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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人之学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源头



——作为天人相感与沟通的手段的《周易》

释青平

  内容提要
  当我们对中国的天人之学的追根溯源时,我们发现,可以在《易经》中找到其思想的发源、以及其完整呈现的雏形。《周易》,是一部中国古人用于穷究天人之际、博通事理之变的奇书,它是天人相感与沟通的重要手段。它的权威,则在于它一次又一次占测事件的灵验与神奇,而这种灵奇,从古到今,几千年反复被实践着、验明着,也因而更增添对它的推崇与敬畏。
  本文还想说明的一点是,《周易》绝不仅仅只是一部思想论著,故而绝不能抹杀其占筮价值,它的卦爻辞,只是用来显示对预测事件内在演变规律的揭示,你不占测,便断然不可知解。《周易》体现天人相感之处还在于,在天,它是天道运行规律的呈现,在人,你却因自己的德行而可与之相感。《周易》更在预测的同时,向你告知天道之所系,教你如何积极应对、自强不息、把握人生,故而《易》实为大道,实为圣人之道,这又是《周易》思想价值之所在。

  当我们对中国的天人之学的追根溯源时,我们会发现,无论后代思想家如何从各自的角度对天人之学展开论述,它们都可以在《易经》中找到其思想的发源、以及其完整呈现的雏形。
  最让人感觉奇妙与不可思议的则是,不仅《周易》为天人之学提供了相当完整的思想源头,而且《周易》立侪群经之首,还主导了中国天人思想几千年。以至于中国历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在阐发自己的学说时,我注六经也好,六经注我也好,有两部书都是他们必注的,其一为《老子》,另一则为《周易》。要注的理由,在《老子》大约是找到了天人之间形而上以及辩证关系的思想表达,而在《周易》,却不外可以穷究天人之际、博通事理之变。
  然而,《周易》又为何可以用之于究天人之际、通事理之变呢?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曾有着长时间的困惑。无论是《老子》还是《周易》,我开始全都读不懂。《老子》读不懂还好办,把整本书背下来,许多不懂之处慢慢也就懂得了。但《周易》却是一部无论费多大的劲都很难读懂的书,它言语简约、论断明晰,吉凶祝福,一目了然,明显就是一本巫书,从这一角度,对它的功能大体可以推断几分。然而在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之下,我感兴趣的却是它自身所蕴含的哲理思想,似乎觉得这才具有值得深究的思想价值,才可以透析其内在蕴含的真正奥秘。可当我用这一思路去理解《周易》时,我却发现,这本书越看反而越是不能懂,在思想上,它不外暗含一种易象演变之理,而且似有牵强附会之处,如此而已,何至于会形成如此重要的地位?再看它的卦爻辞,更是觉得繁复错杂、古怪突兀,令人不知所云,像是一部难解的天书,它的思想价值又从何处体现?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自己的方式曲解误读着《周易》:认为《周易》不过是一个框,是后人爱将自己的思想往里头装。因为中国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传统,前圣先贤被塑造得太高了,后人便不好意思再说自己的话,只能以代圣人立言的方式,曲隐地表达自己要说的思想。所以我一度以为,后代思想家对《周易》的注,不过是借之以达己之言的工具。而且,中国的确除《周易》之外,再没有可以表达变化发展之理的一套话语系统,碰到这方面的哲学问题,除了《周易》,似乎也找不到其它更为合适的思想工具。这当然是我的毫无根据的揣度,而且明显不合事实,因为后人的《易》注我并没看过几本,没看过就没有发言权,而且若是看过,这种乖谬倒错的想法便也不会产生。
  后来因为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学到了一种简易的《周易》占法,并下决心用占测事件来检验《周易》中吉凶论断的可靠性,同时十分认真地将每次占测结果详细记录下来。在记录到前60卦时,我的惊奇与日俱增:只有2卦与结果不符,2卦警示我占法出错,7卦结果没有出来,其余49卦全都与事件后来所发生的结果完全一致,其准确性达到令我相当惊讶的程度。于是我终于明白了,《周易》之所以可以究天人之际、通事理之变,实在于它是中国古人用于天人相感与沟通的重要手段,它的权威,则在于它一次又一次占测事件的灵验与神奇,这种灵奇,从古到今,几千年反复被实践着、验明着,也因而更增添对它的推崇与敬畏。
  试验下来,最让我深有体会的则是:《周易》本就是一部天书,它的卦爻辞,你不占测,你便断然不可知解。而经过占测,你却会发现,原来卦爻辞只是用来显示对预测事件内在演变规律的揭示,其精妙与准确,通常清晰细致、丝丝入扣,甚是不可思议。而且,《周易》体现天人相感之处还在于,在天,它则是天道运行规律的呈现,在人,你却因自己的德行而可以与之相感,因为揲筮起卦,全在人为。而《周易》,更在预测的同时,向你告知天道之所系,教你如何积极应对、自强不息、把握人生,故而《易》实为大道,实为圣人之道,这又是《周易》思想价值之所在。
  本文试图从三个视角,用自己所得到的一些体会,论述《周易》与天人之学的一些问题。

一、《周易》对中国思想家的影响

  我们追溯中国天人之学的思想源头,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周易》。因为《周易》它作为一个完整而全面的思想体系,它是最早阐发天人之学的一部经,“文王演八卦,周公定爻辞” ,这是周代之始的事,而中国历史上对后代发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以及他们所论述的天人之学,都远远晚于《周易》。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代阐发的天人观念之端倪,其实已相当完整地见之于《周易》,甚至可以这么理解,《周易》之后的天人之学,只是《周易》天人之学的思想展开,虽然被精致化、细致化了,但却并没有超出《周易》所涵概的思想范围。
  所以《周易》又号称群经之首,这句话到少可以意味着:第一,它是群经中的第一部经,当然也是群经之中天人之学最早的阐释者;第二,它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乃至于秦汉至清代两年余年,绝大多数中国思想家都为《周易》做过注。
  以下,我们先略举《周易》之后,中国思想史作为发端的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看一看他们所受《周易》的影响:其一为老子,他开启了中国道家学说,其二为孔子,他则开启了中国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作为主流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除佛家为外来传入者,他们俩人所开创的学派,占据其中之二。 

  虽然在思想影响上,儒家作为官方正统思想,似比道家来得显赫,但因为史传“孔子问礼于老子”,故而历史上又通常认为,老子要早于孔子。
  老子在其《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在这里阐释了其大道的源流与万物的化生之理。然而如何解释这一、二、三呢?前两个尚无分歧,因为道先是无形无象,然“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万物之始生,必得先有一个有形有象的母体“一”,故道生一;有了有形有象的母体之后,它“负阴而抱阳”,必然两仪分判、阴阳呈现,故一又生二。
  接下来的问题却是:为何又有二生三,然后才是三生万物?这“三”指的又是什么?老子并没有注出其答案,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后人的解释不免多为推测。其中说的最多的,是将“三”喻之为天、地、人三才,因为老子说过“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如果说天地人以象世间万物,而道横贯其中,那么道为一,而天地人则为三。然而,这里值得我们深究的是:又为何老子在生一、生二、生三的出语处,没有说到任何具体的事相,却以绝数字来抽象地表达,而数字又为何可以表达出具体的事相?这一表达是否是老子特有的发明?或是老子之语有所依据,这依据又源自何处?是否在老子之前,也可见到与之相类似的表达?
  我们在《周易·系辞上传》中,却可以看到与老子完全相同的思维结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固然,我们在《周易》中见到的是生一、生二、生四、生八的语式,但深究其内在逻辑我们却会发现:周易是由太极而生两仪,两仪以阴阳二爻象之,而三个阴阳爻的组合则为八卦,八卦可以象征宇宙万物的基本构成,而两个八卦重合又可以形成六十四卦,以此则可以象征宇宙万物演变发展的规律,以此,我们便可描模出《周易》演变的内在逻辑,它可以将之归结为如下的语式,即:“易有一(太极),一生二(阴阳两仪),二生三(三个阴阳爻互叠而成八卦),三生八卦(八卦可象征万物的基本构成),八卦生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表象万物的运行规律)”,由此我们发现,照此逻辑语式,其呈现出与《老子》略有不同却精神完全相通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照此语式的前半部分,几乎可见老子之语脱胎而出的痕迹。
  老子晚出于《周易》,《周易》八卦是周代开国之君周文王所创制,而六十四卦之卦爻辞,又相传为周公所确定。虽然文史考证可以推测《周易·系辞》可能会晚出于老子,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一生一、生二、生三的模式,却是《周易》诸卦象所内蕴的逻辑演变模式,没有《系辞》篇一样清晰明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周易》是一部真正以数字化的形式用于抽象表达宇宙万物的书,其64卦,只是阴、阳两爻二进制逻辑演绎的组合。而老子的思想,全书仅有一处以数字的一、二、三用于抽象地表达宇宙万物,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以数字来表状万物,并非《老子》所侧重,它不似《周易》全书的数字化逻辑演绎结构;其二,老子既然引用数字来表状万物,即非其所侧重,大约也不会是他自己之所独创,若论定其有所依据,其可依据的,说是《周易》大体是可信的。
  从《周易》卦爻辞上看,里面大量记录了当时为国家大事而占测的资料,可见《周易》实是周代王朝官用的占测工具,老子为周代史官,依理推知,老子对《周易》不可能不熟悉。所以,说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乃受《周易》的启发,并以此演绎与《周易》相接近的天人思想,却并不是不合情理的事。
  而且老子的思维结构中,还留有诸多《周易》思想的痕迹。《老子》中对事物的构成的理解是 “万物负阴而抱阳”,以阴阳论万物,这原本就是《周易》的思维起点。而《老子》中用“反者道之动”阐释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其实也是《周易》诸卦演变所反复体现的内在规律。《老子》与《周易》在许多思想上都有相当可比的一致性,两者必然一个为影响者,另一个为被影响者,而老子晚出于《周易》,可推知大约还是老子受到了《周易》的影响。
  当然应声明提是,此处所陈述的,仅是本文的一点浅见,要论证尚需更多资料,但却大体可以窥见《周易》对老子思想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孔子则是一位对《周易》极具好感的思想家,故而历史上有“韦编三绝”的传说,可见孔子对《周易》的痴迷。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认为了解《周易》便可以无大过,这是他对《周易》的盛赞,可为何孔子却要说再多给自己几年的时间、而且如果50岁就开始学《周易》的话?为什么孔子不说50岁之前学《周易》、却要说50岁之后?人生学习须及早,这位思想大哲却把学《周易》推到自己的晚年,这确乎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实,这是否说明,孔子所说的50岁,必定有种相当不同的意味?那么,50岁又对孔子意味着什么?
  总有不少学者愿意将孔子的注《易》,看作只是对《周易》内在哲学思想的解注,甚至认定是孔子开创了思想解易之路,从而使《周易》摆脱其巫筮性与神秘性,他们竭力否定《周易》自身所具有的占测价值,并倾向于将《周易》的预测性,视之为江湖小道伎俩、穿凿附会之说,对之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对于《周易》的价值,究竟该定位在其思想性,还是定位在其预测性,这在历史上原本便是争议极大的事,两派观点各执一辞、莫衷一是,而作为争议论据之发端,两派也都不免引述到历史上最早的述《易》者——孔子。照说,两派的学术论争原可有助于将某一思想价值往深处开掘。但当中国经历过以唯物主义思想定于一尊的时代,当今学界的主流思想便不免纷纷倒向一边,大多学者都倾向于将《周易》的预测价值斥之为荒诞。现在,让我们试着从孔子的“五十以学易”这句话为基点,来解读这50岁之语所隐含的蕴意,从而看出孔子对《周易》某些具体而又细微的判断。
  如果孔子只看中《周易》的思想价值,那么,“五十以学易”必是针对其思想价值而言,这里面便似乎隐含着某种判断,在50之前学习《周易》的思想,并不为孔子所强调。那么,又为何《周易》的思想不能在50岁之前学习与了解呢?是无法理解、还是学习不了?我们看《周易》,其对天道的揭示精微而细致,有些确是不到一定年岁无法体悟的,但对孔子而言,这绝对不会是强调50之后学易的理由。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 ,而且是“好古敏以求之” ,乃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以孔子的“敏而好学” 的精神,很难让人相信孔子会固执地认为人生在50岁之前就不宜学习《周易》。想来也不会是理解不了、学习不了这样的原因,因为理解是伴随终身的事,一时理解不了,却并不妨碍可以早一点学习了解。
  如果《周易》之于孔子,在50岁之前学习,似乎不会是因为理解不了或是学习不了。那么,如果《周易》吸引孔子的目光,还仅仅只是它的思想价值,那么,又为什么非要50岁之后再学吗?是不是《周易》有某种思想只有50岁之后才有学习的价值呢?这一假设似乎更不合理。孔子说自己在 “十有五而志于学”之后,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50岁对孔子来说,是已过不惑而知天命的年龄,如果《周易》仅仅只是一部思想书,难道在这时仅仅只能给饱学而又深知天命的孔子多添一些书中的思想哲理与人生教诲?这些哲理又如何可以让孔子“可以无大过”?这些人生教诲又可以教会门生弟子满天下的孔子什么新奇独特的东西?我们应注意到“无大过”这三个字,“无大过”只相关于人生实践,可见孔子在这里所认可的《周易》价值,还是些相关乎人生实践的事。
  孔子平生以“克已复礼” 为已任,所倡导的礼即是周礼,他也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所崇尚的文化是周文化。而《周易》又是周代王朝的官方占卜用书,孔子对《周易》便不可能一无所知,更不会接触不到。从这里,我们还可以隐约读到这样一种信息,孔子不可能在50岁之前不知道《周易》,而应该只是在50岁以前没有看到《周易》的价值,那么,是他有意视而不见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