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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中的兴衰



——当新兴思想与传统主流思想相碰撞时

青平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斯里兰卡与印度佛教史的考查,提出: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其成败与兴衰,最终取决于它对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一种新兴思想,往往会以传统主流思想所不具有的思想优势对后者进行强烈的冲击,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它取代传统主流思想决定因素。在面对冲击时,传统思想往往会因其保守落后而一度沉寂衰败,然而它却会在对峙中不断调整自己,并开始向新兴思想学习乃至与之相融合,最终将新兴思想的优势兼收并蓄,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于是新兴思想便慢慢失去它的明显优势,甚至最终被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并复兴而起的传统思想所吞没。


  在学习斯里兰卡佛教史时,有一个很深的困惑,为什么无畏山寺作为新兴大乘思想的传播者,一度极其兴盛,甚至有将大寺所代表的、作为传统主流的上座部小乘思想取而代之之势,却最终不可思议地衰亡,被吞没在大寺的法统之中。照道理,新兴思想往往是具有更多优点与长处的新事物,然而其结局却并不是新事情战胜旧事物,反而是被旧事物所吞没。同样的情况在印度中也出现了,作为新兴思想的代表,佛教曾经一度极其兴盛,但后来也不可思议地衰亡了,被作为传统主流的婆罗门教革新者印度教所吞没。这几乎是一个近乎规律性的现象,虽然它并不见得是必定发生的结局,但它反复再三的发生,必定包含着某种深刻的原因,这原因耐人寻味。
  本文将重点放在对斯里兰卡佛教史与印度佛教史的考查上,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其成败与兴衰,最终取决于它对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新兴思想往往以传统主流思想所不具有的思想优势对后者进行强烈的冲击,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它取代传统主流思想决定因素。在面对冲击时,传统思想往往会因其保守落后而一度沉寂衰败,然而它却会在对峙中不断调整自己,并开始向新兴思想学习乃至与之相融合,最终将新兴思想的优势兼收并蓄,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于是新兴思想便慢慢失去它的明显优势,甚至最终被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并复兴而起的传统思想所吞没。
  本文的将以斯里兰卡佛教史为主线,兼及对印度佛教史的考察,以期从新兴思想之新兴与传统思想之复兴两个角度展开叙述,勾勒出最具历史特征的发展线索。


一、新兴思想初起传播时的艰辛

  新兴思想初起时,往往都是在曲折中艰辛前行的。作为新兴思想,通常会是一种具有优势的全新思想。面对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思想,新兴思想要么就因不具特别优势而被淘汰,要么就因自己独具的优势而蓬勃兴起,进而与传统主流思想相争胜,力图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新兴思想,其理论上独具的优势至少从三方面得到体现:(1)它更先进更合理;(2)更能解决实际问题;(3)更易于被普遍接受。
  正是由于新兴思想拥有这种独具的优势,它的出现必定会引发对传统主流思想的巨大冲击。而传统主流思想又代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力,在面对冲击时,为了保护它的思想优势,必然会对新兴思想进行强硬的排挤与压制。于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这样的场景:传统主流思想一方面固守着自己保守的风貌,对新思想与新理论全然拒斥;另一方面还往往与某种强权相结合,对新思想与新理论进行沉重打击。
  佛教大乘思想的兴起,是佛教由提倡个人修行得解脱的小乘思想,进而深化到行菩萨道、利乐有情,也就是普利一切众生的大乘精神。大乘思想显然与全体民众有了更广泛的接触,也更利于大众的接受与普及,这是佛教由个人修行所聚集的狭小圈子走向全民大众的必然结果。当佛教越加接近全体民众时,他与政治相结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事实上,单单主张个人独修的观念是很难与政治相结合的。然而,佛教的全面发展,又最终难免要与政治发生关系,所谓"不依国主,法事难立"(道安语),于是大乘思想便提供了这样一种结合的可能性。当统治者自己因笃信佛教而受益时,他往往会同时发现佛教也是教化民众的最好方式,于是在他的提倡下,佛教亦可借助于政治而兴盛一时,而这种政治化倾向的"佛教运动",往往都具有很强烈的大乘色彩。
  考查大乘佛法在斯里兰卡的兴起,可以看出尽管大乘思想因其明显的优势而得以迅速传播,一度甚至压倒作为传统主流思想的小乘思想,但它却一直在曲折中艰辛前行,乃至于经受过多次毁灭性的打击。每一次沉重打击,都直接来自于作为传统主流思想所代表的政治权力。尽管对于这种政治权力来说,大乘佛法远远要比小乘佛法更有助于他们的政治统治。
  斯里兰卡的大乘佛法是因无畏山寺的自由学风而以接纳、流传并最终兴起的,在这之前,斯里兰卡的传统主流思想的代表是大寺,大寺所弘传的是小乘的上座部思想。
  斯里兰卡的佛法由玛亨德长老开始传播,玛亨德长老是印度阿育王的儿子,他因阿育王的弘法弘愿而来到斯里兰卡,把佛法第一次带入兰卡岛。他的弘法得到了斯里兰卡国王爱帝须的支持,国王把自己的御花园"大云林园"献给了玛亨德长老,并在园内建起了大寺。这座大寺不仅从此及今成为斯里兰卡弘法主道场,而且成为整个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
  无畏山寺则起于国王瓦腊干跋对摩诃帝须长老的报答与布施,在国王因内乱而落难时,摩诃帝须长老为国王提供了衣食,并为他化解了叛将的怨恨而使之继续为国王效忠。摩诃帝须长老原是大寺的僧人,后来因独得国王的布施而招致大寺僧人的愤慨,被判摈出大寺僧团。其弟子巴哈拉玛帝须便带领一批僧众迁往无畏山寺,与师傅联合,同大寺长老分庭抗礼。这样,斯里兰卡的僧团便分裂为大寺与无畏山寺两个派别。无畏山寺在历史上一直以思想开放、学风自由而与大寺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如同佛教最初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部一样,大寺如同上座部那样代表了传统保守的思想,而无畏山寺则如同大众部那样代表了新兴活跃的思想。
  公元一世纪,佛教的大乘思想在印度兴起,之后便随着某些避难于印度的斯里兰卡僧人在回国时开始传进了斯里兰卡,同时,还有一批属犊子部的法喜论师的弟子也从印度来到了斯里兰卡。由于大乘思想与大寺的理论格格不入,因此这些具有新思想的僧人被大寺拒之门外,但无畏寺却接纳了他们。从此,无畏山寺便渐次演变为新兴大乘思想的传播中心。到公元三世纪,大乘方广派自印度传入了斯里兰卡,大寺僧人认为方广派非佛所说,无畏山寺僧人却承认并接受了方广派的思想与理论。后来沃哈里克国王责令精通佛法的大臣进行审查,认为方广所传确非佛说,便下令焚烧方广派经书、贬斥方广派僧人,以无畏山寺为代表的大乘思想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次打击虽起自王廷,它体现出的却是大寺的见解,可以看出这是大寺对无畏山寺的排挤与压制。
  事隔几十年,无畏山寺的方广派又活跃了起来。寺中的乌悉利亚长老因担心再次受到朝廷的镇压,带领300比丘到南山寺另辟道场,斯里兰卡的佛教从此就形成了大寺、无畏山寺与南山寺三个派别,而南山寺本出自无畏山寺,故而在思想理论的主张上,两寺并无差别。后来果然不出乌悉利亚长老所料,当时的国王高差波仍然对方广派报着敌视的态度,下令烧毁方广派的各种经论,同时还将60名方广派僧人身上打上烙印驱逐出境,以无畏山寺为代表的大乘思想再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后来,逃亡印度的兰卡僧人收了一个才华出众的弟子僧友,僧友因不平于师傅所受的凌辱,决心要到斯里兰卡传布大乘佛教。僧友曾两次进入斯里兰卡,第一次他取得了国王高波差的信任,被委任为两位王子的老师,但当他的弟子长王子德主帝须继位后,却大力护持大寺,同时对无畏山寺与南山寺均十分冷淡,僧友见弘扬大乘无望,便失望地回到了印度。事隔十年,他的另一弟子次王子摩诃森接替王位,僧友马上返回斯里兰卡。一开始他设法劝导大寺僧人归顺大乘,但没成功,随后他请国王出面,要求大寺接受方广派教义,但也遭致严厉拒绝,后来国王下令禁止信众供养大寺僧人,又受到了强烈的反抗。最后僧友在国王与大臣须那的支持下,捣毁了大寺的铜宫和大寺派的36所寺院及佛学院,一向繁盛的大寺转眼化作一片废墟,荒废达9年之久。但这种过激行为也招致深深的怨恨,尽管国王支持着僧友,僧友却被国王的一位爱妃指使人谋杀了,而大臣须那也被愤怒的市民打死。大乘思想再次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传播大乘的僧友最终被一个女人所谋杀,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在印度思想文化圈范围之内的斯里兰卡,女人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女人能如此违逆其作为国王的丈夫,并且能如此深地介入于政治与宗教纷争之中,能做出的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传统主流思想的影响与势力,确实太大了,它能让一个弱小的女子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以殉其宗教热诚。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臣须那所遭受的下场,他是被愤怒的市民所打死的,由此可见,他是死于众怒之下的,从中可以看到,传统主流思想对民众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当某种形态的思想因长时间的传播而根深蒂固时,这种思想便凝固成为一种民众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一种影响其思想行为的深层意识,这便是转化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当新兴思想兴起时,其面对的最大阻力便是,它很难抵御这种民众已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价值标准与深层意识。有时,影响民众抉择的,往往?quot;习惯",而不是"是否更好"。


二、传统主流思想的沉寂与复兴

  新兴思想尽管在一开始,往往受到传统主流思想的排挤与压制。但新兴思想却代表了发展的方向,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与理论,它最终总会因其独具的优势战胜并压过传统主流思想,并一时有取而代之之势。与此同时,传统主流思想会因其保守与落后而失去其原先的统治优势,让位于新兴思想,并一度归于沉寂与衰微。
  但"原"传统主流思想的一时衰微,并不意味着死亡。由于它对传统已经形成了深远广大的影响,它盘根错节的势力同时也埋藏潜伏着复兴的种子。历史为传统思想的复兴提供了新的选择:要么,就伴随着保守与落后在沉寂中继续衰亡,直到最后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要么,就是积极调整自己,并向新兴思想学习其优点与长处,为传统思想的再度复兴创造条件。
  这种学习并不意味着就会让自己完全转变,而与新兴思想再无区别,甚至使自己混同于新兴思想。事实上,这种转化更像是一种兼收并蓄的吸纳:一方面,新兴思想的优点与长处被广泛地学习与吸纳,将其优势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另方面,原传统思想被进行一次新的简择,它的优点与长处也同时被保存了下来。这种转型后的传统思想与新兴思想的明显区别在于:新兴思想通常以传统思想对立面的形象出现,它往往太过于注重自己标新立异(当然,这也是它的优点与长处),而对传统思想采取全然拒斥的态度;但转型后的传统思想却不同,它往往同时兼纳了新旧两种思想的长处,它实质上也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新兴思想,但它却是旧的传统思想母胎中诞生的新生儿,是一种立场与出发点均出自于传统思想,却让新鲜血液在其体内流淌着,并以一种全新面貌出现的传统思想。
  当转型后的传统思想完全吸纳了新兴思想的优点与长处时,新兴思想同时也就失去了它原先所拥有的思想优势。在两种思想已经彼此相似而难分仲伯时,最后决定其终场获胜的,便得看是谁的根子更深、谁对整个历史文化的深层层面影响更大了。在这一点上,传统思想显然有着更大的优势,因为新兴思想终归很难拥有那种千年沉积的深厚根基。所以结局往往是,当传统思想再次获得了致胜的机会,新兴思想也就再无招架还手之力,而被复兴的传统思想彻底吞没。这一出历史剧就这样宣告终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在对峙中,传统思想与新兴思想彼此之间的相互学习有时是同时进行的,不仅仅传统思想吸纳了新兴思想的长处,当传统思想开始复兴而新兴思想转而处在被动地位时,新兴思想也会大量吸纳传统思想的长处用以充实自己。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表现,其结局可以从两方面来体现:一方面,新兴思想极大地突破了自己原先的狭隘,显得更加丰富与精彩,所以它在本土之外向他方传播时往往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另方面,由于新兴思想越来越与传统思想相认同,它便同时愈加失去了自己的鲜明个性,越会在传统思想面前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所以在本土,反而加速了自己被传统思想吞没的历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晚期大乘密教的兴衰,大乘密教无疑是大量吸纳婆罗门教的许多修行特长的,因为它的方便善巧与殊胜疾成,不仅在西藏的弘传异彩纷呈,而且在全世界,一旦它的特长被人了解,也往会形成星火燎原之势,然而它却在印度本土惨遭灭顶之灾。而印度的原婆罗门教却在大量吸纳了佛教的优点与长处之后,以印度教的全新面目再度复兴,不仅吞没了佛教,而且至今仍是印度主流思想的代表。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考查斯里兰卡的佛教史。
  在僧友之后,斯里兰卡的国王或支持大寺,使大寺所代表的小乘上座部兴盛起来;或支持无畏山寺,使无畏山寺所代表的新兴大乘思想盛极一时;或者,两寺都同时敬重,使两寺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自由竞争。但从史料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国王,都是支持无畏山寺的。大寺的兴盛往往昙花一现,给人的印象更像是死灰复燃。
  公元三世纪到五世纪这近200年的时间里,斯里兰卡的大乘佛教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国王也大都支持大乘。大乘的势力甚至超过、压倒了上座部;无畏山寺和后起的与无畏山同出一脉的祗多林寺若合为一体,远远比大寺强盛。法显说当时无畏山寺有僧五千,而大寺仅三千,这里还没算入祗多林寺的僧众人数,若以一千之数以估计(无法确知),无畏山寺与祗多林寺两寺僧人要比大寺僧人多上一倍,这也可以证实无及其所代表的大乘思想的昌盛。
  尽管在历史上无畏山寺因其自由与包容的学风而学兼大、小二乘 ,但从此寺中方广派势力强大,经卷繁多,并且屡禁不止的情况可以看出,无畏山寺中大乘势力曾占据主导地位,对斯里兰卡佛教乃至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乘思想在斯里兰卡的社会影响还可以从另一条史料上看出。在斯里兰卡历史上,只有佛教徒方可为王,到九世纪以后,不仅是一般的佛教徒,还必须行菩萨道才可以为王。"菩萨"这一观念是在大乘兴起之后才在佛教中有了较大的影响,在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中,菩萨的地位在罗汉之下,本来是不受重视的。
  有关大乘思想兴盛之后,转而衰微的小乘上座部思想发展状况的资料手头尚缺,这里只好暂时空置。
  代表大乘思想的无畏山寺最后并入大寺法统,始于斯里兰卡国王巴拉克拉玛巴忽(公元1153-1186在位)对僧团的整治。在当时,斯里兰卡的佛教已经落到了衰微破败的田地,其内在原因,亦即比丘的堕落。史传中说,不少人披上黄色的袈裟不过是为了获得布施,填饱肚皮。有些出家人甚至利用寺庙的收入抚养妻室儿女,过着罪恶的生活。
  巴拉克拉玛巴忽国王登位后,下决心对僧团进行整顿,他依靠一位品行高洁的大长老摩诃伽叶波进行这项工作。摩诃伽叶波组成了一个宗教法庭,并亲任最高法官。法庭经过严肃认真地审理,把数百名不守戒规的僧人驱逐出了僧团,使僧伽组织得到了净化。与此同时,巴拉克拉玛巴忽还着手进行统一三个教派--即大寺、无畏山寺及祗多林寺,使其合为一体的工作。
  事实上,到巴拉克拉玛巴忽在位时,无畏山寺和祗多林寺两派所弘扬的某些大乘教义,诸如关于波罗蜜多的观点、对菩萨的信仰等,均已和大寺的教义相结合。也就是说,三派的教义早已趋于一致,不存在明显的分歧 。巴拉克拉玛巴忽统一僧团是公元1165年,从此,自瓦腊干跋国王复位后第一年(公元前89年或29年)教团开始分裂直到此时,长达1200多年的分裂历史宣告结束。此之后,无畏山寺派与祗多林寺派均被取缔,斯里兰卡全国的僧人又回归于"大寺"的这一旗之下 。巴拉克拉玛巴忽取缔无畏山寺与祗多林寺两派,造成大寺一派独尊的统一格局,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佛教文化的自由发展 。
  综述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归纳这样的结论:
  其一:在历史上,无畏山寺所代表的大乘思想在斯里兰卡一度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照理来说,这种优势的保持下去,应能最终将传统的小乘思想取而代之,然而,这一结果却并没有出现。
  其二:作为大寺所代表的小乘思想在与大乘思想的对峙中,一改前期抗拒排斥的态度,反而大量吸纳了大乘思想中有益的成份,丰富自己的思想理论。其结果是:"三派的教义早已趋于一致,不存在明显的分歧"。
  其三:国王巴拉克拉玛巴忽整治并统一僧团,最终是将无畏山寺与祗多林寺纳入大寺的法统之下,而并不是反过来,将大寺纳入前两寺的法统之中,这说明:一方面,大寺比前两寺有着更深更广的历史与社会的背景,最起码,它得到了王权更多的认可与支持;另方面,善于吸纳大乘思想中有益的成份的大寺小乘思想,已经转化成为更具生命与活力的全新思想,它已不再是原先意义上小乘思想的简单复兴,而是旧思想之上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
  我们现在一旦走入小乘传承并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它们强烈的大乘色彩,例如以行菩萨道的精神,关注政治现实、干预社会事务、推动全民的宗教信仰与修行实践。现在南传佛教的国家基本上延续着小乘佛教的传统,并大多由斯里兰卡所传入,且承接了斯里兰卡佛教的特色。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它们的佛教是小乘传统,但它们无不带着浓厚的大乘色彩,所以它们的小乘思想,是一种全新特色的小乘,是一种经过大乘的洗礼、并从而兼收并蓄大乘思想特色的小乘佛教。


三、印度佛教发展史的考查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晚期大乘密教的兴衰,大乘密教无疑是大量吸纳婆罗门教的许多修行特长的,因为它的方便善巧与殊胜疾成,不仅在西藏的弘传异彩纷呈,而且在全世界,一旦它的特长被人了解,也往会形成星火燎原之势,然而它却在印度本土惨遭灭顶之灾。而印度的原婆罗门教却在大量吸纳了佛教的优点与长处之后,以印度教的全新面目再度复兴,不仅吞没了佛教,而且至今仍是印度主流思想的代表。


四、是不是优秀人才变少了

  在考查历史时,我们往往会发出疑问,为什么当一个新兴思想初兴之时,优秀人才大量涌现,祖师大德层出不穷,仿佛几世纪的人才都在那一个时段中相约而至,一同来到,让思想呈现出纷繁璀璨的华丽景象。而当新兴思想已经孕育成熟之后,又仿佛,所有的人才都归隐了深山,一同而没,在史书记载上甚至难觅其踪迹,留给后人一个雄风不再、人才凋零的感慨。于是仿佛,新兴思想自盛而衰便可以人才之不续为标志。人才是事业兴盛的关键,而人才的缺乏,预示着新学思想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这似乎很有道理,因人才不续的缘故,新兴思想也开始自盛而衰的历程。那么,是不是在某朝某代,真的人才就会变得格外奇缺呢?否则那些有才华的人都到哪里去了?真的是共业所感同生,又相携并肩而逝了吗?
  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才都是永远不会缺少的,所会缺少的,仅仅只是供人才发挥的天地与供他们上场的舞台。我们在历史记载中所能找到的名字,都只是那些有独特贡献的人,而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有独特贡献呢?这不外是两类人:一类是原创型的人,提出了新思想、创造了新理论、解决了新问题;另一类则是集大成者,虽然并没有自己独具的创新,然而却对前人的成就做出了最高的概括与总结。
  于是我们便可以从中了然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新兴思想之所以应运而生,往往是因为那个时代开始有了许多旧的传统思想所无法解决的新问题,当新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解决新问题的尝试,围绕这种尝试,就是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的蓬勃兴起,这就是孕育新兴思想的温床。在新兴思想兴起之初,面对的新问题肯定是很多的,因为问题的多,所以解决问题的人也多,这就是人才辈出的迹向。优秀人才总是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许多新问题而被称之为优秀,而这些新问题又是以前所不曾有的,所以他们的思想便具有了原创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当新兴思想已经孕育成熟,其成熟往往也意味着许多该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这时,作为后起的人才,除了把问题弄得更加精致、更加庞杂、更加繁复之外,似乎已看不到还能有什么新的作为,于是在后人看来,仿佛便是人才凋零的景象。事实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没有了施展的天地。当然,当新兴思想走向成熟的时候,还为另一类人才留下了一个施展的空间,那就是集大成者。当一种思想已经发展到它的顶峰,总要有人对它进行全面概括与思想总结,这确实要有一个极渊博、极有才具的人,这种人的出现是历史的造化,却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当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履行了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之后,他的后人就只能望其项背、高山仰止了。因为最后一个该作的事都给他作完了,后人只有失业。所以,后来那些才情满腹却生不逢时的人,或走偏锋,出些奇才、怪才、绝才,以极端与怪诞名世;抑或,归隐深山、相携并逝,也并非不是不得矣的选择。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魏晋南北朝及盛唐之后,中国的佛教仿佛盛极而衰,再难重现昔日八宗并耀的辉煌,而印度晚期佛教的衰亡,也并非真是人才不济的缘故,用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理解在斯里兰卡,为何大乘佛教后续乏力,最终会被传统的小乘佛教所吞没。

  本文分析了当新兴思想与传统主流思想相碰撞时,为何具有自己独具优势并代表了先进和发展方向的新兴思想,最后常会被一度退出领导地位却再度复兴的传统主流思想所吞没?在本文分析中,认为这是一个近乎于规律性的现象,并且由此可以洞察许多历史留给后人的疑惑。但在文章最后,作者还必须对本文所揭示的这一普遍现象进行一个严格的界说。本文作者认为,这一近乎规律的现象,应该只会出现在大一统的思想环境与独裁专制的政治背景之中。因为大一统,才会出现为谁是正统而进行的彼此争斗,也才会以正统的姿态对非正统进行排挤、压制和打击;同时,因为政治的独裁与专制,才会出现借助王权、剿杀异端的血腥场面,出现忽而盛极一时、忽而衰败不堪这种大起大落的奇异现象。相反,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环境中,多元思想必定是同时并存的,虽然思想的扩张与发展难免出现相竞之势,但任何一种思想,只要有其优点与长处,便会找到其应有的生存空间,除非违抗了国家的制度与法律,谁都无权干涉它的存在。在这种自由平等的竞争之中,弱势思想可以与强势思想和谐共处、互补短长,却永远不会彼此相杀、必以取而代之而后快。这在近现代欧美等民主国家的思想发展史中,就可以得到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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