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幢佛学教育网 期刊点击 2002年戒幢电子杂志 戒幢电子杂志总002期         累计点击:3177次 上次访问:18/02/21 05:03 搜索   
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二



济群法师 著

  本刊记者:从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看,人生佛教在台湾地区得到了相当的普及,法师曾多次前往台湾实地参访并进行交流,您认为台湾地区的佛教弘扬对国内教界有什么借鉴作用?他们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分别是什么?
  济群法师: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至今,教界两岸三地的佛弟子们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尤以台湾地区的成就比较突出。他们从慈善到文教,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弘法方式,将佛教深入到千家万户。我曾四次参加台湾佛教界的学术活动,并参观了众多的道场和佛教机构,如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的中华佛学研究所,佛光山的佛光卫视等等,的确是大开眼界,深受启发。
  国内从宗教政策恢复以来,也有许多道场开始致力于慈善活动及弘法教育事业,力图改变佛教在人们心目的消极形象,发扬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一味强调入世,对佛教的健康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台湾参访期间,我曾在圆光佛学院谈到这个问题,提出当前佛教发展要处理好“学术与信仰、出世与入世及内修与外弘”三个问题。
  目前,教界办学也在与学术接轨,但过分强调学术,往往会造成信仰的淡化,结果得了学位却丢了果位;而在修行和境界都未能达到相当程度之时就积极地入世,也容易被五欲尘劳所淹没,使菩提心被名利心取而代之;内修与外弘也是同样,一些修行具有相当成就的前辈高僧,尚且会因事务缠身而影响到自身的修行,何况我们现在的人。在“菩提道次第”中,特别强调菩提心要以出离心为基础,这一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经历一定的闻思阶段,没有三学的熏修,相应的僧格和素质还没有培养起来,就急于入世,往往很难正确把握发展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正确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障。

  本刊记者:法师曾经戏言:按照现有的发展趋势,所有的文化将只剩下一种,即现代化。且不论这一现象的利弊得失,就当今教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也对佛法弘扬提出了新的课题,古老的佛教是否也应接受现代化的挑战?
  济群法师:佛法的弘扬当然是要走向现代化。佛教是契理契机的,契理就是契合佛法的基本原理,契机就是契合众生的根基及时代的要求。从佛教传播史上来看,历代高僧大德为了使佛法在不同地区和时代得到传播,总是以当时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弘扬佛法,这也正是佛法形成不同体系和宗派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现代化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今天才面临的,在以往的各个时代,历代祖师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古代大德们完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在今天,佛教现代化的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到我们这一代佛弟子的身上。

  本刊记者: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理念,还要通过许多具体的操作来进行,法师认为,应当如何使佛教的现代化落到实处?
  济群法师:在佛教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除了立足于契理契机的根本宗旨,还应注重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但是,我们要继承什么样的传统呢?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许多误区现象,这些也是传统,但不是优良的传统。有些人对中国宗派佛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以为唯有阿含经典才能真正契合佛法;有些人专弘净土一宗,断章取义地强调其中的部分内容,廉价出售净土法门,甚至只见净土而不见佛法,这种种知见都是因为对传统的片面认识所造成。我们继承传统,是要继承佛教的优良传统,这就需要对传统有正确的认识,以此选择我们所应继承和继续发扬的部分,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
  佛教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献的整理。五四运动之后,随着白话文的兴起,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佛经在翻译之时选择了较为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历代高僧的大量论典和注疏,没有一定的佛学基础就很难深入,这就需要以现代的学术规范进行整理,如校勘、注释及白话翻译。通过这些工作,将更有利于佛教典籍的推广普及。
  而在弘法过程中,也要契合时代的思潮,如人生佛教的理念就和当代的人本思想非常契合。尽管古今中外的所有问题无非是由人们的贪、嗔、痴烦恼所构成,但在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应对社会现状予以关注,以佛法的智慧去解决现实人生存在的问题。至于在弘法方式上,科技的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多便利,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及媒体的作用,在采用传统讲座和印赠经书弘扬佛法的同时,通过录音、录像、电台、网络等各种渠道来传播佛法,使更多的人得到佛法的受益。

  本刊记者:前面您提到要正确处理“学术与信仰”的问题,同时也谈到将对佛教典籍进行学术规范,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来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济群法师:学术只是一种工具和方法,既然是工具,那么,它所能达到的效果就在于我们是如何来运用这一工具。从现有的发展趋势看,今天所提倡的现代化基本就是全盘西化,而我们所说的学术化也是沿用了西方的治学方式,应当说,它的确有自身的长处,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不是就可以一成不变地照搬呢?佛教的现代化工作还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正如民国年间所讨论的中西体用的问题,佛教应以自身的优良传统为根本,在这一前提下,使现代化的工具为我所用。以现代学术规范来研究佛学,对于典籍校勘和文献整理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涉及到佛学思想内容,尤其是修证的层面,学术方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如果以学术规范来处理所有的问题,佛教将只剩下属于文化的这一部分,事实上,文化只是佛法传播的载体,而沉溺于学术研究甚至会以丧失信仰为代价。所以,在佛教学术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到学术方法的长处,更要看到它的局限。

  本刊记者:现代化所带来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就是社会的整体商业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成为一切的今天,寺院是不是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济群法师:现代化是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为两大支柱,从今天的社会现状来看,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说的话就太大了。寺院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影响和冲击是必然的。但作为寺院或出家僧伽来说,根本职能是不能忘记的。寺院是一个道场,也就是出家人修道的场所,寺院和僧宝的使命是住持佛法,弘扬佛法。明白了寺院的基本职能,自然也就能认识到寺院的过分商业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本刊记者:在宗教政策落实以来,国内各地陆续办起了几十所佛学院,也为教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但目前能够走向社会从事通俗弘法的法师却极为有限,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济群法师:目前佛学院的教育,无论是两年的预科教育,还是四年的本科教育,虽然在课程设置上涉及的面很广,但其弊端在于,对其中任何一门的学习都是浮光掠影式的。学生通过两年或四年的学习,往往只是掌握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佛学知识,未能对某个宗派或经论有深入的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佛学院的教学沿用了社会办学的模式,基本局限于知识的传授,缺乏对学员弘法能力的培养,既没有安排弘法布教的相关课程,实际的锻炼机会就更少。而学生在毕业之后,更难有进一步深造和学习研究的环境,目前国内的三十多所佛学院中,只有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戒幢佛学研究所等少数地方招收研究生,能够提供的机会很少。没有扎实的佛学基础,又如何能走向社会从事弘法利生的事业?再者,从佛教界的大环境来说,弘法的气候也没有形成。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教界有不少人也在热衷于权利与经济之争,将发展旅游和经忏佛事作为寺院的重点建设,没有将荷担如来家务作为出家人应尽的本份。因此,即使有一些学有所成也有心从事弘法事业的僧才,却没有因缘去成就他们。这种种原因,使得能够走上社会弘法的法师寥寥无几。

  本刊记者: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法师经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但缘也是可以造就的,在您从事弘法的这么多年以来,除了社会的需要,是不是也包括了主观的努力?
  济群法师:在我自己来说,从出家到上学的那些年,并没有弘法的愿望。上学期间,因为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差,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并没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毕业后到了广化寺,教学之余就是读书,过着非常单纯的生活,和社会几乎是隔绝的,也还没有产生弘法的念头。来到厦门之后,有机会接触一些海外的法师,了解到许多港台教界的弘法情况,受到了很大启发。最初的弘法活动是从厦门大学开始的,当时我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因为这一因缘,就和厦大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佛教文化研讨班”,在南普陀圆通讲堂为厦大学生开设佛学讲座。在此同时,南普陀寺也开始举办面向社会民众的通俗弘法,记得当时选择的主题有《正信佛教系列讲座》及《人生佛教系列讲座》。这些活动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于是开始有外地高校及佛教团体请我去讲经讲座,这几年也经常应邀去海外弘法。
  我自己一直是本着随缘弘法的态度,有人请的时候就尽量去,没人请的时候就呆在山上读书教学。人的一生很短暂,能够扎扎实实地做好一件事情就不错了,这就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知道做什么对自己是最合适的。有了这个定位后,就努力地去做。当然做事还是要有因缘,这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就是我们的发心、愿望及能力,客观就是外在的环境。所以,我所说的随缘并不排斥主观的努力,当客观条件具备时,就好好地去做;当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就培养主观条件,也就是提高自己的素质,只有这样,在客观条件成熟之时,才有能力去担当。我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出家这些年来,各种机会也很多,但只有弘法才是我真正想要从事的事业。

  本刊记者: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法师的生活,平时在山中读书写作,又有机会在世界各地讲经弘法,从您个人来说,内心更倾向于哪一种生活方式?
  济群法师:在山里读书写作、享受自然和外出弘法,对我来说都一样重要,一样开心。我觉得一个出家人不存在得意和失意的问题,有的只是因缘的成熟与不成熟。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我很愿意为社会多做些事情,如果做事的因缘不成熟,我也能因此有更多的时间来充实自己,在大自然中过一种清静的生活,这不仅适合我的性情,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山居的时光,于我对佛学的思考很有帮助,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能使人变得比较淡泊和沉静,能使自己的心处于比较空灵的状态。而对世俗生活的适当远离,就能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比较容易认识人生的真相。就我个人而言,在弘法的过程中尽管是比较随缘的,但对佛教事业始终本着积极的态度。也许因为有这份愿心,各种弘法的因缘就会不断地出现,所以,我觉得在学佛过程中愿力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本刊记者:弘法是续佛慧命的事业,因此也有人说,必须有修有证才能讲经说法,这是不是有具体的标准?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弘法事务的法师,您认为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才足以担当起这样的职责?
  济群法师:有修有证的概念本身就非常笼统,究竟什么样才算是有修有证?有修有证才能弘法,也包含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在不曾有修证之前是不能弘法的,很多人会因此而退缩。事实上,佛法的修学需要我们以整整一生乃至尽未来际去实践,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弘法则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从掌握佛法教理到参与弘法,需要有锻炼的阶段。对佛法的掌握,在成佛之前的任何阶段都不能说是已经完成,作为一个从事弘法事务的法师来说,能对一个问题有正确无误的认识,就有资格来弘扬这个问题;能对一部经论有正确的认识,就能弘扬这部经论,乃至一个宗派、一大藏教都是如此。除了具备正确的认识之外,相应的品行也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一个弘法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佛法的弘扬包括了言教和身教两个部分,弘法者对自己的信仰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才足以为人师表。所以,我认为对一个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并有能力将其表达清楚,能够遵守基本的戒律并有心实践佛法,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就可以去弘法了。

  本刊记者:对于学佛的在家居士来说,又应当怎样来影响并教化周围的人?
  济群法师:作为在家居士,我们可以将自己学到的佛法及在学佛过程中得到的利益和大家一同分享。一个佛弟子能够切实奉行五戒十善的如法生活,使社会民众因此生起欢喜尊重之心,使他们从你的身上了解到佛法的伟大,而乐意去亲近佛法、了解佛法。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弘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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