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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散藏敦煌遗书之佛教文献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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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舜

   内容提要
   敦煌藏经洞被开启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藏卷多为外国探险家所得,散在国外的,以分藏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处的数量最多,我国国内所藏数量最多的是国家图书馆,这四大家所藏,占整个敦煌文献的绝大部分。而我国各地散藏的卷子迄今尚无确切数目可知。近几年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一些地方收藏的敦煌文献被陆续整理发表,已经出版图录本的,计有《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六种。这些文献的发表,对敦煌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六种地方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共计1729号(件),并附录收藏的传世写经、日本古写经等132号(件)。
   为敦煌文献定名和编制目录,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目录,可以说是一把开启敦煌宝藏的钥匙。就六家散藏敦煌遗书而言,各卷所附之《叙录》,代表了现阶段最新、最高的研究水平。其中世俗文献部分,得到了较好的定名,留存问题较少。但是,由于敦煌文献绝大部分都是佛教文献(占90%以上),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这类文献的定名问题上,或多或少留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些文献定名存在不少瑕疵。笔者对六家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尚未定名及定名有误的佛教文献作了进一步研究,希望通过定题这一基础工作揭示更多资料的研究价值,方便广大的研究者。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佛教文献定题

序 言

  敦煌藏经洞被开启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藏卷多为外国探险家所得,散在国外的,以分藏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处的数量最多,我国国内所藏数量最多的是国家图书馆1,这四大家所藏,占整个敦煌文献的绝大部分。而我国各地散藏的卷子迄今尚无确切数目可知。近几年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一些地方收藏的敦煌文献被陆续整理发表,已经出版图录本的,计有《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3、《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4、《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5、《甘肃藏敦煌文献》6、《浙藏敦煌文献》7六种。这些文献的发表,对敦煌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六种地方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共计1729号(件),并附录收藏的传世写经、日本古写经等132号(件)8。与四大家之收藏相比,这六种地方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数量确实不算多。但是,其收藏的一些卷子的价值,却不让四大家专美于前。比如,甘肃博物馆所藏《法句经卷下》,末题“升平十二年沙弥净明(朱笔)/咸安三年十月廿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墨笔)”。升平十二年为即晋太和三年,公元368年,咸安三年为晋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实为国内藏品中最早之写卷,堪称国内古卷之首。上海博物馆所藏之后凉麟嘉五年(393)所写《维摩诘经》、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神龟元年(518)所写《维摩诘经》等等,都是年代早、抄写精的上品。《浙藏敦煌文献》中收录的《黄仕强传》、《普贤菩萨说证明经》,首尾完整,而且抄写精善,字迹清晰,是现存同类写卷中最好的一种。敦煌博物馆所藏《六祖坛经》,则更是学术界公认的《敦煌坛经》中最好的写本。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历代法宝记》,也是极具校勘价值的一个抄件,可补充其他抄本之不足。《甘肃藏敦煌文献》所刊布的疑伪经等世俗佛教文献,尤其是《大慈如来告疏》、《佛图棠所化经》等,乃是北朝时期敦煌佛教向世俗化转变的有力证据。凡此种种,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为敦煌文献定名和编制目录,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目录,可以说是一把开启敦煌宝藏的钥匙。除斯坦因、沙畹、伯希和、奥登堡、孟列夫等外国学者之外,我国著名的前辈学者王重民、陈垣、向达、姜亮夫、刘铭恕等先生在这个工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今之黄永武、施萍婷、方广锠、荣新江等先生,也在前人基础上,将敦煌文献定名、考辨、编目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就六家散藏敦煌遗书而言,各卷所附之《叙录》,代表了现阶段最新、最高的研究水平。其中世俗文献部分,得到了较好的定名,留存问题较少。但是,由于敦煌文献绝大部分都是佛教文献(占90%以上),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这类文献的定名问题上,或多或少留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些文献定名存在不少瑕疵。以《浙藏敦煌文献》为例,有的拟题不确(如浙敦196忏悔歌辞,其实是《和菩萨戒文》),有的拟题有误(如浙敦100佛经残片,其实是道经残片),更多的是能定而未定。而这些能定而未定的资料,恰好最能反映这些文献的独特价值。如浙敦176(浙博151)佛经残片,其实是《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啰陀罗尼》的释文,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文献,对研究唐·不空的译经和梵文悉昙字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因此,有必要对六家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尚未定名及定名有误的佛教文献作进一步研究,希望通过这一基础工作能够揭示更多资料的研究价值,方便广大的研究者。现将体例说明如下:
   一、本课题研究范围是六家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尚未定名或定名不确切的佛教文献。非佛教文献部分,一概不涉及。个别佛教文献定名不恰当,已由其他学者指出过的,此次不再重复。
   二、佛教文献的比定,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为对照本。《大正藏》未收的,参考日本《卍续藏经》。二者均未收的,如果有敦煌写本可以参照,则参照相关写本。
   三、写本可以确定在《大正藏》或者《卍续藏经》中的,不再引用原文,直接说明是什么文献,并注明相关页码行数。写本残缺不全的,则依据《大正藏》等加以还原,以资比较说明。
   四、因本文研究重点不在文字,加之电脑字库的限制,录文时,除特殊需要外,敦煌抄卷中常见的一些俗字写法,及“草”头与“竹”头、“巾”旁与“心”旁等部首混用的情况,均改为通行写法。原卷抄写错误者,一般不作改正,以存其本。如需改定,在误字后面加圆括号。
   五、因没有条件考察原卷,本文无法对诸遗书的真伪、年代加以判断,所以仅依据相关图版考察其文献内容。
   六、定名遵循“能定则定、难定存疑”的原则,对没有确切参照资料的文献,一概存疑,以留俟高明。
   七、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CBETA发布的《大正藏》第1至55册以及第85册电子文本进行文献检索。
   限于学力,考辨或有不当之处,恳望方家斧正。

2003年3月2日
   (本系列论文发表于黄征主编《敦煌学研究》第1、2卷)

   1原名北京图书馆,其前身为满清之京师图书馆。
   2《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年。
   5《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7《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8具体情况如下:上博80号(件),附录11号(件)。北大246号(件),附录77号(件)。津艺336号(件)、附录14号(件)。上图187号(件),附录9号(件)。浙敦201号(件),附录3号(件)。甘肃共计679号(件)、附录17号(件):敦研383号(件),其中附录5件。酒博18号(件),其中附录1件。甘图32号(件),其中附录1件。西北师大19号(件)。永博8号(件)、其中附录4件。中医学院3号(件)。张博1号(件)。甘博138号(件),其中附录6号(件)。敦博82号(件)。定博9号(件)。高博3号(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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