生更需要佛法。不忍圣教衰,这是我们佛教徒的责任。

佛法本无大小,法门无有高下。任何法门和宗派,都是众生治病的“阿伽陀药”。佛教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多元的状态,修行法门更需要“方便有多门”。如果一个法门取代了一切法门,那不是佛法的幸运,而是佛法的悲哀,因为末法提前来临了。所以,我们弘法者和护法者都应该想到这一点,不要以自己的喜好,而增加谤法之罪。

其实,不但宗教之间要和谐,佛教内部更要团结。佛教的发展之所以一直徘徊不前,就是因为佛教内部缺少凝聚力和向心力。一盆散沙,是我们批评自己常用的“词语”。既然我们佛教徒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能改呢?不能发生改变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我执、私心。

 

 

三、七月的梦想

 

这个七月,这个夏季,会因为放飞的梦想而改变吗?不知道,但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祝愿。

这个七月,我们不烧金银纸,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我们热爱地球,保护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个七月,我们将所有的休息时间去陪伴父母、照顾孩子;不对父母大喊大叫,不对孩子恶言相向;我们培养自己的孝顺心,也培养孩子的孝顺心。

这个七月,我们不发脾气,对人友善;热爱和平,祝愿和平,促进一切和平事业。

这个七月,我们虔诚供佛安僧,将佛教的发展视为自己的生命。

这个七月,有太多的梦想……

于是,这个七月将不会是“鬼节”。鬼界众生,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高兴,也会因为我们的功德而超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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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胜大富

周国平

 

在物质生活上,我抱中庸的态度。我当然不喜欢贫穷,人穷志短,为衣食操心是很毁人的。但我也不梦想大富大贵,内心里真的觉得,还是小康最好。

说这话也许有酸葡萄之嫌,那我索性做一回狐狸,断言大富大贵这颗葡萄是酸的,不但是酸的,常常还是苦的,有时竟是有毒的。我的证据是许多争吃这颗葡萄的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快活,并且有些人确实中毒身亡了。我有一个感觉:暴富很可能是不祥之兆。天下诚然也有祥云笼罩的发家史,不过那除了真本事还必须加上好运气,不是单凭人力可以造成的。大量触目惊心的权钱交易案例业已证明,对于金钱的贪欲会使人不顾一切,甚至不要性命。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是天生的坏人。事实上,他们与我们中间许多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恰好处在一个直接面对巨大诱惑的位置上。任何一个人,倘若渴慕奢华的物质生活而不能自制,一旦面临类似的诱惑,都完全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

我丝毫不反对美国的比尔·盖茨们和中国的李嘉诚们凭借自己的能力,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富豪。但是,让我们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富豪终究是少数,多数人不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努力的结果充其量也只是小康而已。我知道自己就属于这多数人,并且对此心安理得。“知足长乐”是中国的古训,我认为在金钱的问题上,这句话是对的。以挣钱为目的,挣多少算够了,这个界限无法确定。事实上,凡是以挣钱为目的的人,他永远不会觉得够了,因为富了终归可以更富,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很少有人能够自己停下来。商界的有为之士也并非把金钱当做最终目的的,他们另有更高的抱负,不过要坚持这抱负可不容易。我有不少从商的朋友,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是过于热闹、繁忙和复杂了。相比之下,我就更加庆幸我能过一种安静、悠闲、简单的生活。他们有时也会对我的生活表示羡慕,开玩笑要和我交换。当然,他们不是真想换,即使真想换,我也不会答应。如果我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既能从中获得身心的愉快,又能藉此保证衣食无忧,那么,即使你出再大的价钱,我也不肯把这么好的生活卖给你。

金钱能带来物质享受,但算不上最高的物质幸福。最高的物质幸福是什么?我赞成托尔斯泰的见解: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和平;对个人来说,是健康。在一个时刻遭受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的世界上,经济再发达又有什么用?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机能被彻底毁坏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所以,我在物质上的最高奢望就是,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小康的日子。在我看来,如果天下绝大多数人都能过上这种日子,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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