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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佛教文学研究初步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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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湾地区为主-

丁敏

一、前言

  有关“佛教文学”一词,历来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日本佛教学者如深浦正文、前田惠学、小野玄妙等将佛教经典中具有文学意味的经典视为佛教文学的范畴。然而《中国佛教文学》一书的作者,加地哲定却认为经典的佛教文学,不是“纯粹的”佛教文学,因为经典中的文学,只是阐明教理的手段,非从文学创作的意识去写。真正的佛教文学应当是将自己对教理的心得、体验及信仰,有意识地从事文学创作,化为文学作品来表达。
  所以加地哲定先生认为虽然也可以将佛教的某些经典视为经典文学而纳入佛教文学的范围;但这不是佛教文学核心的部分。从严格的角度而言,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作者把自身对佛教的体验或理解,运用文学的技巧、形式等表达出来的作品。是作者有意识地从事文学创作。作品中反映的是作者的宗教境界;而非为了传教、帮助解释教理等目的,而写一些具有文学趣味的辅助教材。由此可看出加地哲定强调的是佛教文学着重在创作心态上的要求。因此在中国佛教文学作品中,他最推崇以诗偈呈现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禅门诗偈,认为这个部分才真正是中国佛教文学的核心。
  但是这样界定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加地哲定最推崇的禅门诗偈,其中固然有诗僧有意识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写禅诗,但也有许多禅师只是藉着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禅悟,他们并非刻意从事文学创作或追求文学上的成就。但其书第七章“禅门中的佛教文学”并没有细分这两者的区别而均收录。
  另外,胡适先生的《中国白话文学史》第九、十两章,将佛经的翻译视为“翻译文学”来讨论,认为由梵巴文字译成中文经典,汉译佛典本身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一种新创的文体。并且这种新创的文体也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可见汉译经典从语法、修辞、译笔、文体各方面来研究,都可列入“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范畴。胡适先生并指出佛教经典中有许多可视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尤其盛赞《维摩诘经》是一部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而《法华经》中的几则寓言,是世界文学里最美的寓言。
  综合上述所论,再参考国内学者的一些零星论述,个人认为:“佛教文学”一词,可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界定它,约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佛教经典文学的部分。自阿含以来的各大小乘经典及律藏中,都有许多充满文学色彩的地方。十二分教中的本生、本缘、本事、譬喻更是经典文学中的主流。另一是佛教文学创作部分。即以文学手法来表现佛理,带有佛教色彩的文学创作。包括历来文人、僧人及庶民的佛教文学创作,表现在小说、戏曲、散文、诗歌及俗文学中的作品。
  至于“中国佛教文学”的范围,循“佛教文学”的界定,大略亦可粗分为汉译佛典中的经典文学部分。及中国文学作品中不论是诗、散文、小说、戏曲、俗文学等,带有佛教色彩的作品;当然最好的佛教文学作品,应是具备如余国藩先生所指出的具有文学的“创造性”和“宗教的启发性”的作品(例如西游记)。
  检视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一直不是佛教研究或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主流。在佛教研究中,教理、教制、教史、教团等研究才是主流;在中国文学的园地中,非关佛教的各类文体、文论、文人的研究已是花团锦簇令人目不暇给了。且中国文学在内容及技巧、意境各方面是受儒、释、道三家影响,非独佛教而已。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能略略关照到佛教影响部分者较多,全面关注的论文相对上毕竟仍占少数。但在这两大范畴中,前辈学者已做了筚路篮缕的工作。如胡适、陈寅恪、梁启超、郑振铎、钱钟书、季羡林、金克木、向达、柳存仁、季羡林、饶宗颐、周绍良等,都在这块园地上作过辛勤耕耘。他们研究的课题,包括声律论与佛经转读的关系:佛经故事对南北朝小说的影响、敦煌变文中的佛教影响、佛经翻译文体对古代诗文的影响,当然也涉及到了中印两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以上这些课题都是属于开创性研究,各位前辈学者,成果斐然,然多是以单篇论文论某一课题,没有在某一课题上以专书的形式来发表,属于点、线的研究。
  以下试就汉译佛教经典文学研究及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两大部分来进行介绍。而探讨的时间、区域则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在成果中以专书为主,包括博硕士论文,以及已出版的关于某一主题专论的著作。至于单篇论文,及单篇论文集则多未予讨论,只列在附录以资参考。这是由于一则考虑到许多的单篇研究论文,在相关领域的各博硕士论文及专书中,多数均已罗列了,可见各单篇论文的研究成果,理论上应是被专书形式的著作消化了;另外更限于个人目前的时间、能力上无法兼顾单篇论文的讨论,因此大部分的单篇论文都割爱了,唯有极少数几篇,由于涉及某一研究主题、领域的开发,所以特别予以介绍。
  此外,虽以台湾学者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成果为主,但为了能较全面性的鸟瞰当代有关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状况,因此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搜集了二本日文译本、以及部分大陆学者的著作,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其次,中国佛教文学研究所涉及的文类与主题研究范围甚广,笔者才疏学浅只能就自己较熟悉的领域来论述,没有论及的领域,只在附录列出书名,以逮方家。

二、有关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

  一、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
  A.通史类:

  (一)、《中国佛教文学》日,加地哲定着、中,刘卫星译(王志远主编宗教文化丛书)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12月初版;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年初版。
  最早的一本算是中国佛教文学通史的书,应是日人加地哲定所写,此书日文版在1965年已付梓印行。时隔25年才由北京的刘卫星先生译出并出版,二年后由佛光出版社以繁体文在台湾出版,并增加了原作者的自序一文。
  加地哲定的《中国佛教文学》主要从汉魏六朝写至唐朝,宋代以后只涉及禅门与文人的诗论。因此严格的说并不是全面性的通史。但其写作观点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写,此书是以佛教文学在中国的孕育、形成、演变、和内容几方面来进行研究。约有如下重点:
  (1)作者由六朝的思想、文学观念的改变,以及佛典翻译产生出的许多佛教语汇及译体,论及六朝佛教文学的产生。并指出
  六朝的佛教文学,犹停留在对佛陀的皈依赞仰、忏悔祈愿等内容与诗文;而这是和六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咀嚼期、信仰期有关。这是能注意到佛教传播和佛教文学内容间的关系。
  (2)能以六朝佛教文学所使用的文体与六朝流行文体之间的关系,做一对应探索,发现六朝流行的文体,都被佛教文学的创作采用。
  (3)其认为真正成熟的佛教作品,则是在唐代,佛教已融入时人的肌理血脉骨髓之中而产生的。分为正统文学中的佛教文学,与庶民文学中的佛教文学两大类。就文学的流变而言,已抓到时代的特色。第七章谈禅诗,是以几本修道为主的书来论,并未论及真正的诗僧。第八章对诗与禅的关涉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4)作者最后强调书中的“禅门诗偈文学”是中国佛教文学的特点,此点尚有讨论余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比较起来唐代正统文学或俗文学中的佛教文学作品,都趣味盎然得多。
  (5)正如本书作者自述般,此书只描述了一个概观,一个表面的现象与形式。且在文类的探讨上偏重于诗歌与变文,其余如小说、戏曲等等重要大项都未涉及。因此基本上,本书是纲要概说性质,作为中国佛教文学史的草创,理出一条脉络,也是难能可贵,且作者理路清晰、叙述要而不繁,是理解中国佛教文学的入门指引。能抓住中国佛教文学流变的部分质及钩勒内容的重点。
  (6)本书最大特色,是作者在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对文学能表现宗教情感悟境的要求与赞美。作者一再强调优秀的佛教文学作品是作者能深通佛教奥义,歌咏其悟境的作品,如果只是以佛教为题材作表面的描述(如游寺等),则不是他所真正欣赏接纳的作品。因此他虽然也承认佛教故事变文类的作品有其文学价值,但不免也要评论道:
  俗讲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忠实地阐明教理,毋宁说是通过俗讲来阐述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人类的喜怒哀乐以及劝善惩恶。总之,在俗文学领域所表现的佛教,已经世俗化是趣味化本位的。如果从作为佛教真髓的真正解脱来说,或许是佛教的堕落。
  这是从佛教思想内容来评论了。也由于这种基本的态度,他特别赞美推崇禅门诗偈“有悟境”是佛教文学作品最高的境界。以这样不时流漾着宗教情操的讲究,形成了本书的特殊风格,以及他对佛教文学史材料选择及品评的一个基本标准。

  (二)、《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
  如果说加地哲定先生的佛教文学史是纵向的叙述,则孙昌武先生的这本书则是横向的剖析。论及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等几个大范围。
  作者自述其研究方法是就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做一历史性的描述。他认为“描述”这基本工作,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学者在这领域广收文献资料,运用正确观点和科学方法,来做全面性历史性的描述。但是由于侧重佛教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又强调视佛教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作者固有的马列意识形态下,要如何将佛教在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用“正确的”观点描述出来,是令人有些费疑的?所幸观看全书,作者以固有的意识形态来批判诠释的地方并不多,不致影响其全书的大格局。
  全书论述的角度,是以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及传播的角度,来探讨几个中国文学大课题在历史流变中,受到佛教思想影响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其中最有意义的是第三章,这一章可谓对中国文学重要的文类文体都照顾到了。且对各文类文体的评述,能够综合过去学者研究的成果,加上自己的见解,用条列式的方法,抓住每一文类文体受佛教影响的特色,令人能获致清晰而核心的概念。
  因此此书可以给我们对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几个重要课题,提供一个历史线索鸟瞰式的理解,并可由其中挖掘问题深入研究。

  B.泛论类
  (一)、《中印文学关系研究》裴普贤着,台北商务书局,1968年,初版。
  此书虽然付梓于六○年代末,但完稿皆甚早,由作者的〈后记〉中,可知在1958年即完稿并在香港大学的杂志上发表了。
  其书中指出中印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关键始于佛典的翻译。并言在其前有梁启超、胡适等研究做前导,中印文学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尚未有系统化的论述,因此本书是将我国文学受印度文学影响的各方面,做一总的考察。
  全书采单篇论文结集的形式,先论梁启超、胡适的研究成果。再论佛经翻译文学的文体及其影响、以及佛教对声明学、我国诗人、小说、戏剧的影响;也提到印度非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汉译佛典对印度文学的贡献等单元。
  全书可谓对中印文学的关系,作历史性鸟瞰性的泛论,此书着成甚早,前辈学者开拓研究领域功不可没。

  (二)、《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陈洪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
  此书以文学四体─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述佛教的影响,主要也是由历史的角度进行“描述”的工作。在文学四体内,也并非做源流演变类有系统的叙说,而是在每个文类内选择几个主题来写,写得亦不深入有些泛泛写来,但有些主题选得很好,很有后继研究的意义。例如:〈6。散文中的僧徒形象:和尚碑传文─僧侣游处的记述〉、及〈7。散文中对佛教胜迹的记述─有关佛刹的记述描写─对佛教其他造型艺术的记述。〉〈11。小说中变形的佛、菩萨、罗汉〉、〈12。小说中圣俗不一的僧众〉这些主题皆可以历史、社会学、文学的角度再予深入研究。

  C.断代类
  (一)、《唐代文学与佛教》平野显照着,张桐生译,见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92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
  此书是世界佛学译丛的编者蓝吉富先生邀请旅居日本在福冈大学任教的张桐生女士翻译的。蓝教授在出版前言中云:
  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大都知道佛教与唐代以来的文学,有很深的关系。遗憾的是对这种关系作深入研究的人,在国内学术界甚为罕见。因此,应该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热斗话题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这一种书,必须要去迻译外国著述来开拓国人的学术视野,这委实是令人很遗憾的。
  平野显照先生的日文版应在昭和53年已完成(1978),因此算是这个领域最早的专书。
  这本书的章节大抵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唐代正统文学中诗人,共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三位。另一部分是俗文学中的讲唱文学。再来则是有一章谈到唐代小说与僧房佛寺及缁徒的关系。由于是单篇论文的汇集,全书章节间,乃至各章的各节间似乎没有什么很大的连贯性。在研究方法上以考据为主,所关乎的课题都较细微支节,例如谈到唐小说与佛教的关系,只着重在唐代寺院可以是小说家会谈集会的场所,小说的产生和佛寺有关等;以及略略提及僧人在小说中的形象,和佛教在小说里是用来助长故事的起伏和内容的变化等。
  虽然本书对唐代佛教文学的研究非全面性,处理的问题也较细微,但却在问题点的发掘上或很细致或具启发性。例如讨论李白诗中“金粟如来是后身”的用语意涵;另外如〈伍子胥变文考〉,可看出伍子胥故事有其探索的空间,而国内张瑞芬教授即在这主题上加以开拓,有《伍子胥变文及其故事研究》一书。(文大、中文硕论文,1985年)

  (二)、《唐代文学与佛教》孙昌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台北,谷风,1987。
  这本书充满了作者由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对佛教的批判,动辄以“迷信”、“唯心主义”、“陷入佛教骗局”、“悲观主义”等来描述他所研究的唐代文人被佛教的“宗教毒素所麻醉”。因此本书在佛教思想对唐代文人思想、信仰、生活态度的影响评论部分,是相当偏颇的。比较可取的是就佛教对唐代文人在文学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影响。但这部分的评论也有可议之处,如在论〈唐五代的诗僧〉中言:
  另外,晚唐以后诗的创作走了下坡路;诗僧创作却大大增加,这又是个文学上的畸形现象,也是诗坛衰败的症候。
  但有关诗僧不兴盛在唐诗全盛的盛唐,而产生在中晚唐。另有大陆学者从禅宗在唐代是晚唐达到了全盛这个观点,来解释晚唐诗僧兴盛,且诗僧中又以禅僧最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注8)这应是较客观有据的看法。此外本书对唐代佛教文学的研究,也只偏重在几个文人如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及诗僧的探讨。此书是单篇论文集成,研读此书,宜披沙拣金。

  二、佛经翻译文体(译经文体)的研究
  (一)、〈佛经的翻译文学〉胡适出自《中国白话文学史》,台北,远流,1986二版。
  在哲地加定和孙昌武的书中,都以“汉译佛典”为第一章,可见“汉译佛典”的文体对中国文学起了很大的影响。而首先有系统论述汉译佛典文学价值及对中国文学影响的中国学者是胡适。
  胡适之所以会注意到佛教的翻译文体,主要是认为相对于骈偶古文,佛经的翻译文体是一种“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胡适为提倡白话文,所以在中国文学的长河里寻找白话文的系统而写成了《中国白话文学史》一书;而其中的第九、十两章则是〈佛教的翻译文学〉。
  胡适认为佛经的翻译文学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进一步地说:
  (1)由于译经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造成一种文学新体。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2)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启发了中国浪漫文学的产生。
  (3)佛经的故事、小说、戏剧形式,以及韵散夹杂的文体,对后代小说、弹词、平话、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胡适的这些观点,可谓具有开创性的,他首先提出译经文体的特殊性,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余国藩教授进一步阐释认为胡适提出印度文化和其幻想文学的传入,以及其“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取向,大大的解放了中国的传统文章。也就是指出印度文学曾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悬空结构”的文学体裁,纯属创造性的作品已获致认可。也就是说佛教曾为虚构文学提供素材,引进新的文学与语言形式。(注9)

  (二)、《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蒋述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初版
  本书是由环绕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的数篇论文组成的。
  作者认为佛经的翻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二者间是互动互渗的双向关系。中国僧人以及文人的参与译经,一方面将中国文风带入了翻译,另一方面又从佛经的翻译中吸收了佛经文学遣词造句及文学描写的风格。这种双向交流,必导致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例如作者在〈四声与佛经的转读〉与〈齐梁浮艳藻绘文风与佛经传译〉二篇文章中就试图力陈其观点,从佛经传译的经典内容、修辞遣字的用语,及名僧与名士清谈等的善辩论谈,以及宣传唱导内容的声情之妙等方面,指出佛经传译对齐梁浮艳藻绘文风,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在〈玄佛并用与山水诗的兴起〉一文,提出(1)玄学与佛学思辨性的理论及方法,给山水诗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理论基础。(2)玄佛二家理想人格的讨论、推动了山水审美观的发展,山水诗的产生。(3)佛教造像以及玄佛在“形象”认识上互相吸收,对山水诗产生的影响。
  在〈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一文中,将佛教影响志怪小说的内容与类型,分为三种类型:(一)故事基本结构的袭用(二)借用佛教部分情节掺入本国故事中(三)故事类型的袭用(按:此所指“类型”为某种“观念”,例如梦幻人生类型、因果报应类型等)。
  但文中也有可争议的问题,例如指出中国志怪小说中的离魂故事类型出自佛经故事。并引康僧会所译《旧杂譬喻经》卷下的故事为证,但观经文是死后识神摩娑其骨,而非活时灵魂出窍。纵观佛经故事似无活时灵魂出窍的故事。离魂故事或许应和道教出阴神或阳神的观念较有关连吧!
  此外,从北朝社会背景及石窟造像的佛菩萨形象多显得沉重充满忧患感、悲凉感,以及多苦修像、多本生佛传故事中的割肉舍身等,和弥勒造像最多代表人们寄望来生等等,突显出北朝佛教悲苦沉重寄望来生的形象;又从北朝在宗教上重坐禅追求神通而不重义理研究等;综合归纳出佛教对北朝质朴悲凉文风的影响。
  综观此书许多观点都很新颖,然论述立论似嫌不够周全,若能在许多主题上再深入研究,则其论点可补充中国文学史上忽略佛经传译对中古文学无论在创作、理论等各方面的影响。

三、有关各种文类的研究

  A.小说
  I.志怪

  (一)、《佛典?志怪?物语》王晓平,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初版。
  这本书是以汉译佛典、与中国志怪小说、以及日本物语三者的对比比较研究。从翻译、主题学、接受美学等角度来进行研究。
  贯穿全书的线索是“主题学研究”,因此作者探讨了不少在佛典、志怪、物语都有的同一主题。研究它们材料的异同,与其中反映的民族礼俗与风情。例如根据钱钟书先生的发现,再进一步考证、比较《生经》第十二则舅甥共为盗的故事,指出《生经》所载乃截取希腊《史记》而来,而后再影响到《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唐义净译)中的舅甥共盗事。而日本《今昔物语集》卷十也有这个故事,源出于《法苑珠林》。作者并比较其中异同、删增等所反映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诸如此类主题研究的故事,贯穿全书。
  另外,作者提出佛经故事多采用民间故事的叙事手法,这与中国经史叙事文学的叙事手法,在结构与叙事进度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表现出对经史寄生性的志怪小说,在它要吸收佛经故事时,在内容上要接受佛经故事的神幻、夸诞、奇异必须是有节制性的,只能在与中国本有思想相接的部分来获得膨胀的契机,因此志怪小说中的善恶祸福,因果报应、鬼影幢幢的内容特别多;而在叙事手法上,则从六朝至唐宋的志怪小说很少吸收佛经故事的叙事手法。作者由志怪的本质来探讨其吸收佛经故事的情形,爬梳其脉络发现其特色,是很有见地的。而这样的溯源与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者的研究不仅是描述而已,有精细的探源考证,也有注意到印度佛典在汉译中的中国化部分;以及从汉译佛典吸取养分再一次中国化成志怪小说的历程;也注意到物语在接受汉译佛典故事及志怪小说时如何脱去原有的印度化、中国化,而发展出自己的想像体系;是一本颇具启发性的书。

  (二)、《幽明录、宣验记研究》陈桂市,高师大国研硕,1987年。
  作者在文中指出:(1)幽明录与宣验记同为刘义庆所主持编纂的。二书的成书时间,性质与内容特色,适与义庆生平经历、思想转变有隐合处。(2)幽明录、宣验记在文学艺术价值之外,也具有社会史料的文献价值。
  论文用了前面四章在讨论作者、成书经过、书中引用资料,以及卷本流传等问题,真正用在文本上的只有二章,比例似不匀称。对两个文本内容的写作技巧、风格以及二者之比较等问题,以及作为佛教志怪中的不同定位,都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三)、《六朝佛教志怪小说研究》薛惠琪,文大中研硕,1993年。
  志怪小说研究者众,这其中自然多会谈及佛教的志怪小说,然皆非专门探讨有关佛教范畴。此本论文可谓专书的第一本。
  书中对六朝佛教志怪分为两大类:一是释氏辅教之书,又称为宣佛小说,为佛徒所作,宣佛意图非常明显;一是扬佛小说,以表现佛胜道、巫、传统神灵信仰的思想为主,作者多为一般文人。全书研究小说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思想表现、题材内容的归纳统合、故事类型分析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和人民期望。除此之外也尝试由佛教志怪的情节、结构、人物、语言及叙述模式等方面,分析其艺术特色。
  综合而论本书有整理描述文献之功,其中以分析佛教志怪小说的创作技巧颇有新意。但对将六朝佛教志怪分为两大类并未在文中详其区别所在。对搜集的素材也没有就时代或文笔、内容特色上来研究佛教志怪小说演变的痕迹。也没有对佛教志怪与其他志怪的区别分隔出来,而予佛教志怪在志怪小说中一个定位。另在分析佛教志怪小说时,没有讨论此类志怪的缺点,如:内容多是宣扬因果报应,主旨单一确定,使全篇内容缺乏创造性与想像力,千篇一律的善恶报应结果,使这类小说常流于单调枯躁。若能追踪这类志怪小说在后代是否有以其母题而重新创作富于新意的作品?还是在这类书影响下形成“善书”系统,直至现代的“天堂、地狱游记”一类的民间善书?则此书更具价值。

  Ⅱ、长篇章回小说─有关《西游记》的研究
  (一)、《西游记考证》胡适,台北,远流,1988年三版。
  胡适自1923年发表〈西游记考证〉引发东西学界研究的兴趣历久不衰,可谓具有开创研究风气之功。
  书中对作者、版本、故事的来源及演化,进行三方面研究。在对内容的探讨上则认为西游记是本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作者是玩世主义,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更不要说有什么儒释道的寓言蕴含其中。并探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来源,引发学界对这问题持续探讨的兴趣。

  (二)、《西游记八十一难研究》徐贞姬,辅大中研硕,1980年
  论文重点在:(1)以寓言象征的角度来诠释灾难的意义;包含对灾难历程、各种妖怪,及所经山水景物的诠释。(2)运用心理学上“冲突”的观点,来诠释引发灾难的各种人物、妖魔的错综复杂的关系。(3)采用容格“原型论”,提出辅助解决各种灾难的“智慧老人”原型的问题。此论文有助于开拓对西游记内容理解的新角度。

  (三)、《西游记探源》郑明璃,台北文开书局,1982年。
  此篇为郑教授的博士论文(师大国研)。
  全书约从(1)作者。(2)版本。(3)故事源流、形成过程。(4)西游记的形式与内容四大方面来探讨。强调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西游记故事在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就形式与内容二方面,来造就作品的文学效果。
  综观此书:
  (1)研究资料丰富,总结了其以前研究〈西游记〉的绝大部分资料。例如:中文的单篇论文有290余篇、中文专书8本、工具书一本。日文研究论文102篇。英、美等地的中外学者的博士论文或专著数篇,对于后继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完整的研究资料。
  (2)用功甚勤,在作者、版本、故事源流及演变三方面,叙述、考证,全面而精微。
  (3)能运用各种文学理论如神话原型、童话特质、寓言特性、喜剧风格等,以及掌握儒释道的要义,来进行内容与形式。例如:人物塑形、叙事结构、修辞技巧等的分析论释,每个方面都能融合诸家说法并独出机杼。
  (4)在主题的发微上,肯定西游记是一本寓言小说。其由灾难的虚幻性、心灵的修持、五圣一体三个角度来发微主题。指出整个西行主题不外是修心,灾难其实是心魔的幻现,以悟空代表心,心不但要“空”而且还要“悟”。而每一种魔障,都要彻底消灭才能达到涅盘的“空”境。因此西游记中的每一妖魔,不是被悟空赶尽杀绝,便是找出它的“主人公”收回去,都是根本解决的象征写法。并指出五圣实际上只是取经者一个人内在的五个层面,五圣契合,终至彼岸。
  此外,对许多情节的诠释:书中对三教(尤其佛道)嘻笑怒骂的态度的阐释,都有细腻深入的见解。
  (5)可谓一本全面性有深度的“西游记概论”。为研读西游记必备的入门导引。

  (四)、《余国藩西游记论集》余国藩着、李奭学译,台北,联经,1989。
  综观此书:
  (1)利用西洋批评观念中亚里士多德提倡的“有机结构说”的观点,就西游记全书的“叙事结构”与“河流母型”的角度,来分析判定争议不休的西游记第九回问题。换言之,对版本学的问题,佐以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解决。这是一种新的诠释手法。
  (2)以西洋史诗的观念来评论《西游记》中插诗的作用与地位。认为西游记中的插诗,是全书行文的一部分,是西游记全文的“基本叙事结构”的一环,是和散文紧密配合。认为西游记中的插诗,具有史诗的格局。
  (3)(a)驳斥胡适的观点,认为应该用寓言的角度来理解西游记的内容。以西游记为一本富有创造性和宗教启发性的书。将西游记的内容比喻为宗教性的“朝圣行”,认为其叙事模式分为:放逐、游历、回返三部曲,而其目的:救赎。
  (b)又进一步分析外在的“朝圣行”,和内在的“朝心行”,其实是互为表里二合一的两条路线。
  (c)但这宗教性的朝圣行,并不曾有系统的阐释某教某派教义,而是具有三教归一的思想特色。
  (4)认为要认识五圣间的关系,必先细索西行取经的宗教意义,由修善根积功果的角度来诠释五圣间的关系。但事实上多侧重于诠释玄奘与悟空二者的关系。
  (5)解析书中五行、炼内丹术语与三藏三徒之间的关系。余教授对道教有相当深入的理解,不但能指出西游记中的一些诗偈是脱胎自道藏的某本道经,对内丹术语也相当有研究。因此他能处理西游记中有关道教的部分,这是一般学者较困难之处。
  (6)一针见血地提出关乎教理与创作技巧的大问题。
  余教授自己提出:“小说中的宗教意义,如何与充斥全书的讽寓和幽默相提并论?”的问题。并从中国禅宗惠能所开展的南禅精神中的“当头棒喝”、“呵佛骂祖”等风格特质来诠释。认为《西游记》以貌似狂禅的轻狂叙写来达到“佛门传心法”的目的,运用反讽技巧,南禅破执外相的精神,暗示“我心即佛”的最高旨意。这是余教授一个独具慧眼的诠释。
  除了有关西游记的论文研究之外,余教授更以十三年的工夫,用英语完成皇皇四卷的《全本西游记译注》,被评为“骨肉俱全”当代最好的英译本。

  (五)、《西游记人物研究》张静二,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初版。
  全书重点在:
  (1)指出“五行生克”关乎西游记全书的基础架构。是作者据以整合全书使全书(a)条理分明。(b)有思惟上的基础。(c)西游人物获个性上的指标。
  (2)全书运用人类学的启蒙仪式(分离、转变、返回三部曲),以及神话学中“死亡”与“复生”的原型,来一一的分析小说情节及人物。对五圣均有精辟入微的性格、形象及内在意涵的诠释。尤其历来对龙马鲜有论及,本书着墨不少。
  (3)由(2)的角度加以诠释,而归纳出此书是一本“人格塑造、成长”小说。没有从宗教性的角度来诠释主旨。
  (4)对“心猿意马”一词,由关乎“全书的架构”的观点来予诠释,深具创作。
  (5)分析悟空毕生追求为“人”的错综复杂心态,认为可称为“孙悟空情绪”,可谓见解独到。
  本书每个课题的论述,都能先总评在此课题上已有的研究成果论点的得失,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可谓迭有创见。作者所诠释的每个角度,可谓都是创造性的诠释,深富意义。由于多从人类学的角度诠释人物及情节,对书中的宗教性未着墨论述之,是可惜处。

  (六)、《西游记人物的文字与绣像造形--以李卓吾批评《西游记》为主》彭锦华,辅大中文硕,1992年。
  论文重点在:
  (1)发现绣像与文本互动关系有研究价值。
  (2)讨论绣像与文本间的关系。
  (a)讨论绣像在创作思惟与创作技巧上与文本的关系。
  (b)讨论绣像与文本之间,即造形艺术与文学之间,是否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抑或仍有不能尽合之处?
  (3)以神话思惟与经验思惟两种模式的交替运用来分析西游记中主角人物的塑形及修道历程。以直叙性的形象思惟来分析西游记对山川、文物、场景等盛服矜装的艺术形象特质。
  (4)从李卓吾“童心说”的思想观点,来讨论李卓吾评点孙悟空的观点。
  (5)讨论绣像所反映的明代绘画技巧及绘画美学。
  综观本论文能注意到插图与文字间的互动关系,为西游记的研究,别开蹊径。而用功甚深,结合明代绘画艺术与文学两种不同领域的学门来研究,运用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皆甚恰当。但在有关李卓吾评点的部分讨论太少,多直接讨论西游记作者对三教的观点。

  Ⅲ、小说中的主题研究
  (A)冥界研究
  (一)、〈冥界游行〉前野直彬着、前田一惠译,收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4》,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年。
  本译文最早刊于1961年,因此发表的时间可谓在专以“冥界”为主题研究的论文中为最早的。也可谓开创性的研究。
  此论文主要讨论六朝的冥界,以六朝志怪小说中的材料为范围,于其中爬梳整理中国冥界观的原始面目及其演变,以及受到佛家地狱说影响后的变形。
  论文重点在:
  (1)指出中国人最早的冥界应是黄泉、蒿里坟墓等死后的地下世界。
  (2)引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泰山治鬼”条,认为有关泰山之神管理死者的观念,是从前汉哀帝、平帝时开始,经后汉这段时间演变形成的。
  (3)分析“泰山治鬼”时期冥界的种种特性。
  (a)发现“泰山治鬼”的冥界是可以游行的。也就是由于冥界的泰山府君有事欲传达于鬼域外的他界(如河神之域),于是请活人入冥带信再出冥。于是活人便曾经历冥界,在冥界游行。
  (b)中国的冥界原本官吏组织松散,没成系统。冥界官吏出缺常由阳世亡者来充任。冥界的官界也充满了中国官场上人情请托之习。
  (c)冥界没有审判生前善恶的观念。
  (d)冥界有被误拘的亡魂,而这是人可以死而复活的原因。
  (4)加入佛教地狱观念以后的泰山冥界。
  (a)举幽明录中赵泰、舒礼、康阿得的故事为例来做说明。
  (b)加入地狱观念后的泰山冥界,泰山府君仍是冥界最高官吏,没有阎罗王这名词出现。
  (c)有地狱、泥犁等名词出现,也有对地狱种类、名称及酷刑的描述。
  (d)以人生前善恶行为轮回六道依据,冥界成了审判的场所。且强调生前宗教性的行为是积善业的最佳方式,充满佛教色彩。
  (e)加入地狱观念后的泰山冥界,是以“城”为画分区域,冥界并非皆是地狱,约分为“福地”、“受变形城”、“地狱”三城。
  (f)冥界仍可游行,如赵泰是被恶鬼误捉命尚不该绝,因此游冥界后,遣送回家。
  (5)最早的阎罗王冥界出现在北魏,《洛阳伽蓝记》中是最早出现以阎罗王这名词取代泰山府君。
  (6)从冥界游行回来的人,描写为不是英雄,而是对来世怀有恐惧感的人。虔诚的信仰,加上想像力,产生的就只限于因果报应不爽的故事。
  (7)六朝冥界游行的故事,从基于原始民间信仰而来,在泰山深处,胡母班“扣树求见”所访的“牧歌式”的冥界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逐渐染上佛教色彩,冥界是算阳世总账的地方,而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与可怕性。
  此论文可谓对中国冥界的原始形态及受佛教地狱影响后的形态,都作了概括性的考察描述。

  (二)、《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台静农,东方文化十三卷一期,1975年。
  台教授在这篇论文中的第一部分是〈佛家地狱说反映于中国小说的情形〉:
  这个主题在内容探讨上有和日本学者前野直彬类似之处,但也有相异之处。也可视为一个开创性的主题研究。
  论文重点在:
  (1)首先探讨佛家地狱说,始由汉末流入中国,到了南朝大大流行,而在中土人民的心理上生了根。于是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
  (2)佛教地狱说虽流行于魏晋与南朝,但魏晋作品中只记泰山是鬼世界,没有悲苦的地狱观念。南朝王琰《冥祥记》中有14、15条记地狱,但地狱主仍用“泰山府君”没有用“阎罗王”(此乃用中土名辞代替天竺名辞,使中土人易于接受)。
  (3)王琰虽然以小说宣扬地狱,似乎没有影响到当时好鬼神志怪的文士。由六朝至唐,有修养的文人,都不愿意接受外来的地狱(页254)说。
  (4)唐代最先接受地狱说的是画家不是文学家,民间流行的俗讲变文,也有以地狱为主题。但唐传奇中以地府为题材的不特时间甚晚,且作品不多。如“杜子春”一文,运用佛家地狱非常自然,令人不觉是从佛教吸取而来。
  (5)清,《聊斋志异》一书中,地狱在文学作品中始放异彩,地狱用来做对人世的谴责、讽刺之寓意。
  全文可谓对佛教地狱说传入中国后的演变情形做一扼要论述。
  前野直彬先生与台教授的文章,虽都是短篇论文,甚至论文中的一小部分。但所厘清的观念,引用的资料,对后继研究者都有奠基的作用。至于台教授的论文中,不知为何没有引用幽冥录的资料,以致上所陈述其论文要点(3)颇有诤议性。但瑕不掩瑜,整个论题是有后续研究的价值。

  (三)、《六朝志怪小说中的死后世界》赖静雅,政大中文硕,1990年。
  (四)、《唐代冥界故事研究》陈丽玲,辅大中文硕,1995。
  此两本论文在材料的搜集以及描述分析上,自然是较一、二两篇单篇要丰富得多,但在对冥界的基本架构叙述与对冥界的诠释上,大抵不出一、二两篇所论范围;又皆有可议处,如《六朝》论文中,将佛教净土归类为“天上冥界”;无论就佛教地狱、净土思想或变形为中国佛教冥界观,都没有将净土当成“冥界”来处理的。另外,在《唐代》篇中,首先在材料上没有用到变文中的目连变文,以及〈唐太宗入冥记〉等篇,是颇为严重的缺憾。而对唐代冥界故事的全貌径以台教授研究“杜子春”、“崔绍”二篇的结果指出唐代冥界故事,已脱离佛教宗教性本来面目,只是文人用来创作时的题材,不复成为宣教的工具。似乎以偏盖全,未必如此乐观。(页255)

  (五)、《目连救母故事之演进,及其有关文学之研究》陈芳英,台大中文硕,1978年。
  目连冥间救母故事是唐代变文中非常重要的篇目,也是唐代俗讲非常流行的讲题,那时还有变相与之配合。目连救母故事的重点描述就在入冥寻母。因此此论文在探讨目连入冥所描述的冥间光景的由来,认为是佛教地狱说,混合唐代盛行“地藏十王经”的十王信仰,以及中国冥间的鬼道游魂等几个部分而成,为后代小说中描述“幽冥界”、“阎罗殿”提供了一个范本。此论文有关冥间的研究,基本上可视为冥界主题研究的延续,且有对冥界在构造由来上,做了更上屡楼的研究,值得参考。
  附录〈尸体、骷髅与魂魄─传统灵魂观新论〉李建民,台北,〈当代〉,90期,1993.10.1。
  此文虽是单篇论文,又非以研究冥界为主,但对解读中国志怪小说中死者复生,人鬼联姻,冥阳两界会面等故事,以及为数甚多有关骷髅的故事,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可使我们找到诠释这些小说内容的思想进路。故附录于此,以供参考。也许因此也可发现志怪小说中新的研究题材。

  (B)“龙”的故事研究
  (一)、首先对佛教中龙影响于中国小说进行研究的,仍是台静农教授,其在〈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一文中的第二部分是“二、佛书中龙的故事对唐人传奇的影响”,先叙述佛经中有关龙的形象、宝物,以及有关龙女的故事,并指出佛经中龙女遇难的故事,是唐人传奇“柳毅传”取材创意的来源。

  (二)、《龙女故事研究》王方霓,文大中文硕,1993年。
  此论文的研究主题,即是承继台教授的论点而予以开发扩展而成。在资料的搜集、综合分析整理上,可谓相当周全,若要有后续关于“龙女”的研究,可能要有新的诠释观点,及运用文学与其他相关学门的理论。

  (C)关于哪吒的研究
  (一)、《哪吒人物及其故事之研究》陈晓怡,逢甲中研硕,1994年。
  论文作者自述目前于哪吒的研究成果极其有限。在她之前总共只有三位学者四篇单篇论文的提出,而其中以前辈学者柳存仁先生为此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也以其研究最具代表性。
  本论文共分(1):哪吒在佛教密经典的探源,及在禅宗语录中的隐喻意象;(2)哪吒故事在唐宋笔记小说与元明戏曲小说中的演进过程;(3)哪吒故事内容分析等三大部分。运用了神话学的母题,人类学中的启蒙仪式,以及容格的集体潜意识等方法,来诠释哪吒故事的主题节构,及所反映的文化心理。并分析陈述了哪吒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形象转变,由原先佛教的护法神、宋以后变成道教色彩浓厚的传说人物,而在通俗文学的重塑下,哪吒更成了知名的小说人物广受民众喜爱;而因为小说的催化,使他重返宗教领域,成为民间信仰中能够伏鬼降魔的神祇,香火旺盛。最后作者并提出关于哪吒在民间信仰研究这领域,有一个很大的研究空间。此论文在对哪吒故事的探讨上,可谓后出转精,是目前最完备的专著了。

  (D)有关观音的研究
  有关观音的本事研究,包括观音的意义、历史、种类、性别,及信仰研究有几篇零星的论文及专书。至于文学作品中的观音研究,目前知道的约分两类:
  (一)、西游记中的观音研究
  在前面所谈到的西游记研究概况中,除余国藩先生的书之外,其余书中多少都有讨论观音菩萨的形象。有从神话学“智慧老人”原型来诠释观音,也有从神圣化到世俗化、神性化到人性化、母性象征等观点来诠释观音在西游记中的形象,都颇有可观。

  (二)、《鱼篮观音研究》高桢霙,文大中文硕,1992。
  专就鱼篮观音这一造型的来源、传说、文学内容等来研究。由上所述可知,文学中观音的研究应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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