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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路



法 向

  根据我狭隘的历史经验,在古往今来的人群当中,一直都存有这样的信仰分野:一种是仅为着私利的营求,一种是尽一生所能实现整体社会生态环境的最大福利。后者是一种自觉的信仰状态,它明确无疑,成为一个人生命存在和创造的理由,它是这个生命的来路,也是归途。前者似乎也成为了一种信仰,它暗昧的、懦弱的与一个人的生命结合,攫取了他的全部活力,使他成为机械的、图式化生活里的一个零件和符号,他失去了追问生活或是生命其他可能性的能力。我想说的是,真正能与信仰所具的崇高意义相匹配的东西,其实只有后者。尽管人们已经标举了许多信仰的名目,比如说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样的宗教信仰,以及共产主义、科学主义、拜金主义等等,但这些都是在信仰中,因心灵所依赖的客体对象差别而有的不同。如果就信仰主体——生命个体而言,即使选择了其中任何一种教派或主义的信仰,他对信仰的精神诉求,仍然可以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两端:一种仍是为着私利的营求,另一种则是尽一生所能实现整体社会生态的最大福利。一种教派或主义的信仰主旨当然不会有两样,否则就难成其为信仰,可是人们在选择一种信仰的时候,却未必都能够意识到,真实的信仰是生命之流的河道,一时的选择并不能确保一生的践行不渝。一旦故态复萌,信仰的堂皇外衣就从复归于卑微的灵魂身上剥落了,只是自谓“信仰者”的人尚不自知罢了。这一意义上的进退,其实根本取决于对于生命有没有一种清醒的态度,真正的信仰,只属于那些为实现整体社会生态的最大福利而自觉交付生命全部的人。他们或许是不同教派或主义的信仰者,但他们在身后却给世间留下了一样共同的财富,那就是用生命铺展开的信仰之路。

  作为一个信仰者,他会以自己生命的创造来参与对社会生态的改造。西方著名的宗教音乐《弥赛亚》,是亨德尔历经苦难后倾注全部热情创作的一部清唱剧。作品的第二部“哈利路亚大合唱”表现的是耶稣遭受的苦难和复活,作品中间融入了亨德尔自己的情感和生活的经历。亨德尔曾因破产而一贫如洗,又罹患风痹长期卧床,在这之后更经受了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据说,《弥赛亚》在伦敦上演,当演唱到“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在场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深受感动,肃然起立,躬身倾听,带动的全场观众都肃立恭听。从此,《弥赛亚》在世界各国的演出只要进行到这里时,观众们都莫不如此。在亨德尔的乐声中,整个音乐大厅连同周围的世界,都充满了神圣而庄严的气氛。亨德尔的《弥赛亚》,为我们创造出了这样神圣而美好的境界。并不是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艺术,都能够创造出这种境界来的。难怪亨德尔对《弥赛亚》格外钟爱,在临终前八天,抱着病危的残躯,仍然坚持参加《弥赛亚》的演出,担任管风琴演奏。《弥赛亚》中有亨德尔的心血,更有他的信仰。让暴露着蚯蚓般青筋的手颤抖着弹奏管风琴,看全场观众肃立时闪烁着庄严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碰撞交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人情景啊!
  晚年的海顿,在伦敦听到《弥赛亚》时,禁不住老泪纵横。他由衷地赞叹:这是多么伟大、多么神圣的音乐啊!他由此发誓:在我不多的时间里一定也要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海顿的心和亨德尔是相通的,海顿从伦敦回到维也纳,开始创作他的《创世纪》。每天在写这部音乐之前,海顿都要虔诚的跪拜在神像面前,把心袒露给上苍。《创世纪》在维也纳演出的时候,海顿已经病卧在床,但坐在轮椅上,他依然来到了音乐会。当听到全剧的高潮——“天上要有星光”的乐声响起的时候,七十七岁的海顿,竟然不顾老迈病重,摇晃着从轮椅上一下站起来,情不自禁的指着上天高声叫道:“光就是从那儿来的!”说罢,就倒下再也没有醒来。
  我很难想象这种情景。会有一种音乐能够让我们怀有如此圣洁、如此神往的心地自觉而虔诚的去聆听、去拜谒!亨德尔和海顿的音乐是来自天国、发自心灵的,它可以让人的心灵美好崇高起来,它可以让人在面对躁动、喧嚣和污染的时候守住内心的一份清明纯净。

  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必定有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整体生态环境的意愿,这一意愿产生于对现实的社会生态深深的反思和忧患当中,释迦牟尼是如此,释尊的后辈弟子也莫不如此,其中产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几个最好的典范是法显大师、玄奘大师和鉴真大师。
  中华大地出于自然地理和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长久闭塞,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狭小的空间中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定位,而这种定位常常是排他的,因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自卫性对峙系统,延伸到每一个社会领域。由此,人人在每天里都能找到成百上千个引发纷争的理由,而对于纷争的对手则隔阂重重,无从沟通,对于自己生存环境之外的世界更是茫然无知。闭塞增添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盲目对抗和伤害,这无疑与佛教的信念相背离,所以历代 “舍身求法”者的长途跋涉,都包含着突破闭塞的精神使命。法显大师、玄奘大师和鉴真大师的脚下没有边界,他们的心中没有对手,这种开阔使人们乐于彼此沟通,乐于向往超越语言文化差异的人类共生关系,乐于挣脱人世间无谓的纷争,这是大善的起点!仅仅是大师们身上的这点开阔,就已经是对无数限于逼仄灵魂的救赎,任何走向开阔的人都有可能给别人带来开阔,精神空间是一种共享空间,一个人的博大常常会影响更多人变得博大。
  历史上的佛教旅行家穿越闭塞走向开阔,常常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牺牲。我每次读《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以及《唐大和尚东征传》,都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一具血肉之躯居然能承受那么大那么多的苦难折磨,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他们都对 “人”的定义作了重新诠释。他们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不必复述了,只需简单的提一提他们的行程吧:走过中国西北部的白龙堆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帕米尔高原,经历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还有中国的南海、东海。在在他们走通之前,这一些地方根本还没有进入国人的地理视野,那一连串的地理名字只意味着屏障、屏障、永远的屏障,万古不摧的屏障。但就是这样的屏障,居然被几个踽踽独行的人先后打通了。他们给了中国人一个闻所未闻的大空间,也给了亚洲其他地区的人一个闻所未闻的大空间,他们凭着一己之力,把无数的民众从狭隘中释放了出来,这既是空间的释放,更是精神的释放。

  法显大师和玄奘大师他们通过自己的旅行,向世人呈现了一种生命的无局限状态。他们在旅途中,甚至是在大半生里都长久的陷入在孤独中。但他们似乎又是根本摆脱了孤独的。原因是他们对于红尘俗世有一种透辟的认识,懂得真正的孤独是在互不关爱的拥挤热闹之中。他们和那些千百年里所有留下名字和没留下名字的同路人一样,都在赶路。路没有止尽,而赶路即是彼岸,在路上,他们走出了一个无限宽广的精神天地。他们不喜欢街市间的众生不问彼岸的匆忙,他们是用远离生命、奉献生命的方式在定义生命,身处孤独而又不失对众生的关爱,即便是孤身一人也在引渡众生。他们是忘我的,而一切忘我者都不会感到孤独。
  我想,在滚滚红尘中,世事艰难,人生不易,人们互不理会,百无聊赖,不小心还会互相伤害。但是,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渗透出一点爱,一种慈悲的能量进入了人心的网络,彼此感应,互相叠加,这种能量就被无限扩大,人生的大孤独,就这样被战胜了。

  所谓“舍身求法”,那个法未必只是书面文本。在我看来,几位大师当年浮动在瀚海青天间的身影,同样是法之所在,是人类终极关怀之所在,也是我终身仰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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