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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对我国绘画之影响



无住 

  佛法东被,给中华民族增加一份坚强无比的活力。这在民族生活的各方面皆表现得异常明显,而于绘画一途,尤其彰著。佛教未至前,国人在绘事上的成就,本已相当卓越,充分显示出我民族优异的资质,但究未完全脱尽原始的简拙气象,迄至西汉末叶,佛教的理论及其艺术,经过匈奴、龟玆、大月氏等国人士之手,传到我国,国人始见到一种崭新的绘画风格,立刻生起一种惊异的爱好,初时欣赏其作品,继而模拟其格调,终至创出一种超越东西的新画法,在我国绘画史上开拓出一段辉煌光耀的时代。
  起初,从东汉至六朝这五百年间,是刘虬、生公、傅翕、智者诸师以其超绝的智慧与德行,阐发大乘奥义的时期,也正是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宗少文等人在画坛上擅扬的时期。顾恺之成就卓著,掩尽前人,或谓其画“虽写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于画图间求”。张僧繇则创没骨笔法,令世人耳目一新,影响后世极钜。陆探微则变古体而开新法,号称“包前孕后,古今独步。”而宗少文则博学多才,遍通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诸法,为后世开拓出一片广大的画学领域,并首先把画理出之于笔,以飨后人。此四人在画坛的成就,一如生公智者在佛学上的成就,性质相同,意义相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四人都对佛法有相当虔诚的信仰与深入的了解,他们皆喜与高僧交往,并经常为佛寺绘画以作功德,由此不难想像出佛法对其思想影响的程度,只不过未足与后世画家比拟,称之为“墨戏”、“画禅”之先河,当无不可。
  迨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天下晏然,万机之余,留心佛法,优礼俊哲,庄严寺宇,无不悉心竭力以赴,因此为佛教创建一适合长足进展的良好环境,天台宗学遂得风行全国,如来禅法一时成为国人企圣入道的不二法门。数十年后,唐太宗、高宗父子继起,成贞观永徽之治,盛平景象,更过前朝,智能之士,不以渐进为足,于是黄梅凭茂,禅徒云集,思入祖师之堂奥,直叩大觉之源头,一时英才之众,成就之伟,风靡之广,佛图澄后,尤为第一。武后时,他们师弟所传之不立文字,不落言诠,以心印心,直溯觉源之祖师禅法,顿悟法门,广得国人的尊重与爱好,被视见性成佛的不二法门,被推为济人度世的最上乘法。举国之人,趋之若骛,虽妇人孺子,也不甘落后。于是牛头、玉泉、曹溪、南岳,联炬烛耀,光被南天,佛教至此,可谓已届全盛之局。
  有一事于此应特别一提,即武后因慕五祖高弟神秀禅师之名,遣使礼迎入都,并亲率中宗、睿宗,郊迎跪接,封为国师,供养大内。因此朝野士夫,莫不视之如圣如佛,每遇说法,座下恒聚数万听众,时彦士髦,皆以能预其列为荣幸,诗人如杜甫之辈,文土若张说之流,均依其开示,修习定业。后秀公圆寂,塔于北原,送殡之众,数百千万,都邑为之顷动,史家叹为希有。
  未几,六祖慧能也灭于岭南,其入室弟子荷泽神会,飞锡北上,要为天下辩白是非曲直,指摘秀公所传禅法,非最上乘,佛祖心印,在于曹溪。开元中,在相台与远法师大事诤辩,三接三胜,四众称赞,由是北地始闻曹溪法要。不幸政治势力忽然从中干预,荷泽被流系南阳,再徙均部,转置蜀中,前后二十余年,丧失自由。然会公志誓刚烈,不为物屈,虽在看管中,仍说法授徒,作育后进。放正直人士莫不景仰,有负岌相从,不辞千里者。后安史乱起,肃宗为延揽英俊,收拾人心,始赦之召返洛阳,命彼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充军实。乱平,为造荷泽寺以供养之。此时神秀门下,福、寂二师,相继入灭,天下学禅之士,遂尽归荷泽,一时有七祖之称。
  这股汹涌澎湃的禅学洪流,冲击到画坛,产生了一位划时代的名家;即首创泼墨山水的王维。王维,号摩诘,太原人,家世信佛,第开元进土,入宦后,公余辄至增舍论道,会历干秀、寂、福、会诸师法席,听取心要,如法修持,后预知时至,安坐而终。因有这般工夫,故其诗章,淡远空灵,禅机悟境,每流露于字里行间。又善绘山水,变钩研之法,始用渲淡,著山水诀一篇,以明画理,其警句有“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之语。曾作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与常见景物不同。又作花卉,不问四时,以挑杏芙蓉莲花,同入一幅。论者谓之“意在尘外,怪生笔端”。“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回得天机,此难与俗人论也。”苏东坡也谓“细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细观其画,画中有诗。”我们揣摩其诗中之画,画中之诗,非他,禅境耳。摩诘即秉此得之于禅宗的影响,为画家开一新境界,后世因而尊之为南宗始祖,文人画的开创者。
  王摩诘以其心法传之于张璪(zǎo)、王墨。璪,吴人,有盛名于时。或问所受,答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者谓其画:“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遣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这便是禅家工夫。王墨,不知何许人,或云名洽,以善泼墨山水,时人故称之为王墨。
  这一画派,有如禅宗一般,在宋元时期,更加兴盛。盖禅宗在青原、马祖、道钦等大德弘扬之下,已臻全盛之境,不幸意外的遇到会昌法难,丛林覆没,禅侣星散,连一部百丈清规也复流失无存,使后世无法恢复盛唐规模。好在不久,教禁解除,祖师们以其大机大用,力谋恢复,一时士夫无不以学禅为要务,乃至村妪也解?机锋,所谓五灯竞明,列炷交辉,即况此盛事。
  这时的画坛,在禅风法雨拂嘘灌溉之下,南宗随得进入昌大阶段。荆浩、关仝(tóng)、董源、巨然,号称钜子,皆是参摩诘笔法有所得者。另有范宽、江参、郭忠恕等,均为南宗健将,堪作百世师。至于米芾父子,更为特出,也更显露出他们对禅法参悟的深刻。米芾尝谓:“山水古今相师,以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以便已。”这简直是超佛越祖的作风。其子友仁更云:“王摩诘古今独步,仆旧秘藏甚多,既自悟丹青妙处,观其笔意,但付一笑耳。”又云:“王维画见之最多,皆如刻画,不足学也。惟以云山为墨戏。”这简直是呵佛骂祖。他又有诗云:“解作无根树,能描蒙鸿云。如今供御也,不肯予闲人。”这不是一首悟道偈吗?其所谓无根树、蒙鸿云是米家画法独创的特技,论者初谓其善绘雨景,能写江南山水之妙处,直不知乃写其胸中之禅境耳。
  又,史谓关仝善用疏简之笔,《宣和画谱》云:“仝之所画,其脱落豪楮,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也。”他这种简放的画风,到了李成手里,更变为“气象萧疏,烟杯平远”。入元之后,竟成一代时尚,后世以为这是元画的独特处。就另一方面看,此箫疏简淡的画法,正是流露禅心的智慧方式,一帧简淡的小景,何异于一首自况的短偈。因而遂有称画为无声诗者,有教人看笔外之意者。
  于此可见,这一时期中我国画家心灵上的修养,已达到高超的境界,故而在这一时期中,画的领域拓广了,画的技法充实了,尤其是画的理论,有系统的建立起来了。无疑的这是禅宗昌盛的直接后果。
  明清是佛教相对沉寂的时代,因此画坛上也兴起一阵拟古风气,掩没了往菅那种勇于创造的作风。只是在理论的探讨上,却更加深湛广泛,振烁百代的著作,继续出现。由于他们向深处探讨,不知不觉中发现了禅宗对画坛重大的影响,他们毫不隐饰的把所见说出,首先是莫是龙,他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北宗则李恩训父子,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研之法,其嗣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祖、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这种说法,似尚嫌侧重形式的比拟。陈眉公方始进一步说出其实质上的差别。他说:“李派朴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慧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董其昌更进一步说:“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北宋)画殊不可学,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李白华与其昌并世齐名,尝谓:“古人绘事,如佛说法,纵口极谈,总不越实际理地,所以人天悚听,无非议者。绘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实有吐出,便是矣。”又谓:“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清初的石涛和尚更直接了当的说:“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又云:“不可画凿,不可沉泥,不可牵连,不可脱节,不可无理,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这非禅者气象,复似刊物!可惜明清两代,禅林凋敝,净侣零落,大手眼者,百年不一见,画坛的源头活水,于焉枯壅,遂使“大江南北,无出石(涛)师右者”。石师殁后,大江南北,乃至空无一人,直到今天。
  宋人标出“墨戏”,明人始唱“画禅”。画与禅确乎不可分割,故禅宗兴,绘道昌,禅宗萎缩而画坛冷落。中国画名家无不俱禅家精神,他们的作品,无不是神境的示现。画与禅确乎是不分的,画即是禅,它们的本质是共同的。因而欣赏画,也无异于参禅。没有禅的工夫,纵对名画,也没法欣赏、没法了解。目前,中国画不但确乏名画家,也确乏真欣赏家。现代的中国人实在不懂中国画,正如不懂中国佛教一样。我们可断言,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不能重振旗鼓,中国画是难得复兴的。

  ——选自《现代佛学丛刊之十八·佛教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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