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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复兴与宗教



净空法师

  所谓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文治教化。文化表现於事理方面,则为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科学、哲学、文艺、史学、风俗、习惯、教育,乃至政治、经济等等,可以说人类一切生活活动范围的综合体就叫做文化。什麽是中华文化?总统指示中华文化的特质为伦理、民主、科学。文化既然是人类整个生活的综合体,为什麽总统只提出这三者为中华文化的特质?因为除这三者之外,其余的好像沙与一块块的石子,而我们中华文化,却像水泥一样,能够将沙和石块凝结成一个整体。
  东方与西方文化特质所不同之处,以近代来说,近世纪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是科学技能,中世纪代表西方文化的是宗教。科学技能发展到今天,人类物质生活的享受,可说已很满足了。不过人是有情的动物,且为万物之灵,除了物质的享受以外,更需要精神生活。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是宗教,教徒们崇拜神圣,然各宗教之神,事权亦有差别,譬如犹太教的上帝的是主持正义,同时以惩罚恶人为事。伊斯兰教的上帝,除了惩罚恶人之外,还要赏赐善人;同时一切教徒在回教上帝之下是平等的。耶稣教的上帝和前教稍有不同,他是仁慈的、博爱的,主张宽恕他人,而自己所表现的却是非常谦卑。所以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可以说是以宗教为中心。我们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所表现的都是外儒内佛,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不同之所在。所谓外儒,就是说中国社会向来是以伦常为中心,也就是我们社会能够存在而不被时代所淘汰,就是因其本身就有团结的力量。五伦从最小的范围说是夫妇,再扩大就是家庭,家庭里面有父子、兄弟;家庭以外是社会,社会则有君臣、朋友。五伦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的根本,而以五常仁、义、礼、智、信为道德的基础;也就是说,伦常是中国人的人格;具备了这五种常道,就是取得了人的资格;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就因为人具备了伦常大道。这是表现於外者。而国人内在趋向则多为佛,佛教传到中国大概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到现在可以说已经纯粹变为中国的佛教,而和印度佛教不同;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後,已和中华文化融合为一体。佛教的内容不是崇拜神,也不是崇拜上帝;佛教承认宇宙之间有神,也承认有上帝,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在佛法上讲是平等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像中国国民见到外国元首,他虽管不著我们,然必待之以礼。我们对鬼神的态度亦复如是。对於上帝应当恭敬,人与人之间要有礼貌,人与神之间也应有礼貌。人对於上帝当然也应该有礼貌,也就是对於一切鬼神都要尊重,因为他也有佛性。佛教所谓佛性,就是每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智慧德能。这种智慧德能是平等的,不但众生平等,众生与佛也是平等的;现在所讲聪明才智的差别,不是智慧德能有差别,而是对於宇宙人生的迷惑有深浅不同;迷惑深的就较愚,迷惑浅的就较聪明。所谓“佛”,就是他将迷惑断尽了,而本有的智慧德能完全恢复;反之,迷而不觉,就称为众生,也可以说佛是觉悟了的众生,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後,很受国人欢迎,就是佛教教义在於启发我们自己本有的心智。
  刚才讲文化像一般散沙一样,必须有一种东西把它凝结起来,这种东西就是伦理—“五伦定分”,“八德交感”。人在社会上首先要决定名分;名分决定以後,就有应享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所谓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任何一个人都具有这些名分;在家庭是怎麽样的身分?在社会上是怎麽样的身分?在某一个所在身分变更,义务也随之不相同了;因此,五伦具有十义:夫义妇听、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君仁臣忠、长惠幼顺,此谓之人义。这就是说,做丈夫的必须守道义,做妻子的一定要顺从;做父母的一定要慈爱,做儿子的必须要孝顺;所谓君臣,并不一定是臣子对君王,而是领导阶层与被领导阶层;譬如经商开店,老板就是君,夥计就是臣;领导人一定要仁惠,被领导的人必须尽忠。所以五伦有十义,各有各的义务,各人有各人的本分上应该做的事情。譬如忠孝仁爱都是属於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做人的基础。伦理的重心就是孝,中国自古即系以孝治天下;在家庭孝顺父母,离家庭以外,化孝为忠,就是孝於国家,孝於民族。孝之为道,其大无外,孝经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古人所谓经天纬地,范圣型贤,我们学圣人,学贤人,必须以孝为基础,从孝上著手,才能成就大德。佛亦如是;佛教是以孝为根本,所以才能修成佛。戒经里面有明文指示我们说,孝就是戒律;如果离开孝,戒律的基本精神就没有了。佛教的孝道,就是寓孝於亲,而後将此种精神扩大,孝於人类,孝於一切众生,这是比儒家的范围更扩大一层。儒家讲孝讲到人类为止,佛教则讲到一切生物,这是文化根本的根本。
  其次请到宗教。宗教指出我们行为的一个理论基础;譬如对父母尽孝,我们觉得是应该的,因为父母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我们对国家尽孝也是应该的,因为国家保障我们;没有国家,我们就无法生存。为什麽要对人类尽孝?为什麽要对一切众生尽孝?这个道理必须要智慧开启了以後才能了解。要启发这种智慧就需要宗教教育,尤其是佛教说得非常透澈。所谓启发心智,克证圣贤,以我们的本性和智慧克服自己一切不正常的行为,证入圣贤的境界。宗教必须基於信仰,有人说宗教是迷信,迷信也未尝不好;如果从利益方面来说,可以说愈迷愈得利益,这是一般的说法。不错,佛教也是迷信,因为佛法道理太深,不明其理而信之,就是迷信。可是迷信也要有条件,我们学佛,须知人与佛是师生关系,佛是老师,我们要信仰老师的道德学问,要接受老师的教训;所以学佛,首先要建立信心;信仰以後,必须求解;因为只有信仰是很难得到真实利益的,距离圣者的地位还差得很远,所以信必求解;就是对宇宙人生一切事物、一切道理,我们应该完全明了;不但明了,而且要能正确的认识;要正确的认识宇宙人生,然後才能在宇宙人生中自己做主宰。现在我们不能做到主宰,就是因迷惑在宇宙人生之中;解理以後,还有修行;所谓修行,以佛教为例来说,并不只是在佛堂里敲木鱼,在菩萨面前念经,同样的,也不是在修道院里才是修行,所谓“行”是指日常生活行为,也可以说是举心、动念、言语,身体一切造作都叫做“行”;“修行”就是随时随地要把我们错误的行为修正。佛菩萨是我们修行的榜样,我们要学他。基督徒也应该如此,上帝是仁慈的,要把你的心变成和上帝的心一样,把你的行为变成上帝的行为,那你才不愧为上帝的信徒。所以,修行到相当的程度,就与圣者、与上帝接近了。最後修到和他一样的时候,就叫做证;到这种境界,以佛法来说,你就是佛。假使学上帝也可以达到德能与上帝相同的境界,不过你是不在位的上帝而已。上帝确实希望人都像他,决不会像我们小心量,以为人们都不如我。佛也是如此,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所以必须要由信入门,由解而悟,由实践笃行才能证果,证果以後才知道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换句话说,就是都能证入到圣贤的境界。现在虽然是众生的身分,但是众生是有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承认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现在的世人,来生未必还是人;现在是畜生,来世未必还是畜生;一切众生既有佛性,则一切众生都可能是未来的佛;只要他能够由信、解、行、证这个步骤去修,没有不成就的。所以心智圆开之後,我们就见到对於一切众生为什麽要尊重了。因此,伦理与宗教,尤其是佛学,才是文化枢要之所在。
  其次,我们讨论文化的进展,也就是说明人类生活进化的过程;这种进化是经过悠久的历史,最初是物质文明;人类在太古的时候,还没有社会组织,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自己吃饱穿暖就满足了;以後物质文明进步,当然生活享受也就随之提高,从这一方面看,好处不能说没有,可是毛病也很多;中国古语云:“一家饱暖千家怨”,假如你的生活过得好,但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缺乏温情道义的文明,很容易引起斗争;有了斗争,生命财产就受到威胁。因此单是物质文明还是不够,必须有伦理道德,社会才有基础,人与人的名分关系才能确定;同时,因为建立了正常的权利义务,人们此时胸襟扩大,知道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心境拓开以後,德行亦具基础,也就是渐渐具备完整的人格;这在人生的过程上说,可说是很圆满。然而人生在世,皆不免生老病死,人到死时无不期望有来生,尽管由於年轻气盛不信来生,不迷信鬼神,不信宗教徒所说的虚无而不著边际的言论,但是到了老的时候,都不免希望有来生。不过来生太渺茫了,於是不能不求助於宗教。所以伦理道德虽然造福人群,但是还有欠缺,就是只讲到一生;宗教讲过去、现在、未来,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其所给予我们的是充分的精神享受。现代许多有远识的学者,认为宗教是最高的学问,这是确有见地。我最近在南部讲经,有一位同修拿一篇文章给我看,这篇文章是张晓峰先生写的宗教观,发表在中央日报,他说,科学是求真,人文学不但求真,而且求善,文学艺术求真、善、美,哲学则求真善美慧。最高的还是宗教,宗教不但要求真善美慧,而且还要求圣;必须证入圣贤人的境界,将我们自己变成圣贤人,这是宗教家,也是宗教徒们所向往的最高目标。宗教生活是有组织的群体生活,有律仪的生活;律仪相当於儒家的礼乐,戒律与礼节都是规范我们生活行为的,我们要将生活行为修成圣者,当然有凡圣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戒律。儒家的圣人标准就是礼,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节,合乎戒律,换句话说,就是和圣者的行持役有两样;戒律与礼就是圣者日常生活的规范,宗教教育的基础,即建立於此;经典所记载的无非是圣者的心行,如果我们的思想与经典里面的思想相合,则为正知正见;如果与经典思想相背,便是我们知见错误,应即时依经训改正;这就是“修行”。此外,乐也是不能少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凡夫,既然是凡夫,就没有办法断除妄念;妄念就是烦恼,就是迷惑,音乐的功能乃在调和心情,如闻梵呗可以令人心诚敬,所以礼乐也是任何宗教都不能缺少的。高级的宗教皆有戒律、有乐章,这都是帮助他们修行证果的。宗教除了有仪式之外,特别讲求师承,自教主代代相传,师承非常重要,有师承才有伟大的宗教师。不但宗教,即使世间学术研究,也莫不讲求师承;必有好的老师,才有良好的学行表现,而将道业发扬光大。宗教有他承传的史蹟,这些史蹟有两种意义:第一、是纪念前贤功德。现在所谓观光,招徕外宾参观中国古典文化的成就。第二、是史蹟的教化功能,令人见贤思齐,观前人的修行功业,以激发向往效法之心;他们是已获成就者,我们则尚无成就。古人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佛,而不能为尧舜,不能成佛者,只有性德,无有克己复礼,闲邪存诚,及修善断恶之修德而已。前贤能够成就修德,我们也能成就,这是必然的。古人遗蹟,无非是给我们作典型,作见证。宗教徒的生活,非常注重和合,因为和合才能团结,才能做到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一个家庭的兴衰,可以从这家庭中父子、兄弟、亲戚、朋友,看他们相处得是否和睦?如果和睦,这个家庭一定兴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甚至战争亦是如此;古人云:师克在和,唯有上下一心,才能克敌致胜。佛弟子的生活是戒同修,见同解,身同住,利同均,口无诤,意同悦,理同证,是为七和合的团体。宗教徒最终的目标是要证入圣贤;证到圣贤并不就算完事;依佛法来说,成佛以後,还需要教化一切众生,以救人救世为己任,如此才能成就其伟大,才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小乘就是止於已证境界,而不肯再出来;因为教化众生也相当苦,这不是佛法的究竟目的。小乘是过渡时期,实际上讲起来,小乘人经过相当时间後,还是要转入大乘,没有绝对的小乘;所以佛教是福慧双具,利益一切众生,救人救世,这是文化进展必然的趋势。
  文化复兴与宗教复兴,可说是相辅相成的。中华文化是伦理、民主、科学;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伦理上,总统提倡中化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初,我曾听人说,甚至外国人也讲,中华文化就是“伦理”,民主与科学,这些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总统的正知正见,不是这些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民主”和外国的“民主”不一样,中国的“科学”和外国的“科学”也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中国的“民主”是“伦理的民主”,外国只有民主,其中没有伦理,所以他们的民主依然是一盘散沙。以美国而论,多数美国人也是缺乏伦理观念。伦理的民主就是三民主义,国父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所以三民主义,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结晶的发扬光大。必须有伦理的民主,然後才能进化到大同世界。如果自己国家不能平等独立,而谈世界大同,那末免奢侈。所以我们宣扬三民主义,万万不可认为是教条,否则就会害国家、害民族,到最後也害了自己身家。
  讲到“科学”,为什麽说中国的科学是“伦理的科学”呢?中国历代不是没有科学家,因为中国人有伦理的观念,任何技术的发明,都必须对国家、对社会有利无弊,才愿去做;如果有害,就不愿做。譬如我们看到历史上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那是机械化的运输,为什麽诸葛亮死後,不将其法流传於後世,这便是由於他的仁慈。中国人认为科学技术,如果为明君、为有道义的政权掌握,固然能够有利众生,造福人群;假如被暴虐无道的昏君或由有侵略野心的政权取得以後,那就不堪设想,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将深受其害。我们看到西方许多科学家,他们没有国家观念,甚至连家庭观念也没有,只有个人的功利主义,所以只要有相当的聘金报酬,他就可以为外国人做事,甚至於为敌人制造科学武器来毁灭自己的国家,试问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对人类有什麽好处呢?中国的科学是以慈悲益世,造福人群为著眼,所以这是伦理的科学,与外国科学家所讲求的当然不同。
  伦理必须从教育上著手;教育的根本是五伦八德,三纲五常,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宗旨。孔子教学,第一就是德行,首先教人应当如何做人?若是一个人连人伦都不懂,纵然学成技艺,也必然危害众生。所以教育首重道德,有了道德,於是再教以言语应对,作事技能,乃至文学艺术,这是中国立国的教育精神。礼记学记开端就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现代的教育可以说是科学技术的教育,伦理道德已经不为众人所重视了。所以我们复兴中华文化,也就是复兴伦理道德的教育,实践伦理的民主,伦理的科学,才能够救国家救民族乃至於救世界。再看近代西方国家,假使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就没有办法统治他们的国家,近代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惟独我们中国自秦、汉大一统後,以道德、以孝治天下,也就是以文化的力量致太平,而不是以武力作统治的工具。实际上中国在三皇、五帝时就已经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所以黄帝、夏禹、商汤都是以德治天下。经史谓唐尧之德:“钦明文思安安,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故中华文化是以伦理为基础,於个人则以致位圣贤为目标;於社会则以齐家、治国、而止於世界大同的理想。所以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是贤人政治,中华文化是世界至善的文化;它与佛教非常接近。佛法传入中国,中国有大乘佛法,没有小乘佛法;但佛法是必然由小乘而进入大乘,和我们念书一样,一定由小学、中学才能进入大学;可是佛法到中国只有大学,没有小学,因为中华文化精神和小乘佛教很接近,因此小乘在中国已无必要,故传入的多是大乘佛法,且在中国能特别发扬光大。现在唯有中国的佛法还保存一点样子,在外国都已经逐渐变质,成为“佛学”,只当作一种学术研究,谈不上修证工夫,当然观现代人类的利益也已不能与往昔并论;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及目标。
  我们是讲究信仰自由的国家,任何宗教只要符合道德水准的,我们都加以尊重。宗教的目的不外乎二种:一为入世,一为出世,也就是现前的目的与死後的目的。现在,我们将这两种目的分开来讨论:所谓入世,是指现在我们的身体生命,还生存在世间,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土,宗教家处於此时此地,其教育宗旨当是劝善利生,任何宗教徒也不应违背这一原则;劝一切人进德行善,便是令一切众生得到目前的真实利益。至於出世的理想、归宿,诸教所说不同,各有各的愿望,不必勉强,愿升天堂者入天堂,愿修净土者生净土,彼此并无妨碍,一切妨碍皆是出於陋执偏见,都是感情用事;我相信如果释迦牟尼和上帝同在一起,一定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绝不会有互不相容的敌对看法,因为他们皆是具有大智大德的圣者。我们要学的是学圣人,修圣德、启心智、作圣之徒;唯有学圣人,我们入世的目标才能一致;对社会、对国家才有利益。我过去在南京读书时,有一位陈同学,他的祖母念佛,母亲是基督教徒,父亲则是回教徒,因为信仰不同,常有不愉快发生,老太太心理总是觉得儿女不孝,没善根。媳妇眼里却以为婆婆是魔鬼信徒。再加饮食之间这个不吃猪肉,那个吃净素,本是美满的家庭,为了信教不同而完全破坏。如我所见到的这样不幸的家庭,我相信在我们国内不只是他一家,如是说来,岂非不信宗教还好,尚可维持一家和睦,一旦信仰宗教以後,家道反而衰落!一个家庭迷於宗教信仰而遭遇到如此的不幸,一个国家若迷於宗教又岂能例外!国家既有多种宗教并存,若因所信引起诋毁异教,有形或无形的分化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国家团结,视同胞为仇敌,严重的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其结果必然是不必外人入侵,国力便已消失殆尽,这是我们应该特别警觉的!所以信教必须建立宗教道德观念,即是任何宗教徒不能忘记有养育你深恩的父母,及曾经依赖生长的家园,更不能忘记你的国家、民族,如果一旦信教,便以为父母家人不信,或所信不同,而置父母家国於不顾,我深深地相信佛菩萨及上帝不肯收容。你想到上帝那边去,上帝会说你做人不孝,为国不忠,不忠不孝之人,如何能进入天国?同样的,你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佛陀也不会来接引你。须知忠孝之德,天人尊钦,敌国敬畏。若不忠不孝,已失人格,何得更求天堂净土!这是任何宗教徒必须要深切认识的,也是国内大宗教家们必须努力提倡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以理智爱护宗教,信仰宗教,另一方面要尊重异教,互助合作,以求自他幸褔,国族复兴,世界和平。因为人类的文化毕竟是多采多姿的,不是清一色的,只要是福利国族人群的思想行为,皆当尊重,不必强人必须同我。清一色的想法是绝对错误,事实上也永远办不到。所以任何宗教都必须有理性、爱护众生,为众生造福、包容他教、互敬互助,绝不可因迷惑,固执偏见,偏爱的误会,造成惨害众生的宗教战争,其後果自然是同归於灭亡。
  当然,各个宗教入世与出世的方法是不同的,然其精神归纳起来,不外乎我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三达德,凡是伟大的宗教家都是有大智、大仁、大勇的;以佛法来说,大智便是具足定慧,有定力,因此才能临事不乱,才能运用理智处理问题,小定办小事,大定办大事,即使战争胜负,也是决定於主帅的定力,唯有具大定之深智,才能辨别是非、利害、得失,而为人天眼目。所谓大仁,就是布施持戒;布施是利生助人的具体表现。受戒更是仁德的行持;戒律都是善的,高级宗教决没有教人为非作歹的戒律;能够守持戒律,就是标准的善行。所谓大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能忍辱精进。忍辱最重要的就是克服一切不正常的或过份的欲望;能够做到这一步才是大勇,古人所谓无欲则刚,有容乃大的克己工夫。能克己才能进德修业,才能在道业德行上修成圣果。因此,唯有大仁、大勇,才能为佛菩萨,为人天之救世主。我深望国内诸大宗教家,暨一切宗教徒要以复兴中华文化,团结国家民族,进而联合全世界宗教大师,携手合作,共谋挽救这即将面临核子毁灭的悲惨时代,实践救世救民的教化。如此,我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佛菩萨,今日的救世主。我们信仰宗教,假使入世都做不好,出世的果证也绝对无法达到。
  然而任何宗教都必须要有相当的力量护持—在佛教称为护法—才能够发挥其救世的功能。中国历代的护法,主要的是国家,不是个人,佛当时在世的时候护法者亦是国王大臣,西方宗教在中世纪的护法亦不例外,必须国家护持,宗教教育才能兴盛,宗教事业才能发展,才能够有利於整个国家;国家假使不护持,则宗教利益只属於一些少数的修行者,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而其流弊则可能危害国族人群,国家应当怎样护持呢?我顾在此提供几点浅见:第一需要立法,在宪法上修订宗教政策,以为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人民信教自由,但须遵守宗教道德,必以复兴文化,团结国家民族的基础;任何宗教如有违反国策,破坏中华文化,分化民族感情与团结者,就可以停止其传布。同时立法以後,宗教行政及教育,亦应并入国家行政系统之内,视同国民教育以主其事。譬如行政院之下可增设宗教部,每一个宗教设一个司,使宗教与政治能够配合,宗教徒一切活动能够配合乎国家现行政策之需要,如此国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尤其国家在某一时期有其特殊政策,这样宗教师和宗教教友都能对国家利益尽到责任,所以这一建制是非常重要的。省可设宗教厅,县可设宗教科、局,主持其事者可由各教推选贤能,而由政府任命之。第二、宗教皆有道场,佛教有寺院,其他宗教也有寺院或教堂,寺院、教堂亦应由国家建立,教产属於国有,宗教徒当然有在家的,在家信众的奉献均属国有,应由国家保管运用,或由奉献者指定用途,国家亦当尊重,而不属於私人,凡佛教徒所献之财物若非别有指定,必须用之於佛教。他教例此推行,如此则宗教师们私人没有财产,生活所需,概由国家共养,自然就没有财物争执,令其安心布道,精进修持,自行化他,以至功德圆满。有了私财,就不免患得患失,心不在道,反而破坏其教义宗旨。所以道场必须由国家经营,由宗教徒选举具有德学之宗教师管理,而由国家负监督保护的责任。第三、至於宗教师资,亦由国家培养,国家可办一所宗教大学,每一个教设一个学院,这样,不但各种宗教思想可以沟通,而且能在国家统一政策之下,统一理想,统一目标,使每一宗教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去弘扬,完成救世救民的共同目的。这样可以利於国家,利於自己的教会;利於他人,也就是达到将来自己升天堂或生净土的目标;此一理想的细节,不能於此详述。以上三点浅见,谨提供给诸位参考。
  复兴宗教还有一个理想,就是以宗教教育及事业,来协助国家养老育幼。现在政府有退休制度,老年人退休以後,国家既建设有各种宗教大道场,凡属信仰宗教者,大道场便是他们的养老院,一切物质生活不使其缺乏,且有志同道合的教友们共同修行,则精神生活亦可以满足,此未尝不是老有所终的有效措施。如果身体好的话,还可以到各学校兼课,以伦理道德为施教内容,让老年人教授德育,要比年轻人有效,以老年人心地慈悲,总希望孩子们比上一代好,希望他们长大之後为国家造福;因此,请他们担任伦理道德教育,将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如是退休後,人人皆有安定的生活及精神寄托与归宿。宗教并不仅是口头宣传为能事,尤须身体力行;换句话说,在这个大道场里所有的修行人,都要以身作则,作国民模范,进而以身教增进国民道德,以辅助政教之不足。如果能这样做,则对於社会、国家、个人的益处,诚非吾人能思议者。至於经费,所需并不太多,因为现在每一个宗教的基础都非常好,只要能组织起来,这件事是很容易做得到的,所以宗教复兴对於复兴中华文化,确实是相辅相成。
  单使我们自己的国家复兴,依旧是不够的,我们要和平要繁荣,那就必须整个世界都好。也就是说,要由爱护我们自己的国家,扩大到爱护整个人类,要将中华文化推展至全世界,以伦理道德辅助西方文化之不足,沟通各个地域文化的隔阂,使世人观念渐趋一致,如此人类战争才能减少。其次是要消除宗教间的偏见,希望全世界的宗教家们都能够同心同德,作现今住世的真菩萨,作此时此处上帝的真使者,以真诚自由平等博爱,携手合作,彼此尊重,建立世界性的文化联谊或世界宗教联谊会等组织;进而运用这种组织的功能,以达到重建世界道德,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
  最後,我再引用张晓峰先生几句话作结论,他说:现代世界上有识之士,大都认为二十世纪晚期的三十年代,也就是今後的三十年,当为宗教的复兴时期。何以张先生有此卓论?这是因为现代西方科学进步太快,人类物质享受超过了精神生活,心灵感到空虚,对生存价值发生怀疑,这是很可怕的现象。由於精神生活确实是重於物质生活,譬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尚能自得其乐;物质生活达到极点,精神生活空虚,这是世间最可怜悯者,这种生活是醉生梦死,只有今日,不知明天,在西方已形成为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所以大家认为这是宗教复兴的时期,也就是以宗教信仰来弥补其空虚的精神生活;同时亦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大宗教共同努力,携手并进,坚凝为一,以求真正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我深信这是极为正确的看法!尚希各位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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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稿:西园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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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888 发表于2003-10-20 08:46:48  IP:219.145.X.X

欲将盗意悟己心,借来化作八识风,著地塔寺尽游寻,不见真我醉虚空,谁解其间玲珑趣!本是缘内千三金,世上唇皮也是爱,只做有心和无心,笑看有情尘世动,应缘浪人藏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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